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些长技的。光绪三年（1877），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才，”如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深造。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赶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容闳照办了。因此，幼童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邮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总计一百二十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十二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二十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四十四人，外交官和翻译官十六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二十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着一定作用。
总之，曾国藩在同治年间，是中国”自强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凡制造轮船枪炮、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赴美，每一件工作，都凭着他坚挺地支持或指导擘画，才得顺利推动。
5.经世致用，勤远略以期中兴
被称为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曾国藩，其理学经世思想为众人所知。作为一名儒学大师，他在义理，词章，经济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晚年，面对着列强环伺，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他却积极主张”师夷长技“,并躬身实践，兴办洋务，成为清朝末期著名的洋务派。理学家与洋务派，二者在思想上是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然而在曾国藩身上却兼而有之。那么，在曾国藩的思想上，是什么使它们统一起来的呢？究其原因：一是他对各家学派采取了开放、宽容的态度，屏除了门户之见；二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用之学。
曾国藩在潜心研究理学的过程中，继承了朱熹”理一之论“的宇宙观。他主张：即以为理在气先，由理来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出于捍卫这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他对于”气一元论“朴素唯物主义又采取了坚决批判的态度。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子，他在哲学思想上坚持”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完全是出于对封建伦理作为统治宇宙的无上法则观念的维护。他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中的仁敬孝慈和纲维五伦的道德规范，视为由”性“和”命“决定的。而在理学中”性“、”命“、”理“属于同一范畴，于是，封建的伦理原则遂于至高无上的天理相等同。在曾国藩看来，自觉地服从封建伦理纲常，是人们的本份。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自觉地维护以君权为核心的伦理，便成为曾国藩一生的政治准则。
但是，清王朝所面临的各种统治危机，并不是单凭”义理“所能解决的，理学”罕言制利“的伦理观念与现实危机之间产生了矛盾。为解决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在认识论上，曾国藩则更为重视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形下，曾国藩认识到了实事求是在认识上的影响和作用。为了地主阶级的一致利益，需要”克己以和众“,来加强统治阶级的团结。因而，一定程度上摒除门户之见，进行学术兼容，互相吸收和弥补，是很有必要的。
在接踵而来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冲击下，曾国藩意识到，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曾国藩在坚持以义理为本源的程朱理学基础上，并不固守前辈旧有的阵地，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明确表示应兼取汉、宋二家学说之所长，使儒家学说在新的形势下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因此，曾国藩在治学过程中，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哪一个领域，只要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都加以吸收。在跟随唐鉴、倭仁学程朱理学之前，他就在潜心钻研古文和经世之学，虽然唐鉴告诫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但在学习程朱理学的同时，仍然对古文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以致于对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达到”日夜以诵之不厌“的程度。曾国藩自踏上仕途起，对”做官做久了，更加崇尚一些虚浮的文句“的现状十分忧虑。他希望能从前史中寻找到一二”济世“良方。其中，他倍加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曾国藩并不是一名单纯的学问家，他始终将自己置于国家藩屏的位置，为挽救清王朝所面临的灭顶之灾，他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去吸收和利用学术领域中某些合理因素，为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服务。因此，他不能不把经世致用之学放在重要的学术位置上。在他之前，人们常把学问分成义理，词章，考据三种，经世致用之学是包括在义理之中的。曾国藩却认为：”为学之术有四个方面：一是义理，二是考据，三是辞章，四是经济。“他赞同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之中独立出来，从而将经济之学放到和义理、词章、考据一样重要的位置上。
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学的研究，主要是反复研读了《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在研读《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的过程中，曾国藩对秦蕙田所著的《五礼通者》一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该书”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荟萃其中。“
经世致用作为一门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虽在明末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提出，但在”康乾盛世“之时，却一度低落。道光年间，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伴随着内忧外困，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人，再度高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落后的清王朝，提出”师夷之长技“,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千古奇变“情况下的发展。曾国藩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讲求经世致用，并接受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寻找救国之良方，也是顺理成章的。
曾国藩由理学经世到倡办洋务，这也是他高于同时代其他理学大家之处。绝大多数正统的理学家，都主张：治国之道在于尊崇礼义而不在尊崇权谋。为政的根本在于获取人心而不在于一些雕虫小技。坚决反对将西方先进技术引到中国，以解决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曾国藩虽然也讲求理学，但务实的精神，却使他摆脱了夷夏大防的心理，指出：向古代学习，应多看书籍，向现在学习，则要多找榜样；向有经历的人求教，则知道其中的甘苦；向旁观的人请教，就会明自其中的教训经验。这种”多觅榜样“、”知其效验“的务实精神，正是曾国藩由理学家到洋务派的思想基础。
但是，曾国藩绝对不可能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必然会引起东方社会的渐变，而这种社会的渐变，又必然会引起对理学以至整个封建制度的冲击。曾国藩主观上不愿看到的这种结果，却由他自己在倡导，自己在开辟。他在中国传统文明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剧烈冲击的情况下，从进行地主阶级自救出发，不自觉地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客观上刺激了挖掘封建主义坟墓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这里，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是不一致的。恩格斯说：”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效果。“曾国藩的历史正是这样。
作为清王朝后期著名的理学家，面对着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权，曾国藩从单纯的学问家行列跨出，承担起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以拯救清王朝的灭顶之灾。为更好地服务于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目的出发，广泛吸收和利用清代诸种学派，尤其是汉学的认识论和治学方法的合理因素，以帮助清王朝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对于那些固步自封，不肯跨越学科界限的迂儒，曾国藩予以猛烈的抨击，认为经学都是局限在某一领域，纯粹的寻章摘句，有如井底之蛙，实在好笑。倡导治学方面应”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这使得曾国藩在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上，目光要比囿于理学范围的同时代官僚远大、实际。为此，曾国藩能够借助于多种方式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国藩开始摆脱夷夏大防的心理，渐渐接触一些有关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例如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比较重视当时自然科学，包括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曾国藩认为：宝剑长矛不锋利，就不能斩断东西，鸟的羽毛没有丰满，就不能飞得很高。在整个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他高度重视武器的作用，并不断地引进西方武器，如在初建湘军时，他克服重重困难，多方采购洋炮，用以装备水师，希图与太平军争夺水上优势，湘军在清朝正规军屡战屡败的情形之下，出师即取得了湘潭、岳州两次战役的胜利，曾国藩认为取胜的关键在于武器精良。于是，他屡次陈请咸丰皇帝支持其用西方先进武器来装备湘军。曾国藩虽然比较重视自然科学的成果，但是，他的思想体系还无法超越封建主义的范畴，他所接触的科学成果主要是由传教士所带来的历法、技艺、火炮等方面的成果，它无法代表近代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成果。这只能使曾国藩借助于先进技艺去为封建统治服务，却无法使他产生一种超越封建思想体系的思想，而对封建的思想文化形成根本性的冲击。这就势必形成他要将太平天国的打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与向西方寻求新思想的行动一并加以诛灭，这就注定曾国藩在坚持维护伦理政治观念的同时，从西方接受的只能是殖民主义的奴化思想，而这种思想特点是保留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使得西方列强统治中国合法化。正是这种对内顽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对外接受部分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又无力摆脱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构成了曾国藩兴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加快了他倡办洋务的进程。
曾国藩受外国侵略者船坚炮利的刺激，从”学作炮弹、学造轮舟“入手，发展到从国外购买工作母机（”制器之器“），再发展为翻译和介绍国外的科学技术知识，再发展为派生员直接到国外学习，一步一步走上了引进”西学“的道路。中国的近代化，可以说是从他这里起步的。虽然起步是如此艰难，但他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和江南机器制造局，在相当闭塞的中国却起了发聋震聩的作用。1865年李鸿章创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创天津机器局，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在他的倡导下，不但出现了中国近代的第一家军事工业企业，制成了第一部蒸汽内燃机和第一艘轮船，创建了第一个近代化学校，培养了第一批科技人材，购回了第一批外国机器，聘请了第一批外国专家和工匠，办起了第一个以介绍科技书籍为主的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尤其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反映外国的科学技术”据为己有“以”勤远略“,”期永远之利“,自立自强的办”洋务“的总方针。所以，说曾国藩是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实效的第一人，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在中国大陆上勃然兴起的所谓”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是至当不移的。
创业维艰，这固然是事业发展的一般情况，然而尤可宝贵的是，在别人尚未有走上某种创业道路之时便在披荆斩棘，率先创立某种事业的开拓精神。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正是基于这种精神。
人们说，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就李鸿章从事洋务活动频繁和实绩较大这两点上考察，这个说法有道理。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无论创淮军、建海军、搞军事，或是任地方官、清吏治、搞政治，或是设工厂、办外交、搞洋务，李鸿章都是曾国藩的学生。由于某些历史上的特殊原因，湘军和淮军一消一长，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有当时其他人难以攀比的后盾；又由于李鸿章比曾国藩少十二岁，又晚死二十九年，时代在不断渐变；加上李鸿章本人的一些主观因素，因而李鸿章在”洋务“上比曾国藩活动更多、实绩更丰，是很自然的。然而，李鸿章的事业终究不过是在他老师所开拓的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
谁也不能否认：”自强运动“所展开的每一件工作，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这些措施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但至少已使停滞了数百年之久的老大帝国，开始艰难地举步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了。
曾国藩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中的人物。但他的这段故事却应让我们时时品读，思索，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