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历史剧与一个城市的文化之梦
张光耀受领了拍一部关于秦直道电视剧的任务后，给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高延青厅长打电话，问他可行性如何。
高厅长一股蒙古汉子的豪爽，亮了嗓子在电话中喊道：“光耀，这个策划思路好。你需要我做什么？”
“不需做甚。我咨询一下你的意见，拍电视剧这个事情，东胜区委能不能做？”
“做啊！为甚不能做？”高延青厅长还是那句老话，“只要不要我拿钱，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帮你摆平。”
“好，有高厅长做后盾，我就放手去干。”张光耀知道，高延青27岁当副厅长，五十多岁当上自治区文化厅长，在文化圈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这一行的山门码头行规，十分谙熟。他说能干的事情，就绝对能干，他不会坑自己。
这样张光耀便有了主心骨，因为他是内蒙古自治区文化界的领班啊，他的话还会有错？他又一次来到京城，走访38家文化影视公司，还拜访了中宣部有关领导。回到东胜，已经是2006年2月14日了。元宵节第二天，区委召开区委常委会，专题听取拍摄电视剧一事的汇报。听完张光耀的调研报告后，书记当场拍板，说：“秦直道的电视连续剧一定要做。外面都说我们鄂尔多斯人是暴发户，没有文化；我们一定要通过秦直道打造文化产业，让人们看看，鄂尔多斯其实是一块历史文化和风情民俗的风水宝地。”
3月8日、14日，张光耀先后两次在北京召开论证会。第一次，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长参加了会议，大家觉得拍不成。可是宣传部长却有自己的见解，他说：“东胜这个发展中的城市，写一个剧本，哪怕不拍，花100来万，也能为保护秦直道遗址寻找出些东西，将来说不定还能用啊。”
第二次论证会的规模比较大，仍然在北京召开。张光耀找来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名流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李准，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汪国辉，评论家孟繁树，中宣部文化局副局长孟祥林，广电总局管理司司长王卫平等二十多人。那天大家似乎并不看好这个选题，多数人认为，还是不拍的好，当初电视剧《秦始皇》拍了7年，到那时还没有播出。
阎建刚的话说得最直白：“拍《秦直道》要花3000万，3000万可以给老百姓办许多事情。”
可是作者林海鸥说：“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
张光耀发现，那天论证会上，与会的东胜区委书记一直没有发言，只是静静地听。
回来路上，张光耀问区委书记：“你被阎建刚一炮打吓了吧，想打退堂鼓？”
“谁说的！”书记笑了，说，“我是一个讲诚信的人，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办。你们好好商量，拿个方案出来。”
第二天，张占林副书记主持会议，可是谁也不敢做这个主。毕竟是3000万元的大事啊！大家建议上书记和区长办公会讨论。
“好！到办公大楼的党委会议室来，我和区长一起开会现场做决定。”区委书记是个大气的蒙古女人，敢于横刀立马。
3月28日，东胜专门召开区长书记办公会，议题是拍不拍一部秦直道的电视连续剧。
“拍！东胜应该从秦直道开始，打造文化产业，提升软实力。”区委书记一锤定音。
2006年4月4日，张光耀与剧作家林海鸥签了合同，要求她8月份拿出20万字的剧本讨论提纲。
剧本很快拿出来了，经过北京多位专家的论证，几易其稿，渐渐成熟。进入筹拍阶段，导演选了央视古装戏老牌导演陈家林和执行导演萧锋，总投资3000万。萧锋打来了400万，张光耀找了一家投资商投了200万，可是离3000万的天文数字，仍然相差甚远。
张光耀手中无钱，可是剧组却等着钱用。这家投资商只好找到地下钱庄贷了1000万高利贷，4分利息，担保人是张光耀。
2007年的夏天到了，蒙古西部大草原天空湛蓝，绿色的海洋波涛滚滚，直抵天边。陈家林已经将片场选好，就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上开机拍摄。
6月18日，《秦直道》剧组在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剧作者林海鸥和制片人萧锋当着首都众多媒体宣布：7月31日，《秦直道》在锡盟正蓝旗的草原上开镜，请记者们前去探班。
话已经放出去，开机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整个剧组400多人云集正蓝旗，一天的花销就是几十万。可是剧本、演员、道具和美工的钱付过之后，张光耀筹措的1400万已经花光。他囊中羞涩，没有钱，也没有靠山。那家借高利贷款1000万的投资公司已经顶不住了，放话说要退出。
而这时的正蓝旗草原，剧组万事俱备，只等着鄂尔多斯领导拿钱去出席开机仪式。可是张光耀那几天到处找人，处处碰壁，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唯有他一个人风萧萧兮锡盟行，如一个孤独的骑士，驱车朝着正蓝旗方向驰骋而去。
落日时分到了正蓝旗，看着草原上太阳投入黑夜的怀抱，张光耀觉得自己生命之旅的黑暗就要降临。1400万告罄，还差1600万的缺口，当初的1000万贷款他是以个人名义做的财产抵押，没有请示过任何领导。真相一旦曝光，他唯有朝着黄河纵身一跳，一了百了。
那天晚上，与陈家林导演一起吃饭时，摄像机正对着他们拍。陈导告诉他：“拍大场面的景已经选好，明天开机后，就可以拍六千多名群众演员参加的大场面。正蓝旗一位副旗长任总指挥，阵势好大，可惜鄂尔多斯的领导看不到。”
说到伤心处，张光耀眼泪流了出来，说：“我现在连钱都找不到了。”
“啊？”陈家林愕然，“如果钱不到位，这个大戏就可能流产。”
在摄像机面前，张光耀哭了，哭得几近哽咽。他仰起头说：“鄂尔多斯市来正蓝旗参加开机仪式的官员里，我这个区文化局长就是最大的官。再找钱，我已经非常难了。这件事情若砸了锅，我倾家荡产，三代人也赔不完啊，唯有去跳黄河。”
“光耀，跳了黄河，就洗得清吗？洗不清啊，还是好好想想办法吧。”
那天晚上张光耀一直流泪不止，任凭陈家林和林海鸥怎么劝，也劝不住。
“光耀，我能帮你什么？”看着一个汉子泪流满面，年近七旬的陈家林也心酸了。
“拍完正蓝旗的外景后，咱们到鄂尔多斯再搞一个开机仪式吧。”
“还要搞？”
“要搞！造造声势，让领导们都知道，也好解决钱的问题。”
“我答应你。”
第二天上午，一夜无眠的张光耀眼眶红红的，出席了开机仪式。众目睽睽之下，他不能泄气；眼神里露出一丝胆怯，这里就可能上演一场滑铁卢。
2007年8月22日，在正蓝旗拍完外景的《秦直道》剧组移师鄂尔多斯高原，在东胜秦直道遗址外三公里处的秦直道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里又搞了一次开机仪式。那天下着雨，张光耀将市、区两级的所有领导都请来，由东胜区长主持揭幕仪式。随后，四百多个演员竞相上台，施展才艺，搞成了一台鄂尔多斯的嘉年华会，《秦直道》在东胜顿时家喻户晓。
然而，隆重的仪式仍然掩不住张光耀心里的恐慌。
终于有一天，张光耀被新任区委书记叫进办公室。区委书记问：“张光耀，你前期拍摄的一千多万从哪里来的？”
“借高利贷。”
“谁担保？”
“我！”
区委书记拍案而起：“张光耀，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担保还不是政府来还？你可是区政府的文化局长。”
张光耀说：“不是这么回事。”
区委书记眼光炯炯，直逼张光耀：“咋不是这回事！”
“你不让我解释，叫我来干啥？”
区委书记不说话了，倚在高背椅上，逼视着沙发上的张光耀。
张光耀说：“书记，没这码事，请你看条子。如果盖了东胜文化局的章子，你怎么处分我都行。”
张光耀将担保的条子递了过去。上边签着自己的名，盖了他私人的印章。
区委书记愣了，沉默了片刻，问道：“光耀，你有多少资产？”
“没有！”张光耀摇了摇头说，“我家两个人上班，签高利贷合同的地下钱庄，看重的是我的名声，就签了。”
区委书记眼睛湿润了，一个好同志，默默地支撑东胜文化产业这片天地，将自己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了；签下这个高利贷合同，却从未向领导叫过一声苦，抱怨过一句痛。他被下属的坚韧和执著打动了。
感动领导，等于感动上帝。
区委书记亲自出面，找到开发和打造成陵风景旅游区的“东联集团”，让他们出资2600万，全面接管《秦直道》电视连续剧的拍摄和后期制作，而东胜区政府出资400万，将那家投资公司取代了。
张光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秦直道》封镜了，进入了后期制作和音乐剪辑。
2008年大年初三，张光耀夫妇和儿子一起吃年饭，酒杯端起来，他的新年致酒辞竟然是：“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区委书记，让我们家今年能够团团圆圆吃年饭。”
“爸爸，你说啥呢！”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一脸诧异，“这是我们家的团圆年饭，你搞这么崇高神圣做甚？”
“不是我崇高，是党和政府神圣，领导崇高啊。如果不是他们做靠山，我们家今年这个年，可能是家破人亡……”
“爸爸，你甚意思？”
“我拍电视剧当初是以个人名义抵押，借了1000万的高利贷。如果不是政府施以援手，全面接管过来，我只有跳黄河，把账背进黄河，一了百了。我不死，这笔账，我有几代人也还不清啊。”
听完张光耀的解释，妻子和儿子全愣住了。过去一年，张光耀在家进进出出，平平静静，从未向家人透露过这些事情，直到今日才和盘托出。全家人再也喝不下这杯酒了，抱头痛哭。
张光耀在他办公室向我讲这个故事时，仍旧眼眶泛红，泪水溢了出来。
一个淌眼泪的男人，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虽然他再三向我索稿像索命，催得我心惊肉跳，不高兴了还对他时有抱怨之语，可我们还是成了相知甚深的朋友。
一个人与一条秦直道，一文化局长与一部电视连续剧，张光耀打开了鄂尔多斯文化产业的这部大书。
有一天，鄂尔多斯也会做出一部与《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齐名的巨著来。
一个女雕塑家与四座山一样的丰碑
第一次看到何鄂的雕塑作品，是1990年夏天，我跟随原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阴法唐去西藏，路经兰州。
那天兰州军区司令员傅全有上将宴请阴法唐一行。午宴结束后，我们驱车来到黄河岸边，看大河之上的第一座铁桥，然后往东，到了“黄河母亲”石雕前，拍了一张合影。当时看到这尊刀法粗犷、线条流畅的石雕时，我想到了咸阳卫青霍去病陵前马踏匈奴石雕的汉魂雄风。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杰作出自一个酥手纤纤的女雕塑家之手。
以后，不止一次去兰州，无论是陪夫人还是女儿，总要带她们到“黄河母亲”雕像前拍照。因为这母亲，是每个男儿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18年过去了，我仍不知晓作者姓甚名谁。
第二次看到何鄂的作品，是在恩格贝——治沙的日本老人远山正英手持一把铁锹，身着中山装似的工作服，头戴一顶圆形太阳帽，挎着一个水壶，远眺前方，向库布其沙漠走去。
我被这座治沙老人的雕像深深打动，问陪我的恩格贝办公室主任，远山老人的雕像是谁的手笔。
“‘黄河母亲’的作者啊！”
“果然是大手笔！”我叹道。
“徐老师，康巴什广场上四座大铜雕，也出自她之手。”站在一边的郝海荣对我说。
“这位雕塑家，我仰慕已久，却不知道姓甚名谁。”
“何鄂老师！你没有见过？”
“没有，她现在还在兰州吗？”
“是。”
“能不能帮我联系上？我想采访她。”
2008年11月19日上午，我刚飞到鄂尔多斯，下榻于恒信酒店，郝海荣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说：“何鄂老师就在康巴什，与你同住一个宾馆。为了等你，特意推迟一天回北京，上午就等你采访呢。”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