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时会被事实绊倒，但是大部分人都会重新站起来，然后匆匆离去，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温斯顿·丘吉尔
【我们因何犯错，又如何犯错：缘由及补救措施】
本章的目的是帮助你理解，并因此超越你抗拒从错误中学习的心态。通过引用一个和法律制度相关的例子，我们将探讨认知和情感的力量怎样合起来隐瞒事实。反过来，这将让你从错误中学习，也让你有个思想准备，以便接受我在下一章中提出的看似荒谬的想法—一种故意犯错的方法。
培养一种辩论的思维
20世纪60年代，数学家约翰·斯托林斯发布了一个关于庞加莱猜想的证明。该定理涉及一个深奥的数学问题，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根据该定理的推测，任何没有裂口的有限形状都可以被拉伸，并且变形为一个球体。斯托林斯至少从七个方面证明了该定理，为数学界开辟了新的前景。后来，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如何不去证明庞加莱猜想”的文章中，他收回了他的证明，并解释了他怎么错了，以及为什么错了。
科学领域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思想的进化是通过替代理论的证明和随后的反证实现的。在数学领域内，尽管你确实想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但是，斯托林斯提出的观点后来还是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不体面的）。尽管斯托林斯发布的证明有缺陷，但他还是为庞加莱猜想的最终解决办法作出了贡献。正如哈佛数学家巴里·马佐尔所提到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奥的几何问题；不同的证明会引出问题的不同方面。”独特之处在于，斯托林斯愿意当众宣称他自己的错误。他以谦逊而幽默的方式描述了使他得出错误结论的“盲点”—像激动和害怕犯错这样的非理性力量如何将他的视线挡住。他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无法在我的‘证据’中找到缺陷。这是一种心理问题，一种盲目性，一种兴奋，一种由潜在的犯错恐惧所引起的理性抑制。”33
我们很少有人会喜欢犯错。错误是一种鲜明的（往往也是痛苦的）关于我们的局限性和易犯错性的提示。因此，我们多数人在犯错以后只是继续前进，渴望将错误掩盖起来。我们并没有设法得到隐含在其中的教训，而是试图保护我们受伤的自我，控制破坏性，并编造他人应该受到指责的理由。然而，要把寻常的错误转变成英明的错误，就要用相反的方式。斯托林斯继续探索他的裂口定理。就像前一章中所提到的，劳伦斯仔细推敲他的数据，以便找出隐藏在令人困惑的实验结果背后的真实故事。和他们一样，你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你自己的错误上，寻找更深层的含义。为了了解更大的图景，你需要有一种辩论的思维，并且愿意把你的自我抛到一旁。只有那时，大自然才会揭示她更深层的秘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我们在失败的痛苦边缘徘徊的时候。
无辜的错误
1979年9月30日，悲剧降临到了戴安娜·格林和凯文·格林夫妇身上。戴安娜是在他们的公寓里遇袭的，当时，她已经怀孕。她因伤势严重而流产，而且几乎失去了所有关于这场意外的记忆，以及语言能力。凯文·格林告诉警方，事发当时，戴安娜一个人待在公寓里。一位当地快餐店的雇员确认了凯文不在现场的证明，因为，当警方到达时，凯文手中的外卖食品还是热的。但是，这对夫妇之前有过很多次争吵，而这一切在她怀孕期间有所加剧。尽管戴安娜继续忍受着脑损伤和失忆症的痛苦，但她的证词仍然对她的丈夫不利。1980年10月2日，凯文被判二级谋杀罪，理由是未出生婴儿的死亡以及谋杀妻子未遂。
很明显，这个故事讲述了一次引起灾难性后果的错误。然而，这并不是说凯文本人有错，而是说法律制度判他有罪这件事错了。在狱中度过了16年以后，新的DNA证据出现了，证明攻击戴安娜的人是杰拉德·帕克，一个已定罪的连环杀手。帕克承认了攻击戴安娜的罪行，以及其他五起谋杀案。34真正的错误是由执法部门和检察官造成的，这些错误浪费了格林生命中的16年，同时让一个危险的罪犯逍遥法外。1999年10月，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颁给凯文·格林62万美元，用以补偿对他的误判。这个悲伤的故事只是由“无罪计划”追回的200多个同类案件当中的一个。该计划是一项由法学院师生参加的非营利活动，旨在通过使用新的DNA检测技术来识别误判，从而改革刑事法律制度，以防进一步发生不公判决。像凯文的这一类案子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DNA检测在所有暴力犯罪中的使用率只占10%。35监狱里有许多人可能并没有犯罪，但他们没有明确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像这样的灾难性错误—尤其是在司法程序这样一个有着严格的检查和制衡机制的系统中为何会发生？理论上讲，美国司法制度的建立，毫无疑问是为了断定被指控犯罪的那些人是否真的有罪。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证据标准的设置较高。正如最高法院的布莱克门大法官所宣布的那样，误判一个无辜的人要比让十个罪犯逃脱法网更糟糕。但实际上，如果这个标准过高，被定罪的人就会很少，而很多有罪的犯罪者也会继续逍遥法外。这就造成了可能导致错判的压力，而错判是很普遍的现象。
陷入主观性的泥沼
为什么严重的错误总是发生在一个专门用来审查证据、从多角度辩护案件并遵守清晰的证据规则的体制中？理论上没有偏见的决策实体—一个独立的陪审团和一位公正的法官—怎么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首先，这些数据可能不足为信。目击者的报告和其他惯用数据可能很容易损坏或扭曲证据。弗吉尼亚大学法律系教授布兰登·加勒特的一项研究探讨了200个错判案件，所有案件的推翻都是以DNA证据为基础的。该项研究确定了许多常见因素：
? 错误的目击证据。主要原因是目击者提供的错误证据，在所有被推翻的案件当中，有79%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压力会扭曲记忆，尤其是视觉记忆。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很少有人准确记得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像殴打甚至是车祸之类的惊人事件时。根据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研究，在目击者可能断言的事件当中，至少有50%是他们实际上没有看到的。36尽管如此，陪审员还是认为目击者的描述具有客观性。
? 错误的法医证据。这个因素在55%的案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法医证据—例如头发样本、血液，或是精液和DNA—可能会使法律程序显得比较公正，因为根据推测它是科学的。但是，这类证据通常会被污染、曲解，甚至被直接操纵。例如，在臭名昭著的O·J·辛普森谋杀案的审判中，那只带血的手套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 不可靠的告密者证词。在18%被推翻的案件中，告密者证词是起诉案件的一部分，而告密者具有很强的说谎动机。在许多案件中，告密者都是事后被指控有罪；或者，他或她可能因伪证而获轻判，或是因另一种违例而获提前假释。这个因素和其他因素不同，因为它必须包括有意制造偏见这一点（如果不是控方，那就是由目击者所作出的）；而之前提到的那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潜意识起作用的。
这些因素所要强调的是，人们的思想中存在一种悲剧性因素，它能够以完全肯定的方式混淆暗示性印象。令人唏嘘的凯文·格林案件就讲得很清楚，一个原始的错误（在这一案件中，指的是他最初被捕这件事）可能会被随后的错误一层层地加重，这是由不良数据（如错误的法医证据）和人类意识的绝对不可靠性等偏差因素引起的。除了信息的扭曲以外，错误还来自其他一些方面。不完备的陪审团程序和群体思维之类的陷阱也可能会导致错误。37在处理关注度较高的案件时，警方和检察官都承受着一定压力。这种压力会导致确认偏误。官员可能对某种特定的怀疑有预感，因此会压制不符合他们要求的证据，而去强调那些和他们的要求相符合的细节。这样一系列的错误可能导致法律误判，这对牵涉其中的无辜受害者来讲是极大的痛苦。38
要从凯文·格林案件这样一个悲伤的故事中找到希望的想法似乎有些天真。但是，DNA证据所揭示的高误判率有可能会加强我们的法律规则和程序。要向英明的错误迈进，首要步骤是认识错误和探究错误的根源。最终，不论是个人的工作，还是类似于“无罪计划”那样的组织的工作，都会使解释证据和实施制裁的程序更加合理。这将为许多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但仍未上庭受审的人带来好处。如果是这样，以往的误判就为我们提供了明智的新见解和新程序。
“无罪计划”的例子表明了多种因素的合力如何能将正义之流切断，以及人的易错性如何能阻碍他们看清真相或作出公正的决断。有些共同因素可能会阻碍我们看清和理解错误，对它们进行界定是很有帮助的。
情感因素
各种情感障碍使我们无法对错误释怀。做对事情比犯错误更让人满意！即使在独处的时候，我们也能从猜对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或一场足球赛的结果中得到乐趣；而当我们在马路上转错弯或者在字谜游戏中被难倒时，我们就会变得很痛苦。社会环境放大了这些个人情绪。当听到别人说“我早就这么告诉过你了”这句话时，你会觉得很无奈；相反，要是把这句话说出去，你就会觉得心里总是美滋滋的。很多与错误相关的表达都强调了它原始的、出于本能的品质。我们谈论那些被迫低头认错、忍气吞声的人，谈论他们的职位，当然还有他们所说的话。错误是难以消化的，而且确实可能让我们感到反胃。正如凯瑟琳·舒尔茨在《我们为什么会犯错》一书中所说，“如果做对事情是饶有趣味的，那么犯错则涉及一个狭窄的、不幸的范围，从厌恶到生不如死都被囊括其中。”39
当我们犯错时，从认知失调和文饰心理到防卫性否认，各种防御机制都会突然活跃起来，以便保护我们的自我和名誉。当你作出错误的预测或愚蠢的决定时，你的头脑就会进入一种失调状态。一方面，你知道自己已经犯错了；另一方面，你相信自己是个聪明能干的人。要想协调这些矛盾的观念，你有两种选择：你可以把你的自我观念降低一两个档次，或者，你也可以进行合理化—例如，编造一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错误毕竟不是你犯的。利昂·费斯廷格是认知失调领域的一位研究员，为了直接观察合理化策略，他做了一个经典的实验。40
费斯廷格潜入一个宗教团体，他们的首领预言世界末日将会来临。预告了这件事之后，他们隐居到一座高山上，以躲避这场毁灭性的灾难；费斯廷格和他们一起去，看看他们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当世界并没有像他们所预言的那样毁灭时，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吃惊和失望。很显然，这个团体在认知失调的痛苦中挣扎着：如何通过世界依然存在这一事实来解释他们对自己首领的信仰呢？经过几次争论之后，他们开始认为，他们的虔诚祷告确实拯救了世界。结果证明，他们的信仰体系对弄虚作假是免疫的；为了生存，他们需要这种防御机制。尽管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个团体的自欺行为，但我们自身通常也还是会做出类似的事情来。人类拒绝现实的能力永远不应该被低估，它能使整个行业、国家和文化遭受痛苦。41
尽管我们的情感会阻碍我们的学习，但还是会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42正是通过强烈的情感，我们才得以将生活中来之不易的教训内化。有个故事讲的是我本人的愚蠢，它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当时在欧洲，正开着一辆租来的烧柴油的汽车。荷兰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清楚，一辆柴油汽车不能使用普通汽油。我取笑那些加错油把发动机弄坏的人，而且我也看到很多游客因为这个错误而被晾在马路边。一天夜里，我把我租来的车停在比利时，离法国边境线只有一小段距离，然后，我把一个汽油喷嘴伸进了油箱。我最后一次给汽车加油是在荷兰，那里的喷嘴设计加入了防呆措施—汽油喷嘴不适合柴油汽车使用—但是，比利时不提供这些保护。时差反应，以及夜晚的一片漆黑，再加上我的过度自信，终于使我的车子越开越慢，并在大约20分钟以后在法国的一个小村庄附近完全停了下来，只听见大卡车经过时的轰隆声，却不见有人来帮忙。我走了两公里的夜路，终于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我用蹩脚的法语联系了拖车服务处，然后叫醒了一位安飞士租车服务人员，他当时睡得迷迷糊糊，但也乐意帮助我。终于，我设法把车弄回了租赁点。我甚至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在那个小村子里找到一辆出租车，让它开140公里的路程载我去巴黎，以便能赶上早晨9点钟的演讲（主题是“批判性思维”，正好适合）。
这个错误产生的影响是：我觉得自己很愚蠢，而且，沿着高速公路走夜路的那几个小时，我甚至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我险些错过巴黎的演讲，而且还一夜没睡。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我的信用卡账单上多了一笔4 500美元的开支，是在安飞士消费的。我觉得这是因为损坏汽车发动机而支付的。这的确是他们的错：安飞士认为我一直没把车子还回去，还让我支付在欧洲三个多月的租车费。最终，一切都澄清了，安飞士甚至支付了我去巴黎的的士费—非常感谢！
正因为这次错误有着深层次的个人原因，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几乎不可能再犯这样的错误。我还考虑在比利时销售设计更为合理的燃油喷嘴，以防其他人也像我一样犯愚蠢的错误。当我在半夜三更被困在一条陌生的高速公路旁的那一刻，我被自己的愚蠢彻底打击了。由于这次错误造成了伤害，因此对我而言，它比其他人所犯的错误更有价值。它促使我去反思，让我生气，然后又激励我去思考新的业务理念。即使学费很贵，“逆境学校”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因为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确实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记。我们需要源于直接经验和艰苦历练的情绪，从而达到内化、记忆和学习的目的。
认知缺口
除了情绪障碍以外，认知缺口也能使现实世界中的学习变得复杂。这些缺口包括不完全反馈、处理效应和混杂数据。从经验中学习是个艰苦的过程，要求经历科学探索的磨炼。我们需要精确的实验、控制组和双盲测试，以便从我们所处的复杂世界中得出更深刻的见解。为了超越那些合起来阻碍你寻求真理的因素，你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认知盲点，即诸如痴心妄想、过度自信和选择性知觉等倾向。
有时候，让别人对我们的思想进行压力测试，可以帮助粉碎我们的妄想。从理论上讲，群体和组织的决策应该不怎么容易出错，因为人们可以相互纠正对方的错误假设。但实际上，群体可能会把他们自己的偏见带进来—从群体思维到两极分化—而且，这些偏见可能会损害不同人的观点所带来的好处。此外，智商高的人无法抵御这种倾向：有证据甚至提出，人越聪明，就越容易固执己见，坚持过时的思想。正如托马斯·库恩所发现的那样，一种新思想在科学领域中得以接受，有时要求牺牲整整一代受过“旧学派”思想训练的科学家。43一旦那些曾经使他们成功的范式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就很少有科学家能接受他们那些“不成熟的”研究生所拥有的激进的新思想（如自然选择或量子力学）。
大家都知道，科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和行业会坚持错误的信念，甚至在大量反证面前也是如此。即使是那些具有辩证张力的、专门用来将所有的观点公之于众的体制—例如我们在凯文·格林案件中所看到的—可能仍然征服不了人类意识的弱点和怪癖。许多专门的研究课题都有很长的错误清单，用来描述那个领域的典型错误。杰罗姆·古柏曼的著作《医生如何思考》（2007）展现了医学领域的各种陷阱；艾略特·科恩和约翰·古奇合著的《军事灾难》（1990）以同样的方式对战场进行了描述。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经典作品《狂躁、恐慌和崩溃》（1978）讲述了从几个世纪的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教训。而《陪审团之内》（1983）一书中，里德·黑斯蒂等人让我们窥见了陪审员混乱而有缺陷的思维方式。这些作品的出发点很好，旨在帮你制定策略，认清自己所操作的系统中偏见最多的地方。
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哲学等领域中，关于人类错误的主题得到了广泛研究。正如前言中所强调的，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原因是他们在认知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44这股研究潮流用文献证实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以多种方式远离理性的判断和选择。这个领域非常广泛，它的大纲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但是，图3–1中所展现的模型总结了决策过程中的几个潜在的关键阶段。45最重要的阶段列在图表中部，我们称之为元决策。这就是说，确保你在解决正确的问题。现在我们要问的是：问题的症结是什么，谁应该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以及哪些主要的陷阱和偏见是应该避免的。一旦元决策确定了下来，就可以处理其他四个阶段了。
决策的4个主要阶段
决策过程可以概念化为4个阶段的组合，如图3–1中的箭头所示。尽管我们是按顺序讨论它们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的线性就不那么明显了。从一个阶段得出的见解会影响另一个阶段。例如，情报收集可能让你重新构架最初的决策，甚至重新回到元决策。同样，关于得出结论阶段的更深刻的思想可能让你收集更多的数据，或者修正你的框架。
阶段1：决策框架
这一主要阶段讲的是我们为以下问题设定的心理结构：我们应该追求什么目标，我们可以利用哪些选项，以及存在什么样的限制。它还包括决策的时间框架、问题的范围、用以衡量成功的尺度，以及应该使用的参照点。例如，很多公司以过去的表现，或者和他们差不多的竞争者的表现作为判断成功的参照点。像这样目光短浅的框架给汽车产业带来的灾难，席卷了20世纪70年代的底特律，西尔斯百货在20世纪80年代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真正的竞争来自其他地方，底特律面临的是来自海外对手的竞争，西尔斯面对的是新媒体购物（QVC）的冲击。此外，管理者还常常将新的思想和现状相比照。但是，这种参照点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状是不稳定的，可能会因竞争、新规则等因素而变得更糟。为了避免这个陷阱，福特汽车公司通常的要求是，现状选项（什么都不做）应接受到和其他选项一样仔细的审查，以及比其他选项为期更长的调整。
在框架阶段，挑战假设和突破思维定式是至关重要的。想想ERIC公司的例子，这是一家搬运和消除石棉的公司。大约在1986年，美国很多家保险公司都面临一场严重的、由石棉索赔引起的责任危机。作为回应，他们在一般商业责任承保险别中增加了一项“绝对污染除外条款”。这就把许多客户公司暴露在风险中，它们在石棉搬运、地下贮槽、化学隐患等方面没有任何承保险别。ERIC这家小公司决定进军的正是大家都在退出的市场。ERIC公司相信，只要具备以下条件，就可以确保房屋或仓库的安全：（1）对相关地点作深入分析，确定所有关于石棉的主要问题；（2）制定一套保险政策，使其适合所面临的特殊环境；（3）培训或聘用一些转包商，使其根据严格标准来落实搬运和消除工作。通过把工程和保险精算分析结合起来，再加上对转包商的监督控制，一种环境保险产品在传统保险公司所回避的夹缝中启动了。一些分保公司（如瑞士再保险公司）购买了这一商业概念。自此以后，ERIC公司售出了数百万美元的承保险别。46本质上，ERIC公司重新构建了这个问题，并使它的优势发挥出来。
阶段2：情报收集
在情报收集阶段，管理者可能会屈服于多种偏见，包括：（1）过度自信；（2）有缺陷的心理捷径；（3）确认证据的偏见。过度自信是一种不知道我们自己不懂什么的征兆。例如，有人向1 290位计算机行业的管理者问了一连串和他们行业相关的问题，并要求他们给出自信范围。这些受访者表示对正确答案有90%的把握，而他们的实际准确率只有20%。47
另一套偏见源自我们的心理捷径。例如，当一位管理者估计下个季度的销售额时，他可能会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即以去年同期为基准。然而，这样便捷的出发点通常会使最终的判断有所偏差，因为管理者过分纠缠在那个单一的数字上，而没有作出足够的调整。在变化频繁的时期，经验法则可能会很快变得过时，甚至到了危险的程度。艾伦·坎特罗威讲述了一个来自步兵团的实例。48当大炮开火的时候，两个士兵会立正，一左一右地站好，一只手臂抬起至胸前。没有人知道这种仪式的由来或目的。通过调查，他们发现这可以追溯到用四轮马车装运大炮的年代。炮声会使马匹受到惊吓，所以需要把它们拴牢。尽管后来马匹从军队作战中消失了，但是士兵在大炮旁站立的仪式却保留了下来。我们也只能猜想，今天有多少马匹的影子仍旧在一些组织的长廊中游荡。
糟糕的判断或选择可能会因为第三种偏见，即未能找到反面证据而持久。管理者很少去寻找那些反驳公认常识的证据。组织的标准往往会加强这种确认偏误。管理者试图确认支持他们行为的关键假设具有正确性。这可能会让新一代的管理者或参与竞争的新公司去挑战一个公司或其所在行业的主导逻辑，并且向人们证明，不可能的事情终究还是可以实现的。在这样的例子中，绩效型组织—它们需要保护自己的核心活动，使其免受破坏—与学习型组织有很大的抵触，后者试图发问、怀疑、做实验，并且与过去决裂。正如乔治·桑塔亚纳所观察到的，我们大多数人只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和看相比，我们更善于相信”。49
阶段3：得出结论
选择阶段的深层偏见和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厌恶有关。这种厌恶会抑制创造性和探索精神。与未知风险相比，人们通常更偏爱已知风险，即使前者有相同的数学期望值。50例如，假设有两只缸，每只缸里面混装着红色球和白色球，我让你从其中一只缸里取出一个球。如果取出的是红色球，我就答应给你100美元，如果取出的是白色球，你就什么也得不到。我告诉你1号缸里面的红色球和白色球比例相当，而2号缸里面两种球的比例是个未知数。你会选择哪只缸呢？大部分人喜欢选1号缸，因为知道有一半概率会赢，尽管2号缸也有相同的概率，如果你把所有可能的比例平均一下的话。而对于那些不相信2号缸也有一定公平性的人来讲，如果让他们选择用哪种颜色的球下赌注的话，他们仍然倾向于选择从1号缸里拿球。我们往往不喜欢那些模糊性较高的环境，不论是技术上的和市场的不确定性，还是我们有意犯错的策略。
其他偏见也会蔓延到选择阶段。人们或许认为直觉的选择比实际要好。51或者，他们认为团体决策一定比个人选择要好，因为两个人知道的总比一个人多。尽管这在理论上是事实，但在团队决策的过程中，群体思维和其他功能障碍都是人们所遇到的证据充分的问题。52在很多机构中，决策退化成一种游戏，目的是猜猜看高级管理层想要听什么样的建议。为了迎合那些政治上正确、可靠或有利的观点，人们会放弃他们较为合理的判断。要反对这一点，领导者必须鼓励多样化的观点，向传统智慧提出公然挑战。要让大家觉得可以信赖，他们还必须奖励那些敢于说话的人，并鼓励大家有意犯错。
阶段4：从经验中学习
在决策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关键是把注意力全部放到你刚刚做的决策所产生的进化反馈上。这种反馈是任何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诸如为糟糕的结果寻找借口等自我防卫机制还是会扭曲这种反馈，抑制错误或掩盖重要的经验教训。为了反对这种倾向，你必须经历运动员或科学家经历的那种磨炼，利用现实世界在回应你行为的过程中所隐含的教训。这就意味着，你需要以开放的态度去学习，穿过如图3–2所示的学习循环的最高阶段，而不是充斥着拒绝、责备及合理化的最低阶段。53
其中一个学习障碍涉及的问题是缺少由低频决策引起的足够反馈，这使得我们难以区分信号和背景噪声。例如，当你决定租房或买车时，你能从中学到多少东西呢？这些可都是发生频率相对较低的事件。对众多小样本进行概括会比较困难，但对个别的成功或失误进行过度解释就容易多了。另一个障碍和反馈缺失有关，例如不知道你所拒绝的选项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你将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如果让那个你当初没有聘用的人来工作的话，事情会进展得怎样。从经验中学习的第三个障碍与处理效应有关，正如在自我实现预言中所看到的。开学的时候，那些对学生们持有赞许态度的老师会不自觉地对他们产生影响，这样一来，学生们会表现得比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更好。这个例子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称之为“皮格马利翁效应”。54
当我们思考这些及其他障碍时，有一点会变得很清楚，那就是，真正的学习会要求一种科学的、用来控制混杂因素的方法。例如，质量控制运动强调的关键问题是控制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新的学习可能要求一个独立的组织单元，以便完全挡住来自旧组织文化的间接和无意识的影响。IBM在开发个人电脑时采用了这种方式，通用汽车公司在土星项目中的做法也是如此。为了在接下来的几段时期内优化高效性能，一家公司应该侧重于最熟悉的领域。然而，为了使自身的长期存活概率达到最大值，每家公司都必须不定期地挑战其核心假设，并通过实验扩展其功能。一种解决方案是，组织的主要部分注重短期表现，同时，还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单位来顾及长期发展。但是，在理想情况下，学习和绩效的文化应该实现互动。否则，学习型组织可能无法通过杠杆效应来影响位于绩效型组织核心的组织能力，反之亦然。
做更好的决策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决策过程既不具备线性特征，也没有明显的时间段标记，这一点和图3–1中所表示的有所不同。在情报收集阶段所发现的信息可能会激励你重新回到你自己的问题上，并对其进行重新定位。此外，诸如搬家或企业搬迁之类的复杂问题可能需要一系列较小的决策，每个决策都可能涉及几个决策框架、多次情报收集，以及各种得出结论的步骤。
尽管存在这种复杂性，它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单独思考决策的每个阶段。一旦你能认识各个阶段并了解最常见的陷阱，就会更容易避免错误。除非你认识到自己正在进行哪一部分决策，否则你就无法防范每个阶段的典型错误。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不只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尤其是还要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桑塔亚纳关于历史的著名评论换个说法就是，那些不去研究他人错误的人注定要重复旁人的错误。
既然我们可能犯错的方式有很多种，下面就介绍一些基本技巧，以便让大家能够从错误的成效性这个角度出发，做出更好的决策：
1. 揭示任何重要决策中的隐式假设，然后在别人的帮助下向它们发起挑战。找到一种便捷的方法来检测某些关键假设。
2. 从绩效和学习这两种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重要的决策。后者会让你更容易接受实验方式。
3. 要意识到，估值的做法可能过于自信，或是固守于现成的数字。对于你不知道的东西要诚实；看看一个英明的错误是否能让你变得更聪明。
4. 考虑一下肯定证据，但尤其要考虑否定证据。尝试反驳那些隐含于根深蒂固的主导逻辑中的关键假设，并以此来重新校准风险。
5. 在“鲁莽地做事”的风险和“分析瘫痪”之间寻找平衡点。把直觉看作是一种有效的决策输入，但不要盲目相信它，除非你有很丰富的经验。
6. 不要认为群体总是能做出更好的决策；除非你把群体决策过程管理得很到位，否则，团队智商可能会低于群平均水平（也就是说，群体思维只是有可能会奏效）。
7. 经验是自动生成的，但学习并不是这样。即便你有良好的反馈，隐性的经验教训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证据。试着去对曲解和缺失数据作出纠正。
8. 使组织内的学习文化和绩效文化保持平衡。如果你扮演的是领导角色，那就接受一定程度的失败，并把它看成是学习的必要代价。
9. 对于我们周围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要采取谦卑的态度，知道多少就是多少。经常试着去挑战和检验可能过时的假设。
本章展现了犯错的多种方式，并探讨了一些潜在原因，其范围可以从不合理的构思到相同错误的二次重复。不论出于何种理由，每次错误都为你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你看到它教给你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从原则上来讲，你对事情的期望值和实际发生的结果之间存在的任何不协调性，都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学习机会。但是，为了吸取教训，你需要有一种面向学习的态度和思维方式。这就意味着要克服我们拒绝、曲解和遗忘错误的自然倾向。同样，你也需要一套用来诊断自己错误的概念框架，比如我刚才所提到的四阶段框架。最后，如果你接受以下观点，即错误具有价值，多犯一些错误有时候可能是一种良好的策略，那么，你就需要一个用来决定何时及何地犯错的路线图。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本书的第二部分：有意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