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来再说高盛，温伯格个人打在公司身上的印记是非常鲜明的。他是公司老板，以特有的方式表现着独断专行，萨克斯兄弟们被放在了一边，不过问公司的大事。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温伯格的各种活动给予支持，这不能有半点马虎。1950年时，萨克斯家族中只有沃尔特和霍华德仍是合伙人。在公司里，13名合伙人中有9人（以及多数尚未成为合伙人的哈佛人）并不是犹太人，多数是温伯格招纳来的。1945年前的艰难岁月里，高盛赚到的钱微乎其微，此后，尽管温伯格个人声誉不断高涨，公司也没挣多少钱。据吉姆·温伯格说，“1929~1949年的20年间，关于高盛公司，好消息是它赚了800万美元，坏消息则是它亏了1 400万美元。”他又补充说：“最令人惊叹的是，萨克斯家族自始至终咬牙坚持着，给公司提供资金，使公司业务不至于中断。他们对我父亲和其他合伙人给予了很大的信任，目睹着公司度过那些充满凄风苦雨的艰难岁月。”
经历过高盛交易公司的惨败，温伯格对交易和投机心存戒惧，也害怕由于犯下这样或那样的莽撞错误，使自己和公司名誉扫地。他矢志不渝的目标，就是成为社会上权势集团中心的一分子，并以重要情形下能提供良好建议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古斯·列维作为一名很有天资的交易员，1945年成为合伙人，是高盛公司的摇钱树。温伯格和古斯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工作勤勉、胸怀大志、教育程度不高的犹太人，在华尔街出道时都毫无背景，财力也极为有限，但在应付市场和与人打交道方面，又都是天赋异禀。他们俩都对高盛怀有奉献精神，对于公司给予他们的机会十分感激，也因归属于这样一个古老又受人尊敬的公司而感恩不尽。
但是，他们俩也有一些根本的不同。古斯是个天生的冒险家，就是想发财致富，不满足于仅仅能安身立命，他致力于通过做交易和帮助他人投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意味着他必须待在最热闹喧嚣的地方，但这并不常常成为社会上权势集团中心所关注的地方，再者，有温伯格在，他无论如何也接近不了权势集团中心。最终，温伯格还是看出古斯想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古斯给公司创造了很多收入，比任何别的人都要多得多，如果温伯格选定其他合伙人，古斯必然会离开公司。温伯格选择了他，并恰到好处地将自己运用了30余年的权威，给予了他相当大一部分。温伯格的鼎盛时期已过，该告退了。放眼望去，古斯·列维最出类拔萃，温伯格在心里祝他一切顺利，不过，也担忧公司将来可能保不住自己的优质客户，也不能像自己在时那样在商界和政坛发挥重要作用。
虽说温伯格拥有众多客户，但在1967年，高盛领导权开始交接的时候，公司离华尔街承销商排名表最顶端还远得很，温伯格本人也并未跻身于业内较为富有的老板之列。身为一个回避“做交易”的人，他甚至谈不上是什么有钱人。然而，在他职业生涯60周年纪念日那天，全美最受欢迎的报纸给他取了个生动的绰号：华尔街先生，意即资本市场行业内最为知名、最受尊敬的人物。这对他来说，一定是意义非凡。回首他最初出道的时候，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西德尼·温伯格已成为自己所处时代“新人”的典范。
即便如此，“突出一族”的承销商仍然统治着华尔街，虽然它们也难免处在压力之下。
摩根士丹利创建于1935年，创始人是先前摩根的合伙人亨利·摩根和哈罗德·士丹利，还有来自德雷克塞公司的佩里·霍尔及其他人，公司创立的初衷是处理摩根银行优质客户的证券业务。公司一开门，就占有了24%的承销市场份额。在20世纪60年代，摩根士丹利的投资银行业务在业界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它的客户包括美国规模最大、极负盛名的工业公司，它会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客户，向它们提供优质服务，给予它们很多支持。摩根士丹利那时还有一样名声在外，就是只雇用既有钱，又有头脑的出身名门的人，但实际上，它的竞争力远不止这一点。它积极招募哈佛商学院的聪明毕业生，他们并没有什么高贵血统，也没有什么财力，多数人在公司的表现都非常优秀。摩根士丹利很珍惜自己承销商高排名的声望，同时又不无骄傲地捍卫这样的地位。与其他公司不同，它总会傲慢地拒绝在自己的交易中安排副主承销商，或者在他人领衔的交易中担任副主承销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公司规模还很小——很多合伙人坐在像狄更斯小说描写的一个大房间里，面对一些与房间相协调的深赤褐色卷盖式大办公桌，因此，需要交流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做到。
第一波士顿也是一家实力强大的公司，客户群很大，主要集中在匹兹堡，公司还在华盛顿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首都拥有深广的人脉。1932年，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设立第一波士顿公司，作为自己的投资银行子公司，《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颁行之后，又将它分拆出去，交给其他商业银行投行子公司拼凑在一起的一个集团。1946年，第一波士顿与梅隆银行先前的投行子公司合并，从富有的梅隆家族及其相关企业中，吸引来了资本和客户。
德威证券成立于1920年，创始人克莱伦斯·狄龙，在20世纪20年代股票牛市中是一位非常活跃的财务创业家，赚到了巨额财富。20世纪60年代，狄龙已到了80余岁的耄耋之年，在公司事务上不再活跃。狄龙原先选定的接班人是詹姆斯·福雷斯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海军部长，可是战争一结束就去世了。克莱伦斯·狄龙的儿子道格拉斯·狄龙曾任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财政部长，在政府任职之后没有再回到德威证券。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威证券作为一家重要投资银行的地位便开始衰落了。
接下来是库恩洛布，它是“突出一族”中唯一的一家犹太人公司，它之所以地位如此显赫，应归功于先前高级合伙人雅各布·谢夫的领袖才能，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领导公司率先将铁路股票发售给欧洲的投资者。
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段时期，与之前数十年相比，要求投资银行具有强得多的竞争力。在这一时期，不仅有新的产业在发展，新的投资者群体也在形成之中。金融机构，如银行信托部（管理大量的私人财富）、保险公司、州和公司养老基金、各式投资公司之类，均在换下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过来的要退休的基金经理，代之以更年轻的人，他们更为乐观，是更以业绩为导向的金融专业人士。这些新的投资经理热情洋溢地参与所有呈现于眼前的新机会，开始在一些方面给证券市场带来重大改变。同时，还出现了大批年轻而收入达中产的各种专业人士，他们仿佛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似的，通过购买个股或基金，纷纷投入20世纪60年代的投资热潮之中，热情之高涨，好比赶潮流，学跳眼下夜总会最时髦的“摇摆舞”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