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师古（581～645），字籀，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儒家学者、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
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父亲为颜思鲁。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
隋文帝仁寿年间，由尚书左丞李纲举荐，任安养县（今湖北襄樊）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其年少，问他：“安养剧县，子何以治之？”颜师古回答：“割鸡焉用牛刀。”杨素惊其夸口。后来果然以政绩突出闻名。后因坐事免职居长安，十年不得官，家贫，以教授为业。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入关，颜师古从父至同州朝邑长春宫谒见，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职。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王朝，拜颜师古为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掌机密，专典皇帝诏敕。军国政务等重大诏令皆出于颜师古之手，其文才当时未有敢于与其相比者。颜师古勤于政事，又擅长文辞，其所拟制诰册奏之工整美好，名冠当时。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颜师古被擢为中书侍郎，封琅琊县男。后因坐事两次被贬。颜师古聪敏好学，精于训诂。
太宗当朝，为了适应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为了国子监经学教育之亟需，重视对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因古籍久远，且辗转传抄，文多讹误，贞观四年（630），着手进行五经版本的统一和整理，“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旧唐书·儒学传》序），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五经文字从来未曾校定过，师法、家法各异，今文、古文不同。东汉末的蔡邕曾“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奏请“正定六经文字”，但在乱世中除留下熹平残碑外，不可能做到“正定文字”。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更使经学呈各种变异形态。官学体制繁杂，时开时停，各有师承，因袭旧说，在流传过程中以讹传讹，形成了各有所本、各有所师的复杂情况。当时，颜师古正坐事免官，闲居在家之际，奉唐太宗之命，潜心于五经的考定。师古利用“秘书省”珍藏的大量经籍图书，以晋、南朝宋以来古今本为依据，悉心加以校正。这实际上是对汉魏两晋南北朝及隋朝以来，五经版本与文字的一次大清理。历时两年多，选校了《周易》、《尚书》（今文、伪古文混合本）、《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种为“五经定本”，并呈献给唐太宗。
太宗看后非常满意，给予了重视，特地请诸儒评议，当时诸儒因受传习的束缚，争相非议。颜师古乃广引晋、宋以来典籍，一一加以解答，援据详明，皆出于诸儒意外，自此莫不叹服。唐太宗知道以后，“称善者久之”。
贞观七年（633），“颁其所定书（指《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者习焉”（《贞观政要》卷七）。稍后孔颖达等奉敕编撰《五经正义》，也是以“五经定本”作为其底本的。这样，颜校的“五经定本”以封建王朝法定的经典形式，颁行全国，作为中央官学至地方州县各级学校的标准教科书，成为朝廷取士的圭臬，直至宋代数百年间，士人谨守，无有异议。这是空前的盛举，对于学习者来说，克服了求经无所适从的苦恼。
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颜师古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专管校定古书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难字，他都能一一辨析，并说明其本源。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颜师古奉诏与博士撰写成《五礼》，进爵为子。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注《汉书》。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书成，进秘书监，以文学入选崇贤、弘文两馆学士。《汉书注》是颜师古晚年力作，在审定音读、诠释字义方面用功最多，成绩最大，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当时即有“杜征南（杜预）、颜秘书（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之称誉。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颜师古随从太宗征辽东，途中病故，终年65岁，谥曰“戴”。颜师古一生著述很多，与人合撰的有《五经正义》百余篇、《隋书》八十五卷、《大唐礼仪》一百卷、《令》三十一卷。自撰的《急就章注》一卷、《汉书注》一百二十卷、《匡谬正俗》八卷、《颜师古集》六十卷。此外还有《安兴贵家传》和《玲图》等。现存于世者仅有《匡谬正俗》和《汉书注》等。在颜师古的著述中，《匡谬正俗》、《急就章注》和《颜氏字样》，承祖先之余绪，启三唐之门户，作为唐代正字学的先驱者而永垂史册。《匡谬正俗》、《急就章注》，皆为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专著，训释与考据都颇为精当；《汉书注》为历史学名著。
颜师古并不看重官场的利益，对自己的潮起潮落也没有任何怨言，他没有为此而灰心，一心放在文学上面，使得自己的一生绽放光彩，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