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节刚过一星期，正在菜地认真监视不远处几头猪的沈从文，突然接到通知说，他必须在两小时内赶到五十里外的双溪。
沈从文很负责任地将猪的狡诈告诉通知他的人，匆匆赶回宿舍。汽车已经停在那里，他简单的行李也被装上了车，可刚来干校改造的张兆和却还在向阳湖边劳动，沈从文耐心地求司机等一等，他想亲口给张兆和说一声，免得她惦念。
花甲之年的张兆和总算是从劳动场地气喘吁吁赶来了，刚说两句话，汽车就开始启动，她只能扶着推着沈从文上车，然后万般不舍地看着汽车开走。
“当年苏东坡被贬海南时，还能在赣州和阳孝本游八境台、饮酒赋诗呢！”沈从文泪眼婆娑地看着越来越远孤独地站在原地的张兆和，苦笑着自言自语。
地面约半年生长绿毛白毛半寸。炎夏气温及四十五度。雨时上漏下浸，幸得塑料发明较早，于是帐顶桌面和箱子上，全用塑料盖上，打着雨伞，在房中走动。地下一次舀水四十五大盆后，地面还可以养青蛙，朋友为我搬来约七八十块砖，搭成一条行人道，居然可以自由从床边到桌前，另一端可达门外……
后来，沈从文曾如此真实地给友人描写自己在双溪的新居。
没几天，一场大雪下来，天寒地冻中，近七十岁的沈从文摇摇晃晃地走去区里的厨房就餐，鞋粘上的胶泥越来越厚，很沉很沉，心脏隐隐作痛，实在是很难受，没挪出几步路，他就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不远处，一头母羊在“咩咩”地叫，另一头小羊，也这么叫着钻进它肚子下面。沈从文看着，脸上露出笑容，想到了远在四川的儿子……
1970年4月18日，与沈从文关系最密切的大哥沈云麓病逝，沈从文有了种危机感，感到自己来日无多。
我不能把一生所学带到坟里去，得再弄点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这么想着，年近七旬的沈从文开始为修改博物馆陈列方案，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建议书，然后开始给有关领导写信，把自己的想法，一一告诉馆领导高岚，干校领导常萍，革委会王镜如……
信一封封发出去，都如泥牛入海。既然没人来理会，就继续做些有价值的事吧，沈从文开始为修改自己的专著做准备。书被“造反”的没了，只能凭了毅力和记忆，将满脑子的丝、漆、铜、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反复回忆温习，然后将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忆下来。
1972年，上面有了新精神，刚满七十岁的沈从文与当时中国千千万万有一技之长，城里又很需要，“罪恶”相对又较轻的“被改造人”一道，从乡下回到了城里。
没想到这次又能够死里逃生，沈从文抓紧时间撰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离开北京三年多，他家原住的三间小房已被人占去两间，剩下的一间最狭小的，单是一铺双人床就得占去大半。为了沈从文有地方工作，张兆和在沈从文回京半年后回来，只好住到相隔一条南小街的另一个胡同里。年过七旬的沈从文，每天还像在乡下一样，走一里多路去取老伴做好的饭菜。
“抄家”在“文革”是司空见惯的，沈从文的家被抄过八次，多年积累的大量珍贵资料文物荡然无存，与巴金、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一麻袋有余的信函也被抄去六分钱一斤送进了废品站，为此，沈从文心痛万分。
回京后有负责调查抄家情况的人走进他家的东堂子胡同51号后院，昏黄的台灯下，满屋都是书，桌上地上是书，双人床上堆着一摞摞的书。沈从文正全神贯注修改稿件，当他发现有人进屋后，脸上浮现童真般的微笑，知道来人是问抄他家人的情况时，便摇摇头说：“我是‘罪人’，当时哪里还敢开口问他们，就不要再去翻腾陈年旧账了吧。”
小屋灯光太暗，他年纪又这么大了，脑子还很管用，眼睛却不行了，终于看不见书上的字时，沈从文叹息一声，听从了张兆和的劝告，由她陪着，在1974年6月下旬去上海治眼病。
在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最风光的一段日子里，只要有机会，他一定紧紧抓住去看望安慰一下自己的老友沈从文，他并没有想到，事情也会倒过来。赶到上海的沈从文夫妻并不忙去医院，先来到了巴金的家。
爱妻已经离去，女儿在医院待产，儿子还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里就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巴金。这位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的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由于生性随和善良，宽容而慎言，“三反”没受罪，“反右”也过去了，但终是落进了“文革”的灾难中。
从1967年被关到上海市作协资料室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里后，巴金一直在批斗、关押、强迫劳动中度日，直到1972年8月13日，爱妻萧珊病故，他这才留在上海作协。第二年七月，当时的上海市委对巴金的问题处理是：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
于是，巴金立刻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沈从文夫妇来看他时，巴金正抄写《处女地》的重译稿累了，一个人在萧凉冷凄的厅堂中踽踽来回。当他们俩突然看见了对方时，都欣喜得流出了泪水。两个刚刚从屈辱和死亡边缘回来的白发老人，费力地把藤椅搬到走廊上，开始无拘无束地畅谈。
“在这本书中，屠格涅夫通过索洛明这一形象，折射了自己的一个政治观点：同情革命者，反对暴力革命，期望通过改良完成社会进步。这时候你选这本书来翻译，你的胆子比我还大了。”年轻时就读过《处女地》的沈从文说。
“我感觉屠格涅夫的观点或许是对的，最起码，我现在是这么认为。”
他们从屠格涅夫的政治观点谈到当前的“革命”，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沈从文不得不离开时，巴金也忘了把自己被当时上海的“革委会主任”王洪文定为“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喜讯”，告诉沈从文。
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巴金与沈从文渐渐地好起来了，俩古稀之年的老头，至少不用到乡下去被强迫劳动，相比而言，丁玲可惨多了。
1951年，丁玲玲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1955年，却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流放北大荒，一去就是八年；1970年，再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从监狱出来，即被遣送到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镇漳头村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后，丁玲才逐步得到平反。
丁玲复出后，重返文坛，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公开场合中，她曾指责沈从文是“胆小鬼、市侩”。这个一辈子未动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革命已根植在她的灵魂中，坚定的革命信念，使她一直保持着与这个在她看来是“保守派”沈从文的距离。
这，才是“沈丁恩怨一生”的根本所在。他们一个坚守独立，一个坚守信仰，在探索科学和忠诚主义上各走各的路，终于是友谊虽在而心已隔离。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文星陨落，她艰难而曲折地走完了自己82年的人生历程。在此两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终于颁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给她的一切罪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丁玲，是在自己祖国春天时含笑离世的。
1980年，当时已八十三岁的朱光潜忍不住再次来说沈从文，他在《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文中写道：“谈到从文的文章风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
早在1937年，朱光潜与沈从文曾在北平的《文学杂志》中，一个做主编，一个做编委；后来，又同在北大执教，一个是西语系教授，一个是中文系教授。因此，朱光潜对沈从文了解很深，1948年1月在《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上《现代中国文学》一文中断言：
沈从文的作品，至少有一部分在历史上会留下痕迹的。
1983年，朱光潜再写《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提出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将只有沈从文和老舍，结果受到多方指责，认为朱光潜否定了现代革命文艺传统。
朱光潜很少夸人，但对比自己小6岁的沈从文，却是格外欣赏，这位集美学、文艺理论、教育、社会学、翻译于一身的学问大师，在1986年离去，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没机会再进城去看望沈从文先生和叶圣陶先生。
随着个人言论在中国的渐渐开放，人们可以比较放心地来谈论自己心中的好恶、观点，除了朱光潜，特别还有夏志清、司马长风等文学评论家和史学家，都开始发表自己对沈从文的论述与评价。
1980年，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在美国和香港相继出版，像拨开乌云让人们看见彩虹，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纷纷来寻觅沈从文的人生足迹。有关沈从文的传记、评传和研究专著相继在许多国家出版。西方文学界，开始提名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这种背景下，沈从文经“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赞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批准，应美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邀请，以著名作家和文物研究家双重身份，赴美访问讲学。
早在1948年，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夫妇赴美定居时，曾邀沈从文去美国看看，一晃三十二年过去。1980年10月27日，当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乘坐的飞机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降落时，定居在纽黑文的张充和、傅汉思夫妇，欢天喜地地走在迎接人群的最前面。
四妹张充和是幸福的，1949年夫妇赴美后，五十多年来，两人先后在哈佛、耶鲁等大学做教授，爱人傅汉思教汉学，她传授学生书法和昆曲。美国没有“不断革命”，他们的生活还算正常安稳。
1983年，沈从文突患脑血栓，就在他这次重病后，好事接踵而来了，这年，他这个流浪一生已经八十出头的漂泊者，终于在北京分到一套宽敞明亮舒适宁静的房子；到1985年12月19日，为庆贺他六十周年的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他的长篇专访，代表日报声音的“编者按”说：
年高德劭的沈从文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50年代初期，由于历史的误解，他中断了文学创作，改为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在这个领域中，他又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他是这般谦虚，这般豁达，这般的不计较个人委屈……坚定地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一切，正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风范。专访过去两年多，沈从文又得到一个正式通知：
沈从文按部长级待遇，工资提高到三百元，外出有专车接送。
“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一天，沈从文突然对来看他的汪曾祺说。
这个世界，对他似乎并不是很公正，对此他并无怨言，他遗憾的是，他正值壮年时，却没有好一点的条件环境，让他去做些更有价值他更热爱的事情；现在，条件与环境对他已没什么意义，他的心血和精力已经耗尽，手已经再不能拿笔写字了！
不久，1988年5月10日，八十六岁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在沈从文遗体告别仪式上，一曲他生前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时而沉重呻吟，时而清新愉快，时而宏伟豪迈，时而温柔抒情地回响着，闻讯匆匆赶来的人中，没有政府要员，没有文艺官员，有的只是亲朋好友和仰慕他的读者，每人各挑一支白色或紫色的鲜花，默默地走去放在安睡的沈从文身边。
白发苍苍的张兆和，眉眼之间虽然依稀见得清秀，悠悠的岁月却在脸上刻满了皱纹，这时的她出奇地冷静，有人抑制不住低声哭泣，便去劝说：“别哭，他不喜欢人哭。”然而，当一些至亲的人哀悼中提及沈从文往事，她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溢出，流过皱纹，滚落下来。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来了，她给张兆和讲了不久前访问沈从文的事：
“‘后来，他（郁达夫）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五十多年前的事情，听到沈先生还这么动情地来说，我激动得真想哭。”
曾受到沈从文冷眼过的萧乾，1985年初去德国参观了慕尼黑“纳粹兴亡史”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欧行冥想录”，提出为“文革”死难者修建永久纪念馆的主张，沈从文对他这种“知耻近乎勇”终于又敢说真话感到欣慰，再次接受并同意见他。遗憾的是萧乾正要来拜访，沈从文这么快就走啦！闻沈老过去的萧乾痛苦不已，写了一篇《没齿难忘——悼沈从文老师》，刊载在15日的台湾《中国时报》上：
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我进《大公报》，是他和杨振声老师介绍的。在我失业那八个月时间（1937年至1938年），他同杨老师收容了我。这些都是我没齿难忘的。
面对火化前“像熟睡一般”平静的沈从文，巴金表示出了极大的羡慕，颇有感触地说：“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
季羡林忍不住为沈从文的去世写悼文说：“他并不故做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可是恶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沈从文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像他这样一个有特殊风格的人，现在很难找到了。”
沈从文去世的第二年，八十四岁重病老人巴金再次拿起笔了，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的《怀念从文》：
没有一滴眼泪，悲痛却在我的心里，我也在埋葬自己的一部分。那些充满信心的欢聚的日子，那些奋笔和辩论的日子都不会回来了。这些年我们先后遭逢了不同的灾祸，在泥泞中挣扎，他改了行，在长时间的沉默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东西奔跑，唯唯诺诺，羡慕枝头欢叫的喜鹊，只想早日走尽自我改造的道路，得到的却是十年一梦……
谦虚豁达的巴金，总是从心里佩服沈从文，2005年10月17日19时6分，巴金在上海逝世。他以101岁的高龄，去“和老友见面”了。
1992年5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湘西凤凰故乡。儿子和孙女，从小船上将沈从文的一半骨灰撒入清清的沱江水中，另一半葬在临水的听涛山麓。伴随骨灰的，是张兆和深情积攒了四年的花瓣。一直站在虹桥上的张兆和，目送小船顺沱江而下，目光跟随着小船后面漂起的一道美丽花带，从水门口漂到南华山脚下。
花瓣的积攒，是从沈从文去世时开始的。
孙女小红说：“爷爷在，奶奶尽心尽力照顾爷爷，爷爷不在了，奶奶才有时间伺弄花草。”
张兆和给花草都重新起名，用的全是沈从文书里那些可爱女孩的名字。
“花谢了，奶奶就收藏起来。”小红在日记中写道，“落下的花瓣斑斑驳驳，小心收起来烘焙，花开时一种神气，花干时另一种样子。最出色的是玫瑰和小苍兰，焙干后鲜亮不衰败，雅致不萎靡，脆脆有声。”
听涛山位于沱江河畔，沈从文墓地在一块不大的草坪上，没有坟冢，只有一块六吨多重的天然五彩石，沈从文手迹，镌刻彩石的正面：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彩石背面，是张充和的撰联：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将联句尾四字连在一起，便是：“从文让人”四字，透射着沈从文高风亮德的一生。
墓地不远处置竖着一块长石碑，上面刻有著名画家黄永玉的碑文：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整个墓地绿树环抱清幽静谧，只有草坪上不断新增拜祭游人留下的野花，编织等祭物，平添了许多热闹。
2003年2月16日，同沈从文一生患难相依，甘苦与共的张兆和，以九十二岁高龄与世长辞。
汪曾祺曾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他见到了已经去世的沈从文，“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著”。
在梦中，汪曾祺感到先生还没有死，正在对自己说：
文字，还是得贴紧生活。用写评论的语言写小说，不成。
汪曾祺的梦醒后，便一口气写下了《梦见沈从文先生》。
据《明报月刊》记载，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都入选了，而且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文学奖得奖者是沈从文，因为诺贝尔奖只能颁给在世的人，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了，很多人为此惋惜，沈从文自己对诺贝尔文学奖却并不怎么热情，他生前曾致信荒芜说：
三十年来，只近于单门独户开个小小的服务店，把时间送走。回想一下，既对不起国家的期许，也对不起个人的生命。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许，实已超过应得的甚多。懔于孔子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训，一切赞许不免转成一种不祥的负担……世事倏忽多变，持平守常，在人事的风风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烦。
一个人的价值当不是某个权威的奖项所能界定，真正能界定的是还有没有活人需要、怀念和热爱他。
沈从文百年诞辰后，一千多万字的《沈从文全集》出版，因喜欢他而研究他纪念他的文章方兴未艾，多项沈从文纪念活动，不时开展。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说得不错！沈从文的作品，真正是：
雄浑苍凉，物我古今兼忘于刹那。
沈从文离我们而去了，可又没有离去，而且永远都不会离去，一如舟语所言：沈从文的存在昭示着一个寓言：
美与自由，永远不会被封杀至死，她们总会像涓涓之水，不是在这里喷出，便在别处流淌。而那精魂，将永远滋润着无边的绿色。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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