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李书华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再论印刷发明的时期问题》（《大陆杂志》18卷10期）。他的结论“7世纪上半期很有可能中国已有雕版印刷了”，是他和我向来相信的。但他和我都没有寻到可信的实物或文件作证据。
他在此文里提出三件证据，不幸都不是证据，都不可用来证明唐太宗时代和玄宗时代（627—755年）已有“雕版印刷”。
因为李先生说“上述三种材料的正确性似无疑义”，我是他的老朋友，不敢不纠正他这句话的错误。
他的第一文件是明朝邵经邦（死在1565年）的《弘简录》一段，说长孙皇后著有《女则》十篇，死后，唐太宗“令梓行之”。这是明朝学人看惯了刻板书，无意之中说出“梓行”的错话。《唐书》五十一、《新唐书》七十六，长孙后传皆无此语。《太平御览》百四一引《唐书》正传，也无此语。故这一句16世纪人的无心之误，绝不是7世纪的证据。
他的第二和第三文件都是真的文件，不幸他错解其中的“刊勒”、“刊校”等字的意义了。今引此二件的文字如下：
（一）唐刘知几《史通》卷十二，说《隋书》：
《五代纪传》（梁、陈、高齐、宇文周、隋五代）并目录凡二百五十卷，书成……唯有十志……未有其文。又诏左仆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故俗呼为《五代史志》。（适按，李先生原引此文，删去了补撰“十志”的话，甚误，故我补引全文，使人知道“刊勒始成”的是补作的“十志”，不是《五代纪传》。）
（二）《唐书》一〇二《褚无量传》：
玄宗即位……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
《史通》里的“刊勒”，《褚无量传》里的“缮写刊校”，李书华先生都认作雕版印刷的意思，这是很错误的。他说：
刊原意刻也，削也。勒亦刻也，千字文“勒碑刻铭”。
“勒”字古有“刻”的意义。《礼记·月令》，“孟冬之有……命工师效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郑玄注，“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千字文》“勒碑刻铭”，也是此意。在中唐雕版印书渐渐流行的时期。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曾两次用“模勒”表示用雕版模刻写本的意思。元稹说：
二十年间……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元稹自注云：
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白氏长庆集》五十一）
故我们可以说，在长庆四年（824年）冬十二月元稹叙述“二十年间”的事，他用“模勒”，确是指当时市肆之中写白、元两公的杂诗雕版印刷的事实。
但在前一百年刘知几（660—721年）作《史通》的时候，“刊勒”二字连用或单用，都没有雕版印刷的意思。我试举《史通》卷十二论“古今正史”一篇里的一些例子如下：
（例一）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说《史记》）
（例二）大明六年（462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承天）孙（冲之）山（谦之）苏（宝山）所述，勒为一书。（说《宋书》）
（例三）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竟。（说《梁书》）
（例四）魏世……崔鸿（撰）……《十六国春秋》……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说《十六国春秋》）
（例五）齐天保（明刻本误作宝）二年（551年）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为一史。（说《后魏书》）
（例六）五代纪传……书成……唯有十志……未有其文。又诏……
于志宁（等）同撰。太宗崩后，刊勒始成。（说《隋书》，此即李先生引的第二件。）
（例七）长安（701—704年）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神龙元年（705年），又与竞等重修《则天实录》，编为二十卷。（末节说《国史》）
这七例都是从《史通》卷十二引来的。我们试比校这七个例子，就可以明白第六例的“刊勒”也只是“刊削编定”的意思，并有“雕版印制”的意思。
试就《史通》里再举几个例子：
（例八）书事记年，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卷十一，《史官建置篇》）
“勒成”即编成。（比较上文例七，“勒成八十卷”，与“编为二十卷”，是同意而异文而已。）“删定”即“刊定”。
（例九）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卷二十，《忤时篇》）
（例十）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同上）
（例十一）如创立纪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同上）
（例十二）《史记·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田成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明然可知……乃结以韵语，纂成歌词，欲加刊正，无可瑇革。（卷二十，《暗惑篇》）
此皆可见刘知几用“勒”作“编”字解，用“刊”作“删削”、“删改”解，绝无雕版印刷的意义。“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可见“勒”与“刊”都是笔写的事，不关雕版的事。
《玉篇》说：
勒，抑勒也。
刊，削也，定也。
《广韵》：
二十五“德”，“勒，邺中记曰，石虎讳勒，呼马勒为辔。”
二十五“寒”，“刊，削也，剟也。”
二十七“删”，“删，除削也，又定也。”
十七“薛”，“刊也。”
“勒”是“抑勒”，故有约束编制的意思，故“编成一书”，“纂成一家之言”，都可称为“勒成”。“刊”字在刘知几时代，多作“削也，定也”讲，《史通》里只有一处用“刊”字作“刻削”讲：
（例十三）“神嘉（当作）二年（429年）又诏集诸文士崔浩，浩弟览……等撰国书为十卷。又特命浩总监史任……续成前史书，叙述国事，无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卷十二，说《后魏书》）
按《魏书》三十五，《崔浩传》记此事：
初，郗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
“铭刊”即是“铭刻”，“石铭”即是“石刻”。《史通》此篇用“刊石写之”，即是“刻石写之”。此与前引诸例，“刊勒”、“刊定”、“刊削”、“刊正”，都不相同。
故我们可以说，“勒”与“刊”虽然都有“镌刻”的古义，但刘知几《史通》卷十二说《隋书》的十志“太宗崩后，刊勒始成”一句的“刊勒”显然用作“删削编纂”解，绝不关雕版印刷的事。
至于李书华先生引的《唐书·褚无量传》里的“奏请缮写刊校”一句话，也完全没有雕版印刷的意思，也只是指写本的“刊定校正”。李先生试读《褚无量传》的全文，就不会误解了。此传记褚无量校写两京的内库藏书的事，是这样的一大段，不可割裂分开：
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
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玄宗）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纵观焉。
开元六年（718年）驾还，又敕无量于（长安）丽正殿以续前功。
（开元八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临终遗言以丽正写书未毕为恨。
读了这一大段记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褚无量在东都乾元殿做的是“缮写校正”内库藏书的事；他在西京丽正殿做的也是“写书”的事。“数年间，四库充备”，这当然不是雕版印刷的四库书。
试看《唐书》同卷的《元行冲传》，我们更可以明了玄宗开元初期在东西两京校写书的大事。《元行冲传》说：
先是，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褚无量于丽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
于是行冲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岁余，书成，奏上……
寻以衰老，罢知丽正殿校写书事。
这就更可以说明褚无量的“缮写刊校”只是“校写四部书”，并非雕版印书。
《元行冲传》还有一段文字，可以参证“刊勒”二字的当时用法：
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宫。
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开元十四年，726年）八月奏上之。
同卷《韦述传》也有一段文字，可以参勘：
《国史》自令狐德至吴兢，虽累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
“刊勒”二字的意思不过如此，“刊校”二字也不过如此，都与雕版印书无关。
我虽然曾推测7世纪中国很可能已有小件的雕版印刷了，但我至今还寻不着可信的实物或文件作证据。相反的，我还可以举出几个文件来证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代（713—756年）还没有雕版书，至少还没有大件的雕版印刷。
《唐大诏令集》卷百十三有开元二年（714年）七月《断书经及铸佛像敕》，中说：
……闻坊巷之内，开铺书经，公然铸佛……自今以后，州县坊市等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取读。如经本少，僧为写供。
同书卷百十四有《榜示广济方敕》说：
朕顷者所撰《广济方》，教人疾患，颁行已久，计传习亦多。犹虑单贫之家未能缮写，闾阎之内或有不知……宜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版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人勾当，无令脱错。
此敕的年月是天宝五年（746年）八月，已是八世纪的中叶了。
我们看了这两件敕书，不能不推想开元、天宝时代还没有雕版印书。
开元宰相张说（死在开元十八年，730年）的文集里有一篇《〈般若心经〉赞》，其中说：
……秘书少监驸马都尉荣阳郑万钩……学有传癖，书成草堂，乃挥洒手翰，镌刻《心经》，树圣善（圣善是寺名）之宝坊，启未来之华叶……国老张说闻而嘉焉，赞扬佛事，类之乐石。
《心经》不过二百五十多字，写了镌刻，不是难事。但我看张说说的“题之乐石”，大概还是写了镌刻在石上。
照我现在所知，我们只能举出上文引的元稹在长庆四年（824年）冬十二月做的《〈白氏长庆集〉序》里说的“二十年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白居易）及予（元稹）杂诗，卖于市肆之中”——那是最早而最无可疑的中国民间雕刻小本书出卖的记载。元稹说，那是“二十年间”的事，即是贞元晚年（约当800年）的事。
第二件无可疑的文件是《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记的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初六）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原文说：
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民时）之道，故禁之。
雕印元白两诗人的杂诗出卖，或“持之以交易酒茗”，那是小件的雕版。
“版印历日，鬻于市”，也是小件雕印。大概到了8世纪末年，9世纪初年，中国还没有大部的雕版书，并且还轻视那些雕版印卖的小书，只认作市井小人的行为。白居易自己的诗文稿，有五个写定本，三本寄存他最喜欢的佛寺里，“请不出院门，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观之”。另两本留给一个侄儿，一个外孙。乐天的《〈白氏集〉后记》写在会昌五年（845年）五月一日。可见到了9世纪中期，白乐天还没有想到他的“七十五卷诗草，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是可以雕版印刷的。
（原载于1959年7月1日《自由中国》第2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