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说:文学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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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什么是“国语的文学”

“文学的国语”(节选)

(陈纪滢先生)问:胡先生当年提倡文学革命提出了八项要点,这八项要点,今天有没有可修正和补充的?

答:我刚从一个演讲会来,不知道怎样应付这个作家们的招待会。我很惭愧,我算是新文艺创作的逃兵,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创作,除了从前尝试了一点白话诗以外,没有敢挑起创作的工作,今天在座的都是创作的作家,所以我很觉惭愧。

刚才陈先生问到民国五年至六年间(1916—1917年)我们最初为文学改革所提出的八项,现在隔了很多时候,连八项细目都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那时很胆小很和平的提议,当时我只说文学改良,还没有敢说文学革命,所提出的八项是对当时文艺状况而言的,其中有几项,恐怕现在可以不用说了。八项中最重要的是“用白话”,有了这一项,另一项的“不用典”,便不成问题,能用地道的,地道的白话,便用不着用“典”。还有一项“无病呻吟”,这在旧文艺新文艺,恐怕都是不容易作具体的批评。后来我在第二次发表文章吋,便把八项归纳成一项或二项了。即:“历史的文学见解”,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一点是可以存在的。后来又归纳成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消极方面,我们要提倡白话,因为现在是新的时代,是活的时代,在新时代活时代中用死文字不能产生活的文学。我们举例证明我们所提倡的在原则上是不错的,就是在历史上有许多人用白话作诗填词,尤其是小说,因为历史上给我们许多好的例子,使我们的“历史文学观”才能站得住,才能在国内取信于人,使一部分人相信我们的说法,觉得还有道理。积极方面就是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是必须以白话作文学。所谓国语,不是以教育部也不是以国音筹备会所规定的作标准,而是要文学作家放胆地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后来的文艺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何容先生)问:胡先生说:“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多少年来,在国语的创造过程中,除了以白话写文学作品外,发生了取材来源的问题。有人在旧的诗词歌赋里寻辞藻,有的在活的语言里找材料。请胡先生根据中外文学史上的看法,对国语的取材和生活的语言里找材料应该有些什么要注意,给我们指示,免得暗中瞎摸,走很多冤枉路。

答:何先生问的问题很大,我觉得何先生自己已经提出了正确的答案了。从活的语言里找材料,是最正当合理的路;在旧文学里找材料,我认为除了做文学史的研究以外,恐无多大希望!在活的语言里找材料,当初我们提倡国语文学时,在文字上,口说上都说得很清楚,所谓“国语的文学”,我们不注重统一,我们说得很明白:国语的语言——全国语言的来源,是各地的方言,国语是流行最广而已有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说国语有两个标准,一是流行最广的方言,一是从方言里产生了文学。全世界任何国家如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的文学革命,开始都是以活的语言而流行最广的国语,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这个方言最好产生文学,作教学的材料。总之国语起源于方言,我是希望国语增加它的内容,增加它的新的辞藻,活的材料,它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方言。拿过去的文学来看,《醒世姻缘》的伟大,就是作者蒲松龄敢用山东土话,所用的并且是山东淄川、章邱的土话,《金瓶梅》(到现在还不知作者是谁)也是用的山东土话,《水浒传》里有许多是中国东北部西北部的方言,《儿女英雄传》《红楼梦》用的更是纯粹的北京话,这也是方言。敢用真正实地的谨严的记录下来的方言,才使这些书成为不朽的名著。所以我不主张注重统一,而要想法子在各地的方言里找活的材料,以增加国语的蓬勃性文学性,不知何先生以为如何?

(王蓝先生)问:胡先生近年来对于新诗戏剧的创作,不知有没有作品?胡先生在台北三军球场公开演讲,听众人山人海,仍有许多人向隅。假使胡先生有新的剧本创作,我们每天可以上演,把胡先生的思想透过文艺,比胡先生自己公开演讲更有意思。

美国最近文坛概况胡先生顺便告诉我们。

答:王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我恐怕都要缴白卷。新诗,我从前尝试过多少次,近年来,便没有作过。这次离美返国前曾把以前作的新诗,无论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或没有发表过的搜集在一块,交与一位朋友看,匆忙中没有带来,将来准备在台湾刊印,这在文坛上绝不会有任何贡献,不过有一点历史的意味。当初做新诗,像开山开路一样,等到路开成了,自己却逃了。拟刊印的诗集,只是一点过去的成绩,印出来以后,还请大家指教。

戏剧,我一生就没敢作过,从前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那是小玩意!王先生的意思,甚为谢谢!等我把几本书写出后,到七十岁八十岁之间,我也许会来尝试尝试戏剧的创作。

第二个问题,我要完全缴白卷了,几年来因为世界政治形势的太不安定,我差不多放弃了对于文学的研究。关于美国文坛的情况,《纽约时报》和《论坛报》每周都有一张销行最广的书目表分送,表内所列的新书,一面是属于小说的,一面是非小说的。这两张表所列的新书,小说方面,十部中我顶多看了一二部,非小说的,十部中顶多看三四部。我对于美国文坛还没有做过有系统的考察,诸位有兴趣,我去美后如有时间,当加以研究,随时向国内文艺界作简单的报告,现在只好缴白卷了。

(赵友培先生)问:有许多人的看法是:提倡民族文化与提倡近代文化,好像有些冲突,这两者之间,如何求其沟通?

答:这个问题,应该分开来说:关于读经部分,这个问题,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暂且放着。

至赵先生讲的后半段,我倒很想讨论一下。有许多人说,要白话文作得好,古书要读得好。比方胡适之、周作人、鲁迅,他们白话文作得好,都是旧书读得好。这个话是不正确的。有机会,我都尽量驳他。我们这一辈,因为时代的关系,念了许多古书,古文够得上说是读通了。但是我希望将来的作家,不要走这一条路,我们因为旧书读多了,作白话文往往不能脱掉旧文学的影响,所以白话文作不好。语言学专家,也是世界语言学泰斗,赵元任先生曾同我说:“适之,你的白话不够白,”这个批评是不错的。《胡适文存》再版序里,我就说过,作过旧文学的人,不能作好新文学,这等于裹了小脚的女人要放脚,无论如何不能恢复他的天然脚,只有添一点棉花,冒充大脚。我们学过文言文,没有办法写好白话文,我常常说,写好的白话文,一定要等我们的儿子们或孙子们了。所以一方面希望我们的政府多多提倡活的文学(白话文),增加活的文学教材,减少死的文学教材,并不要使古文白话并在一块,文白不分,使得后来的小孩子弄不清楚那种是活的语言,那种是死的语言。我当初认为我们的儿子,也许是过渡时间。到了我们的孙子,一定作纯粹的白话文,可是多少年来,教科书里面,夹着死的文学,弄得儿童认识不清楚真正语言的纯粹性,直到今天,白话文的进展,还不能达到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儿子辈,现在已经不能作好的白话文!如积极提倡纯粹的白话文学,将来也许产生好的白话文学。千万不要把脚裹小了再来放脚。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大家注意,也是我诚恳的希望。

(李辰冬先生)问:胡先生在台大所讲的治学方法,是从自然科学来的。但自然的现象是固定的;人,不是固定的。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只能看到一个角度。以《西游记》来说,写唐僧是一个脓包,从这人来看,时代来看,唐僧不是唐玄奘,而是明世宗;猪八戒是严嵩。这种方法,不知道对不对?

答:这个问题很大,今天时间不够了,只能作很简单的答复。

我觉得研究文学有两种看法。我三十年来作的小说考证的工作,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研究文学,让给许多作家去作。

刚才李先生所讲的方法,危险性很大,求证据很困难。我们中国有名的小说,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下来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封神榜》《隋唐演义》,都是例子。这些小说的来源,都是很简单、很短的故事,慢慢扩充成功伟大的创作。如《水浒传》由简单的故事变成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一百二十四回,《西游记》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唐僧取经的故事,是很简单很短的。现在的《西游记》,是历史演变成的。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就是用历史的演变的方法来研究,不加以主观的看法。

另一大类,是创作小说。创作小说,产生得很晚。起初都是短篇,《三言》《两拍》。到了后来,才有长篇的创作,譬如《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我考证创作小说,也一样的用考证文学史的方法。如《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考证,把他的传记材料搜在一块,认识他的思想和背景,吴敬梓是颜、李学派的信徒,反对八股,反对当时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考证,也是一样的,把他的名字找出来。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叔父、祖父是什么人也找出来。《儿女英雄传》初版,作者用一个假的名,假的序。我照样用传记材料来证明《儿女英雄传》是光绪年间一个旗人文康作的。

文学史上有两个不同的考证,一个是传记考证,一个是历史的演变。李先生刚才说的对于《西游记》的研究,我很想看看新的材料。不过我觉得《西游记》是历史演变成的东西,我想我们研究文学史,看他如何演变,不必太去深求;太去深求,也许容易走上猜谜的一条路。你说唐僧是写的明世宗,猪八戒写的严嵩,孙悟空、沙和尚又写的谁呢?我们要晓得几百年前南宋时代,唐玄奘取经的故事里面,就有了沙和尚,那时写的是谁呢?历史的看法,“大胆的假设”,包括李先生的方法,但是还得要“小心的求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中国的旧小说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演变的,一个是创作的,这一点值得提供文学史研究者的参考。

(本文为1952年12月8日胡适在文艺协会座谈会上的答问,原载于1952年12月8日、9日《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