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刘旦正在蓟城（今北京市西南）等候消息，忽来急报，说上官桀父子事败被诛。刘旦听后，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急忙招来燕相平道：“现在事情已败，不如就此发兵，你看如何？”平道：“左将军已死，百姓都已知道，没有内应，不能轻易发兵。”刘旦也知事已难成，遂设席万载宫，外请众臣，内宴妃妾。酒入愁肠愁更愁，自作歌道：“归空城兮犬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宠姬华容夫人随歌起舞，环座闻歌，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宴罢，刘旦欲拔剑自杀，左右慌忙上前阻住。正在这时，忽闻朝使到，刘旦只得出迎朝使。朝使入殿，呈上玺书。刘旦展开一看，只见上面说：“昔高皇帝王天下，封赏子弟，以此为藩，治理国家。先日诸吕，阴谋大逆，赖绛侯周勃诛灭贼乱，尊立孝文，以安宗庙。往者樊哙、曹参等，携剑摧锋，从高皇耘锄海内，受赏不过封侯。今宗室子孙，无暴衣露冠之劳，裂地而王之，分财而赐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封赏可谓极厚！况如王骨肉至亲，如同一体，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亲其所疏，疏其所亲，生悖逆之心，无忠爱之意，如使古人有知，又有何面目去见高祖之庙？请王自行定夺。”
刘旦看完玺书，自悲自叹道：“死了！死了！”遂用绶带自缢而死，妃妾等随旦自杀者达二十余人。
使臣回报昭帝，昭帝遂谥旦为刺王，赦免旦子，废为庶人，削国为郡。至此，昭帝在霍光的辅佐下，彻底挫败了这次叛乱阴谋，巩固住了刘氏政权。
昭帝十八岁举行冠礼，朝政由霍光秉公主持，还算平静，但昭帝于二十一岁病死，并无子嗣。广陵王是昭帝的哥哥，霍光不愿立他为君，大面上的理由是因为武帝没有看中他，且不是昭帝的下一辈，实际上恐怕考虑到广陵王年纪已大，立为皇帝后无法驾驭，决定立武帝的李夫人之孙昌邑王刘贺为皇帝。
刘贺是个纵情声色、荒淫无度的人，专好游猎，半日能骑马奔驰三百里。一日，刘贺看见路面前有一只白犬，项下似人，股中无尾，而左右的人却偏偏并未看见。龚遂劝谏说：“这是暗示左右的人如犬戴冠，如不悔悟，恐要亡国了。”不久，刘贺又独见一大白熊入宫，龚遂又说：“野兽入宫如入无人之境，是说宫室要空了，这是凶兆。”未几又见血染席中，龚遂哭道：“血为阴象，阴象上升，宫室要空了。”等长安使臣到来，刘贺半夜得书，才看到数行，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一帮狐朋狗友都来趋奉。第二天，刘贺启程，独自一人策马跑在前面，沿途搜掠妇女，无恶不作。
刘贺即位以后，十分荒唐，毫无人君的样子，朝野上下深以为忧。霍光受群臣委托又联络杨敞等人，在朝会上忽然发难，借上官皇后的名义，历数刘贺罪状，把刘贺削去王号，另给食邑两千户，仍使居昌邑。只是刘贺的那帮帮闲小丑二百多人，全被绑赴市曹斩首，有人大喊：“当断不断，自取其乱！”意思是悔不当初杀霍光。
立君又成了大问题，有人提出，唯有武帝曾孙刘病已，流落民间，据说美丰仪，通经术，有才具，年已十八，可立为君。人们流传在这一年，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中大柳树叶虫食成文，也辨认出“公孙病已立”字样。这皆是皇帝起于民间之兆。
霍光主持迎立了刘病已，是为宣帝。当时，霍光坐在宣帝的身边替他赶马车去祭拜祖庙，宣帝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感觉是“如芒针背”，等换了张安世驾车后，他才安心。其实，这一方面反映了霍光的权威之大，另一方面也为霍家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宣帝尚未立后，当时许多人都打算让霍光的小女儿做皇后，可宣帝却下令访求故剑，大家明白，这是宣帝不忘贫贱之交，只好立宣帝在民间时的结发夫人许氏为皇后。照例应该封许氏的父亲为侯，但霍光认为他已受过宫刑，是微贱之人，不能违例封侯。宣帝争执不过，只好作罢。
宣帝即位后两年，霍光见宣帝躬谨谦让，也还放心，就自请归政退休，皇帝偏不允许，并且还让众臣凡事先奏请霍光，然后再通报自己。这时，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霍山及外孙等，陆续获取了官职，在朝廷上渐成盘踞之势。宣帝虽十分猜忌，但也只好暂且隐忍。
霍光的继室霍显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霍显原是霍光女儿的婢女，因长相姣好，为人狡猾，博得了霍光的喜欢，后生了几个子女，霍光就把她升为继室。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当皇后，霍显处心积虑地想谋害许皇后。恰巧许皇后将要分娩，忽感身体不适，霍显就趁机把自己的相识淳于衍推荐进宫，害死了许皇后。宣帝十分气愤，霍显极怕淳于衍吐露真情，连忙求霍光设法，霍光知道了也很害怕，但事已至此，只好去到宣帝那里游说，让他放了全部医官。
从此时开始，民间竟传闻霍家毒死了许皇后。不久，宣帝迎霍显之女入宫，一年后立为皇后。宣帝地节二年，霍光寿终正寝，他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也就逐渐地暴发出来了。
霍后尚未生子之时，宣帝欲立许后所生的刘爽为太子，霍显对女儿说：“他是皇帝微贱时所生，怎能当太子？倘若你将来生了男孩，不是要为他所制吗？”霍显就交给她毒药，让她寻机毒死太子。无奈宣帝十分小心，霍后始终不得下手，她经常恼恨地咒骂，逐渐露出了不悦太子的神情。宣帝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又风闻是霍家毒死了许皇后，就加倍注意起来。
霍家一门三侯，霍显尚不满足。霍显做了太夫人之后，无视礼法，竟擅自扩大霍光的故制，自己的生活更是纸醉金迷。尤其是与俊仆冯殷私通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无人不知。她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公愤，许多人上书弹劾。宣帝只是念着霍光的功劳，才隐忍未发。
宣帝怕霍家势力太大，将来生变，就逐步撤去霍禹等人的兵权。霍家已感觉到势头不好，尤其是弹劾之人越来越多，关于毒死许皇后的议论也越来越凶，霍云、霍山等就找霍显想办法。霍显说出下毒之事，他们非常震惊，认为唯一一条路就是联络霍氏及诸女婿一同起事，并借上官太后的名义废了宣帝，方可无虞。谁知隔墙有耳，马夫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夜里又与别人私议此事，他的朋友偷听到后，为了图谋富贵，就跑到皇帝那里告了密。霍家的谋划至此泄露。
宣帝立刻传令捉人，但又马上传命止捕，就是这样，霍家也知谋泄，急忙联络诸亲戚准备起事，诸亲戚知道谋反必致连坐，为求一线生路，也都纷纷同意。好在朝廷又无声息了，大家就又安定了一段时日。
其实宣帝是在一步步地实行计划。他怕霍家谋反之事尚未足以传信众人，贸然下令逮捕，会遭人议论，要等到霍家充分暴露出来，才好服众。果然，霍家的问题越来越多，名声也越来越臭。霍家便又密谋杀了魏相，废去宣帝，立霍禹为天子。又有人探得了这一消息，报知了宣帝。
宣帝见时机已成熟，立即派兵，凡霍氏宗族亲戚，一概拿办。霍山、霍云服毒自杀，霍显、霍禹被腰斩，霍氏女婿外孙，尽数处死，诛灭不下千家。
纵观霍光的一生，虽不能说真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尽善尽美，倒也确实能尽心尽力，秉公治朝治国，至于许多处理不当的涉及个人的事，细细地推敲起来，倒也未必是霍光原意，实在是情势所迫，无力回挽。应当说，周公辅政只是一个传说，一种理想，而到了霍光，是实实在在的具体操作，问题十分复杂，想以身作则而不得，能做到霍光这个样子，平心而论，已很不容易了。
但霍光是只知谋国，不知谋家的。他完全有理由考虑到身后家族的败亡。其一，毒死许皇后留下了祸根；其二，二十多年的执政结怨太多，且有许多越权之事；其三，妻子霍显起自微贱，欲壑难填，狂悖残忍；其四，诸子孙多是轻狂之人；其五，子婿盘踞朝廷，势力太大，极易遭忌；其六，不知收敛。这六条中的任何一条，均足以使家族败灭，霍光却未对任何一条作出具体的安排，更无任何善后措施，其败亡是无可避免的。不灭在宣帝的手里，也会灭在别人的手里。别说还要谋反，就是谨慎处世，也决计逃脱不了，只是谋反使败亡来得快一点儿、彻底一点儿罢了。
霍光只知谋国，不知谋家，按中国传统观点来看，他不是一个上档次的人物。至于霍光是忠臣还是奸臣，正如开篇所言，在意愿上他想做忠臣，但却往往做出一些奸臣的事来，有些并不是霍光的错，而是封建正统观念给人设定了一个两难的处境：家与国的统一与背离。在一定情况下，家与国是统一的，忠于皇帝一家，就是忠于国家人民；但在很多情况下是背离的，这就出现了上述的矛盾。
宦海之中，霍光并不以功业胜，但他的生前身后的遭际，却极具特色，看看霍光，再返观现实，在某些方面或许是意味深长的！
（参见《资治通鉴》、《汉书》等）
12.变法就像变戏法
“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这场变革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忽视它，甚至不能绕过它而进行改革。
但这场改革的主角光绪皇帝却是一位没有权力的改革者。通过分析“百日维新”失败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
同治皇帝年仅十九岁时病亡，其母慈禧太后怕如果立了同治帝的儿子当皇帝自己就要失去权力，就选中了醇亲王四岁的儿子载湉即位，这就是光绪帝。光绪的父亲是咸丰帝的弟弟，因此，光绪就是慈禧的侄子，而光绪的母亲又是慈禧的亲妹妹，因此，光绪又是慈禧的外甥。光绪即位时年仅四岁，大权完全操于慈禧一人之手。
慈禧教光绪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惧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不让其称太后，并经常训斥教导他，可谓“教子有方”。
光绪倒是十分主动好学。他不仅认真完成宫廷规定的学习科目，在上课时努力学习，就是假期和课外，也总是手不离卷，口不离经、史、子、集。有时，慈禧让他去看戏，他表面上答应，但到戏园子遛了一圈之后，就又回去学习了。连慈禧太后都称赞他“可谓好学”，宫廷内外更是交口称誉。
在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光绪于十多岁就深通经史易理，能写一手好文章，而且在文章中经常表露出宏图大志。尤其令他的老师等人惊讶的是，他还能时不时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由此，翁同龢等人断定他将来必是一位有为皇帝。
1887年（光绪十三年），光绪十六岁，按照传统，光绪应该“亲政”，慈禧太后也做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把持在慈禧的手里。光绪“亲政”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得陇望蜀，其志在彻底灭亡中国。中日海战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要亡国的必然趋势。于是，知识分子中间首先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公车上书”运动就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的一次著名的大举措。《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极大的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改革新政。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的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愤然上书。在八九年以前，康有为就曾向光绪上书，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词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纸杂志都加以介绍转摘。光绪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就要马上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其理由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地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控制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儿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中国的变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光绪在6月11日下诏以后，于6月16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有了更强的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