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权谋人生
12063300000030

第30章 带兵有道独辟蹊径(6)

“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以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如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

有一年,湘勇一统领张连兰所部三百人驻扎在牛角岭,前后左右没有增援部队,曾国藩听说后立即写信加以制止,认为这样做太呆板了,正犯了“形见势绌”的毛病,结果五旗失守,他们没有吸取教训,又把第三旗驻扎在这里,曾国藩写信告诉他们,这就更呆板了。他说:

用兵当深思熟虑,不能驻扎,就应退守,然后,军队合到一起,等敌人来时,就联合起来与之决战,只要有一次得胜,锐气就会振作起来。大凡敌我交战,胜负常在须臾之间,即使救兵在八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假使是雨雪泥泞天气,即使在四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再加上将士精神心血,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假若时时刻刻兢兢业业,夜夜提防,不过十天,就会疲劳不堪。使疲劳之师,就会产生暮气,肯定没有战斗力。曾国藩所担心的一是怕孤军无援,二是怕劳师无力。

《淮南子·兵略》云:“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近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收敛)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这种方法就是在表面上不显得斗志昂扬,迎敌时却勇猛顽强;表面上显得弱小无力,攻敌时却威力无比;部队将要向西行动,却虚张向东的声势。总之要无形无迹,变幻莫测,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正是出于这种战略战术考虑,曾国藩对张连兰说:“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于此。”湘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中始终处于弱势,鼎盛期也不过三十万人,没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那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为了避免“形见势绌”,就要采取“变化不测”的方针。曾国藩曾指出曾国荃“行军太缺少变化”,他说:“世事变化反复,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饱历事故,焉知局中之艰难哉!……余之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特别“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重兵,少用轻兵”.

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示形上。他在《陆军得胜歌》中具体地说:“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之所以“起手要阴”,要“如老鼠”,就是为了麻痹敌之心意,而蓄养己之气力,“先为不可胜,然后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这就是“气敛局紧”的意思。所以,曾国藩断言道:“凡用兵之道,本强故示弱者多胜,本弱故示强者多败。”本强而示弱,是用兵之虚;而且虚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己之实(实力),“越打越强如老虎”.这种虚实结合,终归是形虚而实实,正如《孙子》所说,‘兵之所加,如以石段投卵者,虚实是也“,”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又为了机局多变,曾国藩主张”奇正互用“、”忽正忽奇“.他评论道:”吴竹庄带彪勇并义武营驰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驰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何谓奇正?他解释说:”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待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一般地说,在战场上,以正兵为主,奇兵为辅。但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时候用兵的重点方向,或者说,军事指挥人员的主要着笔处,不在正兵,反在奇兵,这是因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出奇之所以能致胜,主要是乘故不意,攻敌不备。《孙子》说:”奇正之变,不可胜变也。“奇正互用,忽正忽奇,正取此意。

为求机局多变,曾国藩还很注意重兵与轻兵,呆兵与活兵之辨。他说:”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灵活,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风驰电击,轻兵也。“他指出:”我的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但他主张”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或者”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至军务之要,亦有二语,曰坚守已得之地,多筹游击之师而已。“他批评向荣、和春的江南大营之败,在于”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变计“,即不知于”空处着笔“,运用轻兵、活兵之妙。所以,他坚决反对曾国荃顿兵金陵城下,”以数万人全作呆兵,图合长围“.他反问道:”今岂肯以向、和为师,而蹈其覆辙乎?“

于是引发了他与曾国荃之间是否从金陵撤围的一场争论。1862年10月13日开始,李秀成率大队救援天京,与湘军激战于雨花台。11月26日,太平军解围失利,从天京撤走。经过这一番风险和惊恐,曾国藩认为自己”长一分大阅历“.他检查说:”弟(指曾国荃)之骤进,余之调度,皆轻敌而不能精审。“他根据雨花台湘军东西无援军的情况,正确地指出:”若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屯宿该处,援贼不来,则终岁清闲,全无一事;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此等最险之着,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因此,他主张湘军向太湖方向”不经意之处“退兵,其中曾国荃部由东坝、溧阳以进宜兴,以金柱为后路根本,鲍超部由建平、广德以进长兴,以芜湖为后路根本;待在太湖办成水师之后,陆师无后顾之忧,再向金陵进军,”亦不过数月事,未为晚也“.这个退兵计的核心,是变屯于坚城之下的重兵、呆兵为轻兵、活兵。他向曾国荃明确指出:”弟统二万人,不筹出一支结实可靠之活兵在外纵横驰击,而专以合围攻坚为念,似非善计。“他说,向太湖西岸退兵,”环湖之十四府州县处处震动,贼则防不胜防,我则后路极稳,较之株守金陵者,有死活之分,有险易之别,但无赫赫之名耳。“针对曾国荃贪功求名的心理,他劝导道:”吾兄弟誓拼命报国,然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他对曾国荃不但谕之以理,而且动之以情:此次退兵,”即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否则,”余之公局固坏,而弟以重兵屯宿该处,如余之株守南康,和、张之株守金陵,弟之私局亦必坏“,届时”恐求退而不得,求保芜湖、金柱而不得“.但猎名心切的曾国荃终不听阿兄的调度,未向太湖方向游击。曾国荃最后取得围攻金陵的胜利,是由于太平军已成强弩之末,无力解围,再加上曾国藩不断派鲍超等部驰骋长江两岸,南北冲击,以解曾国荃金陵围军的后顾之忧,而并非曾国藩变重兵、呆兵为轻兵、活兵之计为失策。今天进行历史的审视,曾国藩关于在太平军虚处、空处着力的退兵方案,无疑是有理有节、稳妥可靠的。

虚实、正奇、呆活、轻重,以战场上如何具体运动,关键取决于见机审势。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部将南渡长江以进金陵时,曾国藩指示说:”以你军目前的情势来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金陵、芜湖两贼之师,下窥秣陵关,这就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这就失势。“--这是在用兵地点上审势之一例。”至于进兵金陵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以;否则不如迟进。“--这是在用兵时间上审势之一例。他概括地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

但他在另一处说:”审机审势,犹在后来,第一先贵审力。审力,知己知彼的切实工夫。“”古人说,兵骄必败。老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不审力,这就是骄;审力而不自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审力,是指战员的基本功;审机审势,则是对指战员的更高要求。咸丰五年,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进击无力,陆师围攻九江,也久攻而不下,曾国藩驻扎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则乘机西上,第三次攻克武昌。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自知兵力不足以图功“,便毅然率勇扬长而去,弃赣奔鄂。曾国藩后来多次提到这一事例,盛赞说:”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善于审力、审机、审势,则静动、主客、迟速、正奇、虚实、轻重、呆活、伸缩、开合等等对立物,皆可有机地统一,运筹自如,得心应手;否则,必然弄巧反拙,南辕而北辙:这就是曾国藩”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作为对《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及《练兵实纪》等中国古代兵法理论的继承,作为对中国近代军事实践的总结,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

11.统筹全局,舍枝叶而图根本

”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曾国藩之所以能探骊得珠,首先是因为他极端重视战争全局。”从大处落墨“.他从实践中获得了一个重要认识:”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奉命率军援浙。但石达开七八万人不久放弃了浙江衢州等地,进入福建,朝廷乃三次令他率援浙之师援闽。当曾国藩集结军队,摆开了三路入闽的架势时,太平军却进入了江西腹地。原在吉安的太平军也突围往东,不久,另路太平军则从闽南进入赣南。于是曾国藩在东、南、北三面受敌,不得不把一万多人分为三路,伸出三个拳头,在任何一方都难以获胜。这种被动的局面促使曾国藩不得不深思。

最后,他下决心改变湘军在江西战场上的处境,于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上了一本著名的《通筹全局析》指出:

就全局而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

这是曾国藩通筹战争全局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他在江西战场上缩回了两个拳头,让自己统领的这部分湘军抱成一团,集中打向赣北,夺回景德重镇,不但立即改变了被动的局面,而且为他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对于攻打太平军的整体战场,曾国藩在咸丰九年间也进行了战略上的考虑。当时,从两湖、赣、皖到江、浙、闽,各省都有太平军在奋力拼搏。太平军与清军的分布,犬牙交错,处处有对垒,时时有战斗。如果不从全局上考虑,只注意防堵追击,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虽也可以获一时之利,但战争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故曾国藩根据”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把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盯着金陵在上游的屏障安庆。后来的战局发展,基本上是按曾国藩的这个规划发展的。但这一战略思想和战略布署,一时还不容易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曾国藩还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价。他常说:”我对大利大害,都悉心考究。“他冒着风险,拒绝屡次朝命,虽然确有西防则因未获得地方政权而办事艰难,东征则因兵力单薄而顾此失彼,北援则因路途遥远而缓不济急等等主客观因素,但基本原因却是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决心”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他甚至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掌握着他,支配着他,使他终于成功了一番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