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说:文学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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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词选》自序

《词选》的工作起于三年之前,中间时有间断,然此书费去的时间却已不少。我本想还搁一两年,等我的见解更老到一点,方才出版。但今年匆匆出国,归国之期遥遥不可预定,有些未了之事总想作一结束,使我在外国心里舒服一点。所以我决计把这部书先行付印。有些地方,本想改动;但行期太匆忙,我竟无法细细修改,只好留待将来再版时候了。

我本想作一篇长序,但去年写了近两万字,一时不能完工,只好把其中的一部分——《词的起原》——抽出作一个附录,其余的部分也须待将来补作了。

今天从英国博物院里回来,接着王云五先生的信,知道此书已付印,我想趁此机会写一篇短序,略略指出我选词的意思。有许多见解,已散见于各词人的小传之中了;我在此地要补说的,只是我这部书里选择去取的大旨。

我深信,凡是文学的选本都应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近年朱彊邨先生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个人的见解;我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词,就代表我个人的见解。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词选》就代表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

我以为词的历史有三个大时期:

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年),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

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1250—1650年),为曲子时期。

第三时期:自清初到今日(1650—1900年),为模仿填词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词的“本身”的历史。第二个时期是词的“替身”的历史,也可说是他“投胎再世”的历史。第三个时期是词的“鬼”的历史。

词起于民间,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后来才渐渐被文人学士采用,体裁渐渐加多,内容渐渐变丰富。但这样一来,词的文学就渐渐和平民离远了。到了宋末的词,连文人都看不懂了,词的生气全没有了。词到了宋末,早已死了。但民间的娼女歌伶仍旧继续变化他们的歌曲,他们新翻的花样就是“曲子”。他们先有“小令”,次有“双调”,次有“套数”。套数一变就成了“杂剧”;“杂剧”又变为明代的剧曲。这时候,文人学士又来了;他们也做“曲子”,也做剧本;体裁又变复杂了,内容又变丰富了。然而他们带来的古典,搬来的书袋,传染来的酸腐气味又使这一类新文学渐渐和平民离远,渐渐失去生气,渐渐死下去了。

清朝的学者读书最博,离开平民也最远。清朝的文学,除了小说之外,都是朝着“复古”的方面走的。他们一面做骈文,一面做“词的中兴”的运动。陈其年、朱彝尊以后,二百多年之中很出了不少的词人。他们有学《花间》的,有学北宋的,有学南宋的;有学苏、辛的,有学白石、玉田的,有学清真的,有学梦窗的。他们很有用全力做词的人,他们也有许多很好的词,这是不可完全抹杀的。然而词的时代早过去了,过去了四百年了。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潮流已去,不可复返,这不过是一点之回波,一点之浪花飞沫而已。

我的本意想选三部长短句的选本:第一部是《词选》,表现词的演变;第二部是《曲选》,表现第二时期的曲子;第三部是《清词选》,代表清朝一代才人借词体表现的作品。

这部《词选》专表现第一个大时期。这个时期,也可分作三个段落。

(1)歌者的词,

(2)诗人的词,

(3)词匠的词。

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

《花间集》五百首,全是为倡家歌者作的,这是无可疑的。不但《〈花间集〉序》明明如此说;即看其中许多科举的鄙词,如《喜迁莺》《鹤冲天》之类,便可明白。此风直到北宋盛时,还不曾衰歇。柳耆卿是长住在娼家,专替妓女乐工作词的。晏小山的词集自序也明明说他的词是作了就交与几个歌妓去唱的。这是词史的第一段落。这个时代的词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二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标题;题底也许别有寄托,但题面仍不出男女的艳歌,所以也不用特别标出题目。南唐李后主与冯延巳出来之后,悲哀的境遇与深刻的感情自然抬高了词的意境,加浓了词的内容;但他们的词仍是要给歌者去唱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始终不曾脱离平民文学的形式。北宋的词人继续这个风气,所以晏氏父子与欧阳永叔的词都还是无题的。他们在别种文艺作品上,尽管极力复古,但他们作词时,总不能不采用乐工娼女的语言声口。

这时代的词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都接近平民的文学,都采用乐工娼女的声口,所以作者的个性都不充分表现,所以彼此的作品容易混乱。冯延巳的词往往混作欧阳修的词;欧阳修的词也往往混作晏氏父子的词。(周济选词,强作聪明,说冯延巳小人,决不能作某首某首《蝶恋花》!这是主观的见解;其实“几日行云何处去”一类的词可作忠君解,也可作患得患失解。)

到了11世纪的晚年,苏东坡一班人以绝顶的天才,采用这新起的词体,来作他们的“新诗”。从此以后,词便大变了。东坡作词,并不希望拿给十五六岁的女郎在红氍毹上袅袅婷婷地去歌唱。他只是用一种新的诗体来作他的“新体诗”。词体到了他手里,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发议论。同时的王荆公也这样做;苏门的词人黄山谷、秦少游、晁补之,也都这样做。山谷、少游都还常常给妓人作小词;不失第一时代的风格。稍后起的大词人周美成也能作绝好的小词。但风气已开了,再关不住了;词的用处推广了,词的内容变复杂了,词人的个性也更显出了。到了朱希真与辛稼轩,词的应用的范围,越推越广大;词人的个性的风格越发表现出来。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入词。悲壮、苍凉、哀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忠爱、游戏、诙谐,这种种风格都呈现在各人的词里。

这一段落的词是“诗人的词”。这些作者都是有天才的诗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这种“诗人的词”,起于荆公、东坡,至稼轩而大成。

这个时代的词也有他的特征。第一,词的题目不能少了,因为内容太复杂了。第二,词人的个性出来了;东坡自是东坡,稼轩自是稼轩,希真自是希真,不能随便混乱了。

但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

四言诗如此,楚辞如此,乐府如此。词的历史也是如此。词到了稼轩,可算是到了极盛的时期。姜白石是个音乐家,他要向音律上去做工夫。从此以后,词便转到音律的专门技术上去。史梅溪、吴梦窗、张叔夏都是精于音律的人;他们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他们不惜牺牲词的内容来迁就音律上的和谐。例如张叔夏《词源》里说他的父亲作了一句“琐窗幽”,觉得不协律,遂改为“琐窗深”,还觉得不协律,后来改为“琐窗明”,才协律了。“幽”改为“深”还不差多少;“幽”改为“明”,便是恰相反的意义了。究竟那窗子是“幽暗”呢,还是“明敞”呢?这上面,他们全不计较!他们只求音律上的谐婉,不管内容的矛盾!这种人不是词人,不是诗人,只可叫做“词匠”。

这个时代的词叫做“词匠”的词!这个时代的词也有几种特征。第一,是重音律而不重内容。词起于歌,而词不必可歌,正如诗起于乐府而诗不必都是乐府,又正如戏剧起于歌舞而戏剧不必都是歌舞。这种单有音律而没有意境与情感的词,全没有文学上的价值。第二,这时代的词侧重“咏物”,又多用古典。他们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却要作词,所以只好作“咏物”的词。这种词等于文中的八股,诗中的试帖;这是一班词匠的笨把戏,算不得文学。在这个时代,张叔夏以南宋功臣之后,身遭亡国之痛,还偶然有一两首沉痛的词(如《高阳台》)。但“词匠”的风气已成,音律与古典压死了天才与情感,词的末运已不可挽救了。

这是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也就是我选词的标准。我的去取也许有不能尽满人意之处,也许有不能尽满我自己意思之处。但我自信我对于词的四百年历史的见地是根本不错的。

这部《词选》里的词,大都是不用注解的。我加的注解大都是关于方言或文法的。关于分行及标点,我要负完全责任。《词律》等书,我常用作参考,但我往往不依他们的句读。有许多人的词,例如东坡,是不能依《词律》去点读的。

顾颉刚先生为我校读一遍,并替我加上一些注,我很感谢他的好意。

(原载于1927年1月《小说月报》第18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