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相信，只要多一些理解，人生就会明亮起来。灿烂的阳光将照亮你的人生之路！
1996年9月，秦和的华侨外语专修学院迁入新址。新校舍的建成前后只用了5个月。
回忆往事，秦和只说了一句话：
经历了建新校舍的一切，已经没有任何困难值得我畏惧了！
如今，那片曾经无比荒凉的土地上，已矗立起一座现代化的校舍。校园里的气氛紧张而活泼。借鉴国内外优秀的大学体制和教学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秦和提出了华侨外院的办学特色：封闭管理，综合培养，外教主讲，小班授课。
作为中国目前最年轻的民办大学校长，秦和依然在风风火火地忙。有人说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劝她好好休息、调养一下自己。秦和说不能。我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还有很多的计划要一个一个去完成。再说，21世纪就要来临。我知道自己与就要到来的世纪有一个约会。我不能停下来，我要赶着去赴世纪之约。
（2）袁岳：零点调查公司的创始人法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以后，袁岳在司法部一呆就是四年半，主要的工作是替部长起草各种报告。期间到农村普法一年，又在部里的资料室坐了一年。就在这一年里，袁岳写了5本、翻译了两本法律方面的书，并且都得到了出版，这是典型的化知识为资本的范例。
1992年9月，就用那出版书得到的4万元钱，袁岳成立了零点市场调查公司。公司成立之初，包括袁岳在内只有4个工作人员，都是袁岳在各种场合搜罗来的有识之士。这种小额个人资本投入，同仁组合是中国民办市场调查机构的普通创业模式。目前，以这种方式成立的民办调查机构约700多家，占到整个市场调查行业800余家总量的80%强。而在这些为数众多的竞争对手中零点调查是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具有市场影响和品牌效应的为数不多的几家之一。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LinnCurry女士所说的那样，今天要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有必要提到当地的零点调查。
除了设在北京的总部，零点调查还在上海、广州、武汉设有分公司，并在其他32个城市设有访员工作站。工作队伍从最初的4人发展到今天的有全职研究人员50多人，全职行政人员10多人，兼职大学生访问员3000多人，兼职专家访问员60多人。1998年，零点调查
的营业额达1200多万，这在整个行业中都属佼佼者。公司主要客户包括美国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荷兰飞利浦公司、日本三菱等50余家跨国公司，国内客户也是零点调查业务的重头，包括一些重要政府部门与媒体及知名企业公司，如：国家和社会保障劳动部、北京市政府、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报、好孩子集团、北汽福田公司、万科集团、北辰集团等等。
在短短的不到七年的时间里，袁岳是如何把零点调查从一只小羊羔哺育成中国民办市场调查机构的领头羊的呢？
我们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打基础。袁岳非常坦诚地告知他的成功经验：整整三年的时间，公司员工从4个人到6个到9个到12个到18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增长率，但这是形成稳定牢固的企业文化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下子招很多人很快就会把刚刚形成的还很薄弱的企业文化弄乱。并且企业的前三年我都是投入，第一年投了68万，第二年投了30多万，第三年投了9万，之所以越投越少当然是因为生意越来越好。前三年我们选择的项目都是投入大大高于产出的项目，但都是一些会带来远期定单的具有生产力的项目，就是所谓的‘种子项目。好比我们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委托而做的关于全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我们访问了500多位全国各地的私人老板，其中30%成为我们的私人朋友，他们如果需要市场调查，首选是’零点调查的概率就非常高。与此同时，全国工商联也成为我们重要的稳定客户。
在一个普遍急功近利的时代和社会，有着长远经营战略头脑的袁岳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到了1995年，零点调查开始盈利，最直接的体现是作为公司的惟一货币资本投资者，袁岳个人开始有能力购置了房子和汽车。辛勤耕耘终于开始有收获。但是，最近期的重要目标是要使公司的骨干职员也要拥有房子和汽车，袁岳强调说。
事实上早在1993年，袁岳就认识到了智力资本要比货币资本重要，并且真的很果断地决定把公司全员股份化。这个举措在当时即使是在整个中国的范围也是具有革命意义的。
中国文化中人治的成分很浓，往往成功的机构和企业会因为当家人的离开而迅速跨掉。对此有清醒认识的袁岳一直在努力。现在的零点调查已是一个有初步生命力的，袁岳离开后能够自行运作的公司了。革命理想与眼前好处相结合是零点调查的文化，也是一个繁荣的正当经营与有吸引力的个人成就机会的有机结合原则，我们要努力实践社会与市场的研究，由个体的、单一的、封闭式的、农业化的方式的转化，中国知识分子个体精英很多，但精英团队极少，即使我们只有中级人才在组合团队时可以利用，也会比知名的学者个体有极大的优势。袁岳自信地强调。
目前零点调查的主要财源几乎都来自跨国公司。说起中国企业宁可大把大把花钱做广告而不愿做一些踏踏实实的市场调查，袁岳体现出了智者的冷静：中国企业家急功近利的心态实在太严重，你看好了，在中央电视台竞投标王的，最后肯定都不行。中国企业家太缺乏智者了。也许最后100个中有99个会死掉，剩下那一个就成了。那99%还没有任何危机感却已被袁岳预言了命运的企业，就问有没有办法挽救他们，袁岳的冷静和清醒与责任感有点使人想起鲁迅：没有办法，行为模式的转变是最难的。谁都知道吸烟不好，但有几个能真正戒掉的？只有等到得肺癌了才知道晚了。这是人性。我所能做的是帮助那些知道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愿意努力改进的中国企业。如果对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感，结果肯定什么也做不好。袁岳认为，在面对新挑战时，勇敢地反思、怀疑、挑战和否定自己的决策模式，会使自己获得新的机会，以民意研究为基础的决策方式正是一种否定以往的以决策主体意愿方式为基础的决策方式，正如《圣经》中说的，要得着生命，先要舍去生命。
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的分析，袁岳认为社会空间与自由度的越来越大是必然趋势，这时候慢慢就会有一些社会理想的人想做并且开始做一些事，这样就会形成示范效应。于是社会的大多数才会跟随。
有着社会理想的智者袁岳却是一个单纯的人。因为他的需求很单一：Researchismylifejob（调查是我一生的工作。）--已接受哈佛大学邀请明年去学习一年公共管理的袁岳英语非常棒；同时他也做到了几乎是人生最难的事：说出来的话一定是他想说的话，不然就沉默；还有一点也是往往只有单纯的人才能做到的：直接。
单纯的人与有理性的智者在我们社会与文化中都属于稀有品种，而单纯的智者就更是几乎快绝种了，袁岳便是其中的一个。
（3）段祺华：5年为中国人挽回5亿美元段祺华1983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那时他想走一条知识分子之路，读硕士、博士，然后留在学校做个教授。读硕士学位时他还做过文学梦，出版过中篇小说《心灵的震颤》。后来，他有机会到香港翁余阮律师行学习，学习期间，他认识了一些律师朋友，对律师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上海，他辞去了华东政法学院香港法研究室主任的职务，到上海一家涉外法律事务所干起了律师。可惜的是，那时上海涉外业务少得可怜，段祺华不甘心整天拿着150元人民币的月工资在办公室睡大觉。1988年，他自费到美国深造。
1990年，段祺华拿到了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他当时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想不到，美国导师嘲笑他异想天开，只给他打3.2分。
导师说：你要是真的在中国开办了私人律师所，我给你打满分，而且把我的位置让给你。
段祺华告诉老师：我会试试看。
1992年，当段祺华决定离开美国回中国开办律师所的时候，他的朋友都不理解。大家都说，在美国辛苦几年，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做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何必要回去受苦。但段祺华还是坚定地带着他所有的家当回了上海。
当时，他提出的创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想法受到许多阻挠，但段祺华没有灰溜溜地回美国，而是坚定地留了下来。他坚信，一个开放的国家需要不同类型的律师事务所。1992年11月，他终于得到中国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等部门的批准，成立中国第一个由留学生归国开办的律师所。1993年4月，段祺华和夫人段周琪合办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在上海浦东正式挂牌。次年，段和段在美国西雅图的分所开张营业。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一个精致的镜框中镶嵌着一封白宫来信，这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3年7月15日在段和段律师所开业时写给段祺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查理·段先生（段祺华的英文名字），非常感谢您告知我贵事务所开业的喜讯，在此祝愿事务所万事顺利。后面是克林顿总统的亲笔签名。
1992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克林顿在竞选纲领中把贸易与政治混为一谈。此时，就职于美国威廉·克斯诺及吉布斯律师所担任中国法律顾问的段祺华再也坐不住了，他提笔给克林顿写了一封长信，力陈贸易必须与政治分开，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不能改变的理由。1993年1月14日，段祺华收到了已经当选为第二任总统的克林顿的回信。信中说，他感谢段给他写信，作为总统，他在对中国政策的重大决定时会考虑各方面的意见，也包括段在信中提的想法……收到克林顿的来信，段祺华自然非常高兴。但一位美国友人开玩笑说，在美国，收到由总统亲笔签名的信才算本事，而段祺华收到的只不过是电脑签字的信件。时值1993年4月，段祺华正在为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开业作准备，于是亲自给克林顿寄去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说：总统先生，我现在离开美国返回大陆去办‘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由于我们所代表美商客户，贸易最惠国待遇至关重要，如果您取消了这一待遇，美国公司得撤回老家，我这个小小的事务所也就难以为继了……
信发出几个月，一直没有消息。就在段祺华差不多忘了这件事的时候，6月，克林顿总统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7月，一封由克林顿亲自签名的来信送到了段祺华的办公桌上。
1998年克林顿总统在上海访问期间，段祺华作为中国律师代表两次受邀参加有关活动。
在克林顿总统与美国商会代表的早餐会上，总统身边的法律助理还特地向总统介绍了段祺华和他的段和段。开业几年，段和段已参与引进外资十多亿美元。
90年代初，美国司法界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中国劳工赔偿案。该案系塞班岛一家美国公司，因克扣中国劳工工资而遭到美国劳工部的起诉，最终美国法院判这家公司赔偿中国劳工共1200万美元。由于此案涉及中国劳工2300人，且大部分劳工已经回国，因而美国劳工部决定通过招标的方式选定一家律师所具体承办赔偿金的发放工作。刚刚成立不久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接到邀标后，用了两周的时间设计了三套方案，向美国劳工部递交了一份长达60页的标书和律师合同，并最终中标。
根据劳工部提供的资料，2300名中国劳工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农村或山区，寻人工作真如大海捞针。依照美国法律，如果在规定期间找不到劳工本人来领取赔偿金，便要将款项收归美国国库。段和段先后在华东、华南等地的10多家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广告费足足花了70多万元人民币。因为这个项目的律师费是包干制，有人认为段祺华疯了，这不是做赔本买卖吗？可段祺华说，就算赔本，也要把这笔钱送到中国同胞手中。
一连几个月，段和段的律师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分头到上海、汕头、厦门等地发放赔偿金。在汕头发放第一期赔偿金的最后一天，一名女工因为生孩子，让父亲代为前往。但按照规定，赔偿金必须本人领取。为了等女工亲自到来，律师们更换了回程机票，一直等到女工领取赔偿金后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