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医案概述(4)
10.医案是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素质的催化剂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培养知识面广，有丰富观察力、想象力、判断力，即有科学方法修养的创造性人才。医案可以使我们窥视历代名医的成功之路，掌握名医的治学精神，领略名医的高超智慧，从而热爱中医，学好中医。多年的中医教学告诉我们：提高学习效果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临床思辨能力的方法是要多读医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近年来，在中医院校的学生中，大部分对中医怀有浓厚的兴趣，立志毕生从事中医工作并渴望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也有一部分学生对中医并无兴趣，只是在现实还不能完全凭自己的志趣选择未来职业的情况下，通过高考而步入了学习中医的行列，不少人是在父母或亲友的劝导下报考中医院校的，他们自身并没有学习中医的兴趣和爱好。在中医院校的新生中，属这种情况者为数不少。如何对他们进行热爱中医专业教育，培养他们对中医的学习兴趣，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尚未很好解决的难题。
前人说：“读书不如读案”。透过一个个医案，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个医家运用其高超的医疗技术诊治病人的画面；研究一个个医案，我们仿佛在跟随一个个名医学习医术。医案的真切性、直观性、生动性、实效性、综合性、故事性等特点，是其他中医理论和方药书籍所不及，名医佳案常常使人爱不释手，拍案称奇。一读一踊跃，再读再踊跃。医案的确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动力和源泉。
医案又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催化剂。医案能体现医家的果敢和胆略，颇能激发学生勇于实践的精神。伽利略说：“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敢。”古今一些杰出的医学家，勇于实践，不畏艰险。为了检验药物或针灸效用，他们常常亲身试验。如汉代霍显使医淳于衍，以乌头毒皇后，皇后说：“我头岑岑也”，此为乌头中毒反应。如为了检试乌头的毒性，近代名医张山雷曾以身试之。张氏云：“予曾以天生之乌头附子等分为末，试服二厘，至一小时，力轻浮微茫，如分剂再加，即至眩晕，因知此药先至脑部。”张氏这种勇敢精神，深受医界赞誉。
张锡纯不仅胆大，又很心细。如张锡纯偶然发现他的一位邻村张氏妇，年过四旬，素患肺劳喘嗽，夜不安枕已数年，无论服何药皆无效验。一晚偶食酸石榴，觉夜间喘嗽稍轻，从此每晚服之，其喘嗽日减，一连服过三月，竟脱然无累矣。从而进一步研究认为酸石榴“为治气虚不摄肺劳喘嗽之要药”。
如被人们称之为“祝附子”的祝味菊先生，以敢用善用附子著称于世。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患夏日消渴证，徐氏以洋参白虎汤，投之久而不效，乃求祝味菊先生诊治。祝用大量附子，家人惊骇，坚阻勿服。斯时儿病溲多至1小时20余行，引水不足以解渴，投凉不能以退热，已危在旦夕。祝力说徐，徐勉表同意。祝亲自检验诸药，认明附块，准定煎煮之时间，亲予灌服，坐以待之，彻夜不寐，至溲少熟睡而后安，再进药，则霍然而愈。此子后称祝为义父，深得祝之传而为得意弟子。
所以说，医案是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素质的催化剂。常常使人一读一踊跃，再读再踊跃。
二、针灸医案发展史略
(一)先秦两汉时期针灸医案概况
医学史研究表明，早在殷商时期，就有针灸治疗疾病的医学活动。东周时期无名氏的《孔穴主治》残卷，就已记有肾俞等4个孔穴部位、主治及针灸法(该书现存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盖针灸笔之于书在周朝之前后。
春秋战国之际，金属冶制业高度发展，对针灸医学的发达起到推动作用。从针灸著作来看，虽然多数都亡佚了，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等，这些珍贵的医学典籍，大致保存了两千多年前针灸学真实而古朴的面貌。
秦医在我国针灸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名医医和、医缓均为精于针灸的名家。据《左传》记载，在鲁成公十年(公元五百八十一年)晋景公得了重病，求医于秦，秦伯派医缓前去治病。医缓诊后说：病治不了，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服药不至病所，无法可治。所谓“达之不及”据杜预注“达，针也。”这是说晋景公的病已危险，不仅药治无效，用针也是无济于事。
秦汉时期，名医辈出，其中扁鹊、淳于意、郭玉、张仲景、华佗等均以针灸鸣于世。针灸疗法在汉朝不仅广为流传，而且疗效是“治百中百，治十中十。”(《太平经》卷五十)正如王充曰：“古贵良医者，能知笃剧之病所以生起，而以针药治而已之。”又曰：“投一寸之针，布一艾之丸，于血脉之蹊，笃病有瘳。”
《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黄帝针灸虾蟆忌》等著作，都有大量的针灸文献，但尚无医案专著问世。
(二)魏晋隋唐时期针灸医案概况
这一时期，已有针灸医案的记载。
晋朝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承前启后的重要针灸医籍，不仅在我国针灸医学有巨大作用，对国外的朝鲜、日本等国的针灸医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书中所论明堂孔穴“刺之深浅，灸之壮数各有定制。”关于腧穴的排列方式，确在《素问》气府论之基础上有所创见。所论针灸治要，“言某病主定某穴，”实与《内经》以五腧分主五时之法不同。《甲乙经》保存了亡佚的古针灸医籍《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精要，此书虽也“本于内经”，但“若网在纲，披寻既易”，它“足以辅翼内经。”所以它能“至今与《内经》并行，不可偏废，盖有由矣。”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注重灸法为其特色。该书对许多疾病和急症均用灸法。如《救卒死尸厥方》：“灸，鼻人中，七壮，又灸阴囊下，去下部一寸，百壮。若妇人，灸两乳中间。又云，爪刺人中良久，又针人中至齿，立起。”此外，范汪、陈延之、秦承祖、僧深师、僧匡、师道兴等对针灸均有研究。
陶弘景不仅擅长炼丹，精于本草，而且对针灸也颇有研究。其在《真浩》中则记载有针灸医案。如“郑子真，患两脚不授积年，其晚用针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又曰“昔邓云山停当得道，顿两手不授。吾使人语之，令灸风徊、曲津两处耳。六七日间，便得作五禽按摩也。若针力克，当语所灸处。”
隋代杨上善为著名针灸医家，尤精针灸医理。其在针刺治疗问题中，注意揭示针刺疗病的规律，以此启迪后人。
唐代针灸盛行，上自帝王、下至百姓，有病多用针灸治疗。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临产时，数日不得分娩，诏令医博士李洞元针之，太子即诞。高宗尝患头重目眩，召侍医秦鸣鹤等针而立效。大理赵卿患风，腰脚不随，不能跪起、行。上窌一穴、环跳一穴、阳陵泉一穴、巨虚下廉一穴即得跪。
唐代甄权撰《针经抄》、《针方》、《明堂人形图》等书。“甄氏疗安平公九剂九针即差，针风池一穴、肩髃一穴、曲池一穴、支沟一穴、五枢一穴、阳陵泉一穴、巨虚下廉一穴，凡针七穴即差。”
甄氏实为唐代名噪一时之针灸大师。他对后世针法的发展颇有影响，所以《外台》、《千金方》、《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针灸资生经》等医书，均载有他的针灸内容。
甄氏针技高超，受到唐太宗的重视，亲临其舍，“视饮食”并“赐几杖衣服”当时的“缙绅之士、多写权图，略遍华裔”。唐代名医孙思邈也极为推崇甄氏。
药王孙思邈对针灸医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公元618年他著成彩色《明堂经图》，使当时医者能“依图知穴，按经识分”，纠正了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的地方。孙氏本人的针灸临床经验，是对急救、内、外、妇、儿等各科取穴治疗的发明。他提出四种取穴的指寸法和膏肓穴、阿是穴的取法以及三里穴等保健灸法，推动了唐代针灸治疗的发展。
唐代张文仲亦精通灸术，撰《张文仲灸法》一书。此书已佚失，《针灸四书》中则有《张文仲灸经》佚文四条，其中有张文仲灸法的验案。如“张文仲救妇人横产，先手出，诸般符药不捷，灸右脚小趾尖头三壮，炷如小麦大，下火立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