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中国古典散文集(一)(散文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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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萧统

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梁武帝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太子,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好文学,重文士,自己也擅长诗文。他主持编辑的《文选》三十卷,对后世影响很大。有《昭明太子集》传世。

《陶渊明集》序

夫自衍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齐讴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骑之荣,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亦随之。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及。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之,若泄尾闾。玉之在山,以见珍而终破;兰之生谷,虽无人而自芳。故庄周垂钓于濠,伯成躬耕于野,或货海东之药草,或纺江南之落毛。譬彼鸳雏,岂竞鸢鸱之肉;犹斯杂县,宁劳文仲之牲!至如子常、宁喜之伦,苏秦、卫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卒如其言,岂不痛哉!又楚子观周,受折于孙满;霍侯骖乘,祸起于负芒。饕餮之徒,其流甚众。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子晋天下之储,而有洛滨之志。轻之若脱屣,视之若鸿毛。而况于他人乎!是以至人达士,因此晦迹。或怀釐而谒帝。或被裘而负薪,鼓枻清潭,弃机汉曲。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

【鉴赏】

这是萧统为陶渊明编集所作的序言。桥川时雄在《陶集版本源流考》中说:他所见的旧钞本《陶渊明集》的这篇序言后边有:“梁大通丁未年(527)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传。”如果这段记载可信的话,则萧统的这篇序言,恰好是作于陶渊明死后一百年之际。在此文中,萧统对陶作及其人品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序言旨在推崇陶渊明高洁的德操及其作品所蕴含的强大的教化作用,却用了大半篇幅,言及前人在人生中何取何舍的不同态度。前四段便是这些内容。作者的是非观在篇首就有明确的表现,他把自己表现自己以求进身荣显谓之“丑行”,而把不忌刻、不贪求称为“用心”“明达”,所以圣贤之人,或怀才而深自敛抑,或隐居避世,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深知:最好的修养,莫过于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儒家的“道”;最懂得爱惜自己的,莫过于能尊重自身,不做不合于道的事。所以,能够保存道,依着道的标准去行动,则自身就能安稳。如果自己失去了道,即行为越出了道的范围,那么自身就要遭到祸害。接下去,作者又用整齐的句式,一口气道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洋洋洒洒,气势贯通。他认为:人的一生生活在世上,短暂得如同白驹过隙,寄住旅舍一般,应该顺应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便可以放逸自由。不应忧谗畏讥,为了追求富贵而在社会上匆匆奔走。

那么世人都追求哪些荣华富贵呢?“齐讴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骑之荣,侈袂执圭之贵”,这些歌舞宴乐的享受,车马之盛,官职之高,萧统认为这诸方面的受用,虽则令人愉悦,然而也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是互为因果,互相转化的。所以“智者贤人”居于富贵之中,视其为危险之境,只有那些“愚夫贪士”,竞相去追逐荣华,像流出去的海水一样拥挤不堪。这里作者把“智者”、“愚夫”对待富贵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形象地刻画出来。一个是“甚履薄冰”,一个是“竞之若泄尾闾”。

接着又是一对形象的比喻,“玉”与“兰”生于山谷之中,皆为高洁之物,然“玉”的珍贵由于被世人的发现,而最终招致了它自然的质性被破坏。那么“兰”在幽谷,即使无人欣赏它还是芳香的。世上物如此,人亦如此。

一些高洁之士像庄周、伯成、安期生、老莱子,不愿违背自己质性之自然而随波逐流,正像凤凰这样高贵的鸟,不会与鸢鸱去争夺腐肉一样。“犹斯杂县”两句,用了《国语·鲁语》中的一个典故。故事说海鸟杂县,为避大风飞到鲁国东门,臧文仲就要使国人祭祀它。展禽说海鸟杂县是为自己避难而飞来的,对鲁国根本没有什么好处,不应该祭祀它,臧文仲即接受了他的劝告,终于没有用牲礼去祭祀杂县。文中用这一典故是说:犹之乎这个海鸟杂县,岂能劳臧文仲的牲祭?引申开来就是:世俗的名利禄位对高洁之士来说亦如海鸟杂县一般。

序文在论及陶渊明之前还有一段,继续以上的议论。唐尧与子晋,一个是“四海之王”,一个是“天下之储”,以他们的身份、地位,会有何等的富贵荣华!然而他们皆有弃世之心志,视尊位为鸿毛,更何况他物呢?所以,修养最高的“至人”与“达士”,因此而隐居避世,不追求世间的福寿荣禄,秉持自身质性之自然,像尧、彼裘公、渔父,他们皆是“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便由四段议论,自然地过渡到陶渊明。可见,上面大篇幅引用神话、史书、子书中的典故,赞赏圣贤之人的高洁品德,正是为论陶渊明的品格及创作作准备的。下文,便用一连串整齐的四字短句,语气十分肯定地给予陶文极高的评价。“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说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在此我们要介绍:在萧统作《陶渊明传》和《序》以前,讲到陶渊明的,只有与他同时的颜延之和后来的沈约、钟嵘。颜延之为他作诔,对他的文学成就,只说一句“文取指达”。沈约作《宋书》,把陶渊明收入隐逸传,对他的诗文成就也没有肯定。齐梁时刘勰《文心雕龙》,对他的作品只字不提。钟嵘《诗品》虽称他是“隐逸诗人之宗”,也仅列他于中品。可见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是有独创见解的。接着,萧统运用中国传统的评论方法,给予陶文一个形象的概括,说它如“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在作品内容上,“语时事”时“则指而可想”,“论怀抱”时“则旷而且真”。对照陶文,便可知萧统的这些评价,确实是有见地的。随后,作者又对陶潜固穷的操守给予极为惬当的评价,称他“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以为若不是能与道同盛衰,有着高深至意的大贤之人,谁也不能如此。

“余爱嗜其文”一段,是萧统自述其为陶渊明编集的由来。一是因“嗜其文”,二是因“想其德”。然而,作者唯独对《闲情赋》不感兴趣,在此对它提出批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闲情赋》一篇中,已有论说,此处略。

篇末以阐明为陶渊明编集的目的作结,强调陶作的教化的作用。认为读了陶作可以使人排遣掉奔走竞争之情,摒除掉卑劣贪吝之意,贪财的人可以廉洁,软弱的人可以坚强发愤。不只是可以实践仁义,抑或会与爵禄分手。不必一定要到泰山、华山去隐居才算有高操,也不必远求效仿那个传说中超然世外、若仙若隐的老子。总之,它(指陶集)还是有助于教化人民的。

萧统是最早为陶渊明编集,并对陶诗及其人品作出很高评价的一个人。集序中虽有偏颇之处,但从总体上说,是很有见地的。今天它对我们评价陶渊明依旧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的。此文以流畅的笔法,大量用典,集中国古代高洁之士于一炉,扩展了序文中字句的内涵。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卓著的才学见解和高尚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