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京返回上海后，几乎整个一个夏天，郭沫若都是蜗居在德福里泰东编辑所的小阁楼里。他冒着酷暑紧张地编辑《创造》，组织创造社丛书的书稿。案头上堆满了的稿件有从日本筹集到的，有他自己创作的，也有刚刚由朋友推荐来的，都需要进行编辑处理。尽管稿件的数量很多，郭沫若处理起来都是一丝不苟，修改、润色仔细斟酌。
郑伯奇推荐的王独清的译稿《新月集》的译文太差劲，郭沫若反复修改差不多重译了一遍。同时，他又开始翻译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
德福里在嘈杂的马霍路上，白天编辑所周围的环境总是乱哄哄的，郭沫若就挑灯夜战。白天为了抗干扰，他也顾不得酷暑的高温，用毛巾连头带耳朵裹起来，旁人看到还关切地问他是不是得了头痛病。好在郑伯奇不久也回到上海，加入到紧张的编辑工作中。
经过两个多月奋战，郭沫若编辑发排了创造社丛书、世界名家小说集、世界儿童文学选集中的四部书稿，编辑处理了《创造》的部分稿件，只等郁达夫手边的稿子了。由于暑假后需要返回福冈修完最后半年的学业，郭沫若写信请郁达夫来上海接手他的编辑工作，遂于9月中旬返回福冈。
9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在头版刊登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预告是以由郭沫若、田汉、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创造社同人”共同署名刊出的。预告宣言上说：“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郭沫若为此特别创作了一首诗《创造者》，他热情地高唱道：
吹，吹，秋风！
挥，挥，我的笔锋！
我知道神会到了，我要努力创造！
……
生花的彩笔哟，请借与我草此《创造者》的赞歌，我要高赞这最初的婴儿，我要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
《创造》季刊原定1922年1月1日出版，因为等郁达夫完成一个中篇小说《茫茫夜》，直拖到5月1日，所以有不少人这时才知道了创造社的成立。郭沫若在《创造》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创造者》及另外五首诗、历史剧《棠棣之花》第二幕、文艺论文《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成为创造社的三个支柱。
《创造》季刊出版后，立即引起一些文学青年的注意，有人就想加入创造社，但《创造》创刊号上并没有发刊词阐明社团宗旨、章程一类的文字，便致信编辑部询问。郭沫若在编辑完第二期后，特别写了一则“编辑余谈”，说明了创造社的结社宗旨：“我们这个小社，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这其实就是创造社的宗旨。
由一群留学日本、且多是些学自然科学的学子结成的创造社，骤然出现于上海滩，在五四新文坛上被人们看做一支“异军突起”。它撼动了此前几乎是由文学研究会作家群一统文坛的格局。
不过，创造社一开始似乎并没有受到文坛的欢迎。《创造》季刊出版后，郭沫若、郁达夫他们等到的非但不是期望中的反响，反倒是文学研究会作家们的一番讥评。沈雁冰化名损，撰写了《“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逐一评价了《创造》季刊上的作品，多为贬义的批评，且行文苛酷，出语尖刻。郭沫若、郁达夫二人见到这些文字，十分恼火，便也反唇相讥。郭沫若写了《论文学之研究与介绍》、《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针锋相对于沈雁冰的批评，阐述了与文学研究会大不相同的文学主张。郁达夫创作了小说《血与泪》，讥讽郑振铎提出的“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是空洞的口号。
郁达夫写罢《血与泪》的那天，郭沫若与他一起去了泰东书局的门市部。他们听说《创造》出版两个多月后销售了一千五百部的数字，觉得很失望（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错的销售量）。他们怀有的文学梦想不被看好，他们投身新文学的满腔热情，似乎被排斥，乃至被拒绝。郭沫若一时笼罩在一种孤寂的哀感中，十里洋场，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有多少同情他们的人呢？他拉上郁达夫去喝酒，一连喝了三家酒楼，喝得醉意阑珊。郭沫若望着几张桌子上像森林一样排列起来的空酒壶，不禁连声喊道：“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呀！”
尽管如此，酒醒之后的郭沫若、郁达夫他们并没有灰心丧气。毋宁说，文坛这样一种最初的反应，更激发了他们创造的热情和努力，当然，其中也就少不了会有年少轻狂、意气用事的地方。郭沫若、郁达夫对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反驳，在两个文学社团之间展开了一场论争。论争涉及到创作方法、批评理论、文学倾向、文学翻译等诸多问题。因为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创造社宣称“为艺术的艺术”，所以人们把这场论争称之为“人生派与艺术派之争”。
其实，以郭沫若所代表的创造社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所谓的“为艺术的艺术”，并非唯美主义的文学思想，他们所强调的是，文学应该表现自我的真情实感，文学有其自身的特性，艺术首先应该是艺术。这恰恰是以反映人生问题为创作宗旨的新文坛主流倾向所缺少的文学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创造社的出现，新文学自身一时之间还不能确认，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也一时之间不能为文坛的主流倾向所认同。
1922年8月，因为郁达夫的一篇文章，又发生了胡适与创造社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发表的《夕阳楼日记》一文，批评了余家英由英文翻译的一本书中的错误，且使用了骂人的词句，但是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出现了错误。胡适于是抓住这点写了一篇短文《骂人》，指责郁达夫的改译“几乎句句大错”，甚至“全不通”，又道，骂人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云云。胡适是名人，他从旁插进来，当然让郁达夫、郭沫若他们大为不平。郭沫若撰写了《反响之反响》一文，以胡适文章中出现的译文错误和不通之处为话柄，对胡适给予反击。接着，成仿吾以及张东荪、徐志摩等人都被卷了进来。
胡适自然不甘示弱，又发表了一篇短文，却称不屑于与“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工夫来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这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无异于火上加油。郭沫若针锋相对驳斥道：“通英文一事，不是你留美学生可以专卖的，”“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
争论到这样的话题，已经不仅仅是在讨论翻译问题了。实际上从《创造》出版后，创造社这一班年轻人几乎就处在四面出击与四面还击的状态中，他们既敏感又无畏，管他是不是名人、权威，都敢于拂逆。这种态势的形成，其实在《创造》出版预告上写下“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那一番话时，就已经埋下了前因，这一班文学青年需要在文坛上表现自己。尽管他们怀有强烈的自信心，自诩可以由他们来挽救新文艺气运，但其实，他们还是想要获得新文坛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