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下旬，中国钢铁业接受铁矿石价格上涨19％，旷日持久的全球铁矿石价格谈判终于落下帷幕，有关基础商品“中国价格”的讨论则再度升温。一类有影响的看法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包括钢铁在内的大多数基础商品的主要买家，应该主导基础商品的价格制定；往前推进一步则是——中国应该如何“争夺”基础商品的国际定价权？持此论者相信，目前的基础商品价格是“不正确的”：基础商品价格飞涨，已经远远偏离了供应与需求的基本面因素，乃是受国际基金炒作所致。这些基金预见到来自中国的需求增长，于是提前进场，哄抬价格，中国因之付出过高的进口成本。
持此论者还相信，基础商品价格是可以由有力者“主导”的，并有多种集合政企之力“争夺主导权”的建议。比如，大力发展国内期货市场以与境外期货市场一较雄长，竞争基础商品定价中心的地位；由政府牵头重整相关行业，集合买方力量；斥巨资筹建基础商品储备，以利于价格干预行动——中国所拥全球最庞大的9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岂不正好派上用场？更甚者主张，政府应设立专门基金以平抑价格。有此心态，便不难理解，为何2005年10月国储局交易员刘其兵在伦敦金融交易所之期铜投机因缺乏严格风险控制而致惨败，国家承担巨额亏损后，竟有说法称之为“争夺期铜定价权”之壮举！我们认为，以为基础商品的价格可被“主导”而中国应当争夺“主导权”，是一种错误认识；如果进而影响到决策，将带来巨大风险。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基本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都通过世界主要期货交易所交易形成。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确定，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能源价格的主要中心是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决定哪个交易所在哪种商品定价上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因素，归根结底，是买卖各方能否最有效率、最低成本地达成交易。过去，接近特定商品的主要产地和消费市场，是发展相应期货品种的理想条件。但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高度发达、全球金融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的今天，市场之间的竞争，早已使得传统的地域优势不足为恃，而更主要的是——如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所说——取决于“监管套利”；也就是说，哪个市场能够提供透明、有效的监管服务，保障交易合规有序完成，并恰当控制金融市场风险，交易就流向哪个市场。在这场“监管套利”竞争游戏中的胜出者，多为欧美期货交易所，绝非偶然。这些交易中心处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法治体系强健有效。
正因如此，基础商品的国际定价权操于有效率的市场无形之手，不可能以主观愿望力争而得。所谓基金炒作，如果是在交易规则范围之内，其实正是市场活力的来源，是一个交易所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正是因为在套期保值之外还有巨量投资基金往来于基础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合力创造出有如天文数字一般的交易金额，以一国之力与市场力量相抗衡，结果只能是以卵击石。那些主张以政府之手干预基础商品国际市场价格者，既对中国国力无清醒认识，又对国际市场深浅一无所知。至于所谓“国储局与国际基金争夺铜定价权”之说，更像是事后的文过饰非。迄今为止，从未有过发达市场国家政府直接干预基础商品市场的案例。美国消耗了全世界1/3的石油，进口量是全世界第一。即便如此，美国的石油安全政策多年来始终如一——美国希望国际石油市场有充足供应，不管在哪个价格水平上。国际油价现已涨至每桶70美元一线，美国舆情可谓沸腾至极；但干预市场价格之举，并不在美国政府政策选择范围之内。副总统切尼在回应释放石油战略储备以平抑油价的呼吁时强调，战略储备仅可在出现供给危机之时动用，其用途“不包括干预价格”。
面对基础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形成的现实格局，中国决策者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从期货市场建设的基础做起。在这里，强调期货市场的监管中立、提高监管效率，加强市场透明度，是必修课。同时，亦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期货市场要想在国际基础商品交易中占一席之地，在诸多艰苦努力之外，还有待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而后者无疑是一个更宏大的主题。
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纵使中国期货市场有朝一日成长为国际上的一个交易中心，其“定价权”仍是市场的产物，不可能以任何主观意志而左右。因此，我们更可以确定，政府在其为中国经济创造良好环境的重大职责中，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应包含所谓“争夺国际市场的定价权。”
-2006年第13期-
警惕“隐性贸易保护主义”
明知保护主义最终令一国经济深受其害，但各国政府很难拒绝各种利益团体的保护主义诉求。其原因既有获取选民支持的动机，也有急功近利，获得短期经济稳定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自救的潜意识抑制了理性的思考。
世人对即将于2009年4月2日举行的20国集团伦敦峰会充满期待。在全球经济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变得空前强烈，料将成为峰会的主基调，但并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我们认为，当前，应重点关注和反对种种花样翻新的“隐性保护主义”行为。
自由贸易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使危机中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这些已是常识。实际上，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无论是在经济刺激法案中加入软化版“购买美国货”条款的美国，还是过去30年来经历沧桑巨变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抑或同被归入“金砖四国”的印度和巴西，乃至在农业补贴上力度最甚的法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会公开支持保护主义。它甚至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应该说，道理是浅显的，也是可以广为接受的。但是，一边高喊反对，一边行保护主义之事，却成为许多国家的“协调一致行动”。就在此次峰会前夕，世行一份报告显示，在2008年11月20国集团宣布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来，已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措施，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对贸易实施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贸易保护措施中，提高关税仅占1/3，且全部由发展中国家采用。换言之，有大约2/3采取的是“隐性保护主义”方式。比如，对进口产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限定进口商品入关的口岸，提高进口商品标准等，从而使贸易保护主义的认定变得愈加困难。不过，最主要非关税壁垒还是出口补贴。世行报告显示，在47项限制贸易措施中，发达国家占12项，全部采取出口补贴，而发展中国家的35项中，有31％是出口补贴形式。
危机下的各种保护主义行为屡见不鲜，使各方包括始作俑者在内均付出了惨痛代价。声名最著者，莫过于20世纪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美国“大萧条”时期通过的这一法案，对2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以致有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十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
斗转星移，在此次被视作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人们看到的保护主义，已经不像过去那般明目张胆，而采取了各种更为隐蔽、同时也更难定性的方式。比如，WTO允许不少原则出现“例外”，这本来意在维护公平合理的正常贸易秩序，但它们却为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因而遭到滥用。最常见的例子是反倾销诉讼和以技术安全标准为借口的保护主义。以增加银行资本金为借口，导致资金回流的金融保护主义也悄然流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近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当下的保护主义提出如此警示：那种“走前门”的保护主义不再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那些“走后门”的保护主义，比如，打着环保旗号阻止外国商品进口。
明知保护主义最终令一国经济深受其害，但各国政府很难拒绝各种利益团体的保护主义诉求。其原因既有获取选民支持的动机，也有急功近利、获得短期经济稳定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自救的潜意识抑制了理性的思考。
事实上，国家间的分工、产业的转移，更多是一种竞争性演进的结果。在市场机制下，国家和其他社会公器应该而且能够提供必要的缓冲来完成社会经济的转型。但缓冲不应该通过贸易保护的途径来实现。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知易行难，是因为保护主义仿佛可以带来当下的收益，而放弃保护主义实现共赢则有待于贸易伙伴们报以同等的互信和善意。此时此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主要贸易国之间为共度时艰建立互信。如果没有这种互信，我们不仅无法阻止各国进一步滑向贸易保护主义，也无从凝聚化解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合力。
建立互信，需要美国、欧盟、中国和其他主要贸易国发挥领导作用，做出清晰的、可操作的、可验证的反对保护主义承诺。对保护主义最好的回应，就是使已历时七年、至今停滞不前的多哈回合获得成功。
我们也需要反躬自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及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受益良多，但毋庸讳言，过去和现在，国内都存在形形色色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与行动。世行报告列举中国贸易保护行为有八项之多。2009年3月26日，中国宣布再度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虽然“保护”并不简单等同于“保护主义”，但中国还是应对此持“有则改之”的态度。
对于中国来说，能否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成功压制国内的保护主义诉求，还关系到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能否坚持、深化的大问题。越是危机当头，越要坚持开放。正像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所言：“如果我们一遇到风险和挑战就关闭改革开放的大门，那么，我们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可能再度被边缘化，未来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历史机会也会与我们失之交臂。”
-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