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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国际业务的发展(1)

导读

几十年来,全球的国际化更多地表现为美国的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美元的国际地位以来,美国的投资银行几乎没有放过全球的任何一次机会。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还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之初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改制上市都成了以美国为首的投资银行的饕餮盛宴。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把美国投资银行养得脑满肠肥,难怪鲍尔森在他担任高盛首席执行官时不远万里,70多次造访中国。直到他当了小布什时期的财政部长后还频频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让中国金融资本市场更加打开门户。

也许历史性的转折已经开始,美元的力量和美资投行的力量已成樯橹之末,未来10~20年是不是有更多国际化投资银行来扮演投资银行的角色,让国际化走出美国化误区,应该是一种期待。

1968年年底,58岁的亨利·福勒,作为林登·约翰逊总统内阁将要任期届满的美国财政部长,与其他少数几个人成为高盛公司的合伙人,这是最后一批由西德尼·温伯格独自挑选的新晋合伙人,6个月之后,温伯格便去世了。温伯格是约翰逊总统的支持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时工业生产局任职以来,就认识了福勒,此后两人断断续续地有些联系。

福勒,人人称为乔,本是一名律师。他原先对银行业一无所知,这种状况至少延续到他进了财政部,他在美国财政部开始是做副部长(1961~1964年),后来成了部长(1965~1968年)。在财政部,他做了两件很有名的事情,一是精心策划,让美国国会通过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时期的减税政策(1964年),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还效仿了这一政策。另一件是与联邦财政赤字作艰苦的斗争,就在1968年11月离职前,通过适量增税,成功地使联邦财政预算变成了小有盈余。

然而,美国对外国债权人的国际收支长期是负值,因此年复一年,流出国外的美元总是多于流回的美元,那时像现在一样,国际收支必须靠向外国央行和其他境外投资者出售黄金或证券,来作到平衡。结果,黄金便从位于田纳西州诺克斯堡的美国金库移往国外目的地——虽然与此地储藏的所有黄金相比,移往国外的数量并不算大,但足以让保守的财经评论员感到惊恐,于是,媒体通过他们便使黄金流动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乔竭尽所能,要阻止黄金外流。他引入“利息平衡税”,实质上就是阻碍外国借款者使用美国债务市场,他还针对美国公司的资本流出,制订了一个“自愿约束”的制度——后来自愿约束变成了强制性约束。这套约束要求美国公司,若在国外投资子公司、开设新工厂或进行其他任何资本购置,都必须在美国之外而非国内为这些项目进行融资。当时美国公司正在海外积极扩张,在欧洲和日本尤其起劲,那里的利率都要高于国内。美国公司不愿意被迫按较高的利率融资;华尔街当然也被弄得非常懊恼,因为政府的行为抑制了外国政府和公司在美国市场发行债券,也迫使美国公司在别处筹措资金。

不过,乔很强硬,这些措施也证明他有些过失。他采用了维护美元的政策,并强力推行这一政策,作为一部分结果,就是促成了一个新的具有替代作用的金融市场,欧洲市场,在美国之外发展起来。不到20年之内,欧洲市场便成了世界上一个产生资本市场交易的主要场所,在交易量以及新债务和股权证券的发行定价方面,几乎与美国平起平坐了。

欧洲市场的诞生,主要是在伦敦的银行分支机构中,出现了以美元为面值的存款。伦敦是一个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很便利的地方,在这里,美国银行监管部门鞭长莫及(因此存款免于遵守准备金要求),开立账户也不用向美国的税务机关报告。持有美元面值存款的银行,需要把这些存款投放在以美元为面值的投资工具上,但在欧洲,开始并没有这样的东西,直到“欧洲美元”贷款产生了才有。

由于美元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属于本币,于是银行之间便逐渐发展出了一个交易欧洲美元存款的柜台市场——你可以买入或卖出欧洲美元,可以投资于以欧洲美元为面值的贷款或其他金融工具。这便成了伦敦银行间市场,这里每日都会发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同业存款利率。20世纪60年代初,花旗银行引入欧洲美元大额存单,由此扩大了大额存单市场的范围,而英国的商业银行华宝证券则于1963年首次承销以美元为面值的欧洲债券,为意大利国有高速公路局建设高速公路干线进行融资。

这次欧洲债券发行量很小,只有1 500万美元,但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华宝证券费尽心思,设法在全欧洲范围内达成一个共识:只要这类债券以“私募发行”的方式营销,其发行便不必向欧洲的众多证券主管机关注册,但必须由银行出售给客户。结果,这类债券的发行实际上是无人监管,也不存在国家管辖权问题,这意味着,它们没有真正纳入任何国家的法律或监管框架之中,也不会在任何国家招致税收的问题。再者,这类债券发行时不要求登记投资者名称——它们是“无记名债券”,到期偿付时,谁出示债券便向谁偿付——因此可以匿名持有,这对于欧洲及其他地方不想被追踪资金来源的要求保密的投资者,确是一大优势。

这类新出现的债券对欧洲的私营银行也很有吸引力,这些银行为客户管理着大额资金,特别是瑞士的银行,它们通过有保密功能的“编号账户”,为形形色色的人管理钱财,其中很多人都在藏匿资金,不让税务机关、家庭成员或外国政府知晓。这时的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刚刚度过20年多一点,人们还记得战时大量的私人财富,由于没有得到妥善藏匿,都丢失或遭窃了。银行为分销欧洲债券,会向客户收取很多费用,但是客户并不介意。相较于投资收益率,客户更看重匿名的特色,再说,投资收益反正也是留在编号账户中,不会被征税。

西德尼·温伯格对这一切了解得并不多,但他知道自己的公司客户在海外融资,他不希望客户流失到在国外比高盛更加活跃的其他投资银行那里,尤其是摩根士丹利、第一波士顿和规模较小,但在国外融资领域拥有独特优势的怀特维尔德公司。乔·福勒是在欧洲和别处为高盛打开门路的一个人物,他在1968年与新晋合伙人之一的迈克尔·科尔斯合作,被挑选去参与竞争激烈的国际业务。3年之后,我也已很好地适应了属于主流的(国内)公司融资部,新成为业务副总裁,却不顾所有同事的劝告,加入了小小的,但胸怀大志的国际业务部,和一帮兄弟努力着,要让世界对高盛开放。

1970年,高盛没有任何国外办事处,差不多也没有来自美国之外的公司客户。有一些国际经纪账户与外国商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也有一些业务联系,但也只是如涓涓细流的所谓互惠业务。公司与重要国家的央行和财政部,如果说有些关系,也是很少,的确,在欧洲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在经济增长迅速的日本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日本当时正是最新出现的吸引眼球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家,与今天的中国很相似。高盛开拓国际市场,有很多工作要做。迈克尔·科尔斯是一个英国人,一直为高盛做欧洲债券业务,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没上过本科,十几岁时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参加过朝鲜战争。迈克尔于1971年在伦敦开了一个很小的仅有4人的办事处,他搬到伦敦时,公司安排我替代他在纽约的位置,如果谁的客户有国际业务要做,可以来找我。我同时还负责照看日本业务,定期到日本,在那里竭力争取业务。

我们当时在做一些国际业务,需要很在行地把欧洲债券介绍给国内客户,那些客户仍然在国际业务子公司新任董事长乔·福勒先前作为财政部长时制定的控制措施下运作。我们也有兴趣为发行可转换债务(能转换成股票的债券)的日本公司在美国或欧洲市场融资,有兴趣协助美国之外的公司在美国收购企业。然而,正当我们的国际业务启动的时候,世界却发生了变化。

改变世界的三大冲击

日本人常把突发的重大变化称为“冲击”。20世纪70年代期间,就发生了三次这样的冲击,这些冲击尤其是对华尔街及其所从事的业务带来了影响,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恰当或充分的理解。

尼克松冲击

1944年,美国政府召集所有同盟国,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国际会议,力求就国际货币体系达成一致意见,帮助战后世界恢复经济和金融稳定。会议上诞生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诞生了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汇率机制。金融稳定实质上意味着要遏制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是即将到来的战后经济复苏的一大隐忧。会上达成一致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求:美元以官方兑换率每盎司35美元钉住黄金;申请加入这一体系的其他所有国家(也就是西方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其货币必须以协商确定的汇率与美元挂钩。申请国政府必须强力捍卫汇率,通常采取的手段是调整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

然而,这意味着要对这些国家施加经济方面的纪律约束。实际上,这个体系必然会崩溃,因为最初的汇率确定于1944年,而那时所有有关国家基本上都由于战争影响,经济凋敝或混乱不堪。在战后复苏中,很多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负债比率,这些实际上又会要求汇率作出变化。但是,这一体系的设计意图是在维护最初的汇率,而不是经常或逐渐地调整汇率。高通货膨胀国家会被要求提高利率或实行价格控制,出口贸易很成功的国家又被要求抑制出口,或鼓励进口,以此让汇率保持在协定的水平上,但很少有国家能在经济上执行这些条款的同时,却不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有时,汇率调整不可避免,国家会突然,通常又是令人尴尬地宣布让它们的货币贬值。不过,这个勉强支撑了25年的体系,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似乎还是尽其所能地做到最好。

到1970年,越南战争造成的影响已开始在美国使通货膨胀变得更加严重,外国对美元的信心和敬意也开始减退。越南战争在欧洲就像在美国一样不得人心。多个欧洲国家政府向美国财长约翰·康纳利抱怨,美国的通货膨胀正在失去控制,让国际货币体系不堪承受。康纳利答复说,“美元虽是我们的货币,但这是你们的问题。”这样的回答很可能让问题更加恶化了——1971年前6个月,220亿美元的资产逃离美国。作为对资产出逃的回应,1971年8月15日,康纳利宣布,美国将不再以黄金来兑换美元。如此一来,约翰逊政府便单方面“关闭黄金兑换窗口”,致使美元除了在公开市场之外不能再兑换成黄金。尼克松作出这个决定,非但没有征求国际货币体系其他成员国的许可,甚至也没有与美国国会商议。不久,这项决策便被冠以“尼克松冲击”的绰号。

康纳利宣布之后,美元和其他货币的价格便由市场决定,而不是为了维持人为的汇率由政府来决定了。这并不是美国有意为之的一种放松管制,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意外事件,是市场和政治压力施加于美国经济之上造成的。这样的事情果真发生了,也确是一个冲击。

当时,很多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包括乔·福勒,都担心浮动利率制会破坏国际金融稳定,危及世界贸易,从而带来再现20世纪30年代痛苦记忆的经济形势。他们对领导政府的聪明人有信心,但不能想象一个除了市场投机者之外无人控制的体系会是怎样。使他们非常惊讶的是,由市场决定的体系运转效果却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好,尽管颇花了一些时间才见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