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鹤走后不久，胡也频和丁玲来了。看到沈从文一脸的喜色，他俩都默然不语。
“怎么啦，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沈从文看到他们忧郁的表情，急急地问。
“能出什么事，还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胡也频笑一笑说。
“我这里还有些钱，你们拿点去。”沈从文忙着掏口袋。
“不，不用。”胡也频说，“碧云寺那儿我们是住不起了，太贵。”
“那就搬下来，这公寓还有空房子，价格不贵，房东人又好。”
“好吧，我们就住这儿了。其实啊……”胡也频看一眼丁玲，接着对沈从文说，“我也不瞒你，我们已经搬出来了。”
“是给房东轰出来的。”丁玲补充说。
沈从文听了，才感到他俩的情况已经是很糟了，立马不好意思起来，连声说：“对不起，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你怎么啦？”丁玲困惑地问他。
“你们这么难，我还不知道。真对不起，你们先坐着，我这就去找房东，把你们的房子租下来。哦，你们的东西放哪儿，离这远吗？”
“就在外面呢。”胡也频说。
“快搬进来。”
丁玲见沈从文一副急样，不由地笑了，说：“就放外面吧，待租好了房直接搬去。”
“也好，我这就租房去。”
“给。”丁玲把两块钱递到沈从文面前。
沈从文像是很奇怪地看着他。
“在这儿租房的钱还有一点。”
“不用了，留着生活吧，这房钱就让我给你们出吧。”
“不行。”丁玲的语气很坚决地说。
沈从文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望着胡也频。
“就让休替我们出吧，到时挣了再还他。”
沈从文听了，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抬头瞅了丁玲一眼，赶紧离开。“休，休，别听他的！”
丁玲还在唤他，沈从文却头也不回像逃亡似的走了。
丁玲和胡也频与沈从文在汉园公寓里住了一个月，眼看快过年了，丁玲的家里还是没有汇钱来。由于生活无着落，丁玲只好再次离京回湖南老家。丁玲走时，沈从文和胡也频一同去送她，丁玲望着沈从文说：“休，你是一个大好人。记住，我会回来的，至多到年后，就一定回来。”
沈从文听了，认真地点点头说：“我等着你。”
丁玲走后，胡也频一人过来同沈从文一同住。可是没等过春节，因思恋丁玲，胡也频也不愿等下去，再次离京追往湖南。
丁玲和胡也频走后，沈从文一边在北大师从袁同礼学习图书编目等方面的业务知识，一边拼命写作。转眼到了二月，在北京最寒冷的冬季，沈从文结束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进修生涯，于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重回香山慈幼院图书馆。
2月12日就是除夕，到处都在准备过新年，连慈幼院的孤儿们，也显得有些兴奋的样子。沈从文独自一人在关门内的宿舍里，伴随他的只有一些被冷落在廊边墙角的菩萨和天王。
当新年的爆竹噼里啪啦响起来时，沈从文又想起了他的九妹，想到了他的母亲。
母亲啊，我的宇宙，我生存的希望和勇气！沈从文在心里反复地叨念着，在那些菩萨和天王们的面前走来走去，最后终于很快地坐在桌前，展开纸，拿起笔。
这一次，他没有写小说，更没有写诗或散文，而是写了一个独幕短剧。这个短剧后来发表在1926年3月10日的《晨报副刊》第1451号刊上，发表后仅仅四天，就被日本极东新信社用日文发表在《北京周报》第203、204号上。
据统计，沈从文在二十年代外译的著作有三十九篇，占当时发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三十年代外译的著作有四十二篇，占当时发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母亲》这个独幕短剧，是沈从文的第一篇外文译作。这是后话。
沈从文把《母亲》寄出之后，从邮局赶回宿舍，远远地看见关门前有一个女人。圆圆的一张脸，大大的充满灵性的一双眼睛，正水灵灵地远看着他。
“这不是丁玲吗？”他大喊一声，“丁玲！”脚步匆匆地朝她走去。
“丁玲，真是你。”
“海军呢？”
“你们没碰上？”沈从文大吃一惊。
“他也去了湖南！”聪慧的丁玲立刻猜到了。
离开北京之后，丁玲回到母亲身边，可她思念胡也频，渴望北京的打拼生活，终于说服了母亲，给了她些钱，又北上来京。没想到，丁玲和胡也频乘坐的船在洞庭湖上错过了，这边胡也频南下时，那边丁玲正好从湖南北上。
沈从文弄清了原委，显得有些着急，丁玲只是开始时皱了皱眉头，但很快就坦然了说：“没关系，让他去见见我母亲也好。”
“可是，你现在？”
“这有什么，你陪我去租间房，我在北京等他就是。到湖南他见不到我，还不马上回来。”
“这倒也是。”沈从文像是突然明白过来一样，马上下山去给丁玲租房。
这以后的几天里，沈从文特别请了假陪着丁玲，直到八天后胡也频从湖南回来。看着胡也频欢天喜地的样子，沈从文还是跟上次看到他们俩刚从湖南来京时一样，一边为他们高兴祝福，一边又感到心里空落落的。
与他们俩分别之后，沈从文回到自己的宿舍，面对纸笔，心里有许多话想倾诉出来。
他默默地琢磨了一会儿，挥笔写下了《呈小莎》这么一首爱情诗：
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随在你身边：男人在你跟前默默无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诚一片——在你后边举十字架的那个人，默默看着十字架腐朽霉烂。
完了，他读着这其中的几句，在心里对自己说：“看来，爱情是属于勇敢的人，我得吸取这次的教训。”
就在沈从文写出《呈小莎》诗第六天晚上，胡也频和丁玲上山来找他。俩人的面色都很凝重，沈从文见了，非常小心地问：“又出了什么事吗？”
“你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吗？”胡也频反问他。
沈从文昨天白天在图书馆，一下班就窝在屋里写小说，连馒头也是花匠给送来的，听到胡也频问，他用力地摇摇头。
“昨天，段祺瑞向群众开枪了，死伤很多人……”胡也频悲痛地说。
就在昨天，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原因是趁此之前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致使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以此为由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为此，由李大钊主持，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当局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李大钊、陈乔年均在斗争中负伤。
听了胡也频的介绍，沈从文愤怒了：“怎么会这样呢？这里是北京，政府怎么能跟山大王一样，动不动就开枪杀人！”
“这里的军阀怕是比不上山大王！”
“怎么会是这样！”
“我们要去散发传单，抗议军阀暴行，你去不去？”胡也频问他。
沈从文抬起头来，看看胡也频，又看一眼一直在旁边看着他的丁玲。当他的目光与丁玲接触时，马上垂下眼来。
“你是不是害怕做这种事。”丁玲轻轻地问他。
沈从文摇摇头。
“是不是没这方面兴趣？”
丁玲这回的声音虽然更低，沈从文听着却很刺耳，他再看丁玲一眼，还是摇摇头，沉默了一会儿，才回忆着说：“其实，我对他人的不幸还是很有同情心的。在来北京之前，我曾在陈军长创办的一个报馆里做了三个月校对，有一次看到了一个补锅匠捐款兴学的报道，我想到自己因为家里败落不能读书的苦楚，就用了十天的薪水买了邮票，寄到上海《民国日报·觉悟》，请求转给工读团。做过这件事之后，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秘密的愉快。”
“没想到你还会做出这种事。”胡也频高兴地说。
“你是说我是个自私的人？”
“绝对不是！对于朋友，这天底下没人比你好，可我就是感觉你对国事不是很关心。”胡也频坦率地说。
不是我不关心，是我没这能力啊！督办做到了民国第一任总理，陈军长贵为一方统领，就是他们这些人，对国事也就只能一声叹息、几句牢骚。像我这样，关不关心又能怎样呢？沈从文心里这么想，但没有说出来，只对胡也频说：“我跟你们一起去游行去散传单吧。”
以后接连几天，沈从文都跟着丁玲胡也频他们去了。游行，散了传单回来，胡也频和丁玲都很兴奋，不停地议论着，胡也频偶尔还会义愤填膺地喊几句口号。沈从文却显得很疲倦，一副头昏脑涨的样子。晚上，沈从文一个人躺在床上时，喃喃地自言自语道：“这么做有什么用呢？关键是人心啊。人心不好，只会是刀来枪去，争狠斗恶；人心好啦，世道才会太平啊。”
过了几天，1926年3月28日，沈从文被教务长召去，填了张表，换回一张证书，接着被香山慈幼院聘为图书馆正式编辑，薪金由原来的二十元增加到三十二元。
在给沈从文证书时，教务长一直紧盯着他的一张脸，看到他过分的平静，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来北京混的，现在有了这么好的一份正式工作，为什么就不激动激动呢？教务长有些想不通。
然而，让他更想不通的事没几个月又发生了！
沈从文在北大接受了图书馆专业知识的培训，又有了一份正式工作，非但不能激动，有时反倒深感不安。他喜欢图书馆，只是喜欢读图书馆里的书，却并不热衷去做为书分类、编书目等有关事情。我已经有几天没写文章了，他对自己说，甚至有些焦急。
熊希龄对他的宽容，栽培，给他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使他对熊希龄心存感谢，可是，他又仍然觉得自己和熊府及香山慈幼院的上层人物格格不入。当他开始认真地来思考这个问题时，他感觉到：自己享受熊希龄的“恩惠”的同时，已然在放弃“独立”，与自己来北京的初衷相悖。
沈从文的心里，有了一个疙瘩，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尊，感恩与不满的复杂情绪。
1926年8月30日，在反复地考虑之后，沈从文终于对自己说：“我不能用自己的独立人格来换取督办的‘恩惠’！”
完了，沈从文没敢让慈幼院的任何人知道，只是怀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对着宿舍对面的熊公馆看了很久，最后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毅然地离开了香山，再次住进了“窄而霉小斋”。
四十五年后，1980年6月，美国学者金介甫问沈从文：“你当年为什么会突然离开香山，跟熊希龄不辞而别？”
“为了取得独立，也为了其他一些原因”。
1981年4月11日，沈从文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有机会到熊希龄身边去做事情，那是我们中国的一位总理了，又是我的亲戚，他对我很好的。我自己偷偷跑了，离开了……我自己只是想写小说，而且只是想独立写小说。”
沈从文两次与人说的这些，应该只是他离开熊希龄的表面原因，而更深的原因，应该是沈从文在《给璇若》一诗中所透露的：
难道是怕别人“施恩”，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
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竞不理旁人的忧虑与挂念，
一任他怄气或狂癫，——为的是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沈从文成名后，曾多次去到香山慈幼院，给那里的孩子讲课，对晚年积极投身抗日，毁家纾难，爱国爱民的熊希龄，沈从文后来表示了相当的热爱和尊敬。
1947年12月25日，是熊希龄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沈从文为此写了两篇文章：《芷江县的熊公馆》和《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来纪念和缅怀熊希龄。
这两篇文章，不久分别发表在1948年1月3日天津的《大公报》和1948年2月21日北京的《益世报》上。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两篇文章后来竟然对沈从文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改变了沈从文后半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