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庄子》中提出“意怠”哲学。“意怠”是一种很会鼓动翅膀的鸟，别的方面毫无出众之处。别的鸟飞，它也跟着飞；傍晚归巢，它也跟着归巢。队伍前进时它从不争先，后退时也从不落后。吃东西时不抢食、不脱队，因此很少受到威胁。表面看来，这种生存方式显得有些保守，但是仔细想想，这样做也许是最可取的。凡事预先留条退路，不过分炫耀自己的才能，这种人才不会犯大错。这是现代高度竞争社会里，看似平庸，但是却能按自己的方式生存的一种最佳办法。4崇法护法，礼义并彰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译文
世风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时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作恶为害，稍对待他们宽容一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抢掠财物，将官长视同无物。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坏人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才注重应用残酷手段，希望起到哪怕点滴的作用，来挽救颓废破坏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没办法铲除强横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人民。放牧马群，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行了。治理民众的道理，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呢？
原文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译文
医生治疗瘦弱的痈疮病人时，如果病情严重，也必定剜除他身上腐肉，以便长出新肉来。现在军中品行恶劣、身体太弱的士兵，也应该予以淘汰，就好比剜去人身上烂肉一样。再严加训练，以生成新的、强劲的战斗力。如果不按照上述两种办法整顿军队，则武备的废弛，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停止。立法并非难事，难在依法办事。每制定一项法令，都要实实在在地施行它，并持之以恒，长久坚持下去。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译文
执法者要以谨慎精确的态度，行使我们军威权威的职事，务求达到让犯法而死的人没怨恨，活着的人可从中得到警戒。然后，内心才能获得安宁。我们对待下属的办法，有两方面应该宽，有两方面应该严。应宽的，一是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资财充裕的时候，就将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困窘迫时，则也要解囊分用，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劳。遇到打胜仗，将功劳全归之于别人；遇有保举的事，就用最上的奖项笼络他。应严的，一是礼节文信要疏远淡泊，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感情不要密切。二是要剖析讲明是非对错，凡是他部下将士与官姓争斗诉讼的，又恰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又有来诉说告状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假借包容，请他严加惩治。应放宽的是利名，应严格的是礼仪。四方面都顾及全了，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曾氏体悟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适逢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时代。要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国安民，制夷图强，就必须崇奉礼仪，注重法制。
曾国藩的法律思想中既保留了封建的正统法律思想，又有一些洋务派的主张。
曾国藩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认为治国以纲常礼义为先。因为纲常礼义是“性”与“命”，即所谓“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无论是“三纲”还是“五伦”，都是一种天性天命的礼，谁也不能违背。
曾国藩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礼之所以能治国治天下，曾国藩认为礼体现为仁与义，仁、义能使人“心纯”，“心纯”则贤才辅佐，而贤才辅佐则“天下治”。“天下治”是由于仁、义能“化万民”。
同时指出，如以仁、义治天下，必然会出现“仁政”，并将“仁政”视为治理国家的规矩和准绳。
礼和仁义的集中表现是纲常伦理。曾国藩认为，“三纲之道”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天经地义，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不可倒置。为了维护纲常伦理、实行仁政、修身齐家、泽民和物，首先是礼而不是法，即所谓“治国以礼为本，不当以赏罚为先”。
曾国藩虽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把礼看作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为此，他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圣人之法天，以政养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性，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他甚至将唐虞以后的五刑称为“不易之典”。
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为此，他提出了以下重要意见和措施：
第一，重视执法人员的品格才能。
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良好的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认为，如果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氏重视在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法执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他强调指出：“任法不如任人。”只有“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使生不恨、死不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
曾国藩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论证说明了有法必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举例说：诸葛亮治蜀，有人言其惜赦。亮就回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西汉匡衡、东汉吴汉都不愿为赦。先帝刘备也言，他与陈元方、郑康成为友，每遇见，经常谈起如何治天下，但从来没有说起赦免之事。而若刘景升、季玉父子，每年下赦令，实无作用。所以，当时的蜀人称亮为贤相。
曾国藩自己对赦免也很有感触。他曾这样说：“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观点鲜明，意见明确，力主不能随意赦免，否则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军，也治不好家。
与赦免相关的赎罚，曾国藩也主张严禁。他指出：关于词讼罚捐，过去愚民犯禁，有司念其无知，而思曲全。又地方刚好要用工。便定罚银若干，就赦而不议。
因此，他明确要求各地方官吏，“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
第三，反对冤狱累讼，严禁私自关押。
曾国藩十分痛恨冤狱累讼。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在其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等案件，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但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和密云防御阿祥二案，是“原告得实，水落石出”。其他各案，大抵是原告反得虚诬之罪；而被告脱然无事，逍遥法外。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可避免。
正如曾国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凡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众人周知。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求州县长官躬亲狱讼，规定清讼期限。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认为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在《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明确规定，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不准拖拉；保定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文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