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之后，刘氏家族在四川崛起考察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能给人许多启迪，它往往会让你叹服命运奇妙，造化弄人。
譬如说，这个被人称做“四川民国第一家”的刘氏家族，像忽然划破天空的闪电，在民国年间的天空中撕开了一条口子，其耀眼的光芒令人震颤；可是闪电划过之后，梦幻般的家族兴盛景象倏忽消散，以至于人们忆起若干年前那一片耀眼的光亮时，甚至会怀疑是否曾真实存在过，这个家族的后代们，也很难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再度辉煌。
那么，刘氏家族崛起之前，是否有过什么蛛丝马迹？
如果细心探寻考究，应该说是有的。
刘姓人家祖籍在安徽徽州，明朝末年，其先祖刘觉忠入川做官，在四川雅安任同知，刘氏家族遂向西迁徙，在四川雅安定居。明朝末年战乱连绵，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杀人如麻，正在四川做官的刘觉忠一家全部惨遭杀戮，只剩下一个儿子侥幸逃脱。回忆血洗成河的那个夜晚，他仍然心惊胆战，不寒而栗。这之后，此人一直隐名埋姓，逃到四川名山县，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几十年。
到了刘氏入川后的第五代（时间大约在乾隆年间），这个家族才又重新慢慢崛起，像熬过了寒冬的迎春花，终于绽放出了第一抹金黄。按照族谱，这支刘氏族谱的排行是“应朝伯汉绪，仕宗公文元；世德承光玉，守家祝国繁”。最先露出那一抹金黄的是“宗”字辈。
说到刘氏家族的发迹，与四川大邑县安仁乡的关系密不可分。
先是有个人叫刘应良，单枪匹马来到大邑县安仁乡落户。此人即为那个隐名埋姓者的后裔。他就像美国西部电影中的那些流浪汉淘金者，怀揣着梦想期盼在此扎根，创出一番基业。乡亲们热情接纳了这个看上去老实腼腆的外乡人。乡亲们没有料到，若干年后，就是这个名叫刘应良的人，他的后代们，使地处偏远的安仁乡在神州大地上名声大振。
刘应良只有一个独子，叫刘朝怀。因为家境穷，也因为是外乡人，刘家当时在安仁乡没有什么地位。乡里大多数人姓胡，连地名也叫做下场口胡子墩。刘朝怀到了婚配的年龄，邻乡的媒婆上门提亲，介绍的对象是胡荣贵的独生女儿。女方的家境条件不错，其父胡荣贵是小有名气的一位乡绅，很体面的一个人物。这样的人家，配外乡人刘应良之子刘朝怀，当然是美事一桩。但是有一条，刘朝怀是去“入赘”，通俗的说法叫做“倒插门”。这样的事在那个时代是件耻辱的事，有点让人抬不起头的意思。年纪轻轻的刘朝怀大气豁达，似乎并没有太在意这些，打点起简单的行装，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了女方家中。
隔了若干年来回头看，刘朝怀当年的那次“入赘”，堪称刘氏家族的一场壮举。
刘朝怀“入赘”后不久，其妻生了儿子刘芳伯。此后刘氏家族渐趋兴旺，刘芳伯的孙子刘智，曾孙刘仕识，都是安仁乡响当当的人物。再下一辈即是“宗”字辈，更是把刘氏家族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宗”字辈中，老二刘宗英考中秀才，成为乡间轰动一时的新闻。刘宗英骑着大洋马、披挂红绶带，胸前戴朵大红花，游乡串村，颇为风光。在乡亲们眼中看来，刘家老二算是光宗耀祖了，因此他们把与刘宗英同辈的几兄弟一律都称之为“秀才”。接下来，刘家老六刘宗贤也考中了秀才。
为刘氏家族最初赢得荣耀的，就是“六秀才”刘宗贤。
此人年轻时刻苦攻读，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为祖宗先辈争光。遗憾的是，他最后没有中举。尽管如此，在当时还很偏僻落后的安仁乡，已经是最有学问的一位人物了，成为地方上的名士，被族中推举为族长，受到当地乡亲们的敬重。据说，当时刘姓族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争端，或者有什么重大庆典，都得请刘宗贤前往主持。刘宗贤为人也以刚毅果敢著称，公正无私，每遇争端，往往一言而决。久而久之，刘宗贤的名声传遍大邑县，远近的人们称他为“生佛”。
更为有意思的是，经过几代人的生息繁衍，刘氏家族在安仁乡这块土地上迅速兴盛起来。而胡氏家族却人丁不旺，有的人家几代单传，有的人家只生女不生男，有的人家甚至没有生下后代。此消彼长，刘氏家族风头大大盖过了胡氏家族。大概是在刘宗贤这一代人手里，将当地叫了几百年的地名“胡子墩”改成了“刘子墩”。从此，大邑安仁刘氏这一系人脉走出了低谷。他们异地突起，后代中诞生了几个震动过民国史的人物。
刘宗贤娶妻陈氏。结婚后，有三个儿子。
老大刘公晶，被刘宗贤夫妻俩寄予厚望，可惜此人是个只会用功苦读书的书呆子，直到40多岁才考取贡生。他是一个老学究，身上有浓郁的迂腐气，分家得到的田地即使荒废成了满地荒草，他也无心顾及，仍然整天抱着圣贤书苦读。遗憾的是，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这位迂夫子，此后再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刘公晶仅有一个独子，名叫刘文中，从小对父亲死读书颇多不满，以至于长大后对读书抱有极大的成见，即使父亲揪着他的耳朵，将他反锁在房间里让他读书，他也对四书五经毫无兴趣。这样的后代，其结局可想而知，长大后只得在田间度日，守着几坨黄泥巴度过一生。刘文中有四个儿子，名为刘元毕、刘元争、刘元玉、刘元都。此后也都默默无闻。
老二刘公敬，字玉麟，与老大恰恰相反，提到读书他就头痛。此人自幼爱舞枪弄棒，好勇斗胜，性格刚强得像团烈火，无论做什么，都是大大咧咧的派头。身体素质也好得出奇，长得五大三粗，臂力过人。此人曾参加过武状元的考试，几项成绩都顺利过关，据说因为没有给考官送礼，最后被刷下来了。不过，后来他还是考中了武秀才。刘公敬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刘文刚、刘文郁、刘文福、刘文礼。其中，又以长子刘文刚一支最为兴旺。刘文刚专营贩谷生意，后来发展到有水田40余亩。刘文刚也有三子，老大刘元勋，老二刘元树，老三刘元聪。刘元勋后改名刘湘，是民国四川著名军阀人物。
老三刘公赞，字化堂。这人既不同于大哥刘公昌，只认一心死读圣贤书；又不同于二哥刘公敬，身若铁塔，孔武过人。他的处世哲学是经世致用，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了务实求变的精神。此人不满足于耕种自家的40多亩土地，还颇重视刚刚开始萌芽的乡村工业和手工业。他创办的酒作坊在方圆数十里闻名遐迩，每天清晨，人们都能看见酒坊主人刘公赞勤劳的身影；夜色很深了，酒坊的灯光仍然没有熄灭，远近的乡亲们依稀能听见雇工们劳作时低沉的号子声。刘公赞有六个儿子，分别是刘文渊、刘文运、刘文昭、刘文成、刘文彩、刘文辉。
水碾坊·酒坊·安仁乡的古老记忆从刘宗贤这里开始，刘氏家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前面说过，刘宗贤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刘公晶、刘公敬、刘公赞。三个儿子长大后，组成了三个小家庭，这时候刘家的核心人物仍然是刘宗贤。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三个儿子各自又有了后代，刘家的人丁越来越多。此时，由刘宗贤主持了一次分家。刘宗贤将140多亩水田分成了三份，每个儿子分到40多亩水田。
而刘宗贤最为得意的，是他壮年时建造的座落在小河边的水碾房。
晚年的光景，他坐在水碾房里，饶有兴趣地看着河水带动风车悠悠转个不停，风车又传动大石磨和石杵舂米，河上游动着几只鸭子，洗衣的农妇一下下挥动洗衣棒，远处是金黄的油菜花和淡蓝色的炊烟。看着眼前这幅宁静祥和的图画，刘宗贤心中充满了幸福感。
人老了，再也不能在水碾房里劳作了。他叼着旱烟袋，在水碾房里召集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家庭会议，几句寒暄过后，老人郑重宣布，将这座水碾房馈赠给三个孙子。
这之后，河边的这座水碾房便由刘文中、刘文刚、刘文彩三人共同经营。
认真一想，老人刘宗贤的这次馈赠还真有不少道理。
首先，这三个孙子分别出自三房。刘文中是长房刘公晶的独子，自然没有话说；刘文刚是二房刘公敬的长子，也没有任何问题；刘文彩是三房刘公赞的第五子，馈赠财产的水碾房有他一份，其道理既复杂也简单。原来，刘公赞的六个儿子中，老大刘文渊酷爱读书，后来考中秀才，出仕为官，最后曾当上了四川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老二刘文运，为人忠厚善良，但缺乏经商头脑；老三刘文昭，出生时腿有点残疾，下田干活不便，就让他学习裁缝，伏案缝纫；老四刘文成，父亲刘公赞让他在经营酿酒作坊；老六刘文辉年龄尚小，且刘公赞认为他又是块读书的料子。这么一排算下来，刘公赞这一房中唯有老五刘文彩最为合适，既有资格又有经商头脑。因此，老太爷刘宗贤给三个孙子馈赠那座水碾房，能看出这位刘老太爷的眼光以及他的精明。
除了刘老太爷留下的那座水碾房外，早年的刘氏家族还有座酿酒作坊值得一提。
这座酿酒作坊，是刘宗贤的三儿子刘公赞创建起来的。刘公赞性格质朴，除了热心农田里的活路外，也经常到乡镇上的茶馆听说书摆龙门阵，人生视野比较开阔。据大邑县志载，他“喜近文士，遇乡里贤达，敬礼尤挚。诸子成立，各命以职，某也耕，某也读，孽孽焉不稍纵逸。”大儿子刘文渊书读得好，就命他当诸弟的老师，督促诸弟学文化知识。而刘公赞自己，则请人设计建造了这座酿酒作坊，建成后交给四儿子刘文成管理。
水碾房和酒坊，成了刘氏家族荣耀的一个象征，也成了安仁乡的一道风景。
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创业，刘氏家族已经从外来户跃升成了当地颇有名声的地主。民国时期的四川，科学技术落后，生产效率偏低，而人口又在不断地大量增添，对土地的依赖成为许多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观念。像刘家这样既有土地田产，又有水碾房和酒坊等现代手工业作坊的大户，自然是安仁乡一带的乡民们羡慕的对象。至今在大邑安仁，上了年纪的老一辈人回忆起童年，依然禁不住感叹不已，言语和目光间流露出些许羡慕。
大家更没料到，民国初年，天下风云大变，刘氏家族从地主之家忽然摇身一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军阀之家。
刘湘：走出黄土地的刘家第一人改变刘氏家族的命运，要从刘湘这个人说起。
刘湘（1890-1938），原名刘元勋，字甫澄，是刘公敬的长孙，刘文刚的长子。其祖刘公敬字鉴堂，绰号刘刚子，人称“刚子老太爷”。其父刘文刚是个颇有能耐的乡村地主兼商人，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复合型人才”。除了租种40多亩水田外，另外和刘文中、刘文彩合伙经营刘老太爷馈赠的水碾房，平时还做点其他生意，比如说贩苞谷，收获季节将农家丰收的苞谷低价收进，屯积一段时间后再加价售出，从中做差价，赚取利润。
少年时的刘湘在读书之余，经常帮助其父推车运送谷米。看上去刘湘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总是习惯于做份内的事情，每次都能中规中矩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但是很少有什么创意。从他幼时的许多表现来看，没有人会想到此人以后会成为四川省最大的军阀。
幼年时期，刘湘在乡间私塾读书，后于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了三年，然后回乡务农。1909年，刘湘刚满19岁，就在父亲的催促下完成了个人的终身大事。女方是大邑县苏场周裁缝的女儿，名叫周玉书。这个女子没有什么文化，却非常有个性，性格泼辣，办事风风火火，敢于直言也勇于任事。细观刘湘的一部发迹史，周玉书功不可没，后面的章节会专门提到，此处不叙。
清朝末年战事连绵不断，中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等。每次失败的战争后，都要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灾难接着灾难，清政府像是风雨中飘摇的一只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废除科举考试，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等积极建议。一时间，新型学堂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冒了出来。仅四川成都市一地，就办起了十几座私立法政学校。
1902年，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创办武备学堂，训练新军干部。大邑一县即有刘成勋、陈洪范、杨啸谷、张成孝及王毅等五人考入该学堂，这成了那年轰动大邑县的一桩大事。刘湘当时才12岁，人生的知识面刚刚混沌初开，毫无疑问，耳闻目睹了刘成勋等五人考入四川武备学堂一事，受到影响极大。到了1906年，锡良继任四川总督，从巡防军中挑选少数优秀头目并招考部分青年，成立陆军弁目队，在四川全省招生。刘湘得知消息后，背着家人偷偷去招考点川北潼川府（今三台县）报名，旋即被录取。
回到安仁，刘湘不敢对父亲刘文刚说出这桩秘密，但是父亲还是知道了。没想到的是，父亲不仅没有责怪刘湘，还对刘湘的决定深表赞同。临行前的夜晚，“刚子老太爷”专门办了几桌酒宴，请来了左邻右舍的亲友，好好热闹了一场。第二天，他亲自帮刘湘拎着行李，一直送到了县城。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入学第二年，陆军弁目队闹了一场学潮。起因并不复杂，因为招生之初校方曾许诺，每名学生每月补助银洋15元，可是学生们入学读了三个月，补助的银洋一直没有到位。于是有人带头闹事，聚集一群青年学生到校长办公室说理，群情激愤时，有人向校长动了手，还摔了教学仪器。校长一气之下撂下挑子，辞职不干了。陆军弁目队本来就是一家私立学堂，这一来再也难以为继，只好解散了事。
刘湘并没有参加这场学潮，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书也念不成了。经一帮同学前往总督府请愿，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亲自出面处理此事，赵总督好言好语将学生们安抚了一番，当面承诺，允许陆军弁目队的学生重新报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报考后，再次被录取，于1908年2月进入该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陆军速成学堂里，刘湘是个低调的人，尊敬师长，和同学的关系也相处得不错。此时革命党大行其道，同盟会的触角伸入学堂，几个学生秘密参加了这个组织。有人前来游说刘湘，话刚开了个头，刘湘连连摇头，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游说者乘兴而来，失望而去，从此不再在刘湘面前谈论政治。
和刘湘同班的有个同学叫刘炳勋，其父是满清八旗军队驻成都的官员，刘湘心目中，对八旗军官既有几分景仰，又有几分好奇，于是主动和刘炳勋搞好关系，成为亲密伙伴。玩得熟了，刘湘经常去刘炳勋家，对刘炳勋的父亲尤其尊敬，深得其父好感，经常在经济上获得其父资助。这位父亲还认为刘湘为人谦虚，志存高远，让儿子以后多向刘湘学习。此后，刘炳勋果然一直追随刘湘多年，在刘湘手下担任过旅长、机关枪司令等职。
从这件小事能够看出，貌似老实本分的刘湘，对于官场结交那一套有着不同寻常的天赋。这种天赋即使不是出于遗传，也与刘氏家族的家教以及耳闻目睹父亲刘文刚行为举止的浸染有关。
刘湘从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刚组建不久的新军三十三混成协（旅）六十五标（团）作见习官。六十五标的标统（团长）周道刚，字奉池，四川双流人，是一富家子弟，青少年时期曾就学于省城书院，1901年，他作为四川派出的22名首批官费留日学生之一前往日本留学，同往的同学有胡景伊、徐孝刚等。回国后在四川武备学堂担任监学和教习。辛亥革命后，叱咤风云的四川军人多出自武备学堂和其他陆军学堂，而周道刚、胡景伊、徐孝刚等自然成了他们的宗师，因此形成了一个重要派系——武备系。而后来名声大振的刘湘，此时还是周道刚手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见习官。1917年，周道刚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此人后来成为武备系的一个重要人物。
历史为刘湘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成功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前几年有本畅销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刘湘自然不可能读过这本书，但他却深谙其中精髓。巴结长官，同样也是从细节做起。有一次，标统周道刚前来基层巡视，连队队官（连长）买了一盆鳝鱼，丢进炊事房后就去陪长官。刘湘见后，主动走进炊事房，抓起一把剪刀剐剖鳝鱼。等到队官陪同标统巡视完毕，刘湘已帮炊事员把一桌菜整好了。队官见此情景，对刘湘大生好感，在标统周道刚面前大肆夸奖了刘湘几句。
没过多久，成都要开办一期讲武堂，队官为刘湘弄到了一个名额，推荐他去学习。这样的机会相当于今天的干部培训班，是官场升迁进阶的摇篮。果然，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培训，刘湘再回到六十五标时，被上级调任一营前队排长。辛亥革命后，四川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刘湘此时是少校差官。1912年，刘湘接替杨森为第二营营长，驻守四川泸州。从此，刘湘手中就有了一个营的武装力量。这个官衔虽说不大，却是刘湘通往大军阀之路的第一级台阶。
尽管刘湘出名之后，许多外国人对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非常关注。但据早期和刘湘有过接触的几个外国人写的观察印象中说，刘湘表面上显得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他们认为刘湘“并不是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既无性格，也无才气”。外国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刘湘性格的突出特征是狡猾精明，老谋深算，绝不崇尚空谈或醉心于虚构的远景。他的外貌好像一个老实沉静的商人，是一个冷静的机会主义者。另一位名叫托勒的英国人在一封发往北京的函电中写到：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如果说他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这也并不过分。但他的经历使人对他的才能无可怀疑……显然，刘是一个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的人。他不醉心于采取戏剧性的政治行动，除非他看清了结局，一般他不会急于采取步骤。”小小安仁乡出了个大大的军阀世家晚清时期，由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提议的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被清廷最高权力核心所认可并施行。从此，人们取得高官厚禄的唯一纽带断裂了。但是，科举考试废除了，一时却没有新的、现成的发迹途径来填补这个空白。辛亥革命前后，军事领域的种种事态发展为新的权贵们打下了基础。现代化新军建立了，各种培训新军军官的军事学堂相继开办，一种新的社会地位和通向这一地位的途径也应运而生。辛亥革命前，新军大权掌握在清王朝亲贵们手中。清王朝覆灭之后，那些受过现代化军事教育的学生们便开始自谋出路。没有了一个现成的全国性的官阶体制可供他们拾级而上，他们只好凭借个人的武装实力来开辟一条通向权力的新道路。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刘湘，就是通过这条新的道路到达权力顶峰的。
他的成功，极大地鼓舞和刺激了安仁乡刘氏家族的那些后生们。紧随其后走出大邑安仁乡的，是刘湘的小六叔刘文辉。
刘文辉（1895-1976），字自乾，是刘公赞的第六个儿子。刘公赞娶妻高氏，一口气连着生了5个儿子，到生刘文辉时，高氏已经年近40岁，生产时是难产。多亏了她的二媳妇是远近闻名的接生能手，帮忙接生，总算保住了母子的安全。可是，刘文辉出生后，母亲高氏怎么也挤不出一滴奶水。碰巧他的大哥刘文渊在此前后也正好生了个女儿，大嫂的奶水充足，可以喂养两个孩子。因此后来刘家的人都说，刘文辉是他母亲所生，二嫂接生，大嫂喂养的。
晚年再次得子，刘公赞夫妇对这个宝贝儿子尤其珍爱。而刘文辉，确实也没有辜负这个家庭寄予的殷殷期望。
1908年，刘文辉长到了13岁。听说省城成都办起了陆军小学堂，专门收少年儿童，他坚决要去成都读书。平时，大哥刘文渊负责刘文辉的教育，他见六弟人小鬼大，居然异想天开要去省城读书，便极力劝阻。谁知刘文辉哭闹起来，以不吃饭相威胁。父亲刘公赞知道了，把他叫到跟前，问他为什么要去成都读书。刘文辉毫不犹疑地回答：“读书将来可以当官！而且……那里还不收学费。”刘公赞一听，眼睛笑成一条缝，拍着刘文辉的后脑勺说道：“好样的，人小志气大，不愧为我刘家的后代！”
刘公赞准备了一笔盘缠，交给大儿子刘文渊，让他带着老六刘文辉去成都闯世界。因为经济上并不十分富裕，既无条件坐滑杆，也无条件骑马，兄弟俩只好步行。100多里山路，他们从天蒙蒙亮一直走到天黑，走到成都郊区的时候，刘文辉感到自己快要累瘫了。大哥刘文渊连拖带拽，才把他拉到青石桥南街的一家客栈里，看着房间里的那一溜通铺，刘文辉二话不说，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起来。
离考试时间还有半个月，大哥刘文渊帮助刘文辉认真复习。揭榜那天，兄弟俩早早地来到陆军小学堂门口。只见大红榜上头一名就写的是刘文辉的名字。
见六弟榜上有名，且是第一名，刘文渊放心了，他准备打道回府。临行前夜，他看见刘文辉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写一封信，请大哥带回老家。在这封发黄的家书中，刘文辉用幼稚的毛笔字歪歪扭扭地写道：“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由长兄伴来成都赶考，多蒙平时长兄严教，励儿朗朗默记，此次应试，能被录取，实属幸运。尔后儿一定专心习武，以报答双亲对儿之期望，至于学校，一俟正式开学行课，将再来书禀告。敬颂福安。儿：刘文辉。1908年8月14日。”这之后，刘文辉读过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便开始了戎马生涯。起初是依仗比他大五岁的侄子刘湘提携，当上了一名下级军官。后来历任川军师长、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后来他羽翼渐丰之后便自立门户，与刘湘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合作而转向对抗。到1932年，刘氏叔侄间明争暗斗，矛盾已经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遂爆发了著名的“二刘大战”。
刘湘、刘文辉之战，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后的一次混战。自1932年10月到1933年9月，前后历时近一年时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和川南数十县，纵横千余里，动用兵力20余万，当时川地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仅战争的头3个月，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和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就死伤6万左右，两军共耗资5000万元，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则难以数计，每天“断粮饥饿，投尸战火，哭声震天，惨不忍闻。”民国时期，大邑安仁刘家一门，不知出了多少大小官吏。把中小等级的抛开不计，言其著者，就有十多人：刘湘：历任川军总司令，省长，军长，四川善后督办，川康边务督办，四川“剿匪”总司令，川康绥靖主任及四川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开始，任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继改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刘文辉：历任四川军务帮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总指挥，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康省政府主席。
刘文渊：刘文辉的大哥。曾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刘文成：刘文辉的四哥。任四川省禁烟总局会办最久，还到处开设银行。
刘文彩：刘文辉的五哥，也是刘文辉的财务总管。任川南税捐总办，兼任川南清乡司令。
刘元瑭：刘文辉的胞侄。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旅长，师长，军长。
刘元瑄：刘文辉的胞侄。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旅长，师长，军长。
刘元璋：刘文辉的胞侄。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雷、马、屏、峨屯殖司令及宁属屯殖司令。
刘元琮：刘文辉的胞侄。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旅长，师长。
刘树成：刘湘的堂弟。历任川军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师长。
周成杰：刘湘的妻弟。历任川军警卫大队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师长。
刘氏家族枭雄辈出。以刘湘和刘文辉为代表，县团级以上军政官员有近50人，素有“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清”的说法。刘氏一家权势之盛，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