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遥远的独立王国“二刘大战”以刘文辉的惨败宣告结束，他带着残兵败将向西溃退，一直退到雅安。面对一望无涯的苍茫草原，心里头浮起了从未有过的凄凉。夫人杨蕴光见此情景，也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她吩咐人备好轿车，去成都找刘湘说理。见面的第一句话十分不客气：“你到底要把你幺爸赶到什么地方去？”刘湘连忙赔笑脸，嘴上唯唯诺诺。杨蕴光继续追问，刘湘终于说出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幺爸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只是想压一压他的气焰。既然婶婶出面说话，那就让幺爸在雅安待着吧。”刘湘的言外之意，是再不会穷追猛打赶尽杀绝了。有了刘湘这句话，杨蕴光才放心地回到了雅安。
雅安位于成都和康定之间，是刘文辉当年进入西康省的第一站。早先要问鼎中原的勃勃野心，一夜之间全化作了泡沫，他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情景：“处境最艰，朝不保夕”。
1933年10月底，刘文辉初步在西康站稳脚跟，首先将第二十四军所剩的两万多残兵整编成两个师，他自己兼任第一师师长，辖刘元塘、刘元琮两个旅；原副军长向育仁兼任第二师师长，辖徐光普、李玉书两个旅。另外委任刘玉章为西昌地区屯垦司令，唐英为隶属屯垦司令。就这样拼凑起了一个军政班子，准备在西康这块荒僻的土地上继续惨淡经营。
西康建省，明末清初就有倡议，但一直未能实行。建省前的西康，原指今四川甘孜州、西藏昌都地区这一片，最初叫作“川边”，清朝时属四川建昌道管辖。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建昌道道员赵尔丰向四川总督锡良建议，把川边各土司、呼图克图等管辖地区改设县治，划为行省。1907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积极推进改土归流，将全区划为两个道、四个府、十个县，奏请清廷建省，并为这个拟议的行省取名“西康”。“康”指原地名，“西”指在国家版图之西。西康省辖境东起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西至丹达山顶止，计3000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4000余里。然而这个报告清廷还没来得及审议，辛亥革命暴发，大清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后，这个地区被划为川边特别区，也叫西康特别区。1912年，四川都督尹昌衡西征时，将赵尔丰所设道府州县及委员管区通统改为县，一共有29个县。此后，张毅、刘锐恒、殷承献、陈遐龄等相继担任川边镇守使，在此期间，川边大部分县均被藏军占领。1925年刘成勋任西康屯垦使时，辖区仅剩康定附近及康南一带共11个县。
当初刘文辉尚在川南叙府崛起时，盘踞西康一带的是他的前辈军阀刘成勋。为了侵吞刘成勋的防区，刘文辉搞突然袭击，打着救民于水火的旗号，巧取豪夺西康这块地盘。刘成勋在被刘文辉队伍追击的紧急情况下，率弁兵数十人狼狈逃窜，行至离雅安城40里处的桔子岗，突遇数百土匪拦路抢劫，杀声四起，刘成勋似惊弓之鸟，丢下了几十口大箱子只顾逃命。几天后，他让部下拟了份电报发给刘文辉，声称即日下野，然而又在报纸上登出声明：愿回老家大邑休养，再不出山。
那时刘文辉是胜利者，他没有把西康放在眼里，只是象征性地在第二十四军军部边务处之下设了个西康政务委员会，敷衍其事。然而仅仅只过了5年多，刘文辉再次回到西康时，心境和原来完全不同了。
此时刘文辉所能掌控的西康，只有康定以西、金沙江以东这小小的一块地盘，实在与一个省的名称不相符。更让人沮丧的是，雅（雅安）、宁（西昌）两属中，除雅安他还驻有部分军队外，其他地盘上仍是由刘湘的军队把持，而且雅、宁两属行政上也属于刘湘的四川省政府管辖。每当一念至此，刘文辉心里像针扎似的痛。为了早日拼凑成省，刘文辉于1935年5月就要求国民党中央，将雅、宁两属划归西康。蒋介石下令，让四川省政府核定，省政府主席是刘湘，对此事坚决反对。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
心情郁闷至极时，刘文辉邀请夫人杨蕴光，去游览了雅安的苍坪山。在几个弁兵侍卫的伴随下，脚踏台阶，拾级而上，拐过几个弯，就隐约可见山顶上那座观音阁了。这座寺庙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寺庙坐南朝北，气势恢宏，但是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显露出了衰败与荒凉。殿内杂草丛生，四面的墙体和门窗已经破损，雕梁画栋也被雨水侵蚀得脱落了。这一切，正好暗合了刘文辉的心境。在寺庙的门楣上，刘文辉看到了一副楹联：“人生如梦，争夺名利归泡影；法界唯实，也悟虚幻成大觉。”他一字一句地咀嚼，品出了悲怆的韵味。扭过头来对夫人杨蕴光说：“这么多年打打杀杀，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换来的却是如此一个惨淡结局，人生无常，真是虚幻无边啊！”夫人杨蕴光安慰他：“不要灰心，失败了可以再来，我们不是实实在在生活着吗？你还可以当未来的西康省主席呢！”在夫人的安慰下，刘文辉的心情好了许多。寺庙的主持是个银须飘飘的老僧人，他给刘文辉卜了一卦，断言刘将“生命始于四十”。刘文辉半信半疑，随手掏出一大沓钞票捐赠，又许下诺言，将来若有东山再起之时，必来捐资维修寺庙。凑巧的是，刘文辉40岁时确实是个转机，那一年他当上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刘文辉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资助了一笔重金，将观音阁修整得金碧辉煌。当然，这是后话。
刘湘死后，刘文辉再赴南京找蒋介石，旧调重弹，要求西康建省。此时蒋介石也是另有想法，要借刘湘之死完全控制四川，下令撤销刘湘的原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同时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结果，遭到了四川军阀旧部各实力派的联合抵制，只好临时变阵，让刘湘旧部王缵绪做了四川省政府主席。为了取得刘文辉的支持，作为交换条件，他把原来属于四川省的雅安、西昌两个专区划归了西康，并在财政上给予补贴。
1938年3月14日，国民政府改组西康建省委员会，同年9月撤销建省委员会，改组西康省政府，将原西康行政督察区和四川省所属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合并，建置西康省，实行四川、西康分治。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为西康省首任省政府主席。
“生命始于四十”，这一年，刘文辉正好40岁。西康建省，当上了省主席，刘文辉的心慢慢归于宁静。尽管西康省偏远贫瘠，但是刘文辉对这块土地已有了感情，他在心里盘算着，如何让西康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在世人面前焕发出神奇的光彩。卢沟桥事变以后，西康成了抗战的大后方，成了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刘文辉为这个新建的省确定了目标：化边地为腹地，向内地各省市看齐，真正担当起抗日大后方的重任。
据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康省参加过科考摄影的孙明经回忆，西康省的成立大会是在康定城外一个平坝上举行的，那天正好是元旦节，场面隆重，规模浩大，四处张灯结彩，满街插着彩旗，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会场上，坐满了戎装的军人，戴礼帽的官员，身披袈裟的喇嘛以及穿戴民族服装的藏民。进出会场的大门口，竖立着柏枝搭成的牌坊，武装士兵威风凛凛护卫在两旁。刘文辉端坐在主席台正中，他宣布开会后，全体肃立，恭读孙中山遗嘱，静默三分钟。刘文辉平时消瘦清朗的脸颊，那天也显得有些兴奋，在台上慷慨激昂，诉说新建西康省的大小目标。
1939年的康定，因为西康省的建立，在政治上出现了罕见的振兴气象。军人出身的刘文辉，带头做起了每日坚持开会办公、苦坐办公椅的榜样，他为政治机构运转立下的许多规章制度，也开始见到了成效。当时，西康省府各厅处长每天除分别正常办公外，且于夜晚十二至一点钟由主席刘文辉领导联席办公，对重要事件当场即时解决，不劳收发传达的传递，这样的联席办公对工作效率增加不少。而当时康定的国民月会，更是被刘文辉视作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西康每次国民月会的规模之大，几乎可以用倾巢出动来形容。月会气氛是严肃而认真的，“曾经有一位喇嘛由于在月会中迟到了，众目睽睽之下，竟被刘文辉当场下令让他面对孙中山画像罚跪。”在西康一隅，刘文辉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逐步完善了政治治理；同时锐意经营，整顿吏治，开办矿山，兴建学校，团结僧俗大众等，使西康局势渐渐趋于稳定。几年间，刘文辉自以为欣慰的得意之笔有如下十项：一、建立起了一个武器修理所，随后扩建为兵工厂，使得战争中武器修复和供给的难题得到解决；二、办起了一个军政学校，在西康当地招收了一批青年，尤其是少数民族子弟，解决了他们的生路问题，因此和地方上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三、办起了几所中专学校，解决了当地青年升学就业问题；四、修通了几条工程艰巨的公路（如从雅安到富林等），大大便利了西康交通；五、加强了警察队伍建设，稳定了社会秩序；六、采取开放政策，鼓励私人经营，商旅往来，使市面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七、垦殖土山为梯田，扩大了耕种面积；八、整理沟渠，扩大了灌溉面积；九、开设图书馆、书店，在民众中普及文化知识；十、开设医院，推行西药医病，增进人民健康。
最后一个藏族女土司是刘文辉的干女儿西康省虽说地处偏远，却也逃不脱政治斗争的漩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成了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大体上说有这么四种势力：国民党，共产党，刘文辉领导的川军第二十四军以及当地喇嘛和藏民。
刘文辉意图长远，要想在西康站稳脚跟，必须和当地土著搞好关系。西康省当时由无数大小土司实行封建割据，其中，甘孜城的孔萨土司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宗教上都首屈一指。甘孜城坐落在西康省北部，城中的制高点是一座寺庙——甘孜寺。这座寺庙是康北地区最大的黄教寺庙。执掌孔萨家族大权的是位女子，名叫德钦汪姆（1917～1951）。孔萨家族不仅由藏族女土司德钦汪姆掌管着甘孜州的世俗社会，她的叔父二世孔萨香根活佛还管理甘孜寺，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宗教首领。德钦汪姆能骑马，擅射箭，浑身上下散发着自由与野性，娇柔中透出一丝威武，让人艳羡。
为了拉拢收买这位年轻美丽的藏族女土司，刘文辉把德钦汪姆收为义女，并多次在自己的部下中为她挑选女婿，想实现一桩政治联姻。但是德钦汪姆天生是桀骜不驯的性格，像一匹拢不住羁头的小野马，并且她也不肯轻易落入刘文辉安排的圈套中——尽管她在义父面前整天笑眯眯的，像个天真无邪的少女。
在几种政治势力之间，她像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地做着自己的选择。1936年，红军长征来到甘孜，打出了“兴藏灭蒋”的旗号，在喇嘛和藏民中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建立了藏区第一个地方少数民族苏维埃政权——甘孜州苏维埃博巴政府（博巴是藏语“人民”的意思），德钦汪姆被选为副主席，这年她才19岁。由于甘孜博巴中央政府存在的时间太短，多数机构有名无实，无人负责开展工作，许多当选领导的人选（包括主席泽旺邓登、副主席德钦汪姆等）都没有到任，德钦汪姆的这个苏维埃副主席实际上等同于一个虚衔。
但是义女德钦汪姆担当起这个虚衔，刘文辉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刘文辉心情变得乱糟糟的。
早在民国初年，前藏达赖借助英国势力武力进逼后藏，班禅带了一班人马赴京求援。当时北洋政府正处于乱局之中，无暇顾及西藏问题。班禅一行就在北京住了下来，虽说得到了应有的礼遇，但总免不了忧心忡忡。到了三十年代初，十三世达赖在英国操纵下，公然闹起了独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西藏事态的来严重性所迫，决定送班禅回西藏，形成一种对达赖独立势头的牵制力量，也能使蒋介石的势力名正言顺地向西康省渗透。
1934年，蒋介石发表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为国民政府“西陲宣化使”，并成立了宣化使公署。与此同时，国民党兵工署配备给班禅步枪8000支，班禅又在上海购买得意式步枪2000支，手枪数百支，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并配备有200余人的警卫大队。1937年，九世班禅组成了返藏的“班禅行辕”，离开南京，取道青海，浩浩荡荡进入西康。
对于班禅行辕的到来，各方势力集团的态度是不同的。达赖几次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只允许班禅及少数几个随从进藏。南京政府一方面回电，要达赖不用多虑，武装护送的仪仗队并无他意，只是出于班禅一路上安全的需要。而刘文辉最初的态度是表示欢迎，他深知班禅在藏族地区的影响力，期盼班禅的到来能形成一支与达赖相抗衡的力量，便于他渔翁得利。谁知班禅一行走到青海玉树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班禅一行原地暂驻待命。而就在这期间，九世班禅不幸圆寂了。
青海省是军阀马步芳的天下，玉树驻扎着马步芳弟弟马步青的一个旅。班禅行辕担心营中上万条枪支会遭到马步芳的劫持，决定火速离开玉树。但是往哪儿去？却又感到迷茫。正在这时，刘文辉派人前来接洽，请班禅行辕一行暂时去西康居住，进可以继续进藏，退可以撤回重庆。就这样，班禅遗体从青海玉树送到了西康甘孜，谁知道班禅行辕到了甘孜之后，见此地水草丰茂，遂起了定居甘孜之心。这使得刘文辉大为光火。
再说九世班禅圆寂之后，朝野震惊，迁移到了重庆的国民政府决定派大员前往甘孜祭祀。祭祀使的人选本来内定是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吴忠信，但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毛遂自荐，说他是佛门弟子，曾拜班禅为师，愿意“吃这趟苦，受这茬罪”，去甘孜走一遭。戴院长愿吃苦受罪是假，真正的用意是冲着钞票而来。他让手下做了个50万的开支预算呈报财政部，因数目太大，财政部感到为难，转呈蒋介石批复。蒋总统一见戴院长的手伸得这么长，连连摇头，提笔批了八个字：“国库空虚，一切从简”。财政部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也就只批了30万。戴季陶嫌钱少，迟迟不肯动身，财政部经请求蒋介石后，给了戴院长一个台阶，对他说“如若不敷，再行追加”。戴季陶这才下令启程。
刚一进入甘孜，就见到了带着一彪藏兵人马前来迎接的德钦汪姆，戴院长接过女土司献上的哈达，兴趣盎然，赞不绝口，连声夸她是“藏家一支花”。德钦汪姆礼毕，恭请戴院长到帐篷里歇息片刻再上路。在帐篷里的交谈，又别是一番情致，女土司德钦汪姆亭亭玉立的体态，彬彬有礼的举止，落落大方的谈吐，无不给戴季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即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收德钦汪姆为干女儿。
消息传到了远在成都的刘文辉耳朵里，他心急如焚，发来一个加急电报：请戴院长对收干女儿之事三思而行。戴季陶没有理会刘文辉的提醒，照样准备举行收干女儿的仪式。过了几天，刘文辉又来了一封电报，措辞更加强硬：坚决反对，如戴不听招呼，后果自负。戴季陶火冒三丈，执意要按期举行仪式，他手下几位幕僚前来劝阻，担心戴院长一味固执己见会影响与刘文辉的关系，建议收干女儿的仪式等回到重庆后再办不迟。戴季陶这才悻悻作罢。
本来班禅行辕的到来，刘文辉心情就极为复杂。一到甘孜，班禅行辕就与刘文辉失去了宾主之欢，他们“乐不思蜀”，想赖在西康不走，这使刘文辉很伤脑筋。现在国民政府的戴院长来了，不仅没有缓解矛盾反而添乱，对班禅行辕想赖在西康一事不表态，这便助长了班禅行辕留在西康的决心。果然，一年多后，发生了班禅行辕勾结当地土司、头人的武装与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兵戎相见的“甘孜事变”。
刘文辉最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住在康定的他时有耳闻，义女德钦汪姆经常去班禅行辕，邀约一帮军官们打麻将。德钦汪姆打麻将只是由头，真正的原因是她看中了班禅行辕侍卫队21岁的少校队长益西多吉（结婚后改名孔萨益多）。据孔萨益多许多年以后回忆：“一次德钦汪姆派人叫我去玩，我以为又是打麻将，就把钱带上了。去后发现房子里没有别人，就闲谈起来。闲谈多时也没有人来，我意识到可能是德钦汪姆对自己有了好感。这样谈来谈去，也就更亲切了。后来我们相处的时间增多，还通过书信表达情意。”（降边嘉措：“情定西康——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原载《中国科学探险》2005年11月号）益西多吉出生于西藏日喀则江孜县一个普通藏民的家庭，叔叔是班禅的一位经师。6岁时，他跟随叔叔进了九世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第二年又跟着叔叔南下印度去香港，半路上叔叔不幸病故，临终前将他托付给班禅行辕的一位堪布（法师）。那位堪布带着益西多吉取道天津来到北京，把他送进了熊希龄办的香山慈幼院，那年益西多吉8岁。
13岁那年，阎锡山在太原办了所北方军校，来香山慈幼院挑选学生，益西多吉和另外几个藏族孩子被选中了。他在北方军校学了3年，除了读书外，还学会了挖战壕、炸桥梁等实战技能。毕业后被选送进了班禅行辕，最初是担任班长，三年后提升为卫队长。到他跟随班禅行辕进入西康时，手下的队伍已有200多人。
益西多吉年轻英俊，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加上卫队长的身份，这一切都对女性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德钦汪姆虽说是个女土司，遇到如此充满魅力的小伙子，也只能乖乖投降了。半个多月后，德钦汪姆托叔父香根活佛去求婚。班禅行辕的外交官回答得也很俏皮：“行辕对这门婚事没意见。不过，她义父刘文辉恐怕不会同意，还得拜托活佛去疏通。”
到了刘文辉那里，香根活佛碰了一鼻子灰。听说德钦汪姆要嫁给班禅行辕的军官，刘文辉脸上早已挂不住了，在他看来，班禅行辕无疑代表着南京政府的势力，义女作这样的选择，是一桩蕴含着阴谋的政治联姻，恐怕将来会对自己不利。他断然拒绝了香根活佛的请求，声称自己今后会对德钦汪姆的婚姻负责。
第二天，刘文辉去找德钦汪姆。他说出了几个有权有势有背景的人物，有富绅之后，也有巨商之子，让德钦汪姆选择，女土司只是摇头，对义父挑选出的郎君丝毫不感兴趣。德钦汪姆已经被爱情点燃了，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和益西多吉结婚，共度幸福的一生。
在这个念头的支使下，女土司决定不听义父的劝阻，要与益西多吉举行婚礼。请帖发到草原上的各个帐篷，到了举行婚礼那天，孔萨属下的大小头人纷纷赶到孔萨官寨来庆贺。一阵牛角号吹响，又是几声土铳响过，大伙正在喜庆之时，甘孜县长章家麟带着一营兵，突然包围了孔萨官寨，宣布奉刘文辉主席之命，收缴官寨内所有人员的枪支。前来贺喜的人一个个被缴械，签字画押后被逐一遣送离开。偌大的一座土司官寨，只剩下一名经师，一个走不动路的老喇嘛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佣。
女土司德钦汪姆被扣押了。甘孜地区的僧俗民众感到意外，他们派头人前来谈判，要求释放德钦汪姆。章家麟早已得到刘文辉的旨意，摇头晃脑地说：“放人可以，得先让班禅行辕撤离甘孜。”谈判的头人虽说满腔愤懑，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怏怏而归。就这样，德钦汪姆整整被囚禁了一年。从权力和情感的巅峰忽然跌至低谷，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年轻美丽的女土司茶饭不思，度日如年。
甘孜城笼罩在一种不安的气氛中，拘押德钦汪姆的那座孔萨大楼，牵扯住了所有目光，成为矛盾的焦点。按照刘文辉原来的约定，要将德钦汪姆拘押一年，如今约定的时间到了，头人代表一次次前来说情，继续要求释放女土司。刘文辉仍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放人。驻扎在甘孜的班禅行辕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日夜紧张对峙，战争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
有一天，在官寨烧茶的一个丫鬟出城回家，这个藏族姑娘没见过什么世面，看见陌生人神情有些慌张，被守城的二十四军士兵当作了送信的密探，大声朝她吆喝。姑娘慌乱之下，提起裙摆匆匆逃跑，士兵一梭子子弹打过去，她一头栽倒在青祼田里，鲜血流淌了一地。姑娘的死成了导火索，在班禅行辕的组织下，甘孜寺的喇嘛组成了敢死队，与当地数千藏民向刘文辉的部队和县政府进攻。益西多吉一马当先，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经过几天激战，刘文辉部节节溃退，班禅行辕攻占了一系列据点：碉堡、县政府和孔萨官寨，被拘押一年之久的德钦汪姆重获自由，终于与益西多吉重新团聚了。
这次史称“甘孜事变”的混战，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被班禅行辕歼灭了一个连的兵力之后，刘文辉恼羞成怒，调动大批军队展开猛烈反扑。交战正酣之时，双方均接到了国民政府的急电：目前前方抗战，后方不应扰乱，班禅行辕部队应立即从现驻扎地退回甘孜地区；二十四军所部不准逾越甘孜地界。并派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前往调查。班禅行辕和刘文辉之间的一场冲突这才得以逐渐平息。
1940年2月，刘文辉重新控制了甘孜地区，班禅行辕被迫离开西康，再回青海玉树。德钦汪姆、益西多吉以及他们的叔父香根活佛也一同去了玉树。这年春天，德钦汪姆和益西多吉这对历尽磨难的年轻人在玉树举行了婚礼。益西多吉改名孔萨益多，成为孔萨土司家族的正式成员。
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年轻的孔萨益多，仿佛一下子心变老了。有一天，他附在刚从西康甘孜抢到青海玉树的妻子德钦汪姆耳边说：“我们去西藏吧。”德钦汪姆一愣，等明白过来后迅即点了点头。按照这对年轻夫妻原来的想法，他们想回甘孜，继续做藏民土司，过宁静祥和的日子。甘孜在藏语中是“洁白美丽”的意思，但如今那个洁白美丽的地方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纠缠不清、混乱不堪的各种政治势力，甘孜成了政治斗争的角逐场。现在，德钦汪姆夫妻最想去的地方不是家乡甘孜，而是遥远的西藏。
1940年冬天，她的叔父香根活佛先到西藏去为他们联络。
暂时留在玉树的德钦汪姆和孔萨益多，受到了青海军阀马步芳隆重的礼仪接待。马步芳像迎接最尊贵的客人似地招待了这对新婚不久的土司夫妻，显然是有他的政治用意的。他一直想插手西康地区，与刘文辉争夺地盘，女土司德钦汪姆自然成了他争取的对象。而刘文辉也是个有政治远见的人，他担心马步芳与孔萨土司家族形成一股力量，联手来对抗自己。反复权衡利弊，还是不如把德钦汪姆接回甘孜，更加便于控制。于是派人前往玉树，作说服工作。然而德钦汪姆夫妻拒绝了刘文辉的邀请。既然西藏一时去不了，甘孜又不想去，他们只好继续留在玉树。
德钦汪姆有个舅舅叫降央庆泽，是拉萨德格八邦寺著名的活佛，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拉拢西藏宗教势力，邀请降央庆泽到重庆访问。利用这一机会，刘文辉派人带上重金，去做降央庆泽活佛的工作，请活佛出面劝说外甥女德钦汪姆返回甘孜。德钦汪姆在外流浪多年，思乡心切，听舅舅降央庆泽说刘文辉确实没有加害于他们的意思，这才松了口，于1943年冬天的大雪封山季节回到了甘孜。
可是重回故乡后，德钦汪姆面临着一个从未有过的窘境。早先孔萨土司家族的土地、房屋和金银珠宝等财产，全都被甘孜县政府没收了，她去县政府追问，县长章家麟支支吾吾，说财产已经上缴到省政府了，他也无能为力，说着还摆开双手耸了耸肩膀。正好这年11月康青公路通车，德钦汪姆和孔萨益多商议后，揣着一份应退还财产的清单，乘车前往康定，去找义父刘文辉交涉。
一见面，刘文辉显现出了少有的亲热，吩咐厨师办了一桌丰盛的家宴，热情地招待德钦汪姆夫妻。可是谈到退还财产的问题时，刘文辉脸上露出爱莫能助的神色，盯着清单看了好一会，点头说他将给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去函，敦促财产退还。刘文辉此时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职，他与张为炯关系非常密切，请张出面担任西康省政府代主席，实际等于是刘文辉摇控指挥。如果说他真心“敦促”一下，义女德钦汪姆的财产并不难追回。然而刘文辉的“敦促”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德钦汪姆夫妻在康定整整等了3年，始终杳无音讯，每次去催问，得到的答复都不外乎是：战乱时期，正常秩序遭到破坏，这事还得慢慢来。
到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政府显露出了败象，驻扎在甘孜的各种政治势力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悄然开始了秘密撤退。刘文辉此时已经和共产党方面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他的二十四军正处在起义的前夕。有一天，刘文辉派人将德钦汪姆叫来，一脸的诚恳和歉意，对她说：“这么多年来，干爸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请你不要太往心上放。”德钦汪姆脸上有点茫然，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磨去了她的许多棱角，她已经习惯于命运的各种安排。那几天，刘文辉专门抽出了时间，陪德钦汪姆跑西康省政府，找了十几个大小官员，终于将事情办妥，部分财产和官寨退还给德钦汪姆。
1948年秋天，德钦汪姆和孔萨益多终于从省城康定回到了甘孜，8年之久的流浪生活总算结束了。这时候德钦汪姆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后，她渴望过一种平静淡定的生活。事实上，德钦汪姆再也难以享受过去那种荣华富贵了，佣人前呼后拥的场景成了她回忆中的幸福时光。名义上政府归还了土地、房屋和财产，实际上土地正在进行土改，孔萨官寨在甘孜事变中已被烧毁，财产四处散失，能找回的并不多了。甚至连居住都成了问题，一家人无家可归，只好临时住进了甘孜寺里的一个小院子里。如今的德钦汪姆过着俭朴的日子，一切都靠自己动手，有时候连最基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
1949年12月，刘文辉通电起义，西康宣布解放。1950年11月，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在康定成立，德钦汪姆当选为政府委员，孔萨益多被任命为副秘书长。这时候的德钦汪姆没有什么重获新生的喜悦，她的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长期的结核病使她常常咳嗽不止，1951年冬天，丈夫孔萨益多受政府委派，去康南进行社会调查，德钦汪姆结核病发作，被送进了解放军18军的医院，经抢救无效，病故身亡。
建国初，刘文辉调林业部任部长，离开西康省这块感情深厚的土地时，曾来到义女德钦汪姆的坟墓前，他在原野上采撷了一束野花，轻轻放到墓前的石碑上，沉默许久，感慨良多。
神秘的刺客挖墙脚是蒋介石经常上演的传统节目。为了分化瓦解刘文辉的势力，蒋介石对刘身边的人利诱拉拢，除了上面说到的刘元瑭外，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刘的亲信冷融。
冷融（1896～1943），字杰生，四川大邑人，与刘文辉是同乡，且有亲戚关系。冷有兄弟三人，都在刘文辉手下做过事。老大冷曝东，曾任川东尹道及西康省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等职；老二冷寅东，曾任西康边防副总指挥及川康边防军第一师师长等职；老三冷融，曾任刘的驻泸驻渝代表，一直是刘的心腹幕僚。他们兄弟三人，当时被人们称为“冷门三杰”。
刘文辉退守西康后，冷融以二十四军代表的身份常住南京，为刘奔走呼号，出力多多。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冷融与蒋介石搭上了关系。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刘文辉任主任，冷融以省府委员名义，回重庆负责西康驻渝办事处事务。蒋介石对他施展拉拢手段，开出政治支票，让他担任西康民政厅长，并许愿将来让他进一步掌握西康权力。有了奋斗目标，冷融干得更起劲了。
有蒋介石在背后撑腰，冷融胆子壮了许多，当着刘文辉的面也敢直言，有时候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有一次，刘文辉主持会议，讨论铲烟禁毒事宜，冷融站起来说：“西康无官不商，无商不烟，长此以往必定灭亡。”说到这里，刘文辉已有点不高兴了。冷融毫不理会，继续放言道：“国家之有军队，是用来保国卫民的。可是西康的军队，既不保国，又不卫民，抗日战争打得那么激烈，西康始终没派一个兵，而且专门种烟毒害人民……”冷融的话，让刘文辉脸上再也挂不住了，他借口小解，出门溜了一圈，再坐回位置上时，他铁青着脸，始终不吭一声。
1943年春，蒋介石调冷融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蒋、冷之间新添“师生之谊”，关系更趋紧密。回到西康后，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动员促使大批青年才俊离开西康，奔赴抗日第一线，这个“挖墙脚”的举动，让刘文辉大为光火。曾经不止一次私下对亲信部下说：“冷融这人忘恩负义，不够意思。”
1943年5月25日，冷融偕同译电员曾世民及其堂弟媳赵氏，乘人力车从成都回大邑，处理老家的一些事务，兼为他的父母拓墓。完事后，从大邑返回康定的途中，冷融坐在车上正在翻阅一本《曾胡治兵语录》，突然从路边蹿出5名持枪者，对着冷融一阵扫射，冷融倒在一滩血泊中，当场气绝身亡。
冷融遇刺事件发生后，成都行辕和四川省政府立即派人赶往现场，调查验尸，护送冷融的遗体到成都，并成立了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领衔的治丧委员会。其时，在成都街头出现了署名“西康正义铁血团”的传单，标题是“冷融在西康的罪行”，内容大致是，冷融把持西康党政，排斥青年党人，诬蔑西康军政人员种烟贩烟，所以才将其除掉。这份传单，透露了暗杀冷融的原因，等于是杀人者的一份自供。
6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褒扬冷融明令，称赞他“志行忠诚，才识优裕”，并颁发了嘉奖、抚恤、公祭等命令。在冷融的公祭大会上，刘文辉心情沉重，面色木然，感叹道：“人事沧桑，实难意料。我虽未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关于冷融之死，社会上各种传闻版本众多，最盛行的有两种：一是刘文辉指使，即买凶杀人；二是刘元琮听他幺爸刘文辉骂冷融忘恩负义后，指使凶手干的。无论哪一种，都与刘文辉脱不了干系，难怪他在公祭会上说出那番话。据查，神秘的刺客名叫傅德轩，是刘元琮手下的一名连长，刺杀事后，傅德轩携抢跑到大邑横山岗落草为寇，做了山大王。
顺便说一下冷融的妻子。此女名叫黄稚荃，被称作一代奇女，能诗擅赋，才情过人，其专著《杜邻存稿》、《杜邻诗稿》，被民国一代才女吕碧城誉为“今之李青莲”。丈夫遭暗杀，黄稚荃悲痛欲绝，一度消沉，后在其父黄沐衡（民国时期曾任四川省参议员）劝导下，重新振作起来，以孱弱之驱得享高龄，在文史诗画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
“新鸦片战争”以及刘文辉的艰难处境古城雅安是连接四川、西藏、青海的交通要道，历史悠久，1939年西康建省，雅安属西康省第二行政督察区，简称雅属。上世纪40年代发生的“雅属事变”，全雅骚动，各方震惊，省内外报刊竞相刊载消息，对刘文辉猛烈批评，在全国反响强烈，此事变甚至被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弥勒氏评论》报称为“新鸦片战争”，当时形势之险恶可见一斑。
提到“雅属事变”，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刘文辉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终日焦头烂额，无法应付；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为了应付日趋紧张的财政支出，刘文辉不得不使出下三滥的手法，试图靠种烟吸烟，来弥补捉襟见肘的经费开支。雅属烟祸的罪魁祸首，自然非刘文辉莫属。除了刘文辉的原因外，西康的一批县长也为虎作伥，他们与乡保、团练互相勾结，用低价买进种子，高价卖给农民，逼迫农民种植，不种的罚以“懒捐”。一时间，西康境内烟毒嚣张，乌烟瘴气。
种鸦片有利可图，而且是暴利，在巨大的经济利润驱使下，种烟贩烟者趋之若鹜。从1937年起，首先是天全、灵关等县突破禁令，在山里头种起了鸦片，第一年就赚了不少钱，其他人看着眼红，也纷纷将原来种粮的土地改种了鸦片。第一批靠种鸦片迅速富起来的暴发户，拿出部分种烟贩烟赚来的钱购置枪支弹药，办起了护烟的私人武装。从此以后，雅属各县鸦片凶猛泛滥，其“繁荣昌盛”的景象不亚于今日的“金三角”（缅甸、泰国、老挝三国的接壤地带，毒品种植和走私活动猖獗）。每年秋季，鸦片收获时节，漫山遍野开满了红扑扑的罂粟花，像一片血色的海洋。每当到了这个季节，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就到处张贴韵文布告：“鸦片流毒，为害民生……”有趣的是，凡是张贴布告的地方，就必定有大小烟馆。一般旅客和当地瘾哥以张贴布告之地为烟馆的标志，已成为习惯的暗号，不论城镇乡村，照着张贴布告寻找烟馆进去抽鸦片，那是肯定不会错的。
1945年秋，刘文辉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还都会议”（国民党中央政府从重庆迁还南京）。秋高气爽，满山红叶，一路上游兴浓郁，本来心情还是挺好的，谁知道到了重庆后，参加了一次西康旅渝同乡会，他的心情再也好不起来了。宴会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众人酒兴正浓，忽见一个清瘦汉子站起来，当场指责刘文辉纵容部属，违反禁政，在西康种植鸦片，抽收烟金，四处贩毒，危害乡民。此人叫赵锡麟，西康荥经县人，担任的职位是成都造币厂厂长。赵锡麟的话音未落，几个西康籍的学生刘成均、姜国光、杨通明等站起来大声附和，称刘文辉在西康推行的是奴化、毒化、分化的“三化政策”，学生们神情愤懑，义愤填膺，把刘文辉当成了公敌。起初，刘文辉还想反驳几句，但一看气氛越来越不对劲，什么话也不多说，起身便走。同乡会会长罗冠英（时任重庆工商学院院长）前去劝阻，刘文辉狠狠摔了摔衣袖，板着脸孔说道：“多谢诸位指教，回西康后若不铲除烟毒，誓不为人。”
刘文辉果然没有食言。回到西康后，下定决心，雷厉风行，大力实行禁烟，借以宣宣泄心中的愤懑。他先从烟祸最为猖獗的荥经县下手，派西康第一区保安司令杨致中率队前往铲烟。杨致中带领一队兵丁奉命开赴荥经，行至半路，正好遇到烟枭石文林，石见了保安队，拔腿就跑，士兵大喊：“站住，站住！”石文林慌乱中钻进一家磨房里，开枪向保安队打了一梭子弹。听到枪声，附近村落护烟的私家武装，由陶国禄、朱世礼等带队，立马召集人马前来阻击，三方面火力交叉，杨致中一看情况不妙，赶紧带着队伍退回到县城。
事后有人向刘文辉汇报，杨致中根本没有开枪还击，他一直躲在几块岩石背后，朝前边一个地名叫老虎坪的地方张望。据说，杨致中忌讳“羊落虎口”（“羊”“杨”谐音），怕在老虎坪这个地方栽倒，才下令撤退的。刘文辉听了汇报极为震怒，大骂杨司令无能，将杨致中撤职处分。另外委任了一个保安司令，继续进行铲烟，剿灭烟枭。
新上任的保安司令名叫张禄宾。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报答刘文辉的知遇之恩，张禄宾准备大干一场。他召集部队训话，声称若有人抗铲（烟草），就杀他个鸡犬不留。他还当场发给每个士兵五盒火柴，半斤煤油，见到烟区的房子就放火烧。1946年3月，张禄宾见队伍装备补充齐全了，遂带领队伍出发铲烟。谁知刚走出荥经县城不久，就遭到了武装抗铲队伍的围攻，对方向保安队甩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又打来一排枪，当场打死保安队的士兵10余人。见情势危急，张禄宾赶紧化装逃跑，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连续两次派兵铲烟，都以失败告终，刘文辉感到事情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两天后，刘在雅安召集军事会议，制定商讨查铲烟毒的作战方案。在会上，二十四军参谋长陈耀伦大胆放言，认为少数人鸣枪，并非有组织有预谋的抗铲行动，主张先摸清底细，以抚为主。陈耀伦是袍哥出身，与基层县、乡长关系融洽，他的屁股很自然地坐到了地方抗铲阵营的一边。与他态度截然不同的是刘元琮，此人是刘文辉侄子（二哥刘文远的三儿子，小名刘三娃子），时任137师师长。他把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拍，大声说道：“老虎不发威，被人当病猫，格老子不好好收拾这帮龟儿子，他们还真以为二十四军好欺负呢！”刘元琮当场向六叔刘文辉拍胸表态：愿意带人进山去铲烟，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刘文辉综合两方面的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决定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
听说刘文辉可能采取“抚”的方针，地方乡绅无不表示欢迎。烟毒固然臭名远扬，但地方财政从中得到的好处也不胜枚举，如果真的将烟草铲光，他们蒙受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于是派代表朱静泉到雅安，请求刘文辉以不流血为原则进行处理。对于开枪打伤人的肇事者，他们愿意协助配合，绑交地方政府法办。
应该说这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于铲烟和反铲烟的双方都有益。但是当时的对抗情绪十分激烈，犹如干柴遇火星，一碰就着。
果然，一件意料之中的事还是发生了。
自从铲烟打响第一枪后，整个烟区的乡民日夜惶恐不安，为了躲壮丁，也为了避祸，村里的青壮年大多数跑上了山，他们成群结伙聚集在山上，互相间打气壮胆。这一天，乡民们又在晒经寺附近的山坡上集中了，有几个眼尖的爬到树上，观望周围有没有保安队。结果这一情况被驻扎在晒经寺附近的部队看见了，架起两挺马克沁机枪，对着人堆猛地一阵扫射，当场打死五人，打伤二十余人。
部队打死人，激起民愤，烟区的乡民早已有自卫的私家武装，此时毫不客气地冲上山来，与刘文辉的队伍火拼，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双方打得难分难解。在私家武装的袭击下，张禄宾损兵近半，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对士兵们下令说：“给我放火烧，烧他个鸡犬不留！烧他个寸草不生！”士兵们得令后迅速行动，刹那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十几个大院被烧得片甲不留。被烧的乡绅有的原来保持中立，现在自己的利益受损，也朝保安队开起枪来。这样一来，张禄宾更疯狂了，溃败回荥经城途中，更是见人就开枪，见房子就烧，沿途十几个村庄的三四百间房屋荡然无存。
张禄宾疯狗式的焚烧战术，激起了荥经全县老百姓的公愤。适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朱世正，从抗日前线凯旋而归回乡探亲，在路上亲眼看到有乡民被流弹击中，倒在血泊里的惨状，见到此情此景，他热血沸腾地站出来说：“国家正规军烧民房，国法难容，天理不依。我朱世正如果继续袖手旁观，于心有愧。哪怕有灭族之祸，也要铤而走险走一遭！”朱世正振臂一呼，众人响应，和他一起回乡探亲的青年军官朱子江、李续风、杨明文、何家勋等，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荥经人民义勇军”，推举朱世正为总司令，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听候调遣，孤注一掷，准备拼个鱼死网破。
第一次与张禄宾的保安队交火，人民义勇军就大获全胜。张禄宾面对猛烈的攻势，无法招架，又故伎重施，命令部下在荥经城东门放火。结果火势很快被刚刚赶到的人民义勇军扑灭了。张禄宾带着几个卫兵化装出逃，行至金家湾时，被地方私家武装活捉，经请示朱世正，被就地执行枪决。并张贴出布告一张，上面写着斗大的字：“放火司令张禄宾，焚烧民房，枪杀无辜，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就地枪决，以平民愤。切切此令！荥经县人民义勇军。”
荥经现象是个颇有意味的奇特现象。当初，当天全、灵关、芦山、宝兴等县罂粟花漫山遍野开放时，荥经县竟然看不到一朵罂粟花，原因是地方乡绅极力反对种烟。刘文辉要从鸦片中增加收入，只能火中取栗，决意将荥经县种烟活动开展起来。正在这时，刘文彩向他引荐了一个人，此人叫唐湘帆，据说抓经济是一把好手，被刘文辉委任为荥经县县长。唐县长上任后，一改荥经县“没有一朵罂粟花”的现状，大力发展“鸦片事业”，由刘文彩提供从云南等地引来的烟种，迅速使荥经县后来居上，变成了红红绿绿的烟花世界。而且，荥经鸦片的质量也超过了其他各县，在市场上与名贵的云南烟土齐名。
唐湘帆经营荥经有方，不久便得到提升，到四川成都另谋高就。接手唐湘帆县长职位的是伍卓儒，此人是个书生型人才，读书做文章可以，仕途经济一窍不通，在大会上听刘文辉号召禁毒铲烟，信以为真，回到荥经后便带着自卫队上山铲烟。殊不知刚走到半路上，迎面射来一排子弹，伍卓儒怏怏返城。在家里左思右想，心中愤懑不平，于是将地方势力武力抗铲的情况添油加醋写成报告，让师爷滕抄两份，一份送省府刘文辉，一份送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当时刘文辉正在重庆接受蒋介石召见，蒋介石谈话中提到荥经县的武力抗铲，刘文辉大为紧张，意识到种烟贩烟活动必须有所收敛，这也成为他后来动真格铲烟的原因之一。
在委任张禄宾为负责铲烟的保安司令时，刘文辉还专门将另一个人请到刘氏公馆里谈话。此人就是陈耀伦，荥经县人，时任刘文辉的参谋长。民国年间的四川，陈耀伦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为人厚道，广揽门客，结交天下，曾凭借其在江湖上的资历和威望，帮助刘文辉收编了川西十八路土匪，牵头组织了“荥经袍哥会”，这个民间军人俱乐部性质的组织当时在四川很有影响。江湖上有传闻说，拿了陈耀伦的名片，在全四川吃饭不用给钱，直接记在陈参谋长的头上，店家到时候去陈府凭欠条结账，没有一个不乐意的。足以见出陈耀伦势力之大。在公务之余，陈耀伦还在书法上成就不凡，崇尚汉魏碑刻，勤于读书临池，逐渐自成一家，与齐白石、于佑仁、沈尹默、郭沫若等名家也常有往来。这样的人，刘文辉不敢怠慢，他对陈耀伦吩咐说：“荥经铲烟禁毒问题很复杂，你一定要协助我处理好，张禄宾做硬的一套，你就做软的一套，相当于戏台上的红脸白脸，总之要联手把这出戏演好。”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在陈耀伦心里，对铲烟自有他的一套看法。他认为要发展西康地方经济离不开鸦片，何况刘文辉军队的财政收入，也靠鸦片支撑着大半边天。因此，明里没说出什么反对意见，真正执行起来却大打折扣，只做表面文章，沿公路边的田垄铲除一些烟苗，以应付上头检查。
后来出场的是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琮。
刘元琮与陈耀伦，一直是面和心不和，铲烟运动进展得不顺畅，刘元琮怀疑与陈耀伦暗中使绊子有关。他将自己的怀疑对刘文辉说了，刘文辉支支吾吾，似有庇护之意。刘元琮也无可奈何，心中暗想，一定要给点颜色让陈耀伦看看。
刘元琮从雅安调集了两个团的兵力，分别是410团（团长朱食呼）和411团（团长毛国懋），从始阳渡河，向前推进。朱世正领导的人民义勇军是临时拼凑起的一支武装，一旦和刘元琮领导的正规军交手，显然难以应付。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死伤人数上千人，成片的尸体无人掩埋，被士兵们堆放在一个废弃的铜矿洞里，泼洒汽油焚烧。几场恶仗打下来，朱世正的人民义勇军望风溃败，落荒而逃。
刘元琮怨气仍然未消。有人向他提醒说，保安队司令杨致中和张禄宾两次带队进剿铲烟遭遇围困，都有袍哥组织参与其中闹事，这是不是与总舵把子陈耀伦有关？刘元琮平时就对陈耀伦看不顺眼，听了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为了进一步打击陈耀伦的气焰，刘元琮决定先斩断陈的爪牙，从陈身边最亲信的几个心腹抓起。杨国治是“荥宾合”（“荥宾合”是雅安等几个县的袍哥组织，总舵把子是陈耀伦）的副社长之一，又是二十四军副官处的交际主任，对刘文辉忠心耿耿。只是因为陈耀伦的关系，被刘元琮叫去“谈话”。明摆着的鸿门宴上，忽然蹿出几个提枪的士兵，强行将杨国治抓捕，戴上手铐脚镣，丢进大牢。另一位副社长叫俸新樵，听说杨国治被抓捕之后，主动来找刘元琮，见面三分笑：“师长，我愿随同去荥经铲烟，效我犬马之劳，大家共同来为刘（文辉）主席分忧。”俸新樵这是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随军行至半途，他突然溜之大吉。还有一位副社长叫沈季和，听说杨治国被抓、俸新樵潜逃的消息后，害怕祸及己身，也连夜化装成一位老太婆，翻墙脱逃，乘汽车去了成都。
想要抓捕的三个副社长，有两个竟然溜掉了，这使刘元琮大为光火，他秘密安排武装特务，严密监视陈耀伦所居住的“半随山居”，并在雅安城密布岗哨，防止陈耀伦逃跑。同时，又下令将部下阵亡士兵的尸体，一律全都抬到陈耀伦的公馆门口示众，然后掩埋在陈家大院的花园里。并且派人到处张贴标语：解散荥宾合！打倒陈耀伦！陈耀伦见处境维艰，秘密托人弄了只小渔船，乘着夜色，从雅安西门翻墙下河，坐上小渔船顺羌江而下，在姚桥上岸，乘上早已备好的一辆小轿车朝成都隐去。
对于禁烟铲烟，刘文辉心情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罂粟花是种在地里的摇钱树，可以弥补自己军政经费的不足；另一方面上头号召禁烟，一度查得非常严，刘文辉必须要装样子做给国民政府看。哪料到几次禁烟行动下来，竟成骑虎难下之势。只能在内心里叫苦不迭。他找来侄子刘元琮耐心谈话，委婉批评他不善处理关系，将原属于二十四师力量的陈耀伦等人逼走了。刘元琮嘴里没说什么，心里窝着一肚子气。对发生在西康的反铲烟行动，他认定为一场反叛骚乱，其核心是想动摇二十四军在西康的根基。刘元琮决定再次重拳出击，积极布置军事行动，下令409团、410团组织进攻，并贴出布告，重金悬赏人民义勇军总司令朱世正等人首级，一颗人头重赏1亿元。
而此时远离西康的重庆、成都两地，另一场风波正在酝酿之中。
时任重庆市市长的张笃伦，对西康这块土地一直有觊觎之心，据内部传闻说，蒋介石已秘密许愿让他将来出任西康省省长。张笃伦（1892～1958），湖北安陆人，早年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学校，与刘文辉有校友之谊。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校友关系变得很脆弱，他暗中收买了一些人，组成一个反刘文辉同盟。
在张笃伦收买的名单中，有个人叫朱镜泉，是义勇军总司令朱世正的侄子，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当教员。他在成都秘密串联，大造舆论，认为刘文辉对管辖下的人民大开杀戒，采取焚烧战术，滔天罪行让人发指，准备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对刘文辉提出弹劾案。尤其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西康籍学生，听说刘文辉在他们家乡滥杀生灵的惨状后，一个个义愤填膺，纷纷上街贴标语、发传单，通电全国各高等学府，抗议刘文辉的“暴行”。新闻报界也配合行动，重庆《益世报》、《新蜀报》、《扫荡报》等都先后予以了专题报导，《益世报》更是以“西康发生鸦片战争”为题刊出了头条大字新闻，震惊旅外西康籍人士。国民党中央社也发了消息，使这股怒火燃烧到了全国。在上海，27家报纸除了刘文辉作经济后盾的《建设日报》没有什么行动外，其他26家报纸都出版了“反刘专号”。影响力巨大的《大公报》还刊出了《揭开西康神秘之谜》的长篇社论，连载两天，列举西康政治腐败，文化落后，烟毒泛滥，私仇械斗，土匪遍地等种种现状，劝说刘文辉主动下台。
各地军政界高官的表态，无疑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阴阳怪气地说：“西康闹得真不像话。”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说：“西康不是刘文辉的西康，必须按人民的意愿和中央的旨意办，我支持你们。”在反刘浪潮席卷全川时，类似这样的话无异于火上加油。张笃伦还试图劝说陈耀伦等人反刘，陈耀伦因多年与刘文辉的幕属关系，表示不能同意，反而在关键时刻站到了刘文辉一边。从这一点看，刘元琮当初想抓捕陈耀伦等人，实是犯下了一个大错。
南京、重庆、成都等地，反刘浪潮铺天盖地而来，路人皆知。而漩涡的中心西康省反而比较平静，人们对事情的底细并不明了。但是刘文辉面临内忧外患，感到焦头烂额，处境日艰。为了缓和矛盾，刘文辉派出“灭火队员”刘家齐（字润之，云南玉溪人，时任川西北警备司令）去当调停人，在重庆农味村餐馆大张筵席，招待西康旅渝同乡。另一个“灭火队员”是刘文辉的女婿伍培英，在重庆济康银行楼上宴请重庆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宣传西康当局的“德政”与“建树”，又许愿送他们留学、安排工作等，重庆的反刘活动于是逐渐平息下来。就在那段时间前后，武汉《大刚报》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张笃伦将主持康政”。这个信号给参与倒刘的人士极大震动，他们私下议论：前门拒虎，后门迎狼，猫搬甑子，白替狗干了一场，商议决定收兵。
张笃伦是蒋介石派往重庆行营的办公厅副厅长，后来又任西昌行辕主任，在职期间利用与彝人首领邓文富联姻的形式，大挖刘文辉的墙脚，一直被刘文辉视为心头之患。如果由这个人来主持西康事务，刘文辉的处境将十分不妙。这时候上海、南京等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比如上海《大公报》曾刊登出一篇署名文章“关于西康问题之商榷”，文章中说，西康问题——尤其是雅属，仅是全国的一部分，就算是把西康省主政者撤换了，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全国是一盘棋，只有全国问题解决了，西康问题当不解自解。这种提法引起了康籍人士的普遍关注，报刊上这种声音一多，他们心中的怒火慢慢熄灭了。这支以西康本地人为主的力量，内心里从来都不愿意让外来人掌权，与其让陌生的张笃伦来统治西康，不如维系原状让刘文辉继续干。当然，只有刘文辉自己心里最清楚，为了买通舆论发出“另一种声音”，他可是没少掏银子铺路的。
发生在西康省的“新鸦片战争”，对各方面的损失和影响都很大。朱世正领导的人民义勇军被刘元琮派军队击溃，许多人离乡背井，逃亡到深山老林，有家不能归，处境十分凄惨。刘文辉在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也是如刺在背，苦不堪言。在一次聚会时，他私下对老友胡恭先说：“我现在对西康政务非常厌倦，想培养一些人来接替，我准备到外面去开拓局面。”胡恭先听到此话后十分惊讶，自然是劝慰一番。刘文辉说这番话并非虚情假意，他确实已挑选好了接替者，此人叫张为炯，后来果然接替刘文辉担任了西康省代主席。
胡恭先（1899～1986），字礼安，西昌礼州人，早年曾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担任过西康省参议会副议长等职。他对刘文辉有几句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与刘文辉自民国二十八年相认识以来，先后经省临参会及参议会阶段，过从较多，了解随之较深。我深感刘文辉过于聪明，过于集权，完全忽视兼听则聪，兼视则明古训。大权惟恐不集中，致部属皆俯首帖耳，无敢违言。亲佞远贤，恶善善恶，此其所以受人蒙蔽而不自觉，洎乎事变演成，顿然改图，虽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此种污点须信加拭拂，方能磨去，是否办到，尚待事实证明。”（胡恭先：《1946年的雅属事变始末》，原载《凉山文史资料选辑·雅属事件专辑》）1947年元月，蒋介石派特使张群火速飞成都，向刘文辉传达他对西康问题的意见：“国共相争，大局动荡，东北、西北和鲁南战局紧张，大家都要为党国利益考虑，必须与西康人民改善关系，认真对待雅属事件，如果共产党乘机在后方插手，出了大问题，中央将对刘失去信心……”刘文辉早已忧心如焚，蒋介石的意见正好帮忙他下台阶。他派人分别邀请了旅居成都的西康名流、学者、乡绅、学生代表以及军政界人员，到新玉纱街刘文辉公馆交换意见，刘文辉态度诚恳地讲话：“酿成这次雅属事变，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深刻教训，由于平时对部属管教不严，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感到很痛心。虽说其中有大小野心家从中挑唆，但我的责任也是不可推诿的。我们川康唇齿相依，不能自己扒开篱笆等狗钻，现在正值春耕时节，不能延误农时。当前国家多难，重在休养生息，诚恳希望诸位朋友伸出友谊之双手，以桑梓为重，大力协助我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把‘军民交恶’转为‘军民和睦’。我决心把一些不法不肖的军政人员清除免职，让大量西康有志青年参加康政，对参与过雅属事件的所有人员，决不追究，请他们放心。”1947年3月，刘文辉在雅安举行了“雅属行政检讨会”，在雅安的西康省军政大员、各县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宁、雅、康的部分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刘文辉在会上作了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呼吁与会者以大局为重，共谋后方安定局面。经过7天的幕前争吵和幕后交易，会议最终作出了四项决议：一，彻底禁烟；二，不收烟税；三，军政人员种烟贩烟者以军法论处；四，推举了陈耀伦等人上山下乡招抚私人武装，同时去各灾区发放赈灾款。
雅属事件后，朱世正经多人从中斡旋，终于回到了西康，被刘文辉委任为西康省保安司令部雅、荣、汉联防总队长。但刘、朱之间仍有隔阂，互设戒心，朱世正急于另谋出路。直到1年多年后，由民盟出面做工作，才使同是民盟会员的刘、朱双方坐到了一条板凳上，朱世正与刘元琮也在雅安见面，言归于好，沸腾喧扰了一年多的雅属事变，这才划上了一个句号。
刘文辉有个外号叫“多宝道人”，形容其足智多谋，点子特多，善于料事和用计谋，也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但是现在在地处偏远的西康他却栽了个大跟头。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等原因，各种政治势力在这里纠缠不清，尤其是烟禁开放后，袍哥、土匪、地主、民团、恶霸等各色人等，依仗其拥有的私人武装横行，军民各霸一方，导致西康省形成了一个多政府的混乱状态。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多宝道人”刘文辉的政治智慧也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