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财主进城当起了大军阀的总管家如果不是因为大型泥塑展览《收租院》，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刘文彩这个人。
前边第一章已简略叙述，政治丑星刘文彩有一个被“发现”的过程。毋庸置疑，这个过程是与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多年以后，人们反思这段历史和这个人，发现政治漫画中描绘的丑星刘文彩并不完全真实，比如水牢、吃人奶、大斗进小斗出等一些细节，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虚构的。因此有人得出一个结论：刘文彩是个被冤枉了的好人，一时翻案之风甚烈。
这显然也是与真实历史不甚相符的一个极端作法。
刘文彩，作为曾在四川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提起来有一言难尽之慨，他是中国这块土地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混合体，身上浓缩了封建专制等多种元素。他是一个真实而又丰富的人物，复杂的性格能让人想起很多很多。解剖刘文彩，可以使我们对其赖以生长的这块土地进行一次更深刻的审视，用作家映泉的话说：“刘文彩只是个线头，扯出来的是20世纪前半期四川的风土人情，和今天一些人的感情倾向。他很坏，却有人赋予他权力；他爱赌，独自一个人是无法赌的；他爱玩女人，却有人自觉送上门去让他玩；他几乎是个文盲，却有饱学之士为他歌功颂德；他不是东西，但你落到他的地盘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他贩毒，当的却是禁烟委员会的头儿……总之，此人是面镜子，反射出来的名堂颇多。”进叙府城之前，刘文彩只是大邑安仁乡的一个土老冒财主。按照他父亲刘公赞给儿子们规划的轨迹，老五刘文彩脑袋瓜子灵活，是块做生意的料，于是给他买了一匹马，让他贩运自家酿的烧酒进城去卖。一来二去，多少也有了些积累。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刘文彩，虽说脑子里装满了投机，但还并没有多少坑蒙拐骗的劣迹，而且那时候他还没有发迹，其家产少得可怜，阴暗的心理还没有恶性膨胀。
刘文彩真正发家，是在他收到六弟刘文辉的那封邀请信之后。
1922年冬天，刘文辉迅速窜红，成为四川军阀中一颗闪亮的新星。他手中拥有7个师的兵力，兵员在12万以上，总揽了叙府地区军、政、财、文教大权后，更是野心勃勃，要将叙府作为跳板，统一全川，做着当“四川王”的美梦。刘文辉与大哥刘文渊保持有通信联络，大哥刘文渊信中推荐说，五哥刘文彩擅长做生意，是赚钱的好手，对于那个白脸的五哥，刘文辉也一直认为他有经商头脑，于是写信特邀五哥刘文彩来叙府帮忙。
接到六弟文辉的来信时，刘文彩刚贩运了一车烧酒回家，他看了看信，觉得这是老天赐予的一个机会，不妨大胆一试。于是将家里的东西进行了一番收拾打点，带着几口箱子和包袱行李，登上了开往叙府的小火轮。
这个头戴瓜皮帽、身穿绸缎马褂的土财主进城时，刚满35岁。人近中年，他有太多的计划和梦想，希望在这个年龄段里来实现。以前，刘文彩很少出远门，在他眼里，叙府无疑是个大城市。街上的小洋楼鳞次栉比，楼房前的大红灯笼，更是给繁华兴隆的景象增添了如梦如幻的气氛。沿着长江边走一趟，看江上船舶如织，桅帆如林，码头上堆积的货物像小山丘……刘文彩的心里禁不住热了：“好安逸的叙府城，住在这里比天堂还享福呢！”
初来乍到，刘文辉没有为五哥安排什么职位，只是叫他先熟悉熟悉情况。刘文彩皮肤白皙，阴沉着脸，一看就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他利用这段空隙深入酒肆、茶楼、烟馆、商铺等等一些地方调查摸底，没过几天就对叙府的社会概况了如指掌。
在一家茶馆里，刘文彩听到了这么一则故事。
叙府东岳庙街有户人家叫邱少云，开了家玉器商店，以此为业，养家糊口。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有一天，邱老板的两个小儿子忽然失踪了。到处托人打听，仍然没有消息，邱老板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几天后，终于有人悄悄告诉他一个消息：有人曾在凉水井附近看见了那两个孩子。邱老板大喜过望，只听那人继续说，孩子被藏在城乡团总办李清和家。邱老板接着往下问，那人摇摇头，别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有了这条线索，邱老板顺藤摸瓜，终于弄清楚了：他的两个儿子是被人绑票了。
原来，策划这起绑票的头儿名叫雷辛之，此人是叙府团练局局长、外号“通天教主”的雷东垣之子，在叙府是出了名的恶少。雷辛之吃喝嫖赌样样来，前不久，一次赌博输得精光，急红了眼，想出了拖肥猪的这么一出戏，被拖的“肥猪”就是邱老板的儿子。一听事情的缘由，邱老板只能自认倒霉，谁都知道雷东垣是叙府的地头蛇，既然惹不起，只好出钱消灾。他拿出两千元银票，请雷少爷从速放人。雷辛之接过银票看了看，嘴角轻蔑地一歪，一脸坏笑地说道：“才两千块，这也太小瞧人了吧？”
四川是袍哥的天下，邱老板早年也参加过袍哥组织。眼见雷少爷如此不讲道理，邱老板想到了袍哥，决定要依靠老交情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袍哥”的意思是天下兄弟本一家，你没有袍子穿，我把我身上的脱给你。如今见邱老板有难相求，袍哥的几位哥儿们立马派了大爷张麻脑壳等六个兄弟前往李清和家要人。
一行人匆匆上路，直奔李清和家而去。到了李家，见邱老板的两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玩，张麻脑壳等人这才放心了。李清和恭恭敬敬迎上来，让佣人倒茶，又吩咐杀鸡宰羊，要好好招待张麻脑壳等人。并且主动说，等吃了这顿饭，就让他们把两个孩子带走。张麻脑壳等人自然高兴，戒备心全无，敬来的酒也一杯杯照单全收，喝到夕阳西斜，一个个不胜酒力，伏倒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只听李清和忽然一声大喝：“张麻脑壳，请到外边说话。”张麻脑壳晕晕糊糊，站起来便往外走，出了院子，只见迎面一个人提着马刀，伫立在茅坑边上。“这不是赵和尚吗？兄弟，你在这儿干嘛……”没等他把话说完，赵和尚手起刀落，张麻脑壳的头已被砍落到了茅坑里。接下来的五位袍哥兄弟，也被一个个叫出去谈话，落得了同样下场。赵和尚是个极其凶残的屠夫，一时杀得性起，索性把邱老板的两个儿子也拖过来一并杀了。附近有个老太婆听见叫声，过来看怎么回事，赵和尚一不做二不休，一刀将老太婆砍倒在地。
这就是叙府当时刚发生的“九人头案”。
血案发生后，被杀者的家属义愤填膺，死者中有个叫冯孝先的，其父亲更是印了一大摞传单，在叙府大街上广为散发。那几天“通天教主”雷东垣正在为父亲做七十大寿，听到有人在门口呼天抢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整条大街水泄不通，又是敲锣又是打鼓，还在大把大把撒黄纸钱，不由得暴跳如雷。当即掏出手枪，要毙了儿子雷辛之。老母亲见状，上来阻拦，来祝寿的亲戚们也纷纷相劝，雷辛之二话不敢多说，赶紧趁机溜了。
“九人头案”轰动叙府全城，雷家为千夫所指，雷东垣十分被动。有人劝他大义灭亲，绑子上殿，争取主动。可是儿子雷辛之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到哪里去绑？话说回来，就算他能找到，又何尝愿意绑了交出去？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厚着脸皮出面，给受害者的家属赔礼道歉，又答应赔偿经济损失，花了一大笔银子，才勉强堵住了仇家的嘴。
听到这个故事后刘文彩很兴奋。雷东垣势力强大，手下精兵强将众多，刘文彩想在叙府站稳脚跟，雷东垣是个重要人物。虽说故事发生在几年前，已经成了旧闻，但是旧闻现在仍能派上新用场。如今雷东垣的那些仇家还在，他们时刻都还在想着要报仇雪恨。那些仇家此时成了刘文彩手中的筹码，以此作为要挟，何愁“通天教主”雷东垣不乖乖就范？这么一想，刘文彩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微笑。
有必要说说雷东垣其人。雷东垣本名雷士奇，在家排行老四，因此人称“雷老四”。据说名酒“五粮液”的名字，就与他有点关系。四川叙府有位酒坊高徒名叫邓子均，在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几经调制，确定了一个新配方。这天叙府团练局局长雷东垣家大摆宴席，使用的是邓子均新研制出的杂粮酒，酒盖一掀开，满堂飘香，众人赞不绝口。雷东垣说：“如此佳酿，名为杂粮酒，似嫌鄙俗。”在坐的叙府举人杨惠泉接口说道：“此酒集五粮之精华而成玉液，何不更名五粮液？”从此，“五粮液”的美名不胫而走。这是一段题外话。再说雷东垣其人，在团练局长的位置上经营多年，手下门生爪牙无数，遍布叙府城乡。能制服雷东垣，就等于制服了半个叙府。
刘文彩不动声色，先是到处摸底查账，又弄清楚雷东垣长期挪用城工局经费十万大洋，将此短处捏在手里，然后才前往雷府拜访。一见面，刘文彩亲热打招呼，该说的话说在明处，不好说的话尽量暗示，雷东垣有痛处被人捏着，自然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官场上的潜规则此时发生了效力。你帮我，我帮你，大家面子上都是朋友，实际上是利益关系在起作用。说好听点是互相抬庄，说难听点叫相互勾结。总之，各得其所，互有收益，共同“进步”。
接下来是对雷东垣原先的部下全盘接收，一个个加官晋爵。东路区团总曹荣光当了叙府征收局局长，北路区团总虞汉逵当了财务局局长，南路区团总肖席珍负责在横江收缴税务，是四路团总中最肥的一个差事，西路区团总李国卿最不得志，什么官职也没捞到。此人是黑旋风李逵式的人物，没有什么城府，对主子却特别忠诚。虽说没当上官，仍然拜刘文彩为干爸，对刘一直忠心耿耿。即使后来二刘大战刘文辉失败后，许多人都躲着刘文彩，李国卿却依然自愿为刘文彩保驾，一直护送到犍为才依依惜别。不过此人的结局不太美妙，回到叙府后，再也没有了靠山，不久即遭月波乡土豪吴炯臣杀害。
刘文彩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但内心里对文化人比较敬重。叙府最有名的文化人叫杨惠泉，此人原名杨骏，光绪年间考取武秀才，后改习文，工书法。曾参加过清末乡试，考中举人。宣统元年（1909），杨惠泉曾赴京城就读京都蜀学堂，辛亥革命后返回叙府，在团练局局长雷东垣府中担任幕僚，人称“杨三大人”。刘文彩主动登门拜访，热情相邀，从私房钱中拿出银元五千，请杨惠泉担当自己府中的师爷。
短短几年时间，刘文彩就在叙府站稳了脚跟，刘文辉也感到特别满意。通过几年的观察和检验，刘文辉认为五哥刘文彩不仅是理财的高手，也是玩政治的高手。可惜的是，毕竟他文化低了点，根基浅了点，要真正上大台面还是不行。不过，当总管家还是绰绰有余。
于是，连续几年，刘文彩的官职不断升级，1924年，被任命为叙府船捐局局长；1925年，被任命为叙府百货统捐局兼四川省第二十二区烟酒公司公卖局局长；1927年，刘文辉改川南税捐总局为叙南护商处，任命刘文彩为处长；1929年，已任四川省省长的刘文辉任命刘文彩为川南水陆护商处处长兼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1931年，刘文辉的防区达81县，刘文彩地位亦随之升迁，被任命为川南税捐总局总办。
随着官职的不断上升，刘文彩的权限越来越大，敛财的本事越来越强。
一个暴发户的发家史和财产之谜刘文彩一生有多少财产？至今也难有个准确的数字。事实上，1949年刘文彩就去世了，其家庭财产全部充公，生产资料被分给了当地农民。大跃进时期，刘文彩的坟墓被铲平，尸骨被丢在野外，刘氏公馆成了“大邑刘氏地主庄园博物馆”。也就是说，无论刘文彩身前有多少财产，都与他的后代没什么关系，其后代所继承的，只是一顶“恶霸地主子女”的帽子和无休止的批斗。
但是刘文彩毕竟曾有过许多财产。他的暴发起家，是从进叙府城以后开始的。
利用军阀弟弟刘文辉交给他的印把子，刘文彩大肆敛财，像一条叮咬成性的蚂蟥，不吸饱血决不松口。他的敛财手段，主要是通过手中的税收权力和商业垄断。
四川军阀动辄打仗，军费开支成了个无底洞。为了筹措巨款，刘文彩巧立名目，搞起了“预征田赋”。顾名思义，就是农民除了交足本年度的田赋外，还要提前预交下一年度甚至未来若干年以后的田赋。在刘文彩的“管理”下，叙府一带的农民到1932年，其田赋款已经预交到了1957年。由此可见刘文彩这条蚂蟥之贪婪凶狠。关于税种，更是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住房有房捐，行船有船捐，当妓女有花捐，当农民有田赋，上厕所有厕所捐，其他什么锄头捐、扁担捐、草鞋捐等等，不胜枚举。当时的叙府市民如果要看戏，买张戏票就包含有14种苛捐杂税：娱乐税、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防空捐、副食费、弹压税、伤兵亡友费、荣军营养费、修路公园费、警士寒衣捐、黄河救灾捐、冬防捐、政教经费。当时有句民谣讽刺道：“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烟土是刘文彩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按照常理，烟土是毒品，有百害而无一益，应属于彻底禁绝之列。可是且慢，如果真的禁绝了，岂不是砍倒了刘家的摇钱树？于是刘文彩喊出了一个漂亮的口号：“寓禁于征”。这是一个颇具欺骗性的口号，意思是说，为了让农民不种烟土，让烟民不抽鸦片，对凡是种烟土抽鸦片者一律征以重税。中国财政史上，恐怕没有哪个口号比“寓禁于征”更绝妙。刘文彩历来的税收都让人诟病，但“寓禁于征”却使得征收有名，且无比崇高，垃圾堆里淘金子，污水潭中滤美酒，听起来还真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然而剥开神圣的外衣，露出的却是个骗钱的陷阱，其弦外之音是：禁烟是说了玩的，该种的种，该抽的抽，只要大家按时交税就行。当然，这个税是重税，事先已经声明“寓禁于征”了。
据建国后宜宾市政协文史办提供的资料记载，刘文彩关于烟土所谓的“征”，从“种”到“吸”就有10余种之多，列举如下：1．烟草捐（又名窝捐）：烟农每种烟草百颗，抽收烟苗捐银元2元；2.懒捐：对农民不种烟者，按照地亩窝距计算窝数，加重课税，以示惩罚；3.起运税：烟土启程运输时的一种课税；4.落地税：到达市场或目的地时，按鸦片之轻重多寡而征收的一种税；5.过境税：烟土通过相关关卡时的一种税；6.内销税：指防区内或者内倾销鸦片时的一种课税；7.外销税：烟土运出防区或者省外者，所征的税；8.印花税：买卖烟土时，要在票据上贴上印花，此种印花先用现金购买，按交易金额贴上，违者处以罚款；9.营业税：坐店开铺的烟商，按其一定时期内营业额多寡计征的一种税收；10.护商税：凡货物运抵本埠，必须向川南水护商总处缴交护商税，至于请托派出护商队运送烟土的，则就其所运多少，再计量征收护商税，实则是二重征收制；11.红灯税：凡开设烟馆和瘾民之在家吸食鸦片的，都得按点灯盏数征税；12.销售税：凡开设烟馆的商人，每月都要按所销烟土营业额课以重税。实际上是与营业税同征的二重征税制。
仅烟土税收一项，刘文彩每年在叙府就能收到税银800多万元，如果算上其他税收，数字肯定突破千万元。这些收入除了用以扩充军阀武装、招收兵员和各项军需物资的开销外，其余大多都流进了刘文彩私人的腰包。刘文彩敛财也很讲究技巧，他将三个儿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合起来，拼凑了一个铜臭味十足的名字：龙华富。然后以这个名号，在叙府城购买了公馆房产380多处。有一段时间，叙府城中的商人看见到处是这个神秘的“龙华富”在收购房产商铺，以为是上海来的一位大富豪，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只是刘文彩的一个化名，一个个禁不住为之瞠目结舌。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刘文彩堪称商界怪才。刚到叙府时事务繁多，但是他仍然不忘投资，拿出5000银元的私房钱，兴办了刘氏家族史上的第一家金融企业“义和”银号。投资迅速有了回报，而且回报丰厚得出奇，简直如同满地金子都在等着他来捡一样，业务太好了，他有点忙不过来，于是写了一封信，请安仁老家的老搭档彭载扬出山，帮助打理“义和”银号的业务。彭载扬初来乍到，不便安排要职，让他担任高级职员，真正的职责是监督银号总经理。等原先的总经理一翘脚，立马让彭载扬接任。后来，在彭载扬的提议下，刘文彩又将“义和”改为“人和”，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
刘文彩能够放开胆子敛财，依仗的是军阀弟弟刘文辉这座靠山。但是随着四川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辉八方受敌，危机四伏，这对刘文彩的生意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刘文彩只能有所收敛，他的商旅生涯也出现了一个转折。
政治上缺乏安全感，使得刘文彩不能不偏重于短期效益，刘文彩向彭载扬交待了这么几句话：“下快，起快，结束容易，在结束时不造成损失。”能捞一把是一把，有点像今天股票市场上热钱炒权证，不贪，不恋，买了权证尽量不过夜，坚决不搞长期投资。彭载扬是个聪明人，得到刘老板的指示后迅速转轨，摘掉所有“人和”银号的招牌，向政府报告歇业，实际上是改换名称，在叙府、叙永、重庆等地分别设立了“长发元”、“树记”、“吉祥”、“同庆元”、“商贤”、“天福”、“全福永”、“同发源”、“源鑫”等十几家商号，名称不同，规模不同，经营项目也不同，其特点优势是不会惹人注目，即使出点什么问题，也是船小好掉头。
作为川康两省的一流豪门，刘文彩不可能不富有。至于他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据作家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中分析，刘文彩家产主要源自他在叙府的十年聚敛。一是投资贸易所累积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积的薪金。前者的具体数目已无从统计，就后者而言，驻守叙府时，刘文彩兼职十多项，仅“烟酒公卖局局长”一职，年薪即高达一两万元，合计每年薪金总数当不下10万元，10年应在100万元以上。而在刘文彩家产中，薪水收入只占辅助地位。刘文彩之富有也就可以想象了。据1949年3月18日《大公报》刊登的《四川省富户名单》，共有85人金榜题名，其中刘氏家族有八人：刘文辉居第2位，刘湘夫人刘周书玉居第22位，刘元瑭居第25位，刘元瑄第26位，刘元琮居第27位，刘文彩的侄女婿伍培英居第28位，刘文彩居第33位。
流氓过招，痞子斗法刘文彩要捞钱，也并非就那么容易，红道黑道，官场赌场，到处密布着泥淖和陷阱，哪一道哪一场不照料到堂，轻者前功尽弃，重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每分钟都要谨慎，提防有人背后捅刀子。
果然，到叙府不久，刘文彩就碰到了一个劲敌。
此人名叫覃筱楼，四川屏山县人，少年时家境贫寒，父母双亡，出外到江湖上游荡，认识了一个袍哥大爷，跟着混了几年。覃筱楼干事利索，敢作敢为，遇事勇于担当，时间一长，渐渐有了些名气，在袍哥礼字旗码头上当外堂管事。
此时叙府县城附近有伙绿林，领头的姓李，绰号李喉疱，旗下有一百二十多人。驻守在叙府城里的刘文辉想进行招安，李喉疱不愿意，刘文辉欲强行端窝，想了一个计谋，设法骗李喉疱到镇上茶园里喝茶，择机将其抓获，当场给毙了。没有了头头，剩下的绿林正待作鸟兽散，没想到覃筱楼亮出旗帜，登高一呼，一百多号人立即赴屏山投奔。这支队伍，后来便成了覃筱楼啸聚山林打天下的基本力量。
1920年，川军师长陈洪范驻防乐山，对覃筱楼进行招抚，并任命为支队长。当时屏山的县长姓杨，四川剑阁人，为官清正廉洁，立志要为老百姓除暴安良。有个姓周的鸦片贩子臭名昭著，民众反响强烈，杨县长收到民众的举报信后，经过一番调查核实，将周烟贩逮捕下狱。这事被覃筱楼知道了，主动到县衙门去说情，要求保释放人。杨县长摇了摇头，说这事他也作不了主，等请示上头后再定。结果覃筱楼前脚刚走出县衙门，杨县长就让役使将姓周的鸦片贩子处决了。覃筱楼与周烟贩是结拜兄弟，以为能凭他的面子说动杨县长，眼见得杨县长如此不领情，覃筱楼怒火中烧，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怨恨。
有一次，杨县长下乡镇巡视，被覃筱楼知晓了，安排部下一干人潜伏在路上，等杨县长坐着滑杆从此经过时，一干人呼啸而出，从滑杆上拖下杨县长，三下五除二，几刀就结果了性命。此事传到驻防在乐山一带的军阀陈洪范耳朵里，感到脸上很没面子，光天化日之下，堂堂县长竟死于非命，岂不是等于说他治理无方？更何况杀人者是他的部下！于是集合了两个团的兵力，奔赴屏山围剿覃筱楼。覃筱楼闻讯后连夜潜逃，进入四川云南交界的大山里，再次聚众为匪。
过了几年，刘文辉驻防叙府，虽说号称混成旅长，实际上手里只有一团人，到处招兵买马成了他的当务之急。刘文辉底下有个幕僚秘书叫宁子州，出道之前也在黑道上混过，与覃筱楼关系不错，向刘推举了覃筱楼。刘文辉正当用人之际，一听自然高兴，让宁子州赶紧去招抚此人。没过多久，这支绿林队伍就被收编，覃筱楼被任命为副官，其他小兄弟也分别被委任以营长、连长等职。此后覃筱楼屡立战功，深深赢得了刘文辉的信任，成为刘手下的心腹亲信。1924年，刘文辉晋升四川帮办，便将川南一带治安交覃筱楼负责。叙府成立城防司令部，覃旅长便兼任城防司令。
此时，正好碰到刘文彩来叙府当船捐局局长。常言道，一山难容二虎，没过多久，刘文彩与覃筱楼的矛盾就暴露无遗，叙府也因此暗潮迭起。
双方最激烈也是最直接的交锋体现在金钱上。刘文彩身为刘文辉的财政总管，聚敛钱财是他的本分和职责，难得找到叙府这块肥肉，又岂能容他人染指？可是覃筱楼哪会把从安仁乡下来的一个土老冒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该干嘛就干嘛，照样出动武装部队公然进行“军倒”，用轮船运送香烟、煤炭等紧俏物资到叙府倒卖。尤其可恨的是，有一次刘文彩手下税收人员照章检查货物，要船老大缴纳税款时，岸上忽然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拥簇着覃筱楼的姨太太，不交税款要强行提货。双方当场差点打了起来，请示到刘文彩这里，他想了半天终于还是忍住了。
覃筱楼嗜赌，而且喜欢豪赌。1927年的一天，他到成都公干，赌瘾发作，与大军阀邓锡侯等人挑灯夜战，结果赌运不佳，一夜间竟输了银洋27万元。这个输红了眼的赌徒表面上不动声色，将随身押运的几箱鸦片抵了赌债，又向裕通交通银行借了5万银元，总算勉强填平了这个窟窿。只身回到叙府后，越想越不是味，匪性大发，半夜三更从床上爬起来，带了一支队伍，打起火把上街大肆抢劫钱财。一时间鸡飞狗跳，天怒人怨。叙府城是刘文彩眼皮子底下的地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一想到覃筱楼有兵权在握，刘文彩不便公开发作，只好再次忍下了这口气。
经过这么一番刺激，历来爱逞能斗狠的刘文彩从心底里愤怒了。他跑到成都向刘文辉诉苦，坚持要拥有一支自己能控制的军队，否则就撂挑子，回安仁老家去享清福。听五哥这么说，刘文辉也不好再说什么，哥俩当场达成了一个君子协议：刘文彩可以招兵买马，组建武装，但是经费得自筹解决。有了这句话，刘文彩顿时气壮如牛，屁颠颠地回到叙府，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武装，迅速成立了护商大队和手枪连。
刘文彩有了枪杆子，腰杆子也变得硬了。叙府城如果有什么行动，他也会积极出人出力参与。有一次，师长胡若愚要暗杀一名地下党，刘文彩闻讯后主动请缨，说杀鸡焉用牛刀，这种小事就不用胡师长劳神了。刘文彩领着兵丁，埋伏在小碑巷等候。这名地下党叫吕一峰，公开身份是叙府中山学校的校长。这会儿坐着一辆黄包车哒哒过来，进入射程之内，手枪队一声枪响，没知一下没有打中，吕一峰见势不妙，赶紧跳下黄包车逃跑，一边跑一边往地上撒落银元。那些追击的兵丁见了银元，一个个抢着去捡。吕一峰跑了一程，见前边是覃筱楼的公馆，知道覃筱楼与刘文彩是冤家对头，急忙抽身闪进了覃公馆。等刘文彩的兵丁赶到，待要进屋内搜查时，覃筱楼大摇大摆走出来，冲着那些兵丁喝令道：“人进了覃公馆，我就要负责，老子的地盘上，看哪个龟儿敢撒野？”
这事过了不久，刘文彩和覃筱楼又发生了一场冲突。
随着权势越来越大，刘文彩被刘文辉委任为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司令，堂而皇之登上了中将司令的宝座。官当大了，追捧者就多。有个人叫蒋东海，原来一直跟随覃筱楼，现在要改换门庭，暗中投靠了刘文彩。此事被覃筱楼察觉后，恨着牙齿发痒，布置手下亲信毛炳荣去搞暗杀，埋伏在叙府城石灰巷口，见蒋东海带着两个兵丁大摇大摆走过来，忽然下令开枪。谁知子弹却没有射中蒋东海，只将那两个兵丁搁倒了，当场毙命。蒋东海如惊弓飞鸟，拼命逃脱后直奔刘文彩处，哭丧着脸讲诉了事情的经过。刘文彩拿起电话，向刘文辉发了一通脾气，非刘文辉要治覃筱楼的罪不可。
刘文辉见事情闹僵到如此地步，再和稀泥恐怕不行了，只好忍痛割爱，让人给覃传话，叫他主动辞职，并赠送了一大笔钱。覃筱楼见刘文辉的屁股终于坐到了他哥哥那一边，对官场的那一套也学会看得淡了，拿着刘文辉赠送的钱出川，去上海滩游玩了一圈。此后不久，仍然又回到了叙府城。覃筱楼下野后，在社会上还是享有声望，江湖上称他覃大爷。覃客气地说，别叫大爷，叫大哥就行。这时候的覃筱楼已经变规矩了许多。闲适下来，他依然吸大烟，进赌场，看川戏，他的公馆“筱园”也成了各类友朋党羽聚会的场所。
刘文彩斗倒了覃筱楼，在叙府城声名大振。此后，叙府的军权、政权和财权，统统归他一手把持，用“一手遮天”这个词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最后说一下覃筱楼的结局。1949年，叙府和平解放，年近六旬的覃筱楼手拿一面旗帜，夹杂在欢迎的人群中。他买了许多鞭炮，放鞭炮的时候笑得像个孩子。解放军进城后，覃筱楼将“筱园”让出一部分给解放军住宿，他对自己的几个子女说，你们要学会劳动，要自食其力。这时候的覃筱楼身上似乎少了早年的戾气，但是随着一个新政权的建立，覃筱楼这样曾经对人民犯过死罪的人终归难逃厄运。1950年，覃筱楼被政府镇压，家人将他悄然安葬，坟址在现在的会馆路汇东小区西北角。
富贵还乡不能锦衣夜行刘文辉被他的侄子刘湘打得惨败，退到了偏远的西康。刘文彩失去了靠山，也不得不退隐大邑老家。在逃离叙府城之前，他仍然不忘捞一把，以“清乡司令”的名义紧急征收“国防捐”，限令两天内缴纳20万元。得手后又重点派捐，瞄准富商和殷实人家下手，端着刺刀，抬着箩筐，挨家挨户逼上门去“筹军饷”。一番大洗劫之后，刘文彩富贵还乡，20多艘木船在长江上排成一条龙，浩浩荡荡回到了大邑安仁。
在叙府混了几年，刘文彩政治上有了资本，经济上有了实力，更重要的是军事上有了自己的武装，那个年月，有枪杆子就有一切。因此，他踌躇满志，心里琢磨着，城里混不下去了，回到大邑当个土皇帝也好。
没想到回到大邑不几天，刘文彩就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拨错了。不断有部下来向他诉苦，经常有些戴红袖章的军人出面阻拦，使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制约，而对方打出的旗号是声张正义，维护一方安宁，这闹得刘文彩的部下很被动。
刘文彩表面上很平静，对手下那些人叮嘱说：“你们格老子收敛点，在大邑不比在叙府，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等几个偻罗走后，刘文彩猛吸了一口烟，提出烟袋锅狠狠地朝门口扔去，心里骂道：牟二蝗，看老子来收拾你！
牟二蝗本名叫牟秉年，字遂芳，1882年生于四川大邑，长得人高马大，年轻时又练就一手好枪法，在江湖上名头很响。民国袍哥遍四川，当然少不了爱趟浑水的牟遂芳，他在袍哥屏篱社当二把手，人们当面叫他二哥，背后叫他牟二蝗，一直叫了多年。辛亥革命后，四川大邑同志会举行了一次暴动，牟遂芳是重要成员。据《大邑县志》记载：“辛亥之秋，同志会兴起，遂芳介入其中，为推翻帝制而奔走呼号。是年农历八月十七日，进攻大邑县衙门，赶走知县王吉，遂芳冲锋在前，毫无惧色，其胆量之大，实有过人之处……”这之后，牟遂芳当过大邑的警卫队长，在四川军阀刘成勋部队里任过营长、团长，刘成勋垮台后，又在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当上了特料团长，长期驻防大邑，兼任大邑周边六县的清乡司令。
其实这个牟遂芳，刘文彩原先是认识的，不仅认识，而且还是特别要好的老朋友。刘文彩暴发之前，只是大邑安仁的一个土财主，经常赶着马匹到大邑县城贩运货物，那时候牟遂芳已是地方黑道上的一个人物，听说刘文彩是安仁刘氏家族来的，家族有刘湘和刘文辉这么两大巨头，因此便格外关照，马匹每次进了大邑县城，牟遂芳就安排手下兄弟接应，刘文彩当初的生意，十有五六都是靠他帮的。
不过老交情并不代表新友谊，感情这事儿也需要与时俱进，得不断补充新的内容和元素。何况，在满脑子都是金钱和武力的军阀们那里，什么感情不感情都是糊弄人的，真正能联系他们的纽带是利益。换句话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现在，刘文彩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他准备拿老朋友牟遂芳祭刀。
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牟遂芳犯了一个大错，更是使得刘文彩的谋杀计划出师有名。
按照刘文辉的安排，让牟遂芳驻守大邑，一方面是帮刘守住地盘，维持地方秩序，另一方面有意让他监视退隐的旧军阀刘成勋。可是牟遂芳这人特别讲义气，他原是刘成勋的部下，现在见了老东家，依然客气万分，成天泡在一起吃酒喝茶，两人像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早已把刘文辉交给他的监视任务丢在了脑后。这事一直让刘文辉感到很恼火。
最要命的是接踵而来的这件事，直接让他掉了脑袋。牟遂芳有个儿女亲家叫黄泽甫，在军阀邓锡侯手下当旅长，这天来到牟家，一顿觥筹交错之后，两人推心置腹讲起了知心话。听了几句牟遂芳心里就明白了，原来黄泽甫是来帮邓锡侯当说客的。牟遂芳也曾在保定军官学堂读过书，和邓锡侯是老同学，一听到老同学还惦记着自己，顿时百感交集，当着亲家的面诉起了苦。牟遂芳说道：刘文辉倒还说得过去，最可恶的是他那个土老冒的五哥刘文彩，没发迹时百般巴结，如今回到大邑，有了几条破枪，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说着说着牟遂芳火气上来了，眼睛泛出红丝，猛地往喉咙管里倒了几杯酒。
牟遂芳与黄泽甫密谋投奔邓锡侯的消息，很快被刘文彩侦探到了。这也怪牟遂芳过于光明磊落，做事太性急，将改投邓锡侯的计划对几个心腹讲了，心腹中有人见利忘义，将情报报告给了刘文彩。刘文彩成天想着消灭宿敌，正愁没有由头，听到报告后大为兴奋，眼睛放光，吩咐手枪连连长吕实英带着一队人去打埋伏。吕实英是刘文彩结发妻子吕氏之弟，一直跟随在刘文彩身边。他立即遵命带着几个士兵出发。遗憾的是这一次埋伏没有成功，牟遂芳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有所警觉，改道走了另一条路。
几天后，牟遂芳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由刘氏家族的老大刘文渊亲笔写的，叙了一通旧情之后，便大说牟遂芳的好话，认为当今大邑的治安，只有老牟这样的人物来维持才能服众，邀请他来文庙议事，商讨有关乡规民约事宜。牟遂芳收信后，竟没有半点怀疑，带着几个士兵，大摇大摆地直奔文庙而来。
刘文彩早已在大门口恭候，一见牟遂芳来了，双手抱拳，满脸堆笑，拍着牟遂芳的肩膀称兄道弟。牟遂芳问：“文渊大哥呢？不是说议事吗？”刘文彩推托说：“不急，不急，请坐泡茶，大哥一会就到。”
牟遂芳被刘文彩颇有礼貌地请进大成殿厅堂，他所带的五个勤务兵，则被安排在另一间房屋里烧烟泡。一盆热水端上来，有人拧了个热腾腾的毛巾递上来，请牟遂芳洗脸，那块热毛巾刚一捂到脸上，只听一声枪响，牟遂芳高大的身子摇晃了一下，缓慢地朝地上倒去。枪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开枪的枪手叫王沛成，枪响之后迅速冲过来，担心牟遂芳没死，又操起一把斧子，活生生砍断了脖子，提起了那颗血淋淋的脑袋。
杀害牟遂芳之后，刘文彩做了两件事。一是出动武装，全城戒严，迅速收编了牟遂芳的部队；二是下令搜索牟府，将他的钱庄商铺洗劫一空，牟遂芳的妻子闻讯后，投水自杀，其子侄均连夜逃亡，从此流落他乡。
富贵还乡决不能锦衣夜行。刘文彩毕竟在叙府城里混了几年，见过大场面，也当过主角唱过大戏。杀掉了牟遂芳这只拦路虎，威望指数迅速上升，邻近乡镇的袍哥纷纷前来投靠，刘文彩因势利导，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一个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
据作家周东浩在《地主庄园沧桑录——刘文彩及其家人档案》一书中介绍，公益协进社一成立，分布在四川大邑、崇庆、邛崃、新津、蒲江、眉山、彭山、宜宾、乐山、雅安、天全、芦山、宝兴等州县的地主官僚纷纷归附刘文彩。公益协进社总部设在大邑安仁乡，由刘氏家族老三刘文昭任总社长，刘文彩任副社长（实际上掌握实权），另外几个副社长是刘体仁、李育滋，刘乐然，李沛成任总管事，下设管事七名。总社以下，在各县和乡镇设立分社和支社共360多个，由刘文彩亲自挑选分社长、支社长。
旧时袍哥组织共分十一牌，五牌以上是掌权者，其中一牌称“总舵把子”，又叫龙头大爷，各分社、支社社长称“舵把子”，受“总舵把子”管辖。六牌以下统称“兄弟伙”，等级高点的称“拜兄”，等级低的称“拜弟”。公益协进社内部等级森严，大小头目与“兄弟伙”之间的关系形同主仆，组织内部接头交往经常使用暗语手语，对那些办事不慎或违犯帮规者，轻则体罚、关禁闭、开除，重则殴打甚至砍杀。木牌上的“社规社义”写道：一、同心同德同肝胆，结仁结义结金兰。二、本社讲仁义，讲忠孝，不准对父母忤逆，不准对结拜兄弟失礼；没有不是的拜兄，只有不是的拜弟；舵把子有事，兄弟伙要打就打，要拼就拼；尊重妇女，不许串灶（勾引他人妻子发生性关系），如若串灶，抛江扑灰……袍哥组织又被称为哥老会，是中国秘密会党洪门的重要支派。袍哥组织的存在本来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抗议和否定，具有天然的政治反叛性。从刘文彩一生活动的轨迹来看，他并无鲜明的政治倾向，组建公益协进社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刘文辉败走西康后，驻地贫瘠，军饷供应困难，刘文彩可以通过分布在川南富裕地区的袍哥组织为其筹饷；二是增加了刘氏家族的势力，扩大了刘文彩独立王国的范围。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个公益协进社无疑具有黑社会性质，是地方上的恶势力。这样的组织和势力，任何政府任何形态的社会都不会欢迎。
倚仗公益协进社，刘文彩更加肆无忌惮，稍有口角，便大打出手，棍棒加身，甚至动刀动枪，酿造出了一起又一起血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黑暗的一段时间，政党独裁统治，官场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政府在老百姓中严重缺乏威信。虽说州县衙门仍在，却拿他们无可奈何，形同虚设。
有这么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大邑每一个新县长上任，都要到刘文彩府上去拜“菩萨”，不仅赔笑脸，还须送红包。有一个新县长上任后，不知是因为公务忙耽搁了，还是有意没去登门拜访，三天后，刘文彩组织公益协进社的一班人马，敲锣打鼓来到县衙门。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乘八人抬的大轿，轿子里坐着位乔装打扮的“活神仙”，旁边跟随着一群判官小鬼，一个个脸上涂着油彩，拿着铁链铁锤，张牙舞爪，穷凶极恶。在县衙门停下后，这班人开始演出一场大戏，有人披头散发装扮成下地狱的“罪人”，被判官小鬼们推来搡去，然后是过刀山，下油锅，挖眼睛，开膛破腹……等到这一系列酷刑结束后，站在轿子前边的黑白无常扯开嗓门大声吆喝：“请县长大人出堂，拜活菩萨——”在这种氛围下，县长也不得不乖乖顺从，当众奉上香烛，跪在地上顶礼膜拜。县长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人？
不过也还是有对刘文彩不买账的人。比如这个叫陈少夔的，就是一例。
陈少夔，又名陈郡，绰号“陈猫儿毛”，其祖父是大邑县七大富豪之一。出身在这么一个富贵人家，自幼又冰雪聪明，因此陈少夔格外受器重。他曾考入成都存古学院读书，院长骆秉骧是清末状元，对这个少年英才赞赏有加，评语是“少年得此，可造材也”。后来进入川康训练所学习，钢铁巨擘胡子昂当时在训练所里任处长，对陈少夔也特别赏识。少年得志，眼看着面前的一条红地毯向前无限延伸，通向未来。可惜大鹏折翅，陈少夔染上了旧官场的一些恶习，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堕落之路。
抽大烟，玩女人，挥金如土赌博，是旧时官场的生活常态。陈少夔当上邛崃县县长和二十四军团长时，年龄才20岁出头，在一个复杂恶劣的环境中，这个年轻人要想不堕落也难。据说有一年，他到成都去赶花会，随身带了八百银元，结果日赌夜嫖，带去的银元花得精光，还是向朋友借了30元作路费才回了邛崃。
虽说如此，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陈少夔由于家族背景以及他的官场地位，在大邑县仍然被人视作一霸。大邑有民谣云：“东门走，刘禹九（刘成勋）；南方干，找总办（指刘文彩）；向西陲，陈少夔……”由此可见陈少夔在大邑地方上的地位。
陈少夔与牟遂芳年龄相差20多岁，但是两人关系不错，是忘年交。牟遂芳之死，陈少夔愤懑不已，胳膊拧不过大腿，想一想也只好忍了这口气。大邑的势力原来有刘成勋、牟遂芳，现在死的死退的退，刘文彩独占鳌头，陈少夔也成了边缘人物，当然是于心不甘。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中国有一个出现美好前景的机缘，国民党政府顺从民意，认为要在中国实施宪政，必须早日设立基层市县参议会，并计划在1945年底以前完成。然而当时的中国似乎是一块奇怪的土地，再好的东西一旦到了这块土地上，就可能会变质变味。在四川大邑，则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又一场冲突。参议长人选，刘氏家族老大刘文渊德高望重，没有人与他竞争，副参议长人选，陈少夔起初提议萧福皆，刘文渊附和，也同意萧福皆，陈少夔转念一想，既然刘文渊也提萧福皆，想必他们关系不错，于是又改提牟信孚。后来经过一番调停，仍由萧福皆担任。
接下来选举四川省参议员时，陈少夔与刘文彩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了。按照规定，大邑县有一个省参议员名额，有27名候选参议员参选，陈少夔推举杨翰丹，刘文彩推举张成孝，双方势均力敌，陈12票，刘12票，剩下的3票中，魏廷鹤掌控了2票，杨履初的1票还在犹疑不决。到了选举的前一天，刘文彩派干儿子李鹏举带着500石谷子，去找王泗乡的杨履初，见李鹏举提着手枪，杨履初不敢不答应。这么一来，刘文彩便掌握了13票，应该是稳操胜券。然而到了选举那天，红榜一贴出来，刘文彩还是大吃一惊。陈少夔耍了个滑头，见自己掌握的票数没有绝对能赢的把握，便将12票统统让给了魏廷鹤，使魏廷鹤以14票的微弱优势，险胜了刘文彩推举的代理人张成孝。
陈少夔的12票送给魏廷鹤，也是一次政治投资。上头有人说话，腰杆子比钢铁还要硬。此后，陈少夔有意与刘文彩作对，其对抗手法类似于今天的“黑吃黑”。刘文彩的公益协进社要在敦义发展支社，选定的支社长叫李元华，陈少夔知道后，派人给李元华送了一包礼物，打开一看，是一副白布孝联包裹的两颗手榴弹。刘文彩听说后，忍让了一次，放弃了在敦义成立支社的计划。
过了不久，公益协进社要在大邑城关设立支社，选定的支社长是军阀陈洪范的儿子陈树德，陈少夔得知后，同样又送去了白布孝联和两颗手榴弹。这次刘文彩没有再忍，决定来个硬碰硬，城关支社召开成立大会那天，他派长枪连带着四挺机关枪保护，几十名别着手枪的偻罗四处巡查，陈少夔果然没敢轻举妄动。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这还真是个铁的规律。
刘文彩与陈少夔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一桩意外的刺杀案，将这两个人的矛盾激化到了顶峰，也促使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台戏终于落下了帷幕。
被刺杀的对象叫蔡洞庭，是刘文彩聘任的“文彩中学”第三任校长。
蔡洞庭原来也是个颇有来头的人。此人早年曾在成都警备司令胡开荣手下当过家庭教师，依仗胡司令的资助，他读完了大学，因此对胡司令怀抱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1946年，胡开荣拟参选国大代表，蔡洞庭自然为胡摇旗呐喊。胡开荣的竞选对手叫兰尧衢，是成都市著名富豪，掌控三家银行六家公司，腰包里有的是钞票。有钱就是好呀，无论谁想当选，只要舍得用钞票狠狠砸，没有一个不灵的。兰尧衢舍得出钱，国大代表自然非他莫属。
落选之后的胡开荣只能躲在屋子里生闷气。蔡洞庭过来安慰他，说着说着，胡司令脾气又上来了，奶奶的老子去告他贿选！蔡洞庭随和说：对，去告他！半个月后，蔡洞庭备齐一大摞资料，亲赴法庭对质。可能是兰尧衢这次疏忽大意，没把法官贿赂好，宣布判决书时，胡开荣胜诉，并取代兰尧衢当上了国大代表。
兰尧衢这次面子丢大了，既破费了金钱，又玩丢了国大代表，一口恶气堵在胸口，让人在黑道中传话，悬赏重金，非要除掉那个帮凶蔡洞庭不可。
陈少夔听说这个消息后，连夜跑到成都揭榜，大包大揽接下了这桩差事。
回到大邑，陈少夔即召集了崇庆县羊马场的三个“兄弟伙”朱耀廷、郑树三、杨子清，前往“文彩中学”行刺。三个人化装成卖笔墨的小商贩，先溜进学校探听虚实，摸清了蔡洞庭的卧室位置和起居规律后，星夜翻围墙潜入学校，撩开蚊帐对准蔡的脑袋连开四枪，蔡洞庭当场毙命。
蔡洞庭遭人暗杀，在大邑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刘文彩势力通天，眼皮子底下却发生血案，而且遭暗杀者又是他聘请的校长，肯定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刘文彩为此耿耿于怀，参加完蔡洞庭的追悼会后，就立即着手调查此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打听到此案系兰尧衢收买陈少夔所为，此时陈少夔已将三个凶手送到偏远的甘孜、阿坝等藏汉混居区躲藏。刘文彩不惜血本，花重金派人到阿坝找到了凶手，诱骗他们交待出了陈少夔。正当刘文彩拿着证据要来找陈少夔算总账时，却得到了消息：陈少夔因吸食吗啡过量，毒性发作，暴病身亡。
刘文彩又一次赢了。不过这回他赢得不够体面，心里多少有点沮丧。
刘文彩的管家和干儿子刘文彩的总管家是薛畴九。此人祖籍四川叙府，年轻时当过江湖郎中，矮墩墩的五短身材配上和眉善眼，使人感到他和善可亲。刘文彩到叙府后，发现了这是个人才，援引到幕府中管理日常账务。薛畴九是个做事特别仔细的人，他所经手的一切事务，皆处理得井井有条，过了一段时间，刘文彩让他当了总管家。
薛畴九不仅管账管得好，而且还是个全才。看病抓药不用说，这是他的老本行，刘家不管什么人生了病，均由薛管家拿脉发药。据说此人还有点军事才能，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因此刘文彩给他发了军服和枪支，称他为“薛副官”。
薛畴九对刘文彩忠心耿耿，后来，这对主仆之间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从叙府城撤退回大邑时，刘文彩舍不得放走薛畴九，便把他也带回了大邑安仁，继续当刘府的总管家。刘文彩退踞大邑后，田产猛增到1万五千多亩，遍及大邑和川西十多县，其中就有薛畴九的汗马功劳。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中曾记载过这么一件事：1936年，薛畴九拿着契约，带着几个丈田手到崇庆县牛皮场收“野田”，张二嫂的1.3亩地也被当作“野田”被丈田手丈量了，眼看田地被强行霸占，张二嫂拖着孩子，手持菜刀要拼命，结果被薛管家指使一帮人打昏在地，最后她家的1.3亩地仍被填上了契约，改为了刘姓。
刘文彩的其他管家有杨孟高、冷树廷、彭俊刚、李钦多和蒋焕廷等。
杨孟高（1897～1960），四川大邑县三岔镇东升村人，是刘文彩二姨太杨仲华的侄子。此人长得五大三粗，有把蛮力，文化也不多，但是有一条，对刘文彩特别忠诚。刘文彩到叙府后，将杨带出来做事，曾担任过税收征收局长、川康边防军中校科长等。刘文彩退回叙府，杨孟高也跟随而返，负责打理刘文彩家族经济事务，兼任“文彩中学”董事会董事。
此人后来在安仁也修了一座公馆。杨孟高公馆占地两千多平方米，共有房屋47间。公馆东向临街，平面布局由前至后三进院落，分为前院和内宅院两部分，前院为“前店后居”，通过前院中轴线走廊进入后边的内宅院，内宅院为两进院落，作为主人的起居生活之处。建筑以单檐悬山穿斗式结构为主，小青瓦屋面。公馆与其他住房相邻处，则采用硬山顶封火山墙，在发生火灾时可阻断火源，以免互相影响。由此可见，杨孟高的富裕程度也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比拟的。
刘文彩临死前的弥留之际，留在身边的人已经不多了，其中就有这个铁杆心腹杨孟高。刘文彩命他执笔，写了一份遗嘱，将其财产大部分给了小老婆王玉清。二姨太杨仲华不服，要找刘文彩去闹，杨孟高私下劝她说：这有什么，几个儿女都是你生的，除了王玉清的那点东西外，今后那些东西都归你啦。杨仲华这才缓了一口气。
杨孟高是看着刘文彩闭眼的。这之后杨孟高又活了十几年，1960年在大邑去世。
刘文彩的公益协进社拥有支社、分社360多个，遍布川西。号称“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每天早晨，这位袍哥总舵把子就会端着一壶茶，步履悠闲地登上茶楼，稳稳坐在那儿，谈笑风生，排兵布阵。他的茶馆名为“同庆茶楼”，是一栋全砖结构的三层洋房，迄今依然矗立在安仁街头。
刘文彩喜欢收干儿子。通过收干儿子大肆培植亲信，再安插进“公益协进社”这张铺天盖地的大网中，这样一来，所有控制权便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上。
李国卿原来在叙府团练局局长雷东垣名下担任西路区团总，是雷的四大打手之一。雷东垣投靠刘文彩后，李国卿顺风转舵，认了刘文彩做干爹。谁知这个干爹有点欺负人，见李国卿老实忠厚，手中的官帽子便始终不往他头上扣。李国卿起初并无怨言，天天提着手枪到刘文彩这儿来报到，称得上是铁心保镖。眼看着以前和他平起平坐的曹荣光被刘文彩封了叙府征收局局长，李国卿也沉不住气了，找到干爹伸手要官，想弄个财政局长干干。刘文彩点了点头，答应他会考虑的。李国卿回家等了几天，等来的却是这么一个消息：原来的北路团总虞汉逵抢先他一步坐上了叙府财政局长的位置。李国卿不高兴了，再去找干爹刘文彩，刘文彩拍拍他的肩膀，叹了一口气说：“那个虞汉逵，托了雷东垣天天往我这里跑，不谋到财政局长的位子他就要撂挑子，真是伤脑筋哪。”又说：“你是我的干儿子，我总不会亏待自己人，这事儿以后有机会，你再等一等吧，下一届让你再当。”几句话便把李国卿的心说软了。其实呢，刘文彩说的句句是假话，雷东垣根本没帮虞汉逵说情，虞汉逵能坐上财政局长的位置，完全是花花绿绿的钞票在起作用。
李国卿果然听话，依然在干爹手下忠诚当差，等到虞汉逵那一届财政局长行将到期时，李国卿即开始着手搭建自己的组阁班子。有一天，在大街上碰到虞汉逵迎面而来，他竟按捺不住满心的急切，开口问道：“朋友，什么时候交接啊？”虞汉逵一愣，感到莫名其妙，李国卿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说：“干爹说了，下一届财政局长让我来做。”虞汉逵在财政局长的位置上捞了一票，腰包里比较“暖和”，自然舍不得离开宝座，数了些钞票四处一活动，送出的红包很快奏效，先前的主子雷东垣和大邑县长沈眉荪都愿意站出来帮他说话。
接下来的过程像是演戏。虞汉逵在自家府中安排了一桌酒宴，请来刘文彩、雷东垣、沈眉荪以及李国卿等人，酒过三巡，虞汉逵开始诉苦，说自己才疏学浅，这个财政局长当得太累，工作也没有做好，下一届局长还是请各位前辈另外物色人选。话刚落音，县长沈眉荪马上站起来反对：“千军易求，一将难得，汉逵不能走。”雷东垣也随声附和：“就是嘛，干得好好的，干嘛要撂挑子，莫非是嫌刘总舵子待你不好？”这边厢一干人在认真演戏，只是苦了刘文彩的干儿子李国卿，在心里连连叫苦不迭，不停地看干爹，刘文彩早已被塞了钞票，此时只能装蒜，埋头喝茶。
李国卿想当财政局长的美梦泡汤了，不禁黯然神伤。但是此人好就好在大脑比较简单，闹了几天情绪，被刘文彩几句好话一哄，又像个孩子似的打起了精神。如前所述，刘文彩从叙府撤退时，许多人都躲着，李国卿却自愿为干爹保驾，一直护送到犍为才依依惜别。此人的结局不太美妙，回到叙府后，再也没有了靠山，不久即遭月波乡土豪吴炯臣杀害。
刘文彩还有个干儿子叫李鹏举，大邑上安乡人，其父李耀云原是上安乡的团总，有权有势有枪杆子，堪称地方一霸。大凡地方上的恶势力，都会结下一些仇家，李耀云的仇家是同乡的一名陈姓地主，为了争夺一块地盘，两家闹到兵刃相见，结果李耀云被对方一枪爆了头。父亲被打死那年，李鹏举还在邛崃县联合中学读书，听到消息已是三天后，他连夜赶回大邑，伏在棺材上哭天嚎地，心中暗暗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在大邑这块土地上，刘文彩的名字如雷贯耳，为报父仇，李鹏举投靠刘文彩认了干爹。干爹也待这个干儿子不薄，交给他几十条枪，让他当了上安乡的民团大队长。上任不久，他就带着一队人马，将一陈姓农民捆绑到他父亲灵前，“用铁钉在陈头上钻了三个洞，插上香烛活祭，祭完后一枪打死在地。”刘文彩的这个干儿子十分凶残。他非常看重枪杆子，效仿当时四川军阀的一些做法，把全乡农民强行编制成十个中队，队伍达到近千人，每天早晨训练两小时，对不服从规矩者，还专门制定了一套严厉的惩处办法。1936年，国民党清匪剿共，李鹏举在上司面前拍着胸口保证：半个月内献上20颗人头。结果到期后还差一个，李鹏举带着队伍来到农民宋安安家里，见面后李鹏举便大咧咧地说：“宋大爷，把你的脑袋借用一下。”宋安安一边端茶递烟一边说：“莫开玩笑啊，这种事开不得玩笑的。”李鹏举把脸一板，阴沉沉地说道：“哪个与你开玩笑。龟儿子，老子完不成任务。”可怜宋安安，就这么不明不白当了冤死鬼。
1950年春节前夕，川西发生武装暴动，李鹏举被任命为“反共救国军”支队长，率领两路土匪袭击大邑县上安乡、唐场乡人民政府，杀死征粮队员22人。几天后，这场武装叛乱被平息，李鹏举被活捉，关押了一周后被执行枪决。
刘文彩的另一个干儿子叫郭保之。此人是大邑大河乡人，祖辈种田，业余兼职打猎，挎着杆猎枪到江河湖汊上逛荡，也是别有一番风光。打猎打了一阵，觉得不过瘾，又想出了一个生财奇招，把附近农户当作猎物，搞点偷鸡摸狗的勾当。时间一长，郭氏父子臭名远扬，附近的乡亲们提到郭家，没有不憎恨的。有户姓刘的人家实在看不过去，与郭家发生了一场争执，这么一来刘家便遭殃了，全家男子被杀。后来郭家又与另外一户黄姓人家结下了梁子，这次下手更凶狠，将黄家人满门抄斩。连着发生了两起血案，衙门派人抓捕，郭保之见势不妙，干脆上山落草当了土匪。
他投奔的是川西著名土匪叫孔锡芝，绰号“孔金钢钻”。此人也是本性凶残，杀人如麻，郭保之跟着“孔金钢钻”干了一阵后，渐渐得势，被委任为小头目。那天晚上郭保之多喝了几口酒，口口声声称，将来一定要报答孔锡芝的提拔之恩。后来，他的答谢方式也很特殊，杀掉了孔锡芝，自己取而代之当了土匪头子。
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此后郭保之做的坏事数不胜数。据作家周东浩在《地主庄园沧桑录——刘文彩及其家人档案》一书中记载，郭保之看上了农民李松山的女儿李敦敦，要强占为妻，李家不同意，郭保之就派人去抢，夺走了李敦敦，霸占了一片杉树林，还赶走了李松山全家。对自己的岳父尚且如此，对他人更可想而知。邻居赵小云出头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郭保之抓起来丢进水库活活淹死。
奸淫掳掠，草菅人命，统统成了郭保之的家常便饭。杀得性起，他连国民党政府的清乡部队也不放在眼里，选择了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对驻军突然袭击，打死一名连长，另一名连长受伤，此事在大邑县引起了震惊，县长吴国义派人到处张贴悬赏令，一定要捉拿此凶归案。
郭保之这才觉得自己闯了大祸，前来找干爹刘文彩想法搭救。刘文彩听了情况，斥责他搞得太不像话了，连国民党的兵都敢杀。一顿训斥之后，带着干儿子郭保之来到县府，对吴县长说：“这是我的干儿子郭保之，如今他已认错，还望吴县长高抬贵手。”吴国义表情尴尬，抓也不是放也不是。刘文彩喝令让郭保之道歉，郭保之双膝一跪，口称小的犯错，请吴大人开恩。吴县长打着官腔对刘文彩说：“刘老师，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刘文彩双手抱拳说：“看在我的面子上，请吴县长放他一马。”吴国义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给省府打了个报告，称“案犯逃出了本县界，难以捉拿”，才把这件事交差了。
在1950年春节前夕川西的那场武装暴动中，郭保之也被任命为“反共救国军”的支队长，负责攻打崇庆县。围攻县城失败后，纠聚数百名匪徒盘踞山林，后被解放军派兵围剿，郭保之部溃退，他逃到柏木沟山上的一个岩洞前，见再也无路可逃，便开枪打死了其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身亡。
“文彩中学”的是是非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刘文彩都像是刘氏家族的一块霉斑。尤其是进叙府城以及暴富后回到安仁乡的那些日子，此人劣迹不胜枚举。他一生并没有什么鲜明的政治态度，所有的活动都围绕一家一己的私利进行，为了一家一己的私利，他经常冒天下之大不韪，盘剥百姓心狠手辣，霸占一方乌烟瘴气，手中有枪杆子，却很少做什么好事，是典型的“文盲加流氓”的货色。作家映泉对刘文彩有个评价，映泉认为即使“从国民党的法律角度来审视刘文彩，也属于不法之徒。杀夫夺妻，强奸少女，霸人田产，登门逼租，可谓无恶不作。国民党地方政府无奈他何，想要他命的人大有人在。如果背后没有刘文辉撑腰，没有老大刘文渊起润滑作用，没有军队帮他弹压，即使不解放他也难逃掉脑袋的下场。至于打着政府旗号派捐派款、贩卖毒品、勒索钱财，勾结土匪杀人越货，更是罄竹难书。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给他定性，仅他杀害无数共产党人这一条罪状，皇天后土就饶他不得。贪官、污吏、土匪、恶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恶行，他一个人占全了。”但是社会上却另有一种为刘文彩翻案平反的声音。香港凤凰卫视曾经做过一个名为《大地主刘文彩》的五集专题片，其中对刘文彩的介绍是：“地主刘文彩每天的生活其实与美国经典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的教父非常近似。每天早晨来到自家开的茶楼里，从各地来的舵把子便开始轮流拜会他，得出各种问题，请求他帮助摆平。”这个场面看起来很恬淡，甚至还有几分美丽的诗意，然而试问一下，这个轻描淡写的场面背后潜藏着的残酷、血腥与暴力，是否有人想过？那可是无数条鲜活生命的沉重代价！
对刘文彩评价分歧意见最大的是他修建“文彩中学”这件事。
1941年夏天，刘文彩在安仁的新公馆竣工后，剩下了大批建筑材料，即考虑着手修建一所学校。那年头办学成风，刘文彩为何要赶这个时髦，自然有他的想法。
在此之前，大邑安仁乡只有一所小学，是个叫李吉仁的穷秀才筹办的。有了这所小学，使安仁乡出了些人才，在老百姓中口碑也好，而且得到了官方的赞许。这无疑是刺激刘文彩办学的一个因素。其他的原因则比较复杂。大哥刘文渊是社会名流，六弟刘文辉是军界领袖，刘文彩办起一所中学，多少能为他们脸上争光。另外，也是为了让孩子们有指望，尤其是刘氏家族的孩子们有指望。还有，修建学校可以在乡民中赢得声誉，可以在仕途上捞取政治资本。无论怎么说，这所“文彩中学”是修起来了。但是不能因为刘文彩修建了这所中学就一切都好了，修建一所学校并不能将其恶行一笔勾销。
大邑地主庄园博物馆中保存有刘文彩办学的一张奖状，其得来的经过值得一提。有一次，四川省文教局一位姓吴的督学来学校视察，当着几个人的面，刘文彩将200万的一张银票拍在桌子上，开口说：“一点小意思，请吴督学笑纳。”吴督学见此场景大为惊慌，连连推辞道：“我不要，我不要，怕以后脱不了手。”刘文彩阴冷一笑：“只怕吴督学不要，以后才真正脱不了手。”吴督学一愣，体会到了刘文彩话中的威严，赶紧收下。刘文彩也不遮掩，直接说道：“请吴督学转告省府，刘文彩办学有功，为民兴利，省府应该嘉奖嘛。”吴督学鸡啄米似的点头。过了不久，四川省政府果然发下了这个奖状。
刘文彩修建“文彩中学”的经费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他在叙府城留下的那些房屋的房租；二是以学会董事会的名义在西康省贩运鸦片的收入；三是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兄弟伙所交的“码头”基金。修建这所中学历时三年时间，总共投资3亿5千多元国币，在当时折合成美元是200多万。“文彩中学”校址面积104亩，分男女生部建造，男生部约60多亩，女生部20亩，校门外大操场20亩。校园中心的大礼堂取样于四川华西大学礼堂，气势恢宏。
“文彩中学”的首任校长高树元，原系成都建国中学校长，是刘文彩挖来的一个人才。第二任校长吴德让，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生，高树元辞职后，吴即继任。建国后曾任四川阿坝州宣传部长、四川省社科院主任等职。第三任校长蔡洞庭，四川新津县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后被兰尧衢派人暗杀。第四任校长宋思孔，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生。第五任校长刘天沛，西康汉源县人，四川大学毕业生。他担任校长直到建国后“文彩中学”被政府接管，才调任他职。
刘文彩曾经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刊登过一则招聘教师的启事：高薪重聘，教师每月工资40个大洋为基数，如愿在学校长期居住，可分配四合小院一座。不愿居住的，可用小轿车接送。有烟土嗜好者，每月专供云土鸦片不要钱。广告一出，应聘者纷纷涌来，学校教学质量迅速上升，在四川省的声誉也得到提升，每年都有四川各县乡的学生来此求学，也确实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建国后，“文彩中学”更名为安仁中学。在安仁中学校庆50周年时，校方把那座书写着刘文彩“其生平善绩，更仆难数”的纪念册翻印成册广为散发，还在有意无意间将安仁中学口称或书写为“文彩中学”，这种对刘文彩难以忘记的情怀，颇为让人回味。凡是学校总会培育人才，其实这些人才与刘文彩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把这些人才也归功于刘文彩，实在是太牵强了。
刘文彩性格阴鸷复杂，作恶多端，是大邑乡梓的一害。不错，他曾首倡修建了这座学校，但其初衷是出于私心，出于维护一家一己私利之目的，并非什么高尚之举。今天有人说刘文彩“善莫大焉”，其“善”在何处？实难费解。如果以此虚拟的“善”来掩饰他现实的恶，甚至大翻其案，颂扬其恶，则距离历史真相实在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