在这期间，司马氏集团在思想上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对当时有名的知识分子采取的是又拉又打的方法。当时著名的“竹林七贤”开始时都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但由于司马氏集团对他们分化瓦解，没过多久，“竹林七贤”中有的投靠了司马氏集团，有的被找个借口残酷地杀害了。
阮籍是“竹林七贤”中的著名人物，也是当时的人望所在，他当然看不惯司马氏集团的所作所为，不愿与他们合作。他志气宏达豪放、性格傲岸孤高，从小就有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在当时人人惴惴不安的恐怖气氛下，他采取的策略只能是“至慎”、“口不臧否人物”，所以，司马氏集团一直没有找到借口来对他采取什么措施。
曹爽专权时，阮籍曾被召为参军，但他以病推辞，隐居乡间。一年多后，曹爽被诛，人们都佩服他的远见。他忘情于山水之间，对朝廷的征聘一直不予理睬。后来司马氏掌权，他慑于其高压政策，为了逃避当权者的迫害，才出任小官。但他“居官无官之意”，做官实在是有些胡闹。实际上，他这样做是为了韬光养晦，为了让司马氏集团以为他只是徒有虚名而无实学的人，从而才能不被猜忌。
阮籍好酒是出了名的。当他遇到难题时，常常用醉酒不醒来躲避是非，但越是这样，他的名声就越大。司马昭看到阮籍很有声望，极力要把他拉到自己的营垒来，于是就派人到阮籍那儿，为他的儿子司马炎向阮籍提亲，如果二人做了亲家，那阮籍就是司马氏集团的人了。阮籍听说后，十分惶恐。他不愿和司马氏联姻，但是若要一口拒绝婚事，恐怕就会有性命之虞。于是，他又故技重施，听说司马昭派的媒人来了，他就拼命饮酒，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等提亲的官员来到，只见他呼呼大睡，怎么推他、喊他，都醒不了，什么话也讲不成，只好第二天再来，但他依然大醉不醒。后来司马昭亲自来提亲，他仍是如此。接连许多次，弄得司马昭一直没有机会开口，婚事只好作罢。
阮籍这次醉酒，整整醉了六十天，终于避开了这个难题。但还是有许多人想陷害他。钟会心怀叵测，好几次去找阮籍，提出一些问题来问他，想从他的话语里找出破绽。阮籍看出他的用意，等他一来，就请他喝酒，自己也喝酒，边喝边聊，一喝就醉醺醺的，似乎什么正经话都说不了，搞得钟会对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尽管多次设圈套，却不能抓到丝毫把柄。阮籍因此避免了遭受陷害。
一次，阮籍听说步兵兵营的厨师善酿，还存有三百斛酒。他就主动请求去做步兵校尉，后人因此称他为阮步兵。其实，他恐怕并不只是为了贪杯，而是为了逃避当时残酷的政治斗争。
然而，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是无法自全和自保的。后来，司马昭即位，因为阮籍在当时的文才最好，名气最大，如果他为自己写了即位的诏书，对天下的士人很有号召力，于是，司马昭要他写即位诏书。他一拖再拖，但官员不断地前来催逼，最终无法逃脱，还是写了。他干完了这件最不愿意干的事之后，就郁郁而死了。
当然，在“竹林七贤”中，最以饮酒著称的还是刘伶。由于他既善于写诗，又着意饮酒，并专门写过一篇歌颂饮酒的《酒德颂》，所以，后人往往把他看做文人中的酒仙。刘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性格落落寡合，不随便和人交往，只有阮籍、嵇康等朋友，几人经常携手同游竹林。刘伶性情旷达，不以家产有无为念，平生所好似乎只有饮酒，他的生命与酒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他常常坐着鹿车，随身带着一壶酒，让童子拿着一把铲子跟在车子的后面，嘱咐他说：“如果我喝酒喝死了，你就随地把我埋掉算了，千万不要拘泥于世俗的礼节。”
与“竹林七贤”的其他成员一样，刘伶是非常蔑视世俗的，表达方式甚至比“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还要激烈得多，纵酒任性，毫无拘束。有时在家里喝得高兴了，便脱去衣服，赤身裸体，一个人狂呼乱舞。一次，他正跳跃得高兴，正好有人进来，看见他光着身子，便讥笑他不成体统。他不仅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反而嘲弄那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裤，你们这些人竟然钻到我的裤子里来了，干什么啊？”结果弄得那人狼狈而逃。
刘伶饮酒无度，损坏了自己的健康，害了酒病，每当口渴得很厉害，便又向妻子要酒喝。他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器也全毁坏，哭着求他说：“你喝酒喝得太多了啊，这不是养生之道啊，你还是把酒戒了吧！”刘伶听后说：“对啊！我应该戒酒啊！”他的妻子不相信，一定要他对鬼神发誓才可。刘伶对他的妻子说：“好吧！你赶快去准备酒肉吧，好让我向鬼神祷告！”妻子信以为真，赶紧把酒肉备办好，让刘伶来发誓。刘伶跪下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就拿起妻子准备的酒，又喝了个酩酊大醉。
刘伶和“竹林七贤”都不是普通的酒徒，他们或是借酒来逃避现实中残酷的政治斗争，或是以饮酒的疏狂来表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懑，或是以酒来消解无以抒发的悲剧意识，总之，酒在他们那里已经和他们的内在生命融为一体，他们也赋予了酒以圣明的品格。因此，用酒香熏陶出的魏晋风度一直成为后代文人向往不已的人格楷模。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也是魏晋名士。其书法博采众美，熔铸古今，并推陈出新，改变了汉魏以来隶书的质朴，创造出最能体现魏晋时期文化风尚的佻达飞扬、妍美流便的新体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甚至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基础，因而他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是司徒王导的堂侄，而王家是东晋最有名望的士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东晋时期的王导和谢安两个大家族。当时，太尉郗鉴有一个才貌十分出众的女儿，想和王家结亲，为女儿挑一个乘龙快婿。一天，他派门客去王导家挑选女婿。王导带着郗鉴的门客到东厢房一个一个地相看他的子侄。王家的年轻人本来正在各干各的事，看见王导陪着一陌生人进来，都好奇地看着，开始并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后来听说是太尉的门客来为太尉挑选女婿的，就赶紧都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让客人观看，并诚惶诚恐地回答客人的问话。郗鉴的门客也是一个很有名士风范的人物，他觉得这些人都是俗物，发现只有一人和别人不一样，他毫不在乎有客人进来，似乎不知道挑女婿这回事，依然坐在东床上，敞着怀吃东西，并显出一脸怡然自得的样子。
门客回去后，向郗鉴报告说：“王家的年轻人，个个都不错。不过听说我是来为您挑女婿的，都变得矜持拘谨起来。只有一个人好像独独没听说您要挑女婿似的，竟然坐在东床上无所顾忌地吃东西。”郗鉴听了高兴地说：“这个小伙子正是我要选的好女婿啊！”一打听，原来东床坦腹的，就是王羲之。郗鉴十分高兴，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
王羲之步入仕途后，勤政爱民，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因不容于上司，便称病去职，并立誓不再做官，从此，寄情山水，既是名士，又是隐士，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五十九岁去世，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但他早已立下的遗嘱，对此不予接受。
其实，魏晋风度包括许多方面。下面是魏晋风度的另一个侧面。
王献之少年时代便负有盛名，他的书法既有父辈的风采，又有创新，书风恣纵雄武，秀劲飘洒。他的为人与其父有相似之处，性格豪放，志向高远，处事镇定从容。这种性格也同样反映在练习书法上。还在七八岁的时候，王献之就开始学习书法，他学得十分认真。
有一次，父亲王羲之看见他在写字，便悄悄地走到他背后，然后伸出手来，猛地一下去抽他握着的毛笔，却未能夺下。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有如此大的定力，实在使王羲之有些吃惊。而王献之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惊吓的样子，手里仍拿着那支笔，回过头来一看，见是父亲，便问有什么事。
又有一次，王献之拿了一支大笔在一面墙壁上写一丈见方的大字。人们见一个小孩居然能写那么大的字都十分惊奇，纷纷前来观看。后来围观者竟达数百人之多，把王献之围在里面，水泄不通。王献之却不以为怪，依然旁若无人、一丝不苟地写字。王羲之见他的字写得很有气派，认为难能可贵。
还有一次，当时掌握了朝政大权的桓温请他书写扇面。王献之一不小心，手中的笔落在了扇面上。如果是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吓得不知所措了。但王献之心思机敏，仍然若无其事，只见他就在这块黑墨上描画了几下，立时，一头栩栩如生的黑色母牛出现在扇面上，再配上他写的字，非常精妙。桓温见了，连声叫好。王羲之见他处事如此镇静从容，不由得感叹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名声。”
有一天晚上，王献之在卧室睡觉，几个小偷撬锁溜进了他的房间。王献之被惊醒后，却沉稳不语，看着小偷偷东西，当小偷们正想溜走的时候，他才慢条斯理地对小偷说：“偷儿，那块青毡是我家祖传之物，你们要它无用，还是把它留下吧。”小偷们万没想到会有人观看他们的偷窃行动，慌忙丢下东西逃走了。
王羲之和谢安是好友，也是通家之好。有一次，王献之同他的哥哥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访谢安。行过见面礼后，两位哥哥和谢安以及他们家的客人侃侃而谈，但所说的大都是生活琐事，王献之觉得谈这一类的话题没有什么意思，只不过寒暄几句，便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听大家说话。等王家三兄弟走后，客人们和谢安一起评论他们的优劣高下。有的说徽之谈吐随和，卓尔不群；有的说操之举止大方，一表人才。谢安在当时是以赏识和品评人物著称的，人们一旦得到他的赏识，往往会在顷刻间身价百倍，他认为年岁小的献之最好，这使得客人们大惑不解。客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谢安解释说：“吉人往往寡言少语，因为他说话很少，所以我知道他将来一定很有出息。”
果然，王献之与他的父亲王羲之一起被尊为“二王”，与其父亲一样，得到了后世读书人的普遍爱戴。
相对于阮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隐士确实能够避祸全身。东汉时期的法真是有名的隐士。法真，字高卿，扶风人，他的父亲法雄曾任过南郡太守。法真好学，对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有涉猎，学问很渊博，是关西地区有名的大儒。
法真出身名门，按当时的情况，如想做官应该是不难的，但他性情恬静寡欲，不愿参与政事，越是这样，他的名声就越大。扶风郡太守久闻其名，希望与他见面，法真无法推辞，便应邀前往。太守对他说：“春秋时，鲁哀公虽然不是贤君，但孔仲尼却对他称臣。如今，我德薄名虚，但想委屈你在郡里当个功曹，怎么样？”郡守竟然拿他与孔子相比，这对他的评价当然是很高的了，但法真不愿做官，回答道：“太守待人以礼，所以我才做您的宾客。如果您要以我为吏，那我就要躲到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了。”太守听了这话，再也不敢勉强他了。后来，朝廷举他为贤良，法真也没有应承。
同郡人田弱对他的才学和品德是十分推崇的，多次荐举他。有一次，顺帝西巡，田弱又乘机推荐，顺帝前后四次征召法真。法真不但没有前往，反而深深隐居起来，始终没有露面。法真的朋友郭正称赞他说：“法真这个人呀，可闻其大名，却难见其本人。他不愿出名而名声却老伴随着他，逃避功名而功名老追着他。他真可以为百世之师了。”
法真生活在东汉后期，朝廷内宦官外戚之争、党锢之祸屡屡发生，为此丧命的人很多。而法真却能以八十九岁高龄善终，在东汉的士人中，实在是少见的，不能不说这是他隐逸立身的成功。
（参见《晋书》、《后汉书》、《世说新语》等）
5.雅量
历史赋予了中国知识分子实现王道的使命，但现实却又总是与他们的愿望相龃龉，于是他们便以愤激的言辞来批评社会，以不羁的性格来标举自由，以放诞的行为来惊世骇俗，以特异的举止来彰显独立，这便是魏晋风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倾慕的人生方式。
魏晋风度历来是为人们所向往的，但要想效法，又谈何容易。在《世说新语》中有一节叫做“雅量”，专门记述魏晋时期某些士人豁达大度的气量。据说，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要数谢安等人。
谢安做事从容不迫，处变不惊。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坐船在海上游玩，忽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船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吓得大惊失色，紧紧地抓着船舷，动也不敢动，只有谢安面不改色，依然如故，还迎着风浪吟唱呼啸。船夫倒是有雅趣的人，以为谢安很喜欢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就继续费劲地向前划船。这时狂风恶浪越来越猛，船夫却只顾划船，别人都害怕得实在不行了，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要求回去，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像这样的天气，还要把船划到哪儿去玩？”船夫这才掉过船头往回划。大家对谢安遇难不乱的气度非常钦佩，从此知道，将来治理国家是非谢安莫属了。
东晋宁康元年（373年），简文帝司马昱死，孝武帝司马曜刚刚即位，早就觊觎皇位的大司马桓温，便调兵遣将，炫耀武力，想趁此机会夺取皇位。他率兵进驻到了新亭，而新亭就在京城建康的近郊，地近江滨，依山为城垒，是军事及交通重地。桓温大兵抵达此处，自然引起朝廷恐慌。
当时朝廷的重望所在，在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二人。而王坦之本来就对桓温心存胆怯，因为他曾经阻止过桓温篡权。简文帝在弥留之际曾命人起草遗诏，让大司马桓温依据周公摄政的先例来治理国家，还说：“少子可辅最佳；如不可辅，卿可自取之。”王坦之读了草诏，当着简文帝的面就把它撕碎，愤怒地说：“天下是宣帝（指司马懿）、元帝（指司马睿）的天下，陛下怎么能私相授受呢？”简文帝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让王坦之改诏为：“众国事一禀大司马，可仿照当年诸葛亮、王导辅助幼主之故事。”这样一来，桓温才没有当上皇帝。现在，桓温带兵前来，京城朝野议论纷纷，认为桓温带兵前来，不是要废黜幼主，就是要诛杀王、谢。王坦之听了这些议论，怎能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呢？
谢安则不同，他听了众人的议论，不以为忧，神色表情一如平常。实际上，谢安曾经应聘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桓温十分了解他的才干，明白谢安才是他篡权的最大障碍。果不出所料，桓温此次来确是想借机杀掉王坦之和谢安。不久，他便派人传话：要王坦之和谢安两人去新亭见他。
王坦之接到桓温的通知，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谢安商量办法。谢安却神色不变，态度安详，和往常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杀身之祸等着他。王坦之说：“桓将军这次带兵前来，朝廷恐怕凶多吉少。现在又要我们两人去新亭见他，万一有去无回，如何是好？”谢安笑道：“你我同受国家俸禄，当为国家效力。晋室江山的存亡，就看我们这一回的作为了！”说完，谢安牵着王坦之的手一起出门，直去新亭，朝廷官员也有许多人相随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