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法家智慧的核心在于法、术、势。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
法家智慧概论
法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刻毒、最黑暗的一页，但却是被历代帝王最经常使用的一页。
法家智谋虽然没有道家智谋那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基础，但其“法学理论”还是有的。首先，《韩非子》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令可立，而治道备矣。”他还说过：“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这是从根本上来论述法家智谋是适应社会需要的。《韩非子》和《商君书》还从实用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韩非子》中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商君书》中说：“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佐之以赏则死。”“仁者有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不战之辱则苦生。”
由此可见，法家是从人的本性与社会功用两个方面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是法家之法的法源、法理和法用。
然而，法家之法与今天的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摄，“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的，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并进而培养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平等与不平等。
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首先倡导“势”的是慎到。“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权威。关于这一点，慎到认为要首先在理论和观念上确立，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中君主确实掌握绝对的权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主帅无谋、大权旁落的局面，最终就会导致政权被颠覆。所以，“势”是“法”的保障。当然，二者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法”是可以制订的，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保证“势”不受到削弱呢？这就需要“术”。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申不害是最强调“术”的，在他看来，“术”这一手段，时机上是比“势”这一目的还重要。“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这些“术”有的已经公开化、制度化，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法”的一部分。“术”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没有“术”就没有“法”，但没有“法”又无法保证“术”。所以，归根到底，“术”还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
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读韩非、管仲、商鞅、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恐怕会有心惊胆寒的感觉。他们这哪里是在对待人，就是野兽如果被这样系统、严格、刻毒的方法来驾驭和训练，恐怕也会乖乖地俯首听命。我们在这里仅能对这个庞大的系统作简要的介绍。
在法家看来，要想让君主接受自己的建议，就必须解决这样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首先使君主把自己控制住，否则，那就有篡权乱国的嫌疑了。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御臣。在论述君臣关系时，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对立的，君于臣决不能以仁、义、忠、信来维系。“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由于其间的利害关系，不仅道德、情感靠不住，即使是君王的亲生骨肉也同样靠不住，夫妻子女的关系都靠不住。以此类推，可以说一切关系都靠不住。因此，君王应对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在内的所有人，都只以利害关系为准。
在这样的基础上，《管子》提出了用臣“八策”：一、“予而夺之”；二、“使而辍之”；三、“徒以而富之”；四、“父（斧）去而伏之”；五、“予虚爵而骄之”；六、“收其春秋之财而消之”；七、“有集礼义以居之”；八、“时举其强者而誉之，强而可使服事”。韩非的“结智五法”是：一、“一听而公会”；二、“自取一，则毋堕壑之累”；三、“使之讽，讽定而不怒”；四、“言陈之日，必有策籍。”
根据《韩非子》所言，可以总结出御臣的三大策略：一、独断独揽；二、深藏不露；三、参验考察。独揽是指人君权柄独揽，决不允许有任何分权的现象。臣下可以向君进谏，但没有任何作出决定的权力。君主一旦作出决定，臣下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独断独揽是法家强调的“势”的核心，具体内容包括制定法律必须独断，刑赏之决必须独断，政令之决必须独断，设谋定计必须独断。深藏不露也十分重要，它是关涉君王权势、塞奸、听言等诸多方面的实现的可能问题。要求人主将自己的看法、喜怒深藏起来，使臣下完全不知君心，人主要尽可能藏形，其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完全与臣下隔绝，这样一来，臣下就无法琢磨君主的心理，就不能使奸，只能竭忠尽智。参验考查术也是很有用处的，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调查、考察臣下的过去和现在的表现，分析其性格特征和心理，预测其未来。而这些往往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臣下也必须无条件地配合。《韩非子》中列出的考察术就有十四项之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法家之法术实有令人举不胜举之感。《韩非子》认为统治国家在于刑、德之“二柄”。其实，纵观法家之法术，又何尝有半点儿德的影子。
法家直接的现实社会效用使各国的君主对其青睐有加，尤其是蓄谋统一中国的秦国，更是如此。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子》时，曾经十分感叹地说：“若是能见到此人就好了！”足见他对法家之术的向往。秦国也确实是靠“法制”而逐步强大并最后统一全国的。然而其兴也快，其亡也速，法之一维，是不足以长久立国的。
法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坚决地主张封建集权制，甚至主张暴君政治，这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对自由的、富有新鲜活力的思想和行动的残酷压制。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帝王标榜自己愿意做尧舜之君，但实际情况是，上焉者尚且王霸杂之；中焉者外儒内法；下焉者就不堪闻问了。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年，法家的代表人物制定了这些刻毒的法律，出了这些阴毒的谋计，这些人大多都没有好下场。君不见商鞅被车裂、韩非被鸩、李斯被腰斩族灭！
当然，法家智谋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的。有时候，其“术”的一面也曾对维系民族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如果把法家维护封建集权制的法律本质置换掉，其“术”的一面十分符合中国的国情，确实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1.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
在中国古代史上，似乎只有流氓和豪强才能做开国皇帝，何也？盖因流氓无顾忌而豪强有势力也！
如果认真算起来，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但最典型的还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是个流氓，决不是今人的定论，西汉初年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就已经为他“定性”。
刘邦之为流氓，可谓铁证如山。据说，刘邦是他的母亲与神龙交合而生，生有异秉，其父知道他不同凡响，就取名为邦。但等长大以后，这位龙子龙孙却品行不端，不喜务农，整日游手好闲。哥、嫂不愿与其同过，刘邦的父亲只好把长子一家分出另过，刘邦仍随父母居住。刘邦长到弱冠之年，仍是不改旧性，父亲就斥责他说：“你真是个无赖，什么时候才能像你哥哥一样买地置房！”刘邦并未觉悟，还是经常带着一伙狐朋狗友到哥哥家白吃。嫂子被吃急了，就厉声斥责，刘邦也不以为意。一次，刘邦一伙又赖在哥哥家蹭饭，嫂子急中生智，用勺子用力刮锅，弄出了震天的响声。刘邦一听，以为饭已吃完，自叹来迟，只好请朋友回去。等他送走朋友，回头到厨房一看，锅灶上正热气腾腾。刘邦这才知长嫂使诈，受了刺激，从此不再回来。
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经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两个孩子也被冲散，其后又在逃难人群中被发现。但楚军紧追，刘邦急于逃命，嫌车重太慢，竟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部将夏侯婴看见，急忙把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了三次。刘邦说：“我如此危急，难道还要收管两个孩子，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说：“这是大王的亲骨肉，怎么能舍弃！”刘邦竟然舍人救己，拔剑就砍夏侯婴。夏侯婴无奈，再也不敢把孩子放在车上，只能挟在腋下逃跑。俗语谓虎独不食子，也许因为刘邦非虎而龙，也就顾不得这条古训了。
楚、汉两军对峙时，项羽曾把刘邦的父亲捉到军中，想以此要挟刘邦。此举虽不太正大光明，但两军对垒，似乎也情有可原。一次，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推到阵前说：“你若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烹了。”两军将士本以为刘邦会十分为难，情感也都倾向刘邦这一边，谁知大家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刘邦根本就不在乎，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俩曾经结拜为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若把你爸爸煮了来吃，请把肉汤分一杯给我喝（分我一杯羹）。”面对这样的无赖，项羽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得把刘邦的父亲放了。
刘邦最后据有天下，建立了汉朝。在一次群臣毕集的庆功会上，刘邦想起父亲当年指责他不如哥哥的话，一时气愤起来，居然当着群臣的面腆着脸向父亲问道：“爸爸您看，我和哥哥相比，谁的产业更多呢？”父亲见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气得哼了一声，转身走入殿内。
刘邦历来轻视乃至侮辱儒生，更显出了他的流氓本色。书生郦食其的邻居是刘邦的卫士，郦食其要见刘邦，这个卫士对他说：“刘邦并不喜欢儒生，许多头戴儒生帽子的人来见他，他就当众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边撒尿。在和人谈话的时候，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如此看来，刘邦是不能“礼贤下士”的了。
以刘邦之德，何以偏偏能成就汉朝大业？如果将项羽和他相比，或许可以悟出一番道理。在秦始皇东游时，刘邦和项羽都见到了秦始皇的车马仪仗，那种威武雄壮的气势确实令人震惊。项羽看到这些豪兴大发，高喊“彼当取而代之！”豪放直爽的气派跃然而出，但刘邦发出的叹息则是“大丈夫当如是”，其艳羡阴妒之情也溢于言表。在后来的战争中，项羽勇猛善战，无人能敌，性格也直爽豪阔，塑造了西楚霸王这一令人敬畏的形象。但他却又多妇人之仁，愿为士兵吸疮疗毒，却舍不得封官设将，把刻好的官印玩没了棱角还舍不得授印；对于贤士，更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败而何？
刘邦却正相反，虽不善带兵打仗，却能从善如流。在攻克咸阳后，刘邦进入秦宫，见到秦朝壮丽的宫殿、豪华的摆设和如云的美女，早已花了眼，哪里还想出来？樊哙突然闯进去吼道：“你是想做个富家翁，还是想据有天下？”刘邦像傻了一样，没有反应，樊哙又厉声斥责说：“秦宫奢丽，正是败亡的根本，请您立即还军霸上！”刘邦竟然显出了其无赖的本色，央求樊哙说：“我觉得困倦，你就让我在这里歇一宿吧！”樊哙见自己说不动刘邦，只好出去找来了张良，刘邦架不住张良深明大义而又百折不挠的劝说，才出了秦宫。
曹操曾说：“乱世用其才，治世用其德。”在用人方面，刘邦确有过人之处。开国之初，刘邦曾和韩信等群臣议论过各位将领的才能。刘邦问韩信说：“你看我能不能统率百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又问：“能否统率十万军队呢？”韩信说：“不能。”刘邦生气地说：“依你说，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能带一万就不错了！”刘邦反问道：“那么，你能带多少兵呢？”韩信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至于我么，越多越好。”刘邦既不解又气愤地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我做皇帝，你只能做将军呢？”韩信回答说：“陛下虽不善将兵，却善将将。”
刘邦也曾自己总结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不如韩信；但自己的长处就在于善于“将将”。
在治国方略上也是如此。书生陆贾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很不高兴，大骂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犯颜直谏”：“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居然醒悟，对陆贾说：“那就请您总结秦朝失天下的教训和我得天下原因。”这样，陆贾奉旨写了《新语》。
谁说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何以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德之为用，过于迂远，术之为用，则立竿见影。因而，救急之道，重术而轻德。虽是流氓，但亦无妨，只要用术得“道”，即可为天下之主。讲到这里，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读书人一声长叹！”
2.诸葛亮的悲剧
杜甫有一首名诗《蜀相》，尾联尤为著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说的就是诸葛亮功败垂成的悲剧。然而，诸葛亮的真正悲剧似乎并不在此。
历史上的诸葛亮和《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已经合二为一，在人们的心目已经没有必要加以区分。文即史，史即文，文史之不分，似乎已在中国人的心中牢牢扎根。总之，诸葛亮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文学形象，其贤相楷模的定论似乎是千古不易的。作为道德人格，他确实有不可否定之处。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做得是否成功，却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诸葛亮最大的悲剧在于后继无人。中国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做“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可谓一语道尽了诸葛亮身后的凄凉境况。
遥想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胸怀凌云壮志，手下猛将如云，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情势至今犹动人心魄。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人才匮乏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蜀国灭亡的先兆也开始显露。
三国后期，“五虎大将”已相继去世，等到廖化出台，诸葛亮治下的西蜀已如强弩之末，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将领了。诸葛亮一生追随刘备，可谓言听计从，无所不依，但从207年隆中决策，到234年病逝五丈原，其间长达二十七年，居然没有找到、也没有培养出一个接班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直到临死的那天夜里，他才哀叹自己平生所学的兵书，遍观诸人，无可传授者，于是退而求其次，勉勉强强地传给了姜维。
然而，姜维其德可嘉，其才却不如诸葛亮远甚。虽有丞相之心，却无丞相之才，再加上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正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姜维数次北伐，皆无功而返，至于最后试图以假降来保全西蜀，实在是让人感喟莫名了。
其实，廖化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平庸将领，相对于姜维，他颇有些务实的态度。对于姜维的三番五次的无效进攻，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兵不战，必自焚，说的就是姜伯约（姜维）这种情况啊！智谋压不过敌人而力量又小于敌人，还要频繁出战，怎会不败呢？”廖化的评断，不仅指出了姜维的弱点，也映衬出了诸葛亮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