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最富忧患意识和报国情怀。“位卑未敢忘忧国”,历代仁人志士莫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认为，身修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而在四者之中，修身最重要，实乃万丈大厦之基，身不修则一事不成，万事蹉跎。
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身之道，历世圣贤都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谓洋洋大观，众说纷纭。然而纵览历史，还是曲径通幽，殊途同归，自有其普遍的东西和内涵。
修身之道，首要者莫大于立志。志不立则事业无成，志不高远则容易流于平庸，然只有高远之志，夸夸其谈而不勤勉力行，也终将人生付诸东流，暗淡无光。
修身，须以“诚”为本，要忠信、不欺，戒除浮躁之心，加强修养，做谦谦君子。要淡泊、豁达、宽容、勤俭、廉洁、忍让、恭敬，方能游刃人生，铸造精神，升华价值。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之业。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一个按照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进行立德修身、铸造精神的求索过程。他处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秉持着抱残守缺、淡然处世的态度，以“内圣”之法搏得了千秋美名。
1.做人从立志开始
志向，是使人紧张起来、站立起来的东西，好比一棵树的躯干。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全是被志向所照亮的，没有志向也就没有人生的方向。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
有志向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就是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的方式。
然而，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作为一个人，我常常感到了生活的庸俗，但是我们并不常常产生改变它的志向。曾国藩就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
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正好33岁。
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温柔富贵中都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销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得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就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啊！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
曾国藩独白：自从去年12月20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加以拷问，你能做到吗？
志向不立，则心神不宁；志向即定，则鬼服神钦。
东晋名将祖逖与刘琨都以雄豪闻名于世，两人感情甚笃，共被而寝，常彻夜纵论天下大事，感叹收复中原的大业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贻误。祖逖与刘琨约定：“如果四海之内风云变幻，天下豪杰起事，我与你一起举义中原做大事。”他们矢志习武练艺。当时，人们认为半夜鸡鸣是不祥之音，生怕听到。祖逖却认为：“此非恶声也。”半夜鸡鸣正好催他们提早起床，从此鸡鸣之刻就是他们习武之时。
非凡的志向诞生非凡的勇气，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志向，他们才能不为流俗所移，心正气顺，心安理得，有所作为。
人是自己观念的产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在于你想到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也就不会按照成为一个科学家必备的素质要求自己，训练自己，那么他当然不会成为一个科学家了。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在一起，那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除了立志以外，还应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亦即《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鹜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你才能看轻自己所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轻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明朝吴麟征有句话说得好，“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气”,他说的是小情感与大志气的关系，可以说，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大的气象。
曾国藩在20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于是便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他又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在诗歌中曾国藩常常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感春六首》中，他写道：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粮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丹心烂漫开瑶池，碧血淋漓染血仗。
要令恶鸟变音声，坐看哀鸿同长养。
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朗。
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年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
横卧江干径千里，盘坳上有层云封。
长安梓人骇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
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欲。
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扌从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在写给好友刘营的信中，他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
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指而力践之。国藩既从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途人而龊龊不休如此也。“
在写给诸弟的家信中又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从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曾国藩就是按照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立志不摇，经过发奋图强，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汤禹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曾国藩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治理国家的经验。但他读书并非主要为的是升官发财，而重要的是”进德“、”修业“.
如果说这只是由于曾国藩身为翰林的空谈。那么及至晚年，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时，他切切念及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
”是日席中愀然不乐。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对于曾国藩在清朝道咸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沦的情形下，以其卓荦不凡的德行，来力挽社会风气，有着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胡太常寺卿唐鉴，胡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榜样，且身体力行。咸丰九年（1869年），正值他与太平军在江西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挑选32人（实际是33人），命其子曾纪泽，画其形象，然后悬于墙上，以便实实效仿。他还特作《圣哲画像记》一文。
曾国藩所列的32人是：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评论道：
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木解，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封建社会里，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是绝大多数读书人所祈盼的。可曾国藩三十余岁，却官至二品，不可谓不显。他却发誓做官不为发财。
2.勤求己过，知错即改
在中国古代，曾国藩大概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曾国藩求过的方法，第一是自己求过，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只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曾国藩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他的日记中自己找出自己过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过仍不肯稍宽。他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又说：”人不勤劳，什么事都会荒废，整个家都会衰败。我在三四个月里不做一事，大大损害了家庭，又惭又愧！“这种勤求己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记日记并不是难事，而日记终身不间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有极大毅力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