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政府提出一个计划：债务国可以购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长期零息债券（所有本息均在债券到期时支付），用来担保发行新的长期债券，以交换未偿还的（违约的）银行贷款。这些新债券称为布拉迪债券（这样称呼是为了对时任美国财长尼格拉斯·布拉迪表示敬意，他也曾是德威证券的高级合伙人），债券的定价反映了违约贷款的市场估计价值，所以，参与交换的银行在交换时不得不在账面计入大量损失，但是，如果银行不交换，可能最后手中只会留下一文不值的贷款。银行都接受交换提议，不愿无穷无尽地等待政府间谈判，虽然这可能会在未来多年以后让它们得到一些偿付。这是第一次以市场为基础进行交换，以便解决第三世界过多的债务问题。
交换涉及大量布拉迪债券，多数银行得到债券后，都很急切地希望卖掉。于是，这些债券开始非常活跃地在纽约和伦敦进行交易，不久，市场价格便开始反映有关债务国的资信状况，债券投资者的收益也可以与同期限的美国国债进行比较。所罗门兄弟和希尔森–雷曼兄弟公司最先参与了布拉迪债券的做市交易，后来又渐渐地参与未受布拉迪债券担保物担保的发展中国家不良债券的做市交易。随着这类债券的交易变得活跃，债券评级的需求也立即浮出水面，债券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开始发布评级。
第三世界债券市场是投机性市场，但垃圾债券市场也是如此。然而，第三世界债券价格会上涨，因为资信评级提高了，流动性也增强了，或者因为有些政府承诺实行新的改革，让国家踏上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不过，违约债券不受《破产法》的保护，因为借款者的身份是主权国家，但是，如果有国家遭遇财政困难，投资者可能会希望出现某种形式的国际援救，将损失减至最低，或者会期待再有一次债务重组的交换安排。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这两种情况都时有发生。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作为贷款违约者，有了资本市场对自己进行回避的经历之后，变得更加慎重，又由于承受着要求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的国内压力，便决定努力实行真正的市场改革，期望由此带来价格稳定，也吸引资本投资。墨西哥在受过哈佛教育的经济学家卡洛斯·萨利纳斯的领导下，成了第一批这样尝试的国家之一（萨利纳斯于1988年当选为墨西哥总统，不过，1994年不体面地下台了）。这种新的经济发展之路，有些经济学家称为“华盛顿共识”，为布拉迪债券的价格回升创造了条件，也吸引了企业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趣。如果“华盛顿共识”有助于债券价格的提升，机构投资者心里猜想，那不是对股票价格更有助益吗？先知先觉的投资者便可以抢先在这些国家尽量多地建立仓位，等待市场发现实情。倘若这果真会发生，难道没有实行一些更大改革的余地吗？比如让某些国有企业私有化？
的确，这些都发生了，第三世界渐渐以“新兴市场”而知名。1991~1994年，在新兴市场，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大幅上升，助长了一波私有化股票发行浪潮，公司股票和债券市场一时间繁荣兴旺。很多国家以前很不愿让市场经济取代政府的牢牢控制，现在“华盛顿共识”对它们产生了吸引力，繁荣兴旺的形势便不断扩展，也包括了其他国家，如秘鲁、巴基斯坦和其他以经济治理极端不善闻名的国家。
随着兴奋的持续，一时的繁荣兴旺变成了一场泡沫。这种热潮受到了两个因素推波助澜的影响，这便是中国的经济改革、1989年推倒柏林墙。实际上，整个世界自愿选择了改革治理体系，采用某些形式的市场经济做法来改善经济条件。数年之后，印度也加入进来，实行经济治理的变革，改善公民的生活和未来。这些国家几乎代表了全世界1/2的人口。如果改革足够成功，可以持续下去，那么新兴市场增加的所有投资和发展机会将是资本市场从未经历过的。
但是，正当新兴市场的支持者高唱此调的时候，各地市场却陷入一片混乱。1994年年底，墨西哥比索崩溃，突然终止了这一派繁荣兴旺的局面。全世界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同时崩盘。以美元计量的国际新兴市场投资综合指数1993年上涨80%，1994年下跌了12%。按1994年1月1日的水平衡量，土耳其股市跌去57%，墨西哥56%，中国54%，波兰50%，中国香港41%，其他国家暴跌20%~30%不等。市场暴跌是美国和欧洲大型机构投资者夺路而逃造成的，尤其是它们当中本来做长线投资的国家基金管理公司，都争先恐后地退出市场，因为它们很震惊地发现，墨西哥——这个“华盛顿共识”最早开始的国家——出现了由政治原因驱动的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可疑财政操作，于是都认定该是撤出的时候了。
但是，市场又回升了。经济改革从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方面看已开始取得成效，这保持住了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在俄罗斯、中国、拉丁美洲国家、印度，改革逐渐实行，有时虽是一阵一阵的，但到底还是实行了。这些国家认识到，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提供投资的最佳和最可靠的资本必须来自私营部门投资者，而不是来自外国援助或世界银行之类的国际发展机构。50年来，后两种资本来源都不可靠，也不够使用，但只要这些国家按照投资者期待的规则来玩游戏，来自私营投资者的投资就会继续下去——所谓游戏规则就是要实施改革，在法律上保护私有财产，开放投资和所有权，实行私有化，减少国家涉足经济部门的规模和作用。这些并不需要同时发生，但必须让人相信，有些是在发生之中，并且经济正在日益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失望是可能会有的。
2003年，高盛公司一位经济学家吉姆·欧内尔发表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如果四个新兴市场大国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合称为“金砖四国”）的高经济增长率能持续下去，到2050年，它们将赶超西方所有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同时带来很多有趣的结果。几年后，欧内尔又将11个国家加入他所认为的新兴市场重要国家之列，这些国家已理解改革的真谛，正在努力奋斗，也比以前表现得更好。欧内尔指出， 1999~2006年的8年间，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平均经济增长率是5.9%（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分别为6.5%、6.6%和9%），相比之下，同期日本经济增长率是1.5%，欧盟为1.9%，美国是2.8%。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主要投资银行都竭力在新兴市场确立自己的地位。它们见证了许多起起伏伏，也因业务发展常常步调缓慢而深感挫折。但毋庸置疑，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政策30年之后，已给这些投资银行带来了良好的结果。譬如，高盛公司主承销了中国多家国有企业股份制股票的发行，包括为一家大型银行发行股票（高盛之前在这家银行作了巨额私募股权投资）；投资于房地产；提供并购顾问服务；与管理逾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央银行做交易；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和合资公司。高盛前总裁约翰·索恩顿做了清华大学的管理学教授，这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为了支持在中国的业务发展计划，1999年开始担任高盛首席执行官的亨利·保尔森，在2006年成为美国财长之前约10年的时间里，去中国旅行多达70次。
挑战银行管理
2007年，全世界股票和债券的市值为144万亿美元，其中约一半是股票。美国市场代表了36%的全球股票市值，49%的债券市值。新兴市场代表了19.3%的全球股票市值，1990年这个数字为6.4%。专业机构管理的所有资产不足1/2在美国。自1971年发生“尼克松冲击”之后，自其后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受市场压力而改革和（多数时候不自愿地）放松管制之后，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逐渐向一体化发展，使得大量（各种货币的）投资资金为寻找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而跨界流动。今天，市场已高度相连，也非常有效。与10年前相比，市场的监管更好，透明度更大，利用成本也更小了。
现在占据其中的是熟练的专业投资者、交易员和投资经理，哪里需要，他们便向哪里输出才华和能力。这些新发展所代表的一切变化，都是投资银行业之外的力量所引发的。随着政府改变重要政策，放松对传统做法和程序的管制，或许是无奈地对不能再无视的经济和市场力量作出反应，这些变化便发生了。这种旋风般的、异乎寻常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突然变化，每100年左右才会在金融领域出现一次，会对有些人带来巨大危险，又给另一些人创造巨大机会，给金融业所有的参与者都会施加巨大的调适压力。结果，随着一些公司扩张至国境之外，在追求一个又一个新机会的过程中发展到超乎意料之外的程度，行业领袖也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截止2007年，全球9大投资银行每家在主创交易中都占到了1万亿美元以上的份额，涉及领域包括银团贷款、全球股票和债券承销、收购兼并。9家公司总共占有全球所有这些类型业务的2/3。其中6家是美国公司（分别是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3家是欧洲公司（分别为瑞银集团、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5家属于全能银行，5家属于独立的综合性投资银行，没有存款业务。2008年最后数月发生的事件，并不会使这个格局产生多大改变。美洲银行代表美林证券，巴克莱银行代表雷曼兄弟，加入这个统治集团，集团其余部分大致没有变化。这些公司多年来高居排行榜榜首。其中多数有1/2以上的收入来自国外运营，外国人在雇员中占了1/2以上的名额。很多这类雇员出生于众多不同的国家，代表众多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不能流利地用英语交流。
这些大型投资银行20年来的服务市场增长了一倍；完全可以预期，在新兴市场发展的影响之下，又随着金融交易非中介化的继续，金融交易离开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入资本市场，大型投资银行的服务市场还可能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上涨1倍。对于那些愿意并有能力对此加以利用的公司，会有很好的机会。在世界多数地区，这些公司可作为本土公司来运营，除了参与成为重大新闻的大型跨国交易之外，在意大利、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全球各地都可以参与当地交易。它们可以利用世界各地的突发事件为己谋利，比如利用石油价格暴涨之后，中东地区突然出现的汹涌的投资力量，它们也可以得益于其他让它们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增值的趋势和新发展。2008年高盛公司第三大营业机构位于印度班加罗尔，公司在此保持着自己的内部IT外包业务。高盛还拥有另外30个国际营业机构，相比而言，美国本土总共只有30个国际营业机构。
这些公司拥有越来越大的自由和能力，可以将资源和人才配置到最需要或得到最佳使用的地方。然而，有效发展业务能力将资源和人才与价值观和原则，以及适合眼前工作的控制系统糅合在一起，需要花费时间，需要耐心和很多投资。许多公司已踏上完全国际化的道路，不少公司也在路边摔倒。里昂信贷原是法国的一家主要银行，有着拓展国际业务的雄心大志，在一阵盲目的海外收购之后出了问题，不得不于1993年接受政府接管。华宝证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实行被谑称为“宇宙大爆炸”的改革之后，作为英国一家主要投资银行开始崭露头角，却在1994年因国际债券交易损失而身遭重创，被迫出售给了一家瑞士银行。
还是在1994年，高盛卷入一场针对罗伯特·马科斯维尔的欺诈罪指控，他是英国一个无赖创业家，窃走自己设立的养老基金，然后破产自杀，让高盛因为疏忽大意支付了罚金。巴林兄弟在新加坡分公司一名无赖交易员利用后台管理系统漏洞，制造了巨额套利交易损失之后，这家有着223年历史的英国老牌商业银行于1995年破产倒闭。2004年，花旗集团对自己的日本私营银行业务失去控制，这类业务违背了日本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花旗集团被迫予以关闭；2005年，花旗集团又在欧洲市场从事一桩巨额债券做空阴谋，暴露之后，遭到大量公开批评和羞辱。在国际业务中，还有很多其他犯错实例，尽管并不总是致命错误，但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也会带来损害声誉的尴尬处境，而声誉遭受损害又会削弱公司的长期生存能力。
尽管如此，投资银行业务的国际运营现在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公司仅凭一个市场的运作，无法满足饥渴的大型企业客户和机构投资者客户的需求，公司必须以最低成本在全世界寻找最佳机会。要进入9家顶级投资银行的世界，壁垒是很高的；时至今日，除了收购之外，进入壁垒看来无法突破。然而，在一个高度竞争、价格敏感又快速变动的环境中，最佳团队通常并不是通过收购刚刚拼凑起来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