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纵览古今历史，概莫能外，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人亡政息，国无栋梁那才堪忧虑。古人云：”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用人事关社稷兴废，不可不察，不能不慎。
曾国藩，这位清朝”中兴功臣“,不愧于重视人才、善于用人的杰出大师。他广揽人才，诸如李鸿章、左宗棠、薛福成、华衡芳等皆出其门下。并使他们大有作为。他兴幕府，纳英贤，终成人才荟萃之可喜局面。
曾国藩为何能够如此，只是因其目光深远，深谋远虑，深明人才乃国之栋梁这一道理。
一国欲图强非藉人才之力不可。今日之中国必欲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须赖英才辈出，方能成就。
而欲达野无遗贤之效果，非得有曾国藩的识人智慧；欲使人皆能尽其才，就不能舍其善任之明睿。
1.以”拙“为准，识拔人才
曾国藩识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拙“字，即朴实、少心窍、不浮滑，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它包括内在标准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和外在标准要求有”美相“,无”恶相“两层含义。在这个基础上，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曾国藩曾以源与波、根与叶比喻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才兼备是其理想的人才。不过，当德才难以兼备时，曾国藩强调的首先必须有”德“,宁要有德无才，而不要有才无德的人。曾国藩心目中的”德“含义很广，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等都是。具体而言，就是政治上忠于自己的信仰与事业，能心甘情愿地为之尽心尽力；作风上质朴实在，能吃苦耐劳；精神上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等等，他把具备这些品德的人称为”血性男子“,推崇备至。
曾国藩是一位宣扬理学的卫道士，经常鼓吹一个”诚“字。常以”忠“”勤“,”不爱钱、不怕死、不恋官“等信条相标谤，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命。他认为真正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而才高德薄之人则绝对不可用。他又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忠“”诚“.对他的部下来说，具体标准就是对其忠贞不二。他对于遭训斥而改换门庭的人，恨之入骨。而对虽遭训斥仍忠心不二的人，往往会加倍重用。
在曾国藩所信任、提拔的众多人才之中，李鸿章被视为第一高足，而特别重用提拔，爱护备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李在对他的忠诚上有那么一股韧劲。李鸿章曾因为李元度丢失徽州一事说情，惹恼了曾国藩，而负气离开祁门老营将近一年。这期间，显要人物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等人，都曾多次相邀，许以重保，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宁在江西赋闲。等待曾国藩心回意转。终于以其耿耿忠心和卓越才干，重入曾幕。位绾四省军政大权的曾国藩，对李”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诺，曲尽其熏陶之能事“.使李鸿章最终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个绿营守备，旋升用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每次见他早早到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曾国藩很奇怪这位身材高大，面身赤红的满族军官。与之相谈，大为赞赏。及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且能团结士卒。曾国藩退而叹息：绿营兵有这样的带兵之人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但副将清德却忌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他。曾国藩于是上疏弹劾副将，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并说：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最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而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的一次关键战役。
塔齐布平时有愚憨、无能之态，及到战场，磨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式。尤好单骑逼近敌垒侦视虚实，几次进入危境，都转危为安。
咸丰四年（1854），塔齐布以收复湘潭功，超升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塔齐布位至大帅后，遍赏提标兵，收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死力。每当深夜，呼亲卒相语家事，说到悲痛事，相对泣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令退回。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后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后被一位乡农带回家中。次日，各军以塔齐布未回，汹汹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时，乡农将塔齐布送回，曾国藩、罗泽南立即而起，光着脚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泪诉劳苦。但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各营官都惊喜异常，饭毕，已是元旦。
2.察颜闻声，相人有术
曾国藩颇精于相术。他所编写的《相人口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而在《相人十二字法》中又论述了六美六恶，提出”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月逐。“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附会印证相书上的话，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着初识者的相貌特征和他对其人的评价。
在这一方面，刘铭传的被重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刘是后起的淮军将领，曾随李鸿章赴上海镇压太平军。出发前与其他将领一道去拜谒当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午睡未醒，他们等了将近半个时辰。刘铭传按捺不住。当着众人发作起来，”对部将如此怠慢，岂不令人心冷！烽火其间如此静候，岂不延误军机！“话音刚落，曾国藩步入大堂，旁人皆为之捏把汗，耽心曾会降罪于他。岂料曾国藩见刘铭传”颜广面长，钟声铁面“,有”雄侠威棱“之气，断定他日后事业，非淮军其他将领可比。因而在众将拜谒之后。单独留下李鸿章对他交待说，此人将是你最得力的助手，须好好看待他。此后，由于李鸿章对刘铭传格外看顾，刘本人在戎马倥偬中也努力钻研兵法，曾力挫法国侵略军于基隆，并首任台湾省巡抚。
《见闻琐录》中”曾文正知人“条则记载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远之。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
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经许振礻韦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见树。
3.不拘一格，惟才是举
在封建时代，人才的选拔、任用很讲究出身、资历。而曾国藩则主张”衡才不拘一格“,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凡前来求见、献计、献策者，不论贵贱，他一概以礼相待。因而”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曾国藩打破资格限制，把具有真才实学而又品德好的人破格提拔担当重任。湘军中一些重要战将就是由他破格提拔上来的。如分统湘军内外湖水师的杨载福、彭玉麟，就是曾国藩咸丰三年（1853）下半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禀生中识拔上来的。他们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且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故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二人后来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也确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愿投胡林翼处而不愿跟他做事时，立即改弦更张，翻然悔过，与之展开一场广揽人才的竞争。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
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
每到一地，曾国藩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惟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中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
曾国藩兴办洋务的得力干将薛福成就是通过这种不拘一格的求贤方式进入曾氏幕府的：
同治四年（1865年），在古城金陵恢复已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初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亲自主持，乡试结束，曾国藩收到署名江苏无锡落榜秀才薛福成呈送的治理两江方略：《上曾侯书》。薛福成在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项建议，并在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实施方法。全篇呈词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曾国藩大为嘉许，不久便召见他，在谈话中，曾国藩得知薛福成饱读经世之作，不仅胸怀治国天下的宏伟抱负，而且具有改革内政外交的真才实学。因而不嫌薛福成不擅八股文，只是一个落第秀才，当即揽其入幕。此后，薛果然不负所望，一直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深受曾之器重。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以后又越次升补为左副都御史，并以其所撰写的大量的政论、奏疏等等，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另一得力助手罗萱的入幕也颇具传奇色彩。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招揽人才之时，”湘乡奇伟非常之士，争自创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罗萱是最早应募到曾门的人之一。传说当时每天都有百十人到营中报名，曾国藩一一召见，问询长短，稍有才能的人都留下来。一天，曾国藩已召见多人，倦极不见客。正在似睡非睡时，忽听外面有吵声，起身向窗外一望，但见一位身材不高，只穿一件单衣的青年人被守门人拦住。青年人声音朗朗，气质非凡，但任凭怎样讲，守门人仍不放行。青年人也不气绥，大有不见曾国藩不罢休的气势。正在僵持之即，曾国藩推门而出，并喊住守门人，对青年人说：”听君的声音爽朗圆润，必是内沉中气，才质非凡之人。“遂将其引入上宾之位，俩人叙谈起来。这位敢闯军门的青年姓罗，名萱，字伯宜，湘潭人。其父汝怀，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曾任过芷江学训导，候选内阁中书，以学行闻于时，著有《湖南褒忠录》。罗萱生有夙慧，工诗文书法，能传其父学。为诸生，屡列优等。倡导经世之学，领湖南诗坛风骚数百年、著名的封疆大吏贺长龄，以”家风不可及“闻名遐迩的新化邓显鹤、沈道宽对他都很器重。随后，曾国藩立即决定让罗萱掌管书记，日常文牍往还，也一并交给了他。
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时，罗萱以亲老欲辞，但曾国藩写信请他入府，并说：”今专足走省，敬迓文旆，望即日戒涂，惠然遄臻，无为曲礼臆说所误。蟾蜍裹沙而不行，於菟腾风而万里。士各有志，不相及也。千万千万！祷切祷切！“.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是曾国藩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军马倥偬，而客居江西，兵饷皆不宽足，又受太平军石达开部不时攻袭，常常是停泊船上，不用说安生休息，性命也时有不保。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还必须经常奏报军中缓急。而罗萱上马操剑，下马走笔，兼具文武，形影不离，是难得的人才。曾国藩每有上疏，罗萱皆操笔如流，有时”警报骤逼，势危甚“,罗萱也”甘心同命“.又时常调节诸将之间的矛盾，使各当其意以去。六年，翼王石达开入江西，攻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城孤悬。罗萱领湘军三千人攻建昌，城即破，但太平军援军忽至，都司黄虎臣战死，城未攻下。于是曾国藩又令其攻抚州，将至，又得知曾国华、刘腾鸿等自鄂援江攻瑞州，曾国藩又令他自抚州赴瑞合攻。在瑞州，罗萱与刘腾鸿等与太平军展开了殊死战，八战皆捷，取得了瑞州战役的胜利。
最能体现曾国藩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的是其对容闳的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