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利率掉期”业务便诞生了，并且规模巨大。1982年，在纽约和伦敦的柜台市场大约出现了名义价值30亿美元的货币掉期和20亿美元的利率掉期。1984年，第一波士顿铺天盖地地在各大报纸上做广告，画面是一个婴儿的大幅照片，广告词是“这是世人尚未领养的身价400亿美元的婴儿”，旁注婴儿就是指利率掉期。1988年，已完成5 000多亿美元的利率掉期和1 750亿美元的货币掉期（数字来自国际掉期交易商协会，这是一个与掉期业务同步发展的组织）。1994年，利率掉期的名义价值超过4万亿美元，货币掉期超过1万亿美元。通常是中介机构、做市商和自营交易者使用掉期合约来减少风险，但这种衍生工具的终端用户也是如此。现在，掉期常常是量体裁衣般通过定制来满足特定交易对家的需要，因此标准化程度不够，不能在交易所交易。到2000年，发行在外利率掉期的名义价值接近50万亿美元（货币掉期只有3.2万亿）。到2008年，利率和货币掉期的名义价值共计超过400万亿美元。
利率和货币掉期的柜台市场，现在大约代表了交易所交易型基金的3倍价值，这些交易型工具包括利率、货币、股指期货和期权。所有这些工具，包括利率和货币掉期，都称为衍生工具；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从风险再分配和消除市场异常定价的角度看，它们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华尔街最先快速介入了这类业务。所罗门兄弟和第一波士顿很早便将利率掉期应用在储贷机构和其他企业的身上。不久，多数华尔街公司都聘用金融学博士出身的职员，帮助公司寻找聪明的新办法来处理能创造交易机会的衍生工具。马尔隆·斯科尔斯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罗伯特·默顿，20世纪90年代加入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做的就是这样的事。衍生工具业务促使资本市场行业在很多方面应用数量化金融技术，在此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一般交易员的智商水平，但同时也让受到过度激励的衍生工具交易员承受着某些新的风险。
信孚银行的痛苦经历
20世纪90年代初，信孚银行在美国银行中是一颗璀璨的明星。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声誉，是因为它成功地实现了转型，由纽约市排名第五的零售银行变为强有力的交易型和批发型金融公司，拥有值得称道的利润边际和很高的风险调整后资产收益。查尔斯·桑福德是银行业从事交易业务而成为首席执行官的第一人，在他的领导下，信孚银行宣布并实施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投资银行业谋得一席之地，并提供专业的风险管理服务。信孚银行常被称为美国管理最佳的银行，是银行业分析师最喜欢的公司。的确，它成了现代银行企业的典范。贷款比重下降，不超过总资产的30%，总资产中大约有45%投放在交易上。
它所创立的贷款是杠杆收购贷款复杂而高级的前身，杠杆收购贷款10年之后才被开发出来，用于为杠杆收购和类似交易提供融资。信孚银行会保留管理费，通过银行分摊多数贷款，仅持有小部分贷款。它开发了一些方法，让银行能够有利可图地参与商业票据和其他货币市场工具业务，并开发了规模相当大的国债、外汇和衍生工具的交易业务。1990年，非利率收入占到了信孚银行总收入的75%，其中约有1/2来自交易业务。它的交易员必须遵守严格的资本配置规则，但他们也有很高的业绩激励，薪酬非常丰厚。查尔斯·桑福德谈到银行与客户的关系在发生变化时说：“我们不再有客户了，我们有交易对家。我们不娇惯它们，我们和它们做交易。无论它们想做什么，我们都能想出办法和它们一起做。当然，我们也期待能从中赚钱。”
1990年年底垃圾债券市场崩盘，在此后经济衰退的形势下，信孚银行把交易业务更多地放在各种类型的衍生工具之上。它精于复杂的定制掉期交易，可以直接针对具体交易对家精心设计掉期合约。然而，到1994年年底，美孚银行不知不觉地陷入好几桩棘手的诉讼案，涉嫌将非常有害的衍生工具卖给一般说来毫无戒心的交易对家，包括宝洁公司，它声称被信孚银行敲了竹杠。这些衍生工具中包含复杂的掉期，能让一些公司通过借入资金对利率的未来走向下注，而利率却走向错误的方向了。问题在于，交易对家认为它们是该银行的客户，因此理应享有一些关照。
1993年年底，宝洁公司接受信孚银行向它出售两张定制利率掉期合约的提议，合约涉及5年期美国国债和德国马克。到1994年4月，在美国利率意外出现大幅上升之后，这两张掉期合约遇到了麻烦。宝洁公司减记资产1.57亿美元，解雇财务官，此人负责买入了掉期合约。它还根据联邦《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非常公开地愤然控告信孚银行犯有欺诈罪，并有欺骗性的常规做法，根据该法规定，损害赔偿金可以达到实际损失的3倍。诉讼提起之后，其他深感失望的美孚银行的交易对家，因不满也被迫接受了损失，立即仿效宝洁公司，打起了官司。这些交易对家所受损失估计为5亿美元。
为了揭露与诉讼有关的事实，信孚银行交易室中交易员间的交谈录音带也传到法庭作证，交易员的谈话也进入案件之中。那时的交易员在闲谈时，会毫无顾忌地谈到，如何以牺牲较不聪明的竞争对手或不明实情的交易对家的利益，成功地这样或那样赚了一大笔钱。与我共事过的一个交易员曾经向我提到，在让别人接受一桩交易的报价时，如何“着实敲他一笔”。多数时候，那种谈话只是男人为了逞强说出来的。在此案中，这样的谈话很快就泄露给媒体了。录音显示，那位与宝洁公司做掉期交易的信孚银行交易员，说他“把他们哄安静了，然后狠狠地干了他们一顿”。
这就够了。信孚银行股价直线暴跌，丧失了20多亿美元的市值。在报纸所做的客户满意度调查中，信孚银行的排名垫了底（先前可是处在顶端的）。银行的盛名受到如此伤害，董事会便成了“弹道学家”，非得查出责任人来。董事会强迫查尔斯·桑福德早早退休，毫不考虑他提议的继任人选，从外面另请了一个人来整顿银行。信孚银行很慷慨地了结了官司，没有上法庭面对审判（原告律师本来预期会撤诉，因为合约签订之后出现的交易损失，并非信孚银行的责任），在账面做了大笔核销。它后来为节约成本，退出了衍生工具业务领域，解雇了1 400名相关雇员。过了数年，“被剪了毛”、自尊心受挫的信孚银行，以98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德意志银行，自己的名称也随之丧失。信孚银行作为独立的批发银行服务提供商，从此销声匿迹了。
信用衍生工具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种新型的衍生工具信用违约掉期诞生，迅速被银行和其他信用中介机构以及投资者所采用；这是针对贷款违约所做的一种保险。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由两个交易对家签订，据此合约，一方应每年支付一笔款项，以便能够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将与信用义务有关的风险转移给另一方。现在，信用违约掉期市场非常活跃，为贷款头寸进行保险的成本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市场上得到。这样的成本信息在信贷市场上已成为一种具有信号作用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反映了具体公司的偿债能力。
信用衍生工具的成本，随着影响债券、贷款等信用头寸市场价值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因素包括：预期违约率或偿还率的变化、信用评级的变化、作为整体债务工具的流动性变化、债务保险或担保已觉察到的价值变化。信用衍生工具成本的波动性可以从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中看出来，2007年7月，美林证券1 000万美元债务违约保险的成本是2.5 万美元，9个月之后，升至15万美元。
据国际掉期交易商协会报告，2008年，所有发行在外的信用衍生工具的名义价值（也就是受到保护的本金数额）为38.6万亿美元。
金融信息技术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若没有可称为金融信息技术——包括信息的收集、展示、分析、发布和应用——的并行发展，那么让金融市场产生重大改变的创新是很少能够出现的。1980年以前，交易员依赖的信息可能是与别人交谈时偶然获得的，或者来自以公开发布的（通常已过时的）财务报表和研究报告为基础的分析。固定收益证券是根据风险溢价的相对等级来交易的，或者说交易时的价格会体现出无风险收益率债券（比如美国国债）与该债券之间的收益差。要交易这样的债券，你会想知道过去的风险溢价是多少，在你想交易的某个时刻，风险溢价又是多少。收集这些信息并非总是很容易，而信息也并不总是很准确、很标准，或是最新的。再说，纵然有了正确信息，你还可能需要做复杂的量化分析，才能确定这样的风险溢价此刻是否值得下注去搏。再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把这种做法应用到数以百计的不同债券上，而且有些还只是在伦敦和东京才有报价，行情又总是变动，你便能体会到，如果只是依靠交易员的直觉来交易，要提高交易业绩会有多么困难。必须开发出新的工具，来收集各种证券的实时价格信息，也必须创造新的交易分析方法，让交易员能够发现投下资金的最佳地方。
彭博资讯公司
迈克尔·彭博当时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任职，他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遭公司解雇时，也正在思考。彭博本是一个交易员，后来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每隔一段时间便要进行的野蛮人事调整中被推到了一边，再后来又重新浮出水面，负责公司的计算机系统，这在当时毫无疑问也相当于打入了冷宫。这是一个后台职能部门，有自尊心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合伙人是绝不会在这里工作的。但是，彭博认为可以用计算机来帮助交易员，譬如，对两个本质上相似而交易价格却不同的证券比较风险溢价。聪明的交易员会买入两者中较便宜的，卖出较贵的，可以锁定一笔基本上没有市场风险的差额。当这种误定价现象自我纠偏，消除了不合理的差额时，交易员便可以赚钱了。迈克尔正是在这时被炒了鱿鱼。1981年，作为与菲利普斯兄弟公司合并的一个条件，所罗门兄弟答应减少合伙人数量，当时公司认为彭博并非必不可少的人物，便让他走人了。
彭博深感惊讶，感到受了伤害，但他看到，被所罗门兄弟解雇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能悉数拿回合伙人资本，总计约有1 000万美元，他可以用这笔钱创立属于自己的公司。他想创办的公司使用新的小型台式计算机（IBM公司个人电脑于1981年面世，很受人们欢迎），收集和比较两个以上不同债券的价格，在市场上助交易员一臂之力。他雇请一些程序员，开始干起来。大约一年之后，他有了一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机器（装有一个程序的迷你计算机）——他称为“彭博机”——并着手把这种机器租借给华尔街的公司。美林证券最先租用，接下来，用彭博的话说“就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了”。一旦美林证券被人看到在使用彭博机，其他所有公司的交易员也得使用这种机器。彭博遇到了来自路透、德励和道琼斯的强劲竞争，但他的机器总在更新，总能不断体现交易员的意见，并赶在他人的前面更新。
此后又出现了一场数量分析技术革命，能让所有这些定价数据得到更好地利用。早期的市场“数量分析家”，诸如费雪·布莱克和马尔隆·斯科尔斯之类，都在忙于建立各种模型，例如：市场如何运行的模型、均衡定价应在何处出现的模型、套利交易机会能在哪里发现的模型、对冲策略应该如何确定的模型、复杂风险管理程序怎样管理和控制的模型等。这会涉及海量的数学分析——与20世纪60年代古斯·列维及其同代人所用方法有着天壤之别——为交易员、基金经理、研究分析师、内部系统管理人员开辟了新的职业生涯之路。到20世纪90年代末，华尔街已在引人注目地竞争来自学术界——在数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方面——最有才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