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莱特女史，她的全名是西陀尼?迦孛丽爱儿·格劳第?高莱特(Sidonie-Galrielle Claudine Colette)。她是现代法国著名的女小说家，戏剧家，新闻记者，杂志编辑及女优，法国人称之为“我们的伟大的高莱特”。她生于一八七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在堡根第的一个名叫圣苏佛的小城里。她是茹尔?约瑟及西陀尼?高莱特夫妇的女儿。
高莱特女史从小就爱读书，她在圣苏佛一个旧式小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曾遍读了左拉、梅里美、雨果，缪赛、都德等人的著作，但是对于那种孩子气十足的贝洛尔童话之类的书籍，她却不喜欢读。
一八九○年，因为家庭经济关系，她跟着父母迁到邻城高里尼去。两年以后，高莱特女史与盎利·戈谛哀·维拉尔(Henri Gauthier Villars)结了婚。维拉尔比她年长十四岁，是一个音乐批评家，同时又是以维利(Willy)这个署名在巴黎负盛名的“礼拜六派”小说家。结婚之后，高莱特女史常常将她在学生时代的有趣味的故事讲给维利听，供他以小说材料，因此维利也常常觉得他的妻子也有着能够写小说的天才。
于是在一八九六年，当他们夫妇旅行了瑞士及法国回来之后，高莱特女史开始自己写小说了。在一九○○年，她的处女作《格劳第就学记》出版了。这部书是用维利这署名出版的，虽她取材于幼年时的学校生活，但并不是一种狭义的自传式的小说。这书出版以后，毁誉蜂起，但大家都一致地不相信是维利著的。
从此以后，高莱特女史跻上了法国的文坛。《巴黎少女》(一九○一)、《持家的格劳第》(一九○二)、《无辜之妻》(一九○三)这一套连续性的小说次第地印行了，而书中自传性也逐渐地隐灭了。一九○四年，她出版了一本清隽绝伦的小品《兽之谈话》，在这部书中，她泄露了深挚的对于动物的慈爱。
一九○六年，她与维利离婚之后，曾经有一时在哑剧院中演过戏。但是在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中，她还继续著作。从一九一○年起，她每年有一部新著出版。
一九一○年是高莱特女史的著作生活及私生活两方面的重要年份。在著作生活上，她这年出版了《核耐》、《恋爱的流浪女》，这是一个离婚了的妇人，一个女优的自叙。这是她第一部重要的著作，有许多人都以此书不得龚果尔奖金为可惜的。在私生活方面，则她在这年中与盎利?特·茹望耐尔(Henri de Juvenel)，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及外交家，结了婚。从此以后，在一九一三年，她出版了《核耐》的续编《再度被获》。
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九年这时期，是欧洲最活动最多事的时期，但也是高莱特女史最活动最多事的时期。她除了替《晨报》写许多短篇小说之外，同时还是一个别的报纸上的剧评家，一家书局的编辑，又在《斐迦洛》、《明日》、《时尚》这三家报馆中担任分栏主笔。在大战期中，她又曾当过看护，并且把她丈夫的财产捐助给一所在圣马洛附近的医院。
从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迷左》这部短短的小说开始，高莱特女史的倾向于一种极纤微的肉感的描写，格外显著而达到了纯熟的顶点了。一九二○年出版了《紫恋》[原名《宝宝》(Ch'eri)，注：男女间亲狎之称也]，描写一个青春年纪的舞男(Gieolo)与一个初入老境的女人的恋爱纠纷。那女人自信有永远把那青年魅惑着的能力，而那青年虽然在与另外一个美貌的少女结婚之后，竟还禁抑不住他对于那个年纪长得可以做母亲的旧情妇的怀恋。于是在挣扎了种种心理及肉体的苦恼之后，他决然舍弃了他的新娘，而重行投入他的旧情妇的怀里。然而，在一瞥见他的旧情妇未施脂粉以前的老态，一种从心底下生出来的厌恶遂不可遏止了。当那风韵犹存的妇人满心怀着的最后之胜利的欢喜尚未低落之前，一个因年老色衰而被弃的悲哀已兜上心来了。在这样的题材下，高莱特女史以她的极柔软的笔调写了这主角二人及其他关系人物的微妙的感觉、情绪与思想。在巴黎，不，差不多全个法国、全个欧洲，或者竟是全世界的读书界中，激动了一阵热烈的称赞。于是这本短短的小说一下子就销行了一百版以上。直到一九二六年，作者还为了餍足渎者的欲望起见，出版了《紫恋》的续编：《宝宝的结局》。
在法国并世作家中，高莱特女史是一个有名的文体家。她在著作的时候非常注意着她的文体。她曾说：“我从来没有很容易地写作过，我常常有许多地方要改之又改，删了一些，或是增加一些，在校对的时候，我还要有一些改动的。”又说：“我不能在脑子里组织我的文章，我必须在动手写的时候，一面写一面组织。”从这两句话中，我们可见这位被称为“有着文体的天才”的女作家对于她自己的作品是何等地重视，而我们即使从经过了译者的拙笔也还可以感觉得到的她那特殊纤美的风格，又是怎样的绝非得之于偶然啊！
一九三四年七月 译者记
跋《山城雨景》
约在二十年前，上海的文士每逢星期日总聚集在北四川路虬江路角子上的那间“新雅茶室”，谈着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计划，或仅仅是清谈。他们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周围高谈阔论着，从早晨九时到下午一时，而在这一段时间，穿梭地来往着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和艺术家，陆续地来又陆续地走，也不问到底谁“背十字架”，只觉得自己的确已把一个休暇的上午有趣地度过了而已。
在这集会之中，有两个人物都是以健谈著名的：一个是上海本地的傅彦长，一个是从广东来的卢梦殊。据说他们两人谈起来虽则一个极小的问题也可以谈整日整夜，可是到底这是否是事实，却恕我不能作证人。我可以作证的，就是他们说话的艺术的确是比一般人高而已。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奇怪的笔名。傅彦长的笔名是穆罗茶，卢梦殊的是罗拔高。
穆罗茶这笔名据说是一个广东朋友给他取的(也许就是卢梦殊吧)，“穆罗茶”者，“摩罗差”也。可是我不明白的，就是傅君并不是黑头大汉，而且也并不喜欢下涉吵嘴打架之类的事，怎样会有摩罗差这样的称号。至于“罗拔高”呢，那倒是更容易理解一点。“罗拔高”者“萝白糕”也。据说梦殊在新雅茶室饮茶的时候独喜萝白糕一味，卢君是广东人，而萝白糕又是广东特产，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呼梦殊为“萝白糕”，而梦殊又很自然地自呼为“罗拔高”了。
梦殊在当时写作是很丰富的，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把那些散见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搜集起来，印成集子，使人有重读的机会。而梦殊自己似乎也对于自己的产物并不珍惜似的，让它们湮埋在故纸堆中。这种对于自己旧作的歧视的态度，现在想起来，倒也确有其理由的。人到中年，是往往深悔少作了。我自己就有着这种感想，而认为那些肤浅的诗句至今还留在世间是一件遗憾。
而这种遗憾，梦殊却并没有。他现在所出版的，却是他的成熟的作品：《山城雨景》。
《山城雨景》是作者的近作的结集。它不是一幅巨大的壁画，却是一幅幅水墨的小品。世人啊！你们生活在你们的小欢乐和小悲哀之中，而一位艺术家却在素朴而淋漓的笔墨之中将你们描画了出来。世人啊，在《山城雨景》之中鉴照一下你们自己的影子吧。
诗人梵乐希逝世
据七月二十日苏黎世转巴黎电，法国大诗人保禄?梵乐希已于二十日在巴黎逝世。
梵乐希和我们文艺界的关系，不能说是很浅。对于我国文学，梵乐希是一向关心着的。梁宗岱的法译本《陶渊明集》，盛成的法文小说《我的母亲》，都是由他作序而为西欧文艺界所推赏的；此外，雕刻家刘开渠，诗人戴望舒，翻译家陈占元等，也都做过梵乐希的座上之客。虽则我国梵乐希的作品翻译得很少，但是他对于我们文艺界一部分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所以，当这位法国文坛的巨星陨堕的时候，来约略介绍他一下，想来也必为读者所接受的吧。
保禄·梵乐希于一八七一年十月三十日生干地中海岸的一个小城——赛特，母亲是意大利人。他的家庭后来迁到蒙柏列城，他便在那里进了中学，又攻读法律。在那个小城中，他认识了《阿弗诺第特》的作者别尔?路伊思，以及那在二十五年后使他一举成名的昂德莱?纪德。
在暑期，梵乐希常常到他母亲的故乡热拿亚去。从赛特山头遥望得见地中海的景色，热拿亚的邸宅和大厦，以及蒙柏列城的植物园等，在诗人的想象之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在一八九二年，他到巴黎去，在陆军部任职，后来又转到哈瓦斯通讯社去。在巴黎，他受到了当时大诗人马拉美的影响，变成了他的入室弟子，又分享到他的诗的秘密。他也到英国去旅行，而结识了名小说家乔治·米雷狄思和乔治·莫亚。
到这个时期为止，他曾在好些杂志上发表他的诗，结集成后来在一九二○年才出版《旧诗帖》集。他也写了《莱奥拿陀·达?文西方法导论》(一八九五)和《戴斯特先生宵谈》(一八九六)。接着，他就完全脱离了文坛，过着隐遁的生涯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
在这二十年之中的他的活动，我们是知道得很少。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放弃了诗而去研究数学和哲学，像笛卡德在他的炉边似的，他深思熟虑着思想、方法和表现的问题。他把大部分的警句、见解和断片都储积在他的手册上，长久之后才编成书出版。
在一九一三年，当他的朋友们怂恿他把早期的诗收成集子的时候，他最初拒绝，但是终于答应了他们，而坐下来再从事写作；这样，他对于写诗又发生了一种新的乐趣。他花了四年工夫写成了那篇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的献给纪德的名诗《青年的命运女神》。此诗一出，立刻受到了优秀的文人们的热烈欢迎。朋友们为他开朗诵会，又写批评和赞颂文字；而从这个时候起，他所写的一切诗文，便在文艺市场中为人热烈地争购了。称颂，攻击和笔战替他做了极好的宣传，于是这个逃名垂二十年的诗人，便在一九二五年被选为法兰西国家学院的会员，继承了法朗士的席位了。正如一位传记家所说的一样，“梵乐希先生的文学的成功，在法国文艺界差不多是一个唯一的事件。”
自《青年的命运女神》出版以后，梵乐希的诗便一首一首地发表出来。数目是那么少，但却都是费尽了推敲功夫精炼出来的。一九一七年的《晨曦》，一九二○年的《短歌》和《海滨墓地》，一九二二年的《蛇》、《女巫》，和《幻美集》，都只出了豪华版，印数甚少，只有藏书家和少数人弄得到手，而且在出版之后不久就绝版了的。一九二九年，哲学家阿兰评注本的《幻美集》出版，一九三○年，普及本的《诗抄》和《诗文选》出版，梵乐希的作品始普及于大众。在同时，他出版了他的美丽的哲理散文诗《灵魂和舞蹈》(一九二一)和《欧巴里诺思或大匠》(一九二三)，而他的论文和序文，也集成《杂文一集》(一九二四)和《杂文二集》(一九二九)。此外，他的《手册乙》(一九二四)，《爱米里·戴斯特太太》(一九二五)，《罗盘方位》(一九二六)，《罗盘方位别集》(一九二七)和《文学》(一九二九，有戴望舒中译本)，也相继出版，他深藏的内蕴，始为世人所知。
梵乐希不仅在诗法上有最高的造就，他同样也是一位哲学家。从他的写诗为数甚少看来，正如他所自陈的一样，诗对于他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活动，毋宁说是一种特殊的心灵态度。诗不仅是结构和建筑，而且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和一种智识——是想观察自己的灵魂，是自鉴的镜子。要发现这事实，我们也不需要大批研究梵乐希的书或是一种对于他诗中的哲理的解释。他对于诗的信条，是早巳在四十年前最初的论文中表达出来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也早已认为诗是哲学家的一种“消遣”和一种对于思索的帮助了。
而他的这种态度，显然是和以抒情为主的诗论立于相对的地位的。在他的《达文西方法导论》中，梵乐希明白地说，诗第一是一种文艺的“工程”，诗人是“工程师”，语言是“机器”；他还说，诗并不是那所谓灵感的产物，却是一种“勉力”、“练习”和“游戏”的结果。这种诗的哲学，他在好几篇论文中都再三发挥过，特别是在论拉封丹的《阿陶尼思》和论爱伦坡的《欧雷加》的那几篇文章中。而在他的《答辞》之中，他甚至说，诗不但不可放纵情绪，却反而应该遏制而阻拦它。但是他的这种“诗法”，我们也不可过分地相信。在他自己的诗中，就有好几首好诗都是并不和他的理论相符的；矫枉过正，梵乐希也是不免的。
意识的对于本身和对于生活的觉醒，便是梵乐希大部分的诗的主题，例如《水仙辞断章》，《女巫》，《蛇之初稿》等等。诗的意识瞌睡着；诗人呢，像水仙一样，迷失在他的为己的沉想之中；智识和意识冲突着。诗试着调解这两者，并使他们和谐；它把暗黑带到光明中来，又使灵魂和可见的世界接触；它把阴影、轮廓和颜色给与梦，又从缥缈的憧憬中建造一个美的具体世界。它把建筑加到音乐上去。生活，本能和生命力，在梵乐希的象征——树，蛇，妇女——之中，摸索着它们的道路，正如在柏格森的哲学中一样；而在这种“创造的演化”的终点，我们找到了安息和休止，结构和形式，语言和美，槟榔树的象征和古代的圆柱(见《槟榔树》及《圆柱之歌》)。
不愿迷失或沉湮于朦胧意识中，便是梵乐希的杰作《海滨墓地》的主旨。在这篇诗中，生与死，行动与梦，都互相冲突着，而终于被调和成法国前无古人的最隐秘而同时又最音乐性的诗。
人们说梵乐希的诗晦涩，这责任是应该由那些批评和注释者来担负，而不是应该归罪于梵乐希自己的。他相当少数的诗，都被沉没在无穷尽的注解之中，正如他的先师马拉美所遭遇到的一样。而正如马拉美一样，他的所谓晦涩都是由那些各执一辞的批评者们而来的。正如他的一位传记家所讽刺地说的那样，“如果从梵乐希先生的作品所引起的大批不同的文章看来，那么梵乐希先生的作品就是一个原子了。他自己也这样说：‘人们所写的关于我的文章，至少比我自己所写的多一千倍。’”
关于那些反对他的批评者的意见，我们在这里也讨论不了那么多，例如(纯诗》的作者勃雷蒙说他是“强作诗人”，批评家路梭称他为“空虚的诗人”，而一般人又说他的诗产量贫乏等等；而但尼思?梭雷又攻击他以智识破坏灵感。其实梵乐希并没有否定灵感，只是他主张灵感须由智识统制而已。他说：“第一句诗是上帝所赐的，第二句却要诗人自己去找出来。”在他的诗中，的确是有不少“迷人之句”使许多诗人们艳羡的；至于说到他的诗产量“贫乏”呢，我们可以说，以少量诗而获得巨大的声名的，在法国诗坛也颇有先例，例如波特莱尔，马拉美和韩波就都如此。
这位罕有的诗人对于思想和情性的流露都操纵有度，而在他的《手册》，《方法》，《片断》和《罗盘方位》等书中的零零碎碎的哲学和道德的意见，我们是不能加以误解的。那些意见和他的信条是符合的，那就是：正如写诗一样，思索也是一种辛勤而苦心的方法；正如一句诗一样，一个思想也必须小心地推敲出来的。“就其本性说来，思想是没有风格的”，他这样说。即使思想是已经明确了的，但总还须经过推敲而陈述出来，而不可仅仅随便地录出来。梵乐希是一位在写作之前或在写作的当时，肯花工夫去思想的诗人。而他的批评性和客观性的方法，是带着一种新艺术的表记的。
然而，在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并不就是排斥那一任自然流露，情绪突发的诗，如像超自然主义那一派一样。梵乐希和超自然主义派，都各有其所长，也各有其所短，这是显然的事实。
梵乐希已逝世了，然而梵乐希在法国文学中所已树立了的纪念碑，将是不可磨灭的。
载《南方文丛》第一辑，一九四五年八月
小说与自然
用自然景物来作小说的背景，是否用得其法，则要看作家自己的心境和手法如何而定。有时必须把自然景物引入作品里才成，有时则完全省去也不要紧。
例如女作家贞奥斯丁的小说便完全不用自然景物来做背景，她所描写的只有人而已。
汤姆斯?哈代的小说虽然也用自然景物做背景，可是他所描写的只限于威兹萨克斯附近的风光，不过他却能够把此处的特色玲珑浮突地刻画出来，所以有人叫他的小说做威兹萨克斯小说。他把用来做小说的背景的自然景物，巧妙地借以帮助小说里的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展，因此，哈代的作品几乎不能跟自然分开来了。
史蒂文生也是一个在小说里侧重利用自然景物的作家，在他笔下刻画出来的那些背景，无不像一幅绘画一样的显得鲜明而美丽。而且他所写的自然动的地方比静的地方多，所以能引起读者一种深刻的兴趣。如风怎样吹的样子，又如雨怎样下的光景，都是他最拿手的描写地方。况复他的观察力非常敏锐，又微带点神经质气味，无论如何细微的地方也不肯放过，所以其感动人的力量就能沁人心脾。我们读史蒂文生的小说时，透过那些自然景物的描写便可以看出他的泼辣的才气，以及辨别好坏美丑的锐利眼光。
康拉特的小说，其爱好描写自然景物实在比其他作家更深一层。不过他多用大海来做小说的背景，大概这是因为受了少时航海日夕亲炙海上风光的影响吧？他所描写的船上火灾，沉船遇难，航行海上，暴风浪都能以一种独特的笔致细腻写出，刻画入微。然而这种写法虽然能在作品上多少加添些色彩，但是由于过分侧重自然活动的描写，就不免流露出一种主客倒置的不好现象。
梅利迪斯写恋爱小说时是运用富有诗意的风景来做背景。他的写法虽然写得非常曲折，但反而能够把自然感人最深的色与香的微妙处衬托出来，所以完全跟恋爱故事的小说背景铢两悉称。而且他常常把普通物象描写成比普通更强烈，更浓厚，自然而然会予人一种深刻的印象。
这样说来，贞奥斯丁是完全不靠自然景物依然可以写出好作品，反之，康拉特却因太过侧重自然景物，作品的主意就不免被做背景的自然描写破坏掉。其余三人哈代，史蒂文生，梅利迪斯却走的是中间路线，他们不特把自然弄成小说的适当而调和的背景，而且还能借助自然景物加强了作品的生意。因此，我们不能一口断定描写自然是好是坏，却应该考虑到其时，其地，其事是否宜于利用自然而已。
我的辩白
文协港粤各位会员先生：
我不得不承认，在读到诸君在《文艺生活》第二期刊布的那篇《来件二》的时候，我所感到的，是一种超乎沉痛的情感。
我很了解诸君的热情，诸君的良心，诸君的正义感。如果我处于诸君的地位，也许我也会采取和诸君同样的行动，对于自己认为附敌的文人，加以无情的打击。诸君之中也许有人记得，当我以前的妻兄穆时英附逆的时候，便是我亲自在香港文协的大会中揭发他并驱逐他出去的。我绝对同情于诸君的动机，然而，我希望诸君对于我有一个更正确更深切的理解。
也许现在来要求诸君理解是迟了一点，因为我一向以为诸君对于我所处的地位是很明白而不需要多余的解释的，三次的文协座谈会中，诸君从来也没有向我提过质问；在私人之间，诸君也没有向我表示过怀疑；就是在诸君对我提出检举之前，也并没有向我查明事实真相。但是，我始终坚信诸君是具有热情、良心、正义感的人，诸君的检举，也不是对人而是对事，而毫无私人的好恶存在其间的。所以我这迟发的申辩，也是对那种热情、那种良心、那种正义感而发的。
我觉得横亘在我的处境以及诸君的理解之间的，是那日本占领地的黑暗和残酷。因为诸君是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而我却在魔爪下捱苦难的岁月。我曾经在这里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饥饿，受尽残酷的苦刑（然而我并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我是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出来抬回家中的。从那里出来之后，我就失去一切的自由了。我的行动被追踪，记录，查考，我的生活是比俘虏更悲惨了。我不得离港是我被保释出来的条件，而我两次离港的企图也都失败了。在这个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征文事），我能够登报否认吗？如果敌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无关国家民族的利害的（如写小说集跋事），我能够断然拒绝吗？我不能脱离虎口，然而我却要活下去。
我只在一切方法都没有了的时候，才开始写文章的（在香港沦陷后整整一年余，我还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诸君也了解这片苦心吗？）但是我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就连和政治社会有关的文章，我在（疑为“再”——整理者）一个字都没有写过。我的抵抗只能是消极的，沉默的。我拒绝了参加敌人的文学者大会（当时同盟社的电讯，东京的杂志，都已登出了香港派我出席的消息了），我两次拒绝了组织敌人授意的香港文化协会。我所能做到的，如此而已。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的灭亡的时候。对于一个被敌人奸污了的妇女，诸君有勇气指她是一个淫妇吗？对于一个被敌人拉去做劳工的劳动者，诸君有勇气指他是一个叛国贼吗？我的情况，和这两者有点类似，而我的苦痛却是更深沉。
有时我惨然地想，如果我迟一个星期不释放而死在牢里，到现在情形也许会不同吧。于是我对自己起了一个疑问：难道朋友们所要求于我的，仅仅是我的牺牲吗？我难道分得一点胜利的欢乐也是不可能的吗？我自己呢，我觉得幸而我没有死，能够在等待中活下去，而终于如所愿望地看见敌人的毁灭，看见抗战的胜利，看见朋友的归来。我是带着欣喜感动至于垂泪的感情看到这一切的，我期待从诸君那里得到慰藉、鼓励、爱，从诸君那里得到一切苦难、委屈、灾害的偿报；我是为了这些才艰苦地有耐心地等下去的。就是现在，我也不断地自问着：我没有白等吗？
也许诸君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早点走了呢？不是每一个有良心的文化人都离开了这个魔岛吗？”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我的几句诗：
……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来见见，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
尤其做你们的心，来受苦难，辛艰，
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
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
后面……
然而这也仅仅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自解，现实的情形是更个人的的（此处疑多一个“的”——整理者）；我是一个过分重感情的人，我有一个所爱的妻子和女儿留在上海，而处于无人照料的地位。在太平洋战争未起来之前几个月，我的妻子因为受了刺激（穆时英被打死，她母亲服毒自尽），闹着要和我离婚，我曾为此到上海去过一次，而我没有受汪派威逼溜回香港来这件事，似乎使她感动了，而在战争爆发出来的时候，她的态度已显然地转好了。香港沦陷后，我唯一的思想便是等船到上海去，然后带她转入内地；然而在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之前，我就落在敌人宪兵队的魔手中了。而更使我惨痛的，就是她后来终于离开了我，而嫁给了附逆的周黎庵了，这就是我隐秘的伤痕。
如果解释是需要的，这里便是。我在沦陷期中的作品，也全部在这里，请诸君公览；我在沦陷期中做过什么，也请诸君加以调查，诸君的一切询问，我都愿意答复。我所要求于诸君的，只是公正的判断和不可少的辨正。我这样向诸君的热情、良心、正义感申诉。专此谨致敬礼！
戴望舒谨上
二月六日
附：小说戏曲论集
读李贺诗杂记
李贺箜篌引“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两句，借月作喻，然吴质与月桂无涉也。按段成式《酉阳杂组》卷一云：
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柱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
据此，吴质当为吴刚之误。
张固《幽闲鼓吹》云：
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
今传金刊本，“日”字作“月”字。按《文苑英华》卷一九六，亦作“日”字；据此，月字必误。如系月字，则此句当为“甲光向月银鳞开”矣。
杨生青花石砚歌“数寸光秋无日昏”句，“光秋”当作“秋光”，《全唐文》卷八二吴融《古瓦砚赋》云：“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几年，“磨莹俄新眝，秋光之一片”，可为一证。王琦注本云：“光秋，姚经，三本作秋光”，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三“砚谱”四之辞赋，引比诗亦作“秋光”，可见旧本原不误也。
李绅《莺莺歌》逸句
唐元微之作《莺莺传》，记张生、莺莺遇合事，流布甚广，影响至远，后人传之歌咏，被之管弦者不一而足。如宋有赵令时之《商调蝶恋花》十二阕，金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有王实甫之《西厢记》杂剧，明有李景云、陆采等《南西厢》传奇，清有查继佐之《续西厢》杂剧等等，均为人所熟知，而与微之同代之李绅所作《莺莺歌》，虽微之传中已言“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余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等语，然终默默无闻。作品之传与不传，其亦有幸与不幸也。
李绅字公垂，润州无锡人，为元稹、白居易好友，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乐天诗：“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所谓“短李”郎公垂也。有《追昔游诗》三卷、《杂诗》一卷。《追昔游诗》今有传本，《杂诗》则收入《全唐诗》李绅诗卷四。
《全唐诗》本第四中，有《莺莺歌》，注云：“一作东飞伯劳西飞燕歌，为莺莺作”，然仅八句，录之如下：
伯劳飞迟燕飞疾，垂杨绽金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鬓鬟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连质，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会出。
此仅《莺莺歌》之篇首而非全诗，而《全唐诗》则认为全篇辑入。康熙时编纂《全唐诗》，搜罗书籍不可谓不广博，而此歌仅此八句。日本河世宁辑《全唐诗选》，用力至劬，然亦未收录此诗逸篇，可见此诗失传久矣。然此诗逸篇，至今犹有存者，且在一吾人习见之节中，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也。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征引公垂《莺莺歌》凡四处。虽仍不全，然据本事测度，至少已得三分之一，为使读者对于此重要仅次于微之《莺莺传》之名篇加以注意起见，为使公垂逸篇不再湮没起见，兹将《莺莺歌》现存诗句，录之如下。虽仍为断简残篇，然在治文学史者，亦一重要资料也。(《西厢记》诸宫调不论，即唐末韦庄《秦妇吟》，似亦颇受此诗影响。)
一，“伯劳飞迟燕飞疾”等八句，已见前，不再录。(卷一)
二，“河桥上将亡官军，虎旗长战交垒门，凤凰诏书犹未到，满城戈甲如云屯。家家玉帛弃泥土，少女娇妻愁被虏，出门走马皆健儿，红粉潜藏欲何处?呜呜阿母啼向天，窗中抱女投金钿，铅华不顾欲藏艳，玉颜转莹如神仙。”(卷二)
三，“此时潘郎未相识，偶住莲馆对南北，潜叹恓惶阿母心，为求白马将军力。明明飞诏五云下，将选金门兵悉罢，阿母深居鸡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餐；千言万语对生意，小女初笄为姊妹。”(卷二)
四，“丹诚寸心难自此，曾在红笺方寸纸，常与春风伴落花，仿佛随风绿杨里。窗中暗读人不知，剪破红绡裁作诗，还把香风畏飘荡，自令青鸟口衔之。诗中报郎含隐语，郎知暗到花深处，三五月明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语。”①(卷三)
《无鬼论》
《晋书》阮瞻传云：
瞻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可以辩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大恶。后岁余，病卒于仓垣，时年三十。
殷芸《小说》据《晋书》节抄，又从《杂记》抄出了下列—则(据晁载之《续谈助》引)：
宋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人莫能屈，邻州咸化之。后有书生谙岱，岱理稍屈，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因耳。今奴已叛，牛已死，此日得相制矣。”言讫，失书生，明日而岱亡。
在午僧孺的《玄怪录》中，也有着—则同样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崔筒”条)：
开元时，有崔尚者著《无鬼论》，词甚有理。既成，将进之，忽有道士谙门求见其论。读竟，谓尚曰：“词理甚工，然天地之闲，若云无鬼，此谬矣！”尚谓：“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则鬼也，岜可谓无?君若进本，当为诸鬼神所杀，不如焚之。”因尔不见，竟失其本。
上列三则，都是关于著《无鬼论》而遇鬼的故事，大同小异，尤其是牛僧孺所记，差不多是因袭《晋书》的。
查《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诸杂大小院本》著录金代院本，有《无鬼论》，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著录宋代市人小说，在灵怪一类，也有《无鬼论》。院本和小说的本事，是否演《晋书》冲阮瞻的故事，或是殷芸《小说》中宋岱的故事，或是《玄怪录》中崔尚的故事呢?在院本和小说连断简残篇也不存在的今日，我们是不能轻易下断语的。
可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断言的，就是前抄故事三则，情节都太简单了一点，没有曲折，没有穿插，没有好关目，在伶人敷演和小说人做场上，都是不大相宜的。因而猜想，那也许是别一个故事。
偶然在冷摊上买了一本宋李献民的《云斋广录》，是上海中央书店出版的一折八扣书。在该书的卷七中，不意看到了—篇《无鬼论》，记宋陇右进士黄肃事，情节复杂，亦异亦艳，最适合技艺人作场之用；且《云斋广录》所收小说，多为当时流行故事，技艺人取材，决不会舍近而求远。所以院本和小说，必是敷演这一段故事的。
该篇原文较长，兹节其梗概如下。好在《云斋广录》甚易购得，欲读全文者，请去找原书就是了。
《无鬼论》梗概：
进士黄肃，字敬之，陇右人，蹉跎场屋十余年，无妻子，久寓都下，厌其尘冗，谋居京西人角店，以聚学为业。消明日，乘闲著《无鬼论》，方欲下笔，忽有村仆人云：“主人王大夫二子方幼，欲令从学。”邀生往晤。生随往，至一大庄，主人紫袍金带，风观甚伟。命二子出拜，约次日邀生就馆。生辞出，抵舍，恍然梦觉，心颇疑之。翌日，正色危坐以待，仆果来邀就馆，至则主人已设席待之，出二青衣备酒，皆殊色，酒数巡，大夫谓生曰：“吾有一女，今始笄，未有佳壻，如不鄙门阀卑微，使得亲箕帚，吾女可谓得夫矣。”生犹豫未有以应。大夫遽令二青衣扶女出，明艳绝世；生几不能自持。大夫复扣之，生意允焉。乃召媒至，以绛绡囊为定，约三日后行礼，井赠生以诗曰：“忽忽席上莫相疑，百岁光阴能几时，携取香囊归去后，吾家凤谊亦当知。
”酒开，生辞归，豁然乃省。又梦也。然香囊在怀，宿酒未消，大异之。再玩大夫诗，始知遇鬼。三日后，凌晨闻车马喧，则王大夫已遣人来取新郎。生摄衣上马，顷刻而至，见庭宇严洁，倡优骛列以俟。顷之，大夫命生就席；至暮，一青衣出请生行礼，导引而前，至其室，珠翠纵横，人间天上无以过也。侍儿侍母，环列于前，结璃缡合啬，一如世俗之礼。至晓，媪促生起谢娴属，内外相庆。大夫乃留生于其家。居月余，忽谓生曰：“近承弥命，功忝汀南宪使，不敢稽留，义不得与子偕往，女子骄骁，须当挈行，子可复归，容吾到任，来岁清明日，遣人讶子，可乎?”生如命。抵暮，妻复具酒展别，复赠生以诗曰：“人别怱怱口口口，须知后会不为赊，黄陇用事当青铙，辟骑翩翩踏落花。”拂且，生乃与妻诀别还，至舍则又悟其梦。及来岁清明，生忽暴亡，盖生妻之诗，皆隐生死之年并其月日，无少差焉。
读《李娃传》
白行简所著《李娃传》现在的存本计有两种：一种是繁本，即《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杂传记类所收的《李娃博》；一种是删节本，即曾慥《类说》卷二六上所收的《开国夫人博》(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所收的《李亚仙不负郑元和》虽少有异文，但其源即出《类说》)。而这两种本子的来源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末屯田员外郎陈翰所编的《异闻集》。
《异闻集》所收唐人小说，以单篇为多，然率皆润饰增删，和原本恐有不同，《太平广记》卷八三所收出自《异闻集》之《吕翁》，与《文苑英华》卷八八三所收沈既济之《枕中记》，《太平广记》所收出自《异闻集》之《太学郑生》(卷二九八)、《邢凤》(卷二八二)，与《沈下贤集》所收之《湘中怨词》，《异梦录》，文字有异，是其一证。删节本仅及原本十一，不足为据。但是《广记》所收《李娃传》，大概也因为经过了润饰增删，还加上缮写刊刻的错误，所以还是留下了好些令人置疑的地方。如已经张政烺先生指出为陈翰手笔的本传开端的三十一字：
开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娼女也，节行璎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使白行简为传述。
以及我认为颇有问题的结尾的
贞元中，予为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开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
等语，皆有使人怀疑到《李娃传》不是白行简作的可能。
关于前者，张政烺先生在他的《一枝花》那篇短文中己说得很清楚；关于后者，这里有一点说明的必要。因为唯有弄清楚这个写作日期，我们才不会对本篇的作者有所怀疑。才可以对于古往今来伪托之说，得据以辨正。
主张《李娃传》不是白行简所著的说法，近年来颇为流行。如日本盐谷温博士，最近刘开荣先生，都会这样主张。盐谷温博士说：“这传奇与那赋(按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固然都是假托的，但文笔非老手到底不能办”；刘开荣先生说：“不过就《李娃传》的形式及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来看，很象是较晚的作品。假如说是另—作者，假托白行简之名而写《李娃传》，倒有可能。”
盐谷温博士和刘开荣先生的论断是相当主观的，这样三言两语就剥夺了白行简的著作权，到底是不能令人心折的。言之似有理的，是远在宋朝刘克庄的意见。在他的《诗话》前集中，他说：
……郑畋名相，父亚亦名卿，或为《李娃传》诬亚为元和，畋为元和之子。小说因谓畋与卢携并相不咸，携诟畋身出娼妓。按畋与携皆翱甥，畋母，携姨母也，安得如《李娃传》及小说所云?唐人挟私忿，腾虚谤，良可发千载一笑。亚为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亚父子，《李娃传》必白氏子弟为之，托名行简，又嫁言天宝间事，且传作于德宗之贞元，述前事可也。亚登弟于宪宗之元和，畋相于僖宗之乾符，岂得预载未然之事乎?其谬妄如此……
掷畋和卢携不咸，不止互诉而已，甚至几乎动手打起来，如《北梦琐言》所记的那样，可是这和《李娃传》有什么关系?然而刘克庄却固执的认定，传中所说的荥阳公子，正就是诬指郑亚，因而就牵出白敏中和李党郑亚父子的嫌隙，说这篇小说必是白氏子弟造作而托名于行简。这是大前题的错误，这样就一路错到底。
附和刘克庄《诗话》的意见的，在清代有俞正燮，他虽然先对克庄之说表示怀疑，但终为曲为辩护，因而否定了《李娃传》是白行简的作品；当代亦有一位杰出的教授，认为，象《白猿传》之嘲欧阳询是猴子一样，《李娃传》的作者的用意是在嘲骂时宰是娼妇之子，因而断定说，郑亚和郑畋的时代既后于传中所伪称的贞元乙亥十—年(七九五)，而郑畋显贵之日白行简早已在敬宗宝历二年(八二六)逝世了，那么《李娃传》便断然不可能是行简写的了。
《李娃传》意在诬郑亚郑畋之说是丝毫没有事实根据的猜测之辞，我们可以置之不辩。我们要来讨论的，倒是那个大可置疑而—向未有人注意及之的传中所说的“贞元乙亥秋八月”这个年代。贞元乙亥是贞元十—年。《李娃传》是否真是在这—年写的?白行简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写《李娃传》?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时以古文笔法写小说的风气尚未大开，白行简和其兄居易丁父忧，居丧于襄阳，决无认识那鼓励他写小说的李公佐的可能，说这二十岁的白行简会独开风气之先，背了居丧之礼而会友纵谈而写起小说来，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说来，是否我们也同意于《李娃传》是伪托作品之说呢?并不。我认为“乙亥”二字，是一个缮写或刊刻的错误，或多半是《异闻集》编者的误改。那么原文是什么年份呢?什么理由会错成“乙亥”呢?
原文上应该是“乙酉”。乙酉是顺宗永贞元年(八○五)亦即贞元二十—年。那时行简之兄白居易已在京师作着校书郎那份闲散的卑宫，行简也已经“驱车迤逦来相继”和白居易一起交友，游赏，饮酒，玩女人，写文章。那个时候白行简写小说便是可能的了。
可是“乙酉”有什么理由会误作“乙亥”呢?这里是我们的解释：我们知道，德宗是在贞元乙酉正月癸巳(二十三日)驾崩的，太子于同月丙申(二十六日)即位，是为顺宗。可是顺宗在位之日并没有改元，而仍沿用贞元的年号。到了这年八月庚子(初四)，顺宗下诏内禅宪宗，自称太上皇，于九日册皇帝于宣政殿，并将贞元二十—年改为永贞元年以志庆。(这次的改元，虽出于顺宗之意，然而永贞这年号，照理却是属于宪宗的，而一般史家均把它归在顺宗名下，这是欠妥的。)可是顺宗的太上皇亦没作了多久，次年正月甲申(十九日)，他就驾崩了，而在他驾崩之前十七日，即正月丁卯(初二)，宪宗就已经改元为元和了。所以永贞这个年号，实际上只用了不到五个月，在当时人看来，那—年还是贞元二十一年，可是在后代读史的人看来，那年却是永贞元年了。《异闻集》的编者很可能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以为贞元中并无乙酉年，而贞元元年乙丑年又似乎太早了一点，便把传中的“乙酉”自作聪明地改为“乙亥”了。
这便是“乙酉”之所以误成“乙亥”的理由，而《李娃传》写作的年代，是应该放在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的八月初，而且必然是在初一至初三这三天之中的。
这个写作年代的推定，如果没有更确切的证据来作依傍，那么要驳倒《李娃传》非白行简作之说，辨正它并不是写来诬郑亚郑畋父子理由，总还是显得薄弱的。
《李娃传》为白行简作的有力的证据，却并不在什么罕见的书上，那就是元稹的《元氏长庆集》。在该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我们看到这两句诗：
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
而在这两句诗下面，又有元稹自注云：
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元稹的这篇诗，是酬答白居易的那篇《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而作，两篇皆作于元和五年(八一○)。在这篇追缅旧游，特别是念念不忘于从贞元十九年(八○三)至元和元年(八○六)元白二人均任校书郎那—段时期的生活的诗和诗注中，正知以前我们曾提出过的，最可注意的是“话”、《一枝花》这几个字眼。“话”是什么?吴晓铃和张政烺二先生都认为是“说话”，即现在的“说书”，可是我认为还是仅仅解作“故事”也就够了，原因就为了“自寅至巳”(自上午三至五时至上午九至十一时)，这个时间。
我以为与其说半夜里请了说书人来一直讲到早晨，不如说自己朋友间宵谈遣夜更为合理—点。《—枝花》是什么呢?就是开国夫人李娃：宋曾慥《类说》卷二十六上有陈翰《异闻集》，其中《开国夫人传》末有注云：“旧名《一枝花》”；元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开端即云“李娃，长安娼女也，字亚仙，旧名一枝花……”；明梅禹金《青泥莲花记》卷四载《李娃传》，题下有注云：“娃旧名一枝花。元稹诗注”。陈翰、罗烨、梅禹金等都—致认为一枝花为李娃旧名，当非皆从“光阴听话移”那句诗的注凭空附会出来，而必有现在已经失传了的根据的，尤其是去白元时代不远的唐末的陈翰。
这里我想附带说到的，就是诗注中的“新昌宅”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常被人忽略了或误解了。新昌宅当然不是元稹的住所，因为元稹当时住在靖安里。那么是不是白居易的住所呢?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昭国坊》条按语云：“按白居易始居常乐，次居宣平，又次居昭国，又次居新昌……”现在我们且从《唐两京城坊考》来看—看白居易住在这些坊里的时期：
一，常乐里 《养竹记》云：
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姑于长安求假居，得长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
可见白居长乐里始于贞元十九年(八○三)，迄于何年则尚待考。
二，宣平里 《旧唐书》《白居易传》云：
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为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云：
夫人颍州陈氏……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
按居易于元和五年(八一○)五月除京兆户曹参军，奉母居京，当为移居宣平里之始，至元和六年(八一一)母卒，乃离京丧居渭村。计在宣平里居约一年。
三，昭国里 居易居昭国里当始于元和九年(八一四)入朝拜太子左赞善大夫时(有《昭国闲居》诗)，迄于元和十年(八一五)居易贬江州司马时，(白氏《与杨虞卿书》云：“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西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居约—年。
四，新昌里 居易为主客司郎中知制诰的次年即长庆元年(八二—)二月初，始买宅新昌，《竹窗》诗云：“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又有《新居早春》、《新昌新居节事》等诗。
除了这四个住所以外，徐松还说：“乐天始至长安，与周谅等同居永崇里之华阳观。”这里我们要补充说：那时候是贞元十九年的春天，白居易的《重到华阳现旧居》诗“忆昔初年三十二，当肘秋思己难堪”等可证。可是在贞元二十—年夏，他也在华阳观住过，可能是短时间的寄居。
从上面看来，白居易居新昌里始于长庆元年(八二—)，而元稹在元和五年(八一○)所写的回忆贞元十九年至元和元年(八○三——八○六)的生活诗中，竟会说到白居易十几年后的住所，岂不大大的荒唐吗?
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徐松不知道白居易在新昌里买宅之十余年前，即在居常乐里和宣平里之间，也曾经在新昌里住过，而且住了相当长久。白居易在元和三年所写的那篇《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太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中，我们看到有
晚松塞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日暮银台下直吼故人别门门踅开。
等语，可证元和三年(八○八)白居易居新昌里；白居易在元和五年所写的《和答诗十首》诗序，有
五年春，微之从东台来，不数日，又左转为江陵士曹掾，诏下日，会予下内直归，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过于街衢中，自永寿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马上话别。
等语，可证元和五年春(八—○)白居易尚居新昌里；而元稹的《酬翰林白学土代书一百韵》又为我们证实了居易为校书郎时住在新昌里。那么我们假设白居易第一次居新昌里的时代为贞元二十年(八○四>至元和五年春(八—○)，大约不会差得很远吧。
我之所必要提到新昌宅的问题，是为了说明元稹诗注所说的他们从而听说—枝花话的新昌里，确实就是白氏的住所，而白氏住新昌里的时期，也包括白行简写《李娃传》的贞元二十一年(八○五)在内，听故事和写小说，可能就在同一个短时期之内。
既然听讲故事和写小说是在先于郑畋显贵之日数十年，那么《李娃传》刺郑亚郑畋父子之说，便不攻自破了。在另一方面，郡处处追随着其兄的白行简，听到这个瑰奇的故事，又经友人李公佐的怂恿，而将它写了出来，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是《李娃传》为白行简作之证—。
其次，在宋代许颉的《彦周诗话》中，我们见到这样的一则：
诗人写人物态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此定是娼妇。
而在任渊的《后山诗注》卷二《徐氏闲轩》一诗的注里，我们又看到：
元微之《李娃行》：“平常不是堆珠玉，难得门前暂徘徊。”
元稹的《李娃行》全诗已佚，所剩下的就只有这短短的四句诗，前二句已经《全唐诗》采辑，而后二句却从来也没有人注意到过。可是这短短的几句残诗，却替我们对于《李娃传》的时代和作者的可信，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元稹和李娃故事的关系，不只是在新昌宅听了人讲而已，而且还写了诗来歌唱这个奇特的娼女了。贞元末至元和间，在白居易兄弟、元稹、李绅、李公佐、陈鸿以及其他青年的文土们之间，我们显然看到有一种新的文体在那里流行出来。那就是当他们遇到瑰奇艳异或可歌可泣的事的时候，便协力合作，一人咏为歌行，一人叙作传记，一诗一文，相偶而行，这样地创造了一种以前所没有的新体，如杨贵妃故事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莺莺故事有元稹的《莺莺传》和李坤的《莺莺歌》；以后的无双故事有薛调的《无双传》和无名氏的《无双歌》；汜人故事有韦敖的《湘中怨》和沈亚之的《湘中怨辞》。所以李娃故事之有白行简作传，元稹作诗，也是—件很自然的事。元稹在白氏家中听到讲李娃故事是确实的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说白行简不会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呢?《李娃传》之确为白行简所作，这是第二个证据。
我们已把白行简在那一年，那一个地方，由于什么原故，跟什么人合作写了这篇《李娃传》说明白了，那么所谓《李娃传》是托行简之名以诬谤郑亚郑畋之说，便不攻自破；至于主张传中荥阳公子系指元和十一年状元郑澥之说，当然也不值—提了。
《李娃传》中有—段文字，常为读者所注意而且加以怀疑的，那就是记述荥阳公子床头金尽之后，中了李姥姥计，和李娃求孕嗣回来，途经宣阳里，止于娃之姨宅，忽有人报姥暴疾，李娃先行，生为娃所留，日晚始往平康里李氏宅，则李已他徙，生将驰赴宣阳里以诘其姨，然已日晚，计程不能达，乃赁榻而寝的那—段。
凡是略知当时长安坊里的细心读者都会觉得，宣阳平康二里毗邻，路途迩近，即便日晚，也可以连夜赶去，何至于计程不能达?
清代的大学者俞正燮对于这一段文字也抱着同样的怀疑。在他所著的《癸巳存稿》卷十四《李娃传》条中，我们可以看见他这样说：
……此传所言坊曲，颇合事理。《长安图志)，平康为朱雀街东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阳；以丹凤街言，则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阳。传云：“平康里北门东转小曲，即宣阳。”是平康宣阳路皆直南北，其街则直东西。传又云：“日暮计程不能达”，则作传者信笔漫书之，非实情也。……又案《北里志》云：“平康里入北门东迴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又“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盖宣阳，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俞正燮认为作者是错误了的，然而他却曲为迴护，说“作传者信笔漫书之，非实情也”。
然而，实际上作传者并没有错误，也并没有漫笔书之。象白行简那样熟悉于长安静坊小曲的人，还会把那有名的平康里的地理弄错吗?俞正燮之所以这样说，正就是因为他自己对于长安坊里的组织完全没有明白。他据《长安图志》来数平康宣阳二里的次第有没有数错，我们这里不必提，因为这还无关重要。可是就在俞正燮的这几句短短的话中，我们就看到了三个错误：第一，他说平康里北门东转小曲即宣阳里；第二，他说平康宣阳路皆直南北，其街则直东西；第三，他说宣阳平康二里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关于第—点，俞正燮的误解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所见到的《李娃传》是《太平广记》本，文中有脱漏之处，因而看去不很明白。所谓“至里北门”者，初看上去好象是指平康里，然而仔细看下去，就明白是指宣阳里。如果传中说“至宣阳里北门”，那么俞正燮就不会误解了。按平康里宣阳里均在长安东城，其西为朱雀街东第二街，其东为朱雀街东第三街，隔街对着东市；平康里在北，宣阳里在其南，故宣阳里的北门，正面对着平康里的南门。荥阳公子和李娃求孕嗣归，原拟自平康里南门入，所以当他们到了平康里的南门前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宣阳里北门。李娃所谓“此东转小曲”是指宣阳里北门内东转小曲，因《太平广记》本“里”字前漏了“宣阳”两字，致俞氏有此误。
关于第二点，俞氏之所谓路和街，不知其分别何在，不知是否以里内的街道称路，里外的官街称街。可是无论如何，俞氏总是错误。因为唐代长安各坊里，除了皇城之南的三十个里内只有东西横街以外，其余各里之内，均有自东至西及自北达南的十字街。十字街是在坊内的，因其形如十字，故称，这是俞氏所没有理解的。
关于第三点，俞氏的话是十分武断的。查唐代长安各坊里，都是互相隔绝的，坊里的四周是里垣，垣外为官街，非三品以上和坊内三面皆绝者，不得向官街开门的，坊里和官街的交通，非经里门不可，如果我们以现在对于那些热闹的大街的观念来理解唐代长安的官街，那就大错了。所以俞氏的“宣阳平康，南北惧有曲可通，不必外街”之说，完全是毫无根据之谈，其原因是没有看懂《北里志》，以为其中所谓十字街就是官街。
现在，我们来看—看从李娃宅到李娃姨所税宅的路程吧：李娃宅是在平康里内横街西南的鸣珂曲，而李娃姨所税的空宅，是在宣阳里内直街东北方的小曲中。所以，要从平康里西南的鸣珂曲到宣阳里东北的小曲，我们必须走平康里中的横街(其全程长六百五十步），向东，至十字交叉点，然后向南走直街(其全程长三百五十步)，出平康里南门，过朱雀门南之第二横街(宽四十七步)，入宣阳里北门，走直街，东转，始抵小曲。这就是最捷近的路，算起来大约有五六百步左右，路并不算近。
可是这样解释了之后，读者之疑仍不能明，因为从平康里到宣阳里，虽则要经过我们前面所说的路径，但是两坊究竟还是邻坊，何至于会象传中所说的那样“日已晚矣，计程不能达”?这里，我们除了要了解唐代长安街里组织之外，还要知道唐代京师的夜禁之律。
当时长安是京畿之地，帝皇之居，为了治安起见，有执行很严的夜禁的必要。这夜禁是由金吾掌执的。天晚昼漏既尽，顺天门(神龙元年以后改称承天门)击鼓，各坊里闭里门，官街上就断绝交通，不听人行，只许在坊里之内来往。直到五更三筹，顺天门再击鼓，坊门复开，官街上始听人行。夜禁中还在官街上走的，就是犯夜，按律就得处罚。
在《李娃传》中，当荥阳公子初至李娃家，推说住处路远，想赖在那里的时候，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在沈既济的《任氏传》中，当郑六在妖狐任氏那里宿了一宵出来的时候，“及里门，门扁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薛用弱《集异集》的《裴通远》条(《太平广记》卷三四五引)，记裴通远自通化门归来，有白头妪随之，“至天门街夜鼓将动，车马转速，妪亦忙遽而行”；而牛肃《记闻》的《张无是》条(《太平广记》卷一百引)也记“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跧”等事。这些记载，都可以作为唐朝严厉执行夜禁的旁证。
夜禁的法令，在《唐律疏义》上说得更明白。该书卷二十六《杂律上》《犯夜》条律云：
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
注曰：“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疏义曰：“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既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
律又云：
其直宿坊街，若应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即所直时有贼盗经过而不觉者，笞五十。
《疏义》曰：
诸坊应闭之门，诸街守卫之所，有当直宿，应合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若分更当直之时，有贼盗经过所直之处，而宿直者不觉，笞五十；若觉而听行，自当主司故纵之罪。
这两条律文和注疏，把唐代夜禁令的施行方法解释得明明白白。《李娃传》中李娃姨氏之所以要等到日晚才对荥阳公子说“郎骤往觇之，某当继至”，就是利用了这犯夜的禁令，算定荥阳公子到了平康里之后，坊门即闭，不能即刻再回到宣阳里来质问李娃何以迁居，而她又可以从容收拾器物，退了税屋而去；而荥阳公子之所以“计程不能达”，至于弛其装服，质馔而食，赁榻而寝，及质明始策蹇而赴宣阳，也就是为了这个夜禁。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娃姥施行她的奸计，其最大关键全在于利用这个犯夜律，使荥阳公子两面扑空，而金蝉脱壳之计始遂。
白行简在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是确实有他的理由，而且也完全出于实情，决不是“漫笔书之”的，只是时移代转，当时人尽皆知的事，便不再为后人所理解了。后世的人不明白当时坊里的组织，不明白当时夜禁的法令，便至于不了解这—段文章的用心之处，反而怀疑到作者的错误了。
这里，我想对于作者白行简的生卒来作一番考察。但是，要—想确定他的生卒，却并不是—件容易着手的事。
关于他的卒年，除了一个不可靠的异说以外，白居易的《祭弟文》、《旧唐书》、《新唐书》、《唐诗纪事》等，都—致说他是卒于唐敬宗宝历二年丙午(八二六)冬。这是确实可靠的。
可是他活了多大岁数呢?他是在哪—年生的呢?关于这—点，在我的狭窄的阅读范围中，至今还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白居易在《祭弟文》中没有提到，而他的常常说到自己的年岁的诗里，又极少说到他弟弟的年龄。
然而，在白居易的诗章中，却有—首诗可以作为我们探测白行简的年龄的线索，那就是《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七中的《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
吾年五十加朝散，尔亦今年赐服章!齿发恰同知命岁，官街俱是客曹郎；荣传锦帐花联萼，彩动绫袍雁趁行。大抵著绑宜老大，莫嫌秋鬓数茎霜。
而在“官街俱是客曹郎”一句下面，还有他的自注，说：
予与行简俱年五十始著绯，皆是主客郎中。
自居易对于官街和服章都看得很重，“著绿”、“赐绯”，在他的诗中都被视为一件大事般地记下来。弟弟升官赐服章，自然也是可庆的大事，所以亦见于他的诗章。靠了这首诗，我们知道，白行简到了五十之年方才升任那“从五品上，著绯”的主客郎中。这也是确实可靠的。
可是，他是在哪一年升任的这个官职的，他在那—年是五十岁呢?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旧唐书》卷—六六，《列传》卷——六，《白居易传》附的《白行简传》：
十五年，居易入朝，为尚书郎。行简亦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
《新唐节》卷——九，《列传》卷四四，《白居易传》附的《白行简传》也说：
与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遗，累迁主客员外郎，代韦词判度支，按进郎中。
根据新旧两个《唐书》的《白居易传》，我们知道了：白居易是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戊戌(八一八)“量移忠州刺史”的；元和十四年己亥(八一九)三月，白居易和元稹在入蜀的途中相会，“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同行”；当年的冬天，白居易又被“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所以《旧唐书》所记的“十五年”应该是元和十五年庚子(八二○)，白行简是随着哥哥一同入都的，而且，也和哥哥同时升了官，作了左拾遗。这个，白居易还写了一首《行简初授拾遗，同早朝入阁，因示十二韵》的诗作纪念。至于白行简的迁司门员外郎是哪—年的事，现在我们还无法知道，可是关于他在任主客员外郎的时候，我们却在《唐会要》卷五十九的《度支员外郎》条看到如下的记载：
长庆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员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简，前以当司判案郎官刑部郎中韦词，近差使京西勾当和籴，遂请白行简判案。今韦词却回，其白行简合归本司，伏以判案郎宫，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员，伏请更置郎官一员判案，留白行简充。勅旨：依奏。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一直到唐穆宗长庆三年癸卯(八二三)十二月止，白行简尚任“从六品上”的主客员外郎，那么，他的迁升主客郎中，必然是在长庆四年甲辰(八二四)唐敬宗宝历元年乙巳(八二五)和宝历二年丙午(八二六)这三年之中了。可是，白行简到底是在这三年之中的哪一年作了主客郎中呢?
我们应该重新提出白居易的那首《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赠之》的诗来研究一下：
白居易在那首诗的题目上既然是说“闻”又说是“寄”，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白氏兄弟二人并没有住在—起。长庆四年甲辰(八二四)初，白居易在杭州，同年五月离开杭州，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洛中；次年，宝历元年乙巳(八二五)授苏州刺史，五月至任；又在宝历二年丙午(八二六)秋冬之交去任之洛。在白居易转徙无定的这三年间，白行简却一直居京未动。同时《白香山诗集》所收的诗章是按着写作时日的先后次序排列的，而后集卷七所收的诗章则都是白居易在苏州的时候写的。《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赠之》一诗的写成，正是白居易到任苏州刺史第—年的秋天，也就是宝历元年乙巳(八二五)的秋天；那么，五十岁的白行简擢迁主客郎中一定是在同年的夏秋之交。从这年向上推到唐代宗大历十—年丙辰(七七六)，白行简生，比白居易小四岁。我们已经知道他死在唐敬宗宝历二年丙午(八二六)，因之也可以计算出来他得年只有五十一岁。他的生卒应当是：七七六——八二六。这样，拿来和白居易的活了七十五岁比较，我们对于这位“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的《李娃传》作者的萎谢得那么快、那么早，真是感到无限惋惜。
《古小说钩沈》校辑之时代和逸序
郑振铎先生在《鲁迅的辑佚工作》一文中(见《文艺阵地》第二卷第—期)，对于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钧沈》这样说：
在鲁迅先生的辑佚工作里，《古小说钧沈》最为重要，却可惜是未完成之作，虽经写定清本，却未见著作序跋，说明每一部辑出的古佚书的作者及原书卷帙，搜辑经过，象他在《会稽郡故书杂集》所著的序跋一样。这是我们所最引为遗憾的；因为没有了这些序跋，便不易见出他艰苦搜辑的经过。
后面，根据了许寿裳所编《鲁迅年谱》之未列入《古小说钩沈》校辑年代，郑先生就作了如下的断语：
敞意《古小说钩沈》的校辑时代，当在《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完戍之前(郎一九二三年前)，因为这部书正是史略的割产物之一，或灾略的长篇的工作的一部分自必写于史略印出之前也。其开始校辑的肘期则当在一九二○年在北京大学等校耕授小说史之时。这时期，他在教育部傲袁事，恰正有余力来做这个工作。可惜以后他便不再有机会再来完成它了！
可是郑先生的断语和事实是有出入的；他以为《古小说钩沈》是史略的副产物之一，而实际上却是因为鲁迅先生早已从事古小说的辑佚工作，然后才来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郑先生把《古小说钩沈》的校辑年代移后了十年，把因果颠倒了。关于这一点，周岂明的话是有力的证据：
……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蒐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义。豫才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其动机还在小时候所读的书里)，但因每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票友”，马幼渔先生正当主任，有一年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地答应了回来，同豫才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方便，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幼渔换了别的什么功课，请豫才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见《瓜豆集》《关于鲁迅》)
这里明白地告诉我们，当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年秋到北京大学去讲《中国小说史》的时候，是对于中国古小说的蒐集已下十余年的工夫，而《中国小说史》的编著，便是十余年前校辑古小说的自然趋势。可是《古小说钩沈》的校辑，究竟是在什么年代呢?在《关于鲁迅》一文中，周岂明这样说：
……鲁迅于庚戌(一九一○年)归国，……归国后他就开始钞书。其次是辑书。……他一面翻古书抄唐以前的小说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
这就是说，《古小说钩沈》的校辑工作，是当鲁迅先生在—九○九年返国后就开始，而且是和《会稽郡故书架集》的校辑工作同时进行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是在—九一四年十月辑成，次年二月以周岂明的名义出版的。他说：
……其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也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沈》，当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没有刻板的财，托书店出版也不成功，至今还是搁着。……
则《古小说钩沈》辑成的时期，也决不后于《会稽郡故书杂集》出版的年代。即《古小说钩沈》的校辑，当在从一九○九年至—九一四年这—段时期中。
可是这样重要的一部书，怎样连一点序跋文也没有呢?关于这—点，鲁迅的昆仲没有说起过。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化了极大的精力去蒐集鲁迅先生的遗文逸篇，也没有找到这部力作的序跋，以致郑振铎先生认为这是—部未完成之作，而觉得没有序跋是他所最引为遗憾的事。
然而，偶然的机缘却使我们知道了，鲁迅先生不但的确写了《古小说钩沈》的序文，而且早在三十三年以前，即一九一二年将它发表了。
《古小说钩沈》的序是于—九一二年二月在浙江绍兴—个叫做《越社丛刊》小刊物第一集上发麦的。所谓越社者，即清末最大的文学团体“南社”在越的分社。正如《会稽郡故书杂集》之用周岂明名义出版一样，这篇《古小说钩沈》的序也是用周岂明的名字起孟发表的。这是鲁迅先生不求闻达之处，用周岂明的话来说，“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鲁迅先生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因为象对《会稽郡故书杂集》一样，对于《古小说钩沈》周岂明也曾贡献过一部分力量。
还有一点要附带说明的，就是《古小说钩沈》的“钩”字，最初是写作“抅”字，字面虽则不同，意思还是一样的。要做小考据的人们，应该注意—下。
现在，请看这篇序文吧。
《古小说掏沈》序
小说者，班固以为出于稗官，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言可采，此亦芻羹狂夫之议。是则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顾其条最诸子，判列十家，复以为可观者九，而小说不与；所录十五家，今又散失，惟《大戴礼》引有青史氏之记，《庄子》举宋钘之言，孤文断句，更不能推见其旨。去古既远，流裔弥繁，然论者尚墨守故言，此其持萌芽以度柯叶乎?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伪敛，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贞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然论者尚墨守故言，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匙，爱更比辑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种，名曰《古小说抅沈》。归魂故书，即以自求说释，而为谈大道者言，乃曰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
《古小说钩沈》校读记
《郭子》
按：标题下应补“东晋中郎郭澄之撰”八字。
《全集》本页一六三，《三十年集》本页四九。
《笑林》
按：标题下应补“后汉邯郸淳撰”六字。
《全集》本页一八一，《三十年集》本页六七。
《小说》
《汉武帝尝微行》条，桉：见《幽明录》。
《全集》本页二○五，《三十年集》本页九一。
《张子房与四皓书》条，按：“辉神爽乎云霄”句，《能改斋漫录》入，“辉”作“耀”。“而渊游山隐”句，“游”作“潜”。“良以良薄”句，下一“良”字作“顽”。“骐骥岳遁”句，“骐骥”作“麒麟”。“不步于郊莽”句，“步”作“涉”。
《全集》本页二一四至二一五，《三千年集》本页一○○至○一。
《列异传》
按：标题下应补“魏曹丕撰”四字。
《全集》本页二四七，《三十年集》本页一三三。
《任城公孙达》条，按：此甘露中事，非丕作。
《全集》本页二五○，《三十年集》本页一三六。
《汉中有鬼神乐侯》条，按：此甘露中事，时丕已死。
《全集》本页二五○，《三十年集》本页一三六。
《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条，按：见《幽明录》。
《全集》本页二六一，《三十年集》本页一四七。
《古异录》
按：标题下应补“宋袁王寿撰”五字。
《全集》本页二六五，《三十年集》本页一五-。
《甄异传》
按：标题下应补“晋戴祚撰”四宇。
《全集》本页二六九，《三十年集》本页一五五。
《河南杨丑奴》条，按：见《幽明录》。本条第一行“衣裳不甚口口而容貌美”句，应补“鲜洁”二字。第三行“我在西湖侧”句，“我”字应改为“家’宇。第三行至第四行“俄灭火共寝，觉其臊气”句，“其”字应改为“有”字。
《全集》本页二七四，《三十年集》本页一六○。
《述异记》
按：标题下应补“齐祖冲之撰”及“梁任昉撰”九字，作二行并列；盖祖任二氏所作俱名《述异记》，而鲁迅先生所辑则二书混淆，未为剔别也。
《全集》本页二七九《三十年集》本页一六五，
《晋元兴末，魏郡民陈氏女名琬》条，按：出祖冲之《述异记》。
《全集》本页二八五，《三十年集》本页一七一。
《符健皇始四年，有长人见》条，按：出祖冲之《述异记》。
《全集》本页二八六，《三十年集》本页一七二。
《漆澄豫章人，有志干绝伦》条，按：出祖冲之《述异记》。
《全集》本页三○三，《三十年集》本页一八九。
《陈留周氏婢》条，按：出祖冲之《述异记》。
《全集》本页三○四，《三十年集》本页一九○。
苟氏《灵鬼志》
《人姓邹坐斋中》条，按：见《幽明录》。
《全集》本页三一七，《三十年集》本页二○三。
祖台之《志怪》
按：标题下应补“晋祖台之撰”五字。
《全集》本页三二一，《三十年集》本页二○七
《汉武帝与近臣宴会于未央殿》条，按：见《幽明录》。
《全集》本页三二一，《三十年集》本页二○七。
孔氏《志怪》
按：标题下应补“晋孔约慎言撰”六字。
《全集》本页三二九，《三十年集》本页二一五。
《楚文王好田》条，按：见《幽明录》。
《全集》本页三二九，《三十年集》本页二一五。
《神录》
按：标题下应补“梁刘之遴撰”五字。
《全集》本页三四一，(三十年集》本页二二七。
《齐谐记》
按：标题下应补“宋东阳无疑撰”六字。
《全集》本页三四五，《三十年集》本页二三—。
《有范光禄者，得病》条及“余杭县有一人，姓沈名纵”条，按：以上二则均见《幽明录》。
《全集》本页三四八至三四九，《三十年集》本页二三四至二三五。
《张然滞役多年》条，按：见《续搜神记》。
《全集》本页三五○，《三十年集》本页二三六。
《幽明录》
按：标题下应补“宋刘义庆撰”五字。
《全集》本页三五三，《三十年集，本页二三九。
《楚文王少时好猎》条，按：见孔氏《志怪》。
《全集》本页三五七，《三十年集》本页二四三。
《汉武帝尝微行过人家》条，按：见《小说》。
《全集》本页三五七，《三十年集》本页二四三。
《汉武帝与群臣宴于末央》条，桉：见祖台之《志怪》。
《全集》本页三五八，《三十年集》本页二四四。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条与下条《阮肇共入天台山谷皮》条，按：当是一条，分立不当，应连书。
《全集》本页三六一，《三十年集》本页二四七。
同务“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句，桉：应断“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
《全集》本页三六二，《三十年棠》本页二四八。
《汉末大乱，颖川有人将避地他郡》条，按：见《异闻记》。
《全集》本页三六五，《三十年集》本页二五一。
《钟繇忽不复朝会》条，按：见陆氏《异林》。
《全集》本页三六六，《三十年集》本页二五二。
《魏齐王芳时，中山有王周南者》条，按：见《列异传》。
《全集》本页三六七，《三十年集》本页二五三。
《河东常丑奴》条，按：见《甄异传》。
《全集》本页四○二，《三十年集》本页二八八。
《余杭人沈纵》条，按：见《齐谐记》。
《全集》本页四○三，《三十年集》本页二八九。
《一士人姓王，坐斋中》条，按：见苟氏《灵鬼志》。
《全集》本页四○五，《三十年集》本页二九一。
《安定人周敬，种瓜时亢旱，鬼为口水浇瓜》条，按：缺文应是“槤”字。
《全集》本页四一○，《三十年集》本页二九六。
《会稽施子然》条，桉：见《续异记》。
《全集》本页四三二，《三十年集》本页三一八。
谢氏《鬼神列传》
《下邳陈超为鬼君弼所逐》条，按：参看颜之推《冤魂志》范妾桃英事。
《全集》本页四三九，《三十年集》本页三二五。
《集灵记》
按：标题下应补“颜子推撰”四字。
《全集》本页四四七，《三十年集》本页三三三。
《妬记》
按：标题下应补“宋虞通之撰”五字。又按《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宋书》《后妃传》：宋世诸主，莫不严妬，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惜妻以妬忌赐死，使近世虞通之撰《妬妇记》。”《南史》《王藻传》亦载此言。
《全集》本页四七五，《三十年集》本页三六一。
《异闻记》
按：标题下应补“东汉陈实仲弓撰”七字。
《全集》本页四八一，《三十年集》本页三六七。
《郡人张广定者，遭乱避地》条，按：见《幽明录》。
《全集》本页四八一，《三十年集》本页三六七。
《玄中记》
按：标题下应补“晋郭璞撰”四字。
《全集》本页四八五，《三十年集》本页三七一。
《姑获鸟夜飞昼藏》条，按：此则亦见《搜神记》。
《全集》本页四九二，《三十年集》本页三七八。
陆氏《异林》
《鍾繇尝数月不朝会》条，按：见《幽明录》。
《全集》本页四九九，《三十年集》本页三八五。
曹毗《志怪》
按：标题下应补“晋曹毗撰”四字。
《全集》本页五○三，《三十年集》本页三八九。
《神异记》
按：标题下应补“晋王浮撰”四字。
《全集》本页五一三，《三十年集》本页三九九。
《续异记》
《晋义熙中，零陵施子然》条，按：见《幽明录》。
《全集》本页五一八，《三十年集》本页四○四。
《宣验记》
按：标题下应补“宋刘义庆撰”五字。据唐临《冥报记序》，当为齐竟陵王萧子良撰。
《全集》本页五四九，《三十年集》本页四三五。
《吴主孙皓》条，按：见《旌异记》。
《全集》本页五五四，《三十年集》本页四四○。
《冥祥记》
按：标题下应补“齐王琰撰”四字。
《全集》本页五六三，《三十年集》本页四四九。
《晋竺长舒者》条，按：此则当出傅亮《观世音应验记》。
《全集》本页五七五，《三十年集》本页四六一。
《晋徐荣者》条，按：此则恐亦出傅亮《现世音应验记》。
《全集》本页五八八，《三十年集》本页四七四。
《晋兴宁中，沙门竺法义》条，按：可证傅亮《应验记》为言释氏因果之书。
《全集》本页五八八至五八九《三十年集》本页四七四至四七五。
《旌异记》
按：标题下应补“侯白君素撰”五字。又按《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北史》《李文博传》：同郡侯白字君素，著《旌异记》十五卷。”《隋书》附《萧爽传》。
《全集》本页六五一，《三十年集》本页五三七。
《吴时，于建业后园平地获金象一躯》条，按：此条见《宣验记》。
《全集》本页六五一，《三十年集》本页五三七。
《唐宋传奇集》校读记
《任氏传》
“每相狎昵，无所不至，唯不及乱而已。是以崟爱之重之，无所怪惜”。按：“‘怪’字疑是‘悭’字之误，原作‘恡’字。”
《全集》本页二一六，《三十年集》本页三六。
《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
“孟去齐而接淅，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圣大贤，犹惑于性命之理欤?”按：姚宽《西溪丛语》下：“孟子言去齐接淅而行。淅，渍米也。接字殊无理。许慎《说文》引孟子去齐境淅而行。境音其两切，漉干渍米言不待炊而行也。”《异闻集》李吉甫铭曰：“孟子去齐而境淅”，唐本作境字。
《全集》本页二二六，《三十年集》本页四六。
《柳毅传》
“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虽侯伯之室，无以加也。”按：“仅”字作“余”宇解。
《全集》本页二三八，《三十年集》本页五八。
《霍小玉传》
按：姚宽《西溪丛语》下：“蒋防作《霍小玉传》书大历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轻黄衫，挟朱筋弹，李至，霍遂死，乃三月牡丹时也。老杜有《少年行》二首，一云：‘巢燕引雛浑去尽，江花结子已无多，黄衫年少宜来数，不见堂前东逝波。’考作诗时大历间，甫政在蜀，是时想有好事者传去，作此诗尔。”
《全集》本页二四五，《三十年集》本页六五。
“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惬。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车门宅是也。”按：“甫”字疑是“角”字之误。
《全集》本页二四六，《三十年集》本页六六。
《李娃传》
按：《剧谈录》卷上：“胜业坊王氏，于左广列职。一日与宾朋过鸣珂曲，有妇人胡粧立于门首，王氏驻马迟留……自此舆辇资货，日输其门……遂至贫乏。”与此事相类。
《全集》本页二七一，《三十年集》本页九一。
“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按：天宝元年，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
《全集》本页二七一，《三十年集》本页九一。
“姥访其居远近。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按：唐有夜禁，参看《任氏传》、《集异记》、《裴通远》条(《太平广记》卷三四五)。
《全集》本页二七二，《三十年集》本页九二。
“娃谓生曰：‘与郎相知—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按：韩愈有《祭竹林神文》。
《全集》本页二七三，《三十年集》本页九三。
“信宿而返。策驴而后，至里北门”按：《类说》及《醉翁谈录》本，并无“策驴而后，至里北门”句，而在“信宿而返”句后并多“路出宣阳里”五字。
《全集》本页二七三，《三十年集》本页九三。
“生将驰赴宣阳，以诘其姨，曰已晚矣，计程不能达。”按：唐有夜禁，《唐律疏义》□六《杂律上》：“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注曰：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疏义曰：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述……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既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
《律》又云：“其直宿坊街，若应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即所直时有贼盗经过而不觉者，笞五十。”
疏义曰：“诸坊应闭之门，诸街守卫之所，有当直宿，应合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若分更当直之时，有贼盗经过所直之处，而宿直者不觉，笞五十；若觉而听行，自当主司故纵之罪。”
《全集》本页二七四，《三十年集》本页九四。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按：《太平广记》二六○《李佐》记凶器有党。
《全集》本页二七五，《三十年集》本页九五。
《三梦妃》
“天后时，刘幽求为朝邑丞。”按：《唐诗纪事》卷十三：“幽求，冀州人，临淄王入诛韦庶人，预参大策。先天中为相，在同列下，意望未满。已而卖怀正、崔湜附太平公主，有逆谋，幽求说明皇图之，谋洩，睿宗流之于封州。明年，公主诛，召复旧官。开元初，进左丞相，以太子少保罢。姚崇忌之，奏幽求郁郁散职有怨言，诏有司鞠治；卢怀慎等奏幽求轻肆不恭，失大臣体。贬睦州刺史，迁杭、郴二州。恚愤卒于道。”
《全集》本页二八○，《三十年集》本页一○○。
《长恨传》
“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按：《白氏长庆集》卷五有《招王质夫》及《祗役骆口因与王质夫同游秋山偶题三韵》；卷九有《翰林院中感秋怀王质夫》，注云：“王居仙游山”，又有《赠王山人》；卷十一有《寄王质夫》、《哭王质夫》；卷十三有《和王十八蔷薇涧花时有怀萧侍御兼见赠》、《酬王十八李大见招游山》、《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质夫不至独宿仙游寺》；卷十四：《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酬王十八见寄》。
《全集》本页二八九，《三十年集》本页一○六。
《东城老父传》
按：此篇陈鸿祖撰。其名四见传中，(其一作洪祖)与《长恨歌传》作者非一人。
《全集》本页二几九，《十年集》本页一○九。
《莺莺传》
“是岁，浑瑊薨于蒲。”按：《旧唐书》卷十三《本纪》十三《德宗》下：“……十二月(贞元十五年)庚午，朔方等道副元帅、河中绛州节度使检校司徒兼奉朔中节令浑瑊薨。……丁酉以同州刺史杜确为河中尹、河中、绛州现察使。”
《全集》本页二九九，《三十年集》本页一一九。
“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令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按：甲子岁当为兴元元年；“贞元庚辰”当为贞元十六年。
《全集》本页三○○，《三十年集》本页一二○。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按：见李益《竹窗闻风诗》：“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
《全集》本页三○一，《三十年集》本页一二一。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按：《唐诗纪事》卷七九《莺莺》条云：“张后以为妖于身也绝之，既而淫其所居……”不知何本。
《全集》本页三○五，《三十年集》本页一二五。
《湘中怨辞并序》
“元和十三年，余闻之于朋中，因悉补其词，题之曰《湘中怨》，盖欲使南昭嗣‘烟中之志’，为倡偶也。”按：南昭嗣名卓，有《羯鼓录》、《南卓解题叙》。会昌元年为洛阳令(见《羯鼓录》)；“烟中之志”似即《绿窗新话》卷上所载《谢生娶江中水仙》条，盖取自《南卓解题叙》者，《丽情集》亦收此篇，题《烟中怨》。
《全集》本页三一二，《三十年集》本页一三二。
《异梦录》
“西望吴王国，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水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按：“择水”当作“择土”为是，下有“满地红心草”句可证。
《全集》本页三一四，《三十年集》本页一三四。
《飞烟传》
“……昨日瑶台青鸟忽来，殷勤寄语。蝉锦香囊口赠，芬馥盈怀，佩服徒增，翘恋弥切。……”按：“囊”字缺文应是“之”字。
《全集》本页三三○，《三十年集》本页一五○。
《东阳夜怪录》
按：参《太平广记》四三四引《传奇》《宁茵》条。
《全集》本页三四四，《三十年集》本页一六四。
《隋遗录》卷上
“……后主复诗个数篇，帝不记之，独爱《小窗》诗及《寄侍儿碧玉》诗。”按：姚宽《西溪丛语》下：“《南部烟花录》文极俚俗，又载陈后主诗云：‘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诗，六朝诗语不如此。《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幸广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伪作此书，与裴铏《传奇》载秦人事及赋唐人俚诗无异。”
《全集》本页三七○，《三十年集》本页一九○。
稗边小缀
《古镜记》
“由隋入唐者有王绩，”按：《唐诗纪事》卷四：“绩字无功，绛州人。兄通，大儒也。绩诞纵与李播、吕才善。大业末，仕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因解去，居河洛间，与仲长子光友以周易、老子置休头，他书罕读也。著《五斗先生传》、《醉乡记》、《无心子传》。预知终日，自志其墓，自号东单子。”
又按：王勣系另一人，见《唐诗纪事》卷五，云：“勣，武德、贞观间人，有集五卷。”
《全集》本页四七六，《三十年集》本页二九六。
《补江总白猿传》
“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已云：‘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按：见《易林》卷一；南山大玃，盗我媚妾。”下有“怯不敢逐，退然独宿。”。
《全集》本页四七七，《三十年集》本页二九七。
《枕中记》
“沈既济，苏州吴人(《元和姓纂》云吴兴武康人)，经学该博，以杨炎荐，召拜右拾遗史馆修撰。”按：“右拾遗”当作“左拾遗”。
《全集》本页四七八，《三十年集》本页二九八。
《柳氏传》
按：《太平广记》卷四九六《邢君牙》条有许尧佐事，“贞元初，邢君牙为陇右临洮节度进士，刘师老、许尧佐往谒焉。”
又《旧唐书》一八九下，《列传》一三九《许康佐传》：“父审，弟尧佐、元佐。尧佐子道敏，并登进士第，历官清显。”《唐诗纪事》四一：“尧佐正元十六年与燉煌张宗本、荥阳郑权皆佐征西府，后位谏议大夫卒。”《唐会要》七六：“贞元十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许尧佐及第。”
《全集》本页四八○，《三十年集》本页三○○。
《柳毅传》
按：《柳毅传》，旧作《洞庭烟传》，见《墨庄漫录》卷五(《稗海》本《洞庭灵怪传》)。
《全集》本页四八一，《三十年集》本页三○一。
《李章武传》
“景亮，贞元十年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擢第，见《唐会要》，余未详。”按：见《唐会要》卷七六。
《全集》本页四八二，《三十年集》本页三○二。
《霍小玉传》
按：《翰苑群书》上《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蒋防长庆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自右补阙充二十八日赐绯；二年十月九日加司封员外郎；三年三月一日加知制诰；四年二月六日贬汀州刺史。”
《全集》本页四八二，《三十年集》本页三○二。
“长庆中，绅得罪，防亦自尚书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贬汀州刺史(《旧唐书》《敬宗纪》)，“寻改连州”。按：《唐诗纪事》四一：“元和中，李绅及防荐庞严为翰林学士。李逢吉诬绅，罪逐之，出严刺信州，防刺汀州，于敖封还诏书，搢绅意伸其枉曰：‘于给事犯宰执之怒，申庞，蒋之屈，不亦善乎?’奏下，乃论贬严太轻，众嗤噪。防作《连州廖先生碑》云：‘长庆末，余自尚书司封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出守临汀，寻改此郡。’”
又《唐文粹》卷六五载蒋防作《连州静福山廖先生碑铭》云：“……长庆末，余自尚书司封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得罪，出守临汀，寻改此郡。”
又《唐会要》卷六—：“长庆元年九月，中使二人充行营粮料馆驿使。左补阙蒋防等以非故事，恐惊物听，上疏切谏，遂罢之。”
《全集》本页四八二，《三十年集》本页三○二。
“李肇(《国史补》中)云：‘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按：辛文房《唐才子传》四《李益》条：“益少有僻疾，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有散灰扁户之谈。时称为妬痴筒书李十郎。”
《全集》本页四八三，《三十年集》本页三○三。
“《全唐诗》末卷有李公佐仆诗。其本事略谓公佐举进士后，为锤陵从事。……未知《全唐诗》采自何书。”按：见杜光庭《神仙感遇传》三《李公佐》条：“李公佐举进士后，为鍾陵从事，有仆夫自布衣执役勤瘁，尽夕恭谨，迨三十年，公佐不知其异人也。一旦告去，留诗—章，其辞曰：‘我有衣中珠，不嫌衣上尘；我有长生理，不厌有生身。江南神仙窟，吾当混其真；不嫌市井喧，来救人间人。苏子迹已往(苏耽是也)，颛蒙事可亲(公佐字颛蒙)；莫言东海变，天地有长春。’自是而去，出门不知所之。邻里见其距跃凌空而去。”
《全集》本页四八四，《三十年集》本页三○四。
《李娃传》
“行简字知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字退之”。)，居易弟也。贞元末，登进士第。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按：《唐诗纪事》四一：“行简字知退，敏而有词。元和二年登第，为度支郎中，宝历二年卒。”《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诗云：“吾年五十加朝散，尔亦今年赐服章！齿发恰同知命岁，官衔俱是客曹郎(予与行简俱年五十始著绯，皆是主客郎中)”。
《全集》本页四八七，《三十年集》本页三○七。
“宝历二年冬，病卒。……有集二十卷，今不存。……其刘幽求—事尤广传，”按：柳珵有《刘幽求传》与《上清传》同附“常侍言旨”后。又：尚有《崔徽传》恐亦行简作。
《全集》本页四八七至四八八，《三十年集》本页三○七至三○八。
《长恨传》
“陈鸿所作传因连类而显，……惟《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有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贞元主客郎中。’又《唐文粹》(九十五)有陈鸿《大统纪序》云：‘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贞元丁(案当作乙)酉岁，登太常第，’”按：徐松《登科记考》一五三云，“陈鸿为贞元二十—午乙酉进士。”又按：《唐文粹》(七十五)有陈鸿《庐州同食馆记》，作于大和三年太岁己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
《全集》本页四八九，《三十年集》本页三○九。
《东城老父传》
“《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陈鸿《东城老父传》一卷”。按：《东城老父传》系陈鸿祖作。
“又记时人语云：‘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按：见杜甫《斗鸡篇》。
“《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陈鸿《东城父老传》一卷”按：《东城父老传》，系《东城老父传》之误。
《全集》本页四九一，《三十年集》本页三一一。
《无双传》
“调，河中宝鼎人……以户部员外郎加驾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学士，次年，加知制诰。”按：《翰苑群书》卷上《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薛调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自户部员外郎加驾部郎中充。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加知制诰，依前充。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卒官。三月十—日赠户部侍郎。”
《全集》本页四九九，《三十年集》本页三一九。
《杨娼传》
“原题房千里譔”按：《唐文粹》卷七四有千里《庐陵所居竹室记》云：“予三年夏，待罪于庐陵。”；卷九四《骰子选格序》云：“开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唐诗纪事》卷五一：“千里以罪居庐陵，作《所居竹室记》云：‘予方穷不能奋其处，于是亦宜矣。’”
又按：马使君与千里俱贬端州，李群玉留别诗云：“……俱来海上炊烟波，君佩银鱼我触罗；蜀国才微甘放荡，专城年少岂蹉跎。应怜旅梦千重思，共怆离心一曲歌；唯有管弦知客意，分明吹出感恩多。”
又，黄彻《□【上巩下石】溪诗话》卷七：“房千里作《骰子选格序》云：‘以六骰双双为戏，以数多少为进身官职之序，而且条其迁黜之目焉。’”
《云溪友议》(上)又有《南海非》—篇，谓房千里博士初上第，游岭徼。有进士韦滂自南海致赵氏为千里妾。千里倦游归京，暂为南北之别。按“致”宇系“邀”字之误。
《全集》本页五○一，《三十年集》本页三二一。
《飞烟传》
“明姚咨跋云”按：姚咨跋系据《续谈助》跋语，原必出自序。
《全集》本页五○二，《三十年集》本页三二二。
《虬髯客传》
“杜光庭字宾至，处州缙云人。”按：《宣和书谱》有《光庭传》。
又按：张唐英《蜀梼杌》卷上：“十一月(通正二年)大赦，改元天汉元年，国号改称大汉，以广成先生杜光庭为户部侍郎。”
又按：“八月(乾德三年)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光庭字宾圣，京兆杜陵人，寓居处州，方士见之，谓曰：‘此宗庙中宝玉大圭也。’与郑云叟应百篇举，不中，入天台为道士。僖宗召见，赐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隐青城山白云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颜貌如生，众以为尸解。有文十余卷，皆本无为之旨。”
《全集》本页五○二，《三十年集》本页三二二。
释“常卖”
日前言及吉川幸次郎读《东京梦华录》句读有误时，顺及赵景深先生误将“尹常卖：《五代史》”读为“尹常，卖《五代史》”。或以为赵先生原未误读，谓“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句中，说《三分》与卖《五代史》相对成文，尹常是姓名，固无可非难者。此未考“常卖”系一专门称呼之误也。“常卖”系一种专业之特称，今人称质库司事为“朝奉”，称卖针线花粉者为“货郎”，“常卖”一辞，亦即类此。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记朱勔，谓其父朱冲者，“吴中常卖人。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则常卖之为一种专称，常卖之为何等人物，可以明矣。意者尹某原为行贩，及改业小说人，仍袭其旧称也。
谈《东京梦华录》里的一个句读问题
最近读到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东方学报》第十四册第二分册。内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元杂剧之构成》那一篇。吉川幸次郎是日本少壮的中国学家，近年从事元曲研究，于学术界贡献甚钜，曾著有《元曲劄记》，译有乔梦符的《金钱记》，井在编纂《元曲辞典》。惜乎因交通的阻隔，这些可宝贵的研究成绩，都没有机缘拜读，所以第一次读到吉川幸次郎先生的论文，其欣喜是可想而知的。
《元杂剧的构成》在本号所载者仅是上篇，第一节论杂剧的题材与说话的关系；第二节论题材的剪裁与变更，兼及楔子；第三节论关目，并阐明曲与白是否出于一手的问题。
可是却也有一个小小的错误，那便是关于引用《东京梦华录》的句逗问题。《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说：“……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群：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吉川先生却读为：“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等”以及“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同书卷六《元宵》条有“尹常卖：《五代史》”等语，即可为吉川先生误读之证。《东京梦华录》是—部极可爱而又极不易读的书，而遇到这种地方，文字之连上读或接下读又是毫无标准的，读错了原无足怪。赵景深先生曾经把“尹常卖：《五代史》”读为“尹常：卖《五代史》”；孙楷第先生读此节时句逗的错误又完全和吉川先生一样。
释“呼保义”
《水浒传》中，宋江绰号有二，一曰“及时雨”，一曰“呼保义”。“及时雨”传中已有解释，“呼保义”则世多不明其义。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赞语于绰号之解说，颇多阐明，顾其宋江一赞云：
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
则仍言而不明，于“呼保义”一解未有所发挥，仅言其不称帝称王，而自呼为“保义”而已。
然则欲明“呼保义”为何，当先明“保义”为何。“呼”字则言自呼或人称，固可了然者。
按“保义”者，“保义郎”之简称也，宋时旧称“右班殿直”，为武职使臣之一，政和二年，易新名，始称“保义郎”。据《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武选目太尉至下班只祗应，凡五十二阶，而保义郎居第四十九阶。盖一武职稗官耳，或谓保义既系稗官，宋江何以取为绰号?答曰：宋江原系郓城小吏，其志非高，武勇堪充使臣，于愿已足；此其一。
今人有未得学位而称博士，未经选举而称太史者，宋时亦复如是，文人辄称宣教，什族辄称承务，其尤可发一噱者，仕宦仆隶，亦有仆射、大夫等称。宋曾慥《高齐漫录》云：
文潞公尝戏云：“某平生作官，赶家仆不止，方为从官时，家仆已呼仆射，比为宰相，渠先为司徒矣。”近年贵人仆隶，以仆射、司徒为小，则称保义，又或称大夫也。
可知贵家隶仆，亦有称“保义”者。则小吏如宋江者之称“保义”，提高身分，自呼人称，均无足奇；此其二。
跋《醉翁谈录》
宋椠本《醉翁谈录》十集二十卷，题庐陵罗烨撰，簿录家所未载，仅明李翌《戒庵菴老人漫笔》一语引及。罗烨何人?亦不可考。书为日本长泽规矩也发现，云传自朝鲜者，由文求堂主人以珂□【左王右罗】版影印行世，湮没迄今，盖已七百余年矣。书中市语杂出，胥近浅陋，当为南宋坊刻，然卷首《舌耕叙引》，于宋代小说家数，颇有阐明。其分小说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扑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并罗列小说名目百余种，为治小说学者前所未闻。另有八卷本《醉翁谈录》，题从政郎新衡州录事参军金盈之撰，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阮元《研经室外集》、莫友芝《邵庭知见传本书目》均著录，收入张氏《适园丛书》、方氏《碧琳瑯馆丛书》，流传较广，然与前者实为二节，惟第七卷《平康巷陌记》与罗书丁集卷—《花衢记录》相同者凡七则，疑同据别本《北里志》挦撦者，不得谓为互相因袭也。
跋《雨窗欹枕集》
明嘉靖间洪楩清平山堂所刊话本，今传世有《清平山堂话本》，计十五种；《雨窗》、《欹枕》二集，计十二种；合长乐郑氏所得阿英旧藏二种，共得话本二十九种。《雨窗》、《欹枕》二集残本，马廉先生得之宁波大酉山房，为天—阁旧藏，《玉简斋丛书》无名氏《天一阁藏书目录》著录。马先生以为洪氏刊刻话本，随刻随出，每五篇为一册，至《雨窗》、《欹枕》等集名，则以为或系天一阁主人亲题，而非洪氏原定。此说恐不足据。今按嘉庆己未顾修《汇刻节目初编》，载《六家小说》，有《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等六集，《雨窗》、《欹枕》二集，具在其中。顾修编目时，未必得见天一阁藏书也；又，明嘉庆间晁氏《宝文堂分类节目》卷中子杂目，亦载《随航集》十种，晁氏编目，更无据天一阁范氏之理。据此可知，各集题名，为刊书者洪氏所定，每集包涵话本十篇，分为二册，此其—；洪氏所刊话本，至少有六集六十种，此其二。而各话本最初刊行时，当系单篇，但现各篇版式参差不一，而宝文堂及也是园之书目亦载各单篇之目，皆可为各篇非刻于一时之明证，合印分集，乃后来为之耳。
跋《欢喜冤家》
右赏心亭刊八卷本《欢喜冤家》二十四回，题西湖渔隐主人编，其山水邻原刊本，盖亦不可多见矣。此书为明人著作，然长乐郑氏撰《明、清二代的平话系统表》竟列之于顺治康熙间，云作者与李渔辈为同时人，而不能确定其著作年代。今按是书叙言，有“庚辰春王遇闰，瑞雪连朝”等语，查明末庚辰年以正月遇闰者，为崇祯十三年，此节之成于是年，当无疑意矣。
袁刊《永浒传》之真伪
袁无涯刊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首有李贽序、杨定见小引，一般都认为是伪托李卓吾批评的。孙楷第先生以为这是杨定见的改编本，鲁迅先生则以为是叶昼辈伪托的。诸专家都断为赝刻，铁案如山，差不多已成为不易之论了。
叶昼托卓吾之名评《水浒传》之说，远在明季就已有了。钱希言的《戏瑕》(一六一三)卷三赝刻条中说：
……此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开阳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并出叶笔，何关于李?……昼，落魄不羁人也……近又辑《黑旋风集》行于世，以讥进贤，斯真滑稽之雄已。
清初周亮工承袭其说。在他的《书影》(一六五七)卷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当温陵《焚书》、《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
关于叶昼托龙湖之名评《水浒》，这是最早的记载。鲁迅先生的论断，就是根据《书影》而来的。钱希言和李卓吾以及叶开阳是同时代的人，见闻所及，其言自当可信。然而，以李卓吾批本标榜的《水浒传》，至今犹存的。据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共有三种，我们怎样就可以断定袁无涯刊本是叶开阳的赝本呢?那三种本子是：
一，容与堂刊本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百回。
二，袁无涯刊本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有郁郁堂及宝翰楼复印本)
三，芥子园刊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
芥子园本刊于明末清初，当非《戏瑕》所指，故不论及。袁无捱刊本呢，在现存各本中均未记刊行年岁。可是在袁小修的《游居柿录》卷九中，我们却看到：
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
的话。这些话记于万历四十二年(—六—四)，可以证明袁无涯刊本《水浒传》是在这时刻成的。这样，这个本子又非钱希言在编《戏瑕》时所能见得到的。这一个本子和芥子园刊本当时钱希言都没有看到，那么除非有其他的版本，钱希言的话一定是指容与堂刊本的了。
容与堂刊《水浒传》中土无传本，今惟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据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此本亦不载刊行年月。惟在卓吾序后，另行题云：“庚戌仲夏日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大概就是这个刻本的书手所记。晚明的庚戌年有两个，一为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一为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此本刻于卓吾殁后，则这庚戌无疑是万历三十八年。这个本子的“述语”中还有这样的话：
和尚有《清风史》一部……又手订《寿张县令黑旋风集》，令人绝倒。不让《世说》诸书……
以及小记
本衙已精刻《黑旋风集》、《清风集》，将成矣。
等语，则又与《戏瑕》中所说叶开阳“近又辑《黑旋风集》以讥进贤”等语恰相符合。
从这些看来，都可以明白钱希言所云伪托卓吾批评的《水浒传》，正就是容与堂刊行的这一部，和袁无涯本一点关系也波有。
这一部书作伪的伎俩是相当地精到。如采用已载于《焚书》的《忠义水浒传》序(胡适以为《焚书》辑于李氏死后，实误。按蔡弘甫在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已著《焚书辩》指斥李氏《焚书》；焦竑在万历二十七年序李卓吾的《藏书》，也说到：“书三种，一《藏书》、一《焚书》、一《说书》。《焚书》、《说书》刻于亭州”，均可证明《焚书》刊于龙湖在世之日），如在述语后题“小沙弥怀林记”这个已见于《焚书》卷四三《大士象议》的卓吾侍者的名字(褚人获《坚瓠甲集》卷三卓吾侍者条记怀林，并引袁小修随笔载其一绝)，如到处都自称“李载贽”、“李秃翁”、“和尚”、“李和尚”等等，用这些来造成一个此本确系宏父所为的印象，均可见其用心之探。然而文字的恶劣，议论的可笑，就已露了马脚，再加上书坊的宣传广告，作伪的原形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容与堂刊《水浒传》是叶开阳托李卓吾本，已经昭然在目，现在我们就要来谈到袁无涯刊本了。我们所要研究的，第一是李卓吾是否曾批评《水浒传》?第二，从杨定见的小引上看看有没有杨定见和袁无涯通同作弊的踪迹?第三，杨定见和李卓吾的关系究竟怎样?第四，袁无涯是怎样一个人，有没有刊行赝籍的可能？
关于李卓吾是否曾评《水浒传》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立刻作一个肯定的回答：他批过《水浒传》。卓吾对于《水浒传》推崇备至，可以在收入《焚书》的《忠义水浒传》序中看出来。《焚书》刊于一五九○年左右，那么至少这时候卓吾就有评《水浒传》之意，或竟已着手批评了。在前引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九的文字下面，还这样说：
……记万历壬辰(二十年，一五九二)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常志者，乃赵觳阳门下一书史，后出家，礼无念为师。龙湖悦其善书，以为侍者，常称其有志，数加赞叹鼓舞之，使抄《水浒传》。……
这里，李卓吾在哪—年，在什么地方评《水浒传》，以及是由什么人眷录的，都有了明白的解答。因此，李卓吾曾否评《水浒传》的问题，便很快地解决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杨定见的小引吧。在袁无涯刊本《水浒传》的杨定见小引上，有着这样的话：
……自吾游吴，访陈无异使君，而得袁无涯氏。揖末竞，辄首问先生，私淑之诚，溢于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嗣是数过从，语语辄及卓老，求卓老遗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阅之遗书又甚力。无涯氏岂狂癖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所批定《忠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书与俱，挈以付之。无涯欣然如获至宝，愿公诸世。吾问：“二书孰先?”无涯曰：“《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日。其先《水浒》哉!其先《水浒》哉!……”
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点：一，李卓吾遗稿之藏于杨定见处者，至少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种；二，杨定见和袁无涯之相遇是偶然的，并不是挟着卓吾遗著远迢迢从湖北赶来找出版家；三，袁无涯是因为爱好李卓吾的著作而为之刊出，并非为博利。(关于这一层，我们但看袁无涯所刊各书，坝及他所师事的袁中郎是对龙湖执弟子礼这些关系，就可以明白。以后当更言及)写小引的杨定见和刊书的袁无涯，非叶昼、容与堂所能比拟，这是很显然的事。怀疑到袁无涯本是赝刻，实在有点不大可能。
还有两件事可以间接说明袁刊之非伪作：第—，此书刻成时为万历四十二年，则交稿时最多是万历四十一年。在那个时候，容与堂伪本刊行已有四年，袁无涯自无再接受另一伪本之理。第二，和《水浒传》同时交给袁无涯的尚有《杨升庵集》—部。此书今尚有传本，题《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凡二十卷，有卓吾及焦弱侯评语，其出版日期，当不致迟过万历四十三年，即《水浒传》刊行后—年。按焦竑殁于万历四十八年，则《读升庵集》出时尚在世，当非伪作。由此而推及《水浒传》，当亦非赝品。
杨定见是怎样一个人呢?胡适以为不可考，这是没有去查考之故。其实要知道杨定见，却也并不难，在最习见的袁中道的《李温陵传》(《珂雪斋前集》卷十六)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定见的名字：
……公(按指李卓吾)遂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捷，日以读书为事。……
而在李卓吾的《焚书》上，杨定见凤里的名字更数见不鲜。如卷一及卷二有致杨书四通，卷六有《喜杨凤里到摄山》二绝句，其一云：
十年相守似兄弟，一别三年如隔世，今日还从江上来，孤云野鹤在山寺。
而卷四《八物》篇中，说到杨定见更详：
……如杨定见，如刘近城，非至今相随不舍，吾犹未敢信也。直至今日，患难如一，利害如一，毁谤如一，然后知其终不肯畔我以去，夫如是则予之广取也固宜。设余不广取，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夫近城笃实人也，自不容有二心，杨定见有气人也，故眼中亦常常不可一世之士。夫此二人，皆麻城人也……
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归纳出：杨定见，字凤里，湖北麻城人，为人有气节，师事李卓吾，从之学，追随无间，甘苦同尝，毁誉与共，十载如一日。
此外，在马经纶的《与当道书》(《续焚书》附《李温陵外纪》卷四)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万历二十九年(一六○一)李卓吾第二次被驱于麻城时，杨定见也因受累的情形：
……闻年丈檄令县学，行查杨生定见。……杨生笃志向道，雅为刘晋老，焦漪老所敬重，其人可知。人言波及，盖恐卓吾或匿于家，未曾远避。夫杨生亦有家室之累，亦惧池鱼之殃，非但不能匿，突不敢匿。……
以一个和李卓吾关系这样深，这样久，身为入室弟子，位处友朋之间的，气节学问均为人所敬重的人，难道会伪为他的先师故人的书，以博蝇头微利的吗?可能的是他保藏着卓吾的遗稿(因为当时禁李氏书，故没有机会刊印)，可能的是他把卓吾的书设法刊出来匡正容与堂的伪本。
刊书的袁无涯是怎样的人呢？胡适亦以为不可考。据我所知道的，袁无涯名叔度，无涯是他的号。苏州人，为书林中之白眉。其刊书之所称书植堂，公安袁氏三弟兄的集子，差不多都是他刊行的，而且对袁中郎执弟子礼(袁中郎《锦帆集》题“门人袁叔度无涯校梓”)，当时文士，多乐于交往。在万历崇祯间文人的书翰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写给袁无涯的信札，袁小修的日记中，也记着和无涯往还的事。而在《太霞新奏》第五卷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冯梦龙的—套散曲，题为《送友访伎》，是赠无涯的，其小序云：
王生冬，名姝也，与余友无涯氏一见成契，将有久要，而冬迫于家累，比再访，已鬻为越中苏小矣。无涯氏固多情种，察其家侯姓，并其门巷识之，刻日治装，将访之六桥花柳中……
均可见无涯和当时文士的关系，并不只是书店老板和作家的关系而已。和当代著名文士有很深切的关系的人，既何屑又何必刻赝本呢?还有，在袁小修的《珂雪斋前集》卷二十三中，有《答无涯》函—通，谈到中郎和卓吾的伪本的事，说道：
……近日书坊赝刻，如《狂言》等，大是恶道，恨未能订正之；李龙湖书亦被人假托搀入，可恨，可恨。比当至吴中与兄一料理也。
小修要和他共同料理袁中郎和李卓吾被人伪托的事，难道他自己反而刻卓吾的伪本?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从这些看来，袁无涯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确为真本这件事，大概是可信的。
但是，我们却也有—两个可疑的地方，似乎可以证明袁刊本《水浒传》中也有杨定见的笔墨在。第一，还是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九中的话。在见到袁无涯赠他的新刻的《水浒传》以后，他说：“……今日偶见此书，诸处与昔无大异，稿有增加耳。……”所谓“昔”者，盖指万历壬辰(一五九二)小修在武昌朱邸时所见卓吾的批点稿本，而这新刻本却比稿本稍有增加。那么这增加部分，是不是杨凤里所为的呢?也许是的。但是卓吾在小修别后又有增加，也是很可能的事，况且小修既云“稍有增加”，当不至过多。—部放在案头的未刊稿，作者总难免要稍加改动的，未必系杨定见所为也。
第二是在“发凡”中有这样的话：“记事者提要，纂言者钩玄，传中李逵，已有提为《寿张传》者矣……”按容与堂刊本《水浒传》有“……又手订《寿张县令黑旋风集》，令人绝倒”，及“本衙已精刻《黑旋风集》、《清风史》，将成矣”等语；设若《发凡》所云《寿张传》即《黑旋风集》，那么这就是杨定见伪托的一个明显的证据，因为《黑旋风集》出来的时候，李卓吾去世已有八年光景了，安能见及?然而我们又安能断定此处所云《寿张传》就是容与堂所刊的《黑旋风集》呢?卓吾在世之日已有人将李逵故事提为《寿张传》刊行，也是很可能的事。在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以前，我们是很有理由说这是出于李卓吾手笔的。
至于袁刊本与以前各本不同之处，优越之点，郑振铎先生的《水浒传的演化》已详言之，不赘。
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
西班牙与我国交通，始于明季，我国珍籍，或有由传教士流传彼土者。曩游西班牙，印留意访寻。然该国藏书最富之玛德里国立图书馆，所藏我国旧籍，为数寥寥，多为习见坊本，无足观者，为之怅然。后游玛德里近郊爱斯高里亚尔静院，始得见中土逸书二三种。其关于通俗文学者，有《三国志演义》一种，为诸家所未著录。书名《新刊案鉴汉谱三国志传绘象足本大全》，首页题“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书林苍溪叶逢春彩象”，有嘉靖二十七年鍾陵元峰子序，序中有“书林叶静子加月图象，中郎翁叶苍溪镌而成之”等语。书凡十卷，二百四十段，每页十六行，每行二十字，图在上端，两边题字，古朴可爱，惜缺第三、第十两卷耳。
案《三国志演义》，除元至治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及嘉靖元年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见存诸本，当以此为最早，以滞留时期不多，未遑细览，至今引为憾事。静院所藏，尚有明嘉靖刊本《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亦系天壤间孤本，所选传奇杂剧时曲甚富。时曲无论，传奇杂剧，亦颇多今已失传者，虽系选本，且仅录曲文而无宾白，然亦弥觉可珍。当时曾钞目录一分并摄书影数页，返国后谋将全书影出，曾与静院僧侣通函数次，终以摄影索价过昂未果。未几而西班牙内战突起，爱斯高里亚尔沦为战场，静院所藏，未知流落何所，而余所抄目录及书影，亦毁于炮火，仅赵景深及郑振铎二位先生曾借钞目录各—份尚存而已。思之怅然。
日本日光轮王寺所藏中国小说
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所藏我国平话小说甚富。此为德川时代黑农宰相天海师谥慈眼大师者遗书，向未为世人注意。其中可称为天壤间孤本者，有四十卷全本初刻《拍案惊奇》(传本仅三十六卷，缺第三十七卷《屈突仲任酷杀众生，郸州司马冥全内侄》，第三十八卷《占家财狠壻妬侄，延亲脉孝女藏儿》，第三十九卷《乔势天师禳旱魃，秉诚县令召甘霖》，第四十卷《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其第三十八卷，即《今古奇现》第三十回所本)，及全本《水浒志传评林》二种，其余亦多善本。兹就所知，列举如下：
一，《初刻拍案惊奇》四十卷，明尚友堂原刊足本。
二，《新镌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八卷，明刊本。(大连满铁图书馆藏本不全)
三，《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明万历刊本。(此节日本京都大学及我国北京图书馆均藏)
四，《新刻出象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明世德堂刊本。(北京图节馆亦藏一部)
五，《全象唐僧出身西游记传》十卷，一名《西游释厄传》，明万历刊本。(北京图书馆亦藏一部)
六，《新镌扫魅敦伦东度记》二十卷一百回，明金闾万卷楼刊本。
七，《禅真逸史》八集四十回，明白下翼圣斋刊本。(故马隅卿氏亦藏—部，今归北京大学)
八，《禅真后史》十集六十回，明峥霄馆刊本。(按孔德图书馆及日本广岛浅野图书馆所藏均系复刊本)
九，《京本增补校正全象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刚双峰堂刊本。(内阁文库藏本不全)
跋《元曲金钱记》
很久就想读的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译的《元曲金钱记》，多谢神田教授的相赠，已静静地摊在我的书案上了。
吉川先生是有数的日本少壮派汉学家，是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的经学文学研究室的主持者。该研究室从事元曲研究的工作，至今已有五年以上的历史了。参加这个研究工作的，除吉川先生本人外，有青木正儿、入矢义高、田中谦二三先生，以及中途回到中国来的魏敷训先生。其研究成绩，单在《东方学报》所发表出来的，有《读元曲选记》、《臧氏元曲选曲文表》，入矢义高先生的《盛世新声与重刊增益词林摘艳》、《元曲助字杂考》，田中谦二先生的《关于元曲的险韵》、《元杂剧的题材》和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元杂剧的作者》、《元杂剧的构成》(还有《元杂剧的听众》是发表在《东洋史研究》上的)等等。而更艰巨的工作却是正在编纂中的《元曲辞典》，据神田教授说，当他访问研究室时，见到已有数万张纪录元曲中所看到的—切语句的卡片了。
《元曲金钱记》可以说是吉川先生在研究室正式研究报告以外的副产品。同时，它一方面是一种元曲研究的初学者的入门书，一方面是一种—般的文学读物。它兼有着学问家的精湛和文艺家的流丽。注译的次序是这样的：先抄原文，其次是译文，再次是解释和考订。
译文是用那称为“净瑠璃”的日本古代的歌舞剧体译的。译者之所以采用了这个文体，大概是两者的时代既不相上下，而其气氛也有着共同之点吧。译者之选译这种文体，实在是再适当也没有了。如果用日本现代口语来译，我想一定会使人起一种极不自然的感觉的。
在象我这样对于日本文学完全是门外汉的人看来，最可注意的倒还是注释的那一个部分。在这一个部分之中，我们见到了吉川先生的钻研的姿态，以及经学文学研究室的其他学者的深湛的工夫。在中国呢，正如王国维所太息言之那样，元曲之学，是为中国后世儒硕所鄙弃不复道的，所以考据训诂，不及词曲。虽然近年来有一部分学者急起直追，但象《元曲金钱记》那样已经表现出来的具体成绩，究竟还没有。已故的吴梅虽在《元剧研究ABC》上卷中预告了将在下卷研究元曲方言，然书未成而他已归道山；童斐先生虽然选注了几篇元曲，但他的注释只限于一般文学和历史上的典实，关于元曲特有的语法或俗语，则不加说明，或仅以“元时俗语”一语了之。所以《元曲金钱记》的注释，在我们看来是格外可贵了。
关于曲中的特有语法，如第一折王府尹的道白中的“所除长安府尹之职”一句，吉川先生就注意到“所”字的特有用法(见二五页)，而举出《硃砂担》中的“待不前去，又怕那贼汉赶来，‘所’伤了我的性命”。(第二折)和“我拼的直到他家，‘所’算了他父亲”。(同上)研究室的田中谦二先生，又在新发见的《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中发现了：“有刘文静，‘所’央魏征等改了诏书”。(《老君堂》第四折)和“妾身近日‘所’生了个孩儿(《五侯宴》楔子)以及“自从继母行‘所’生了薛二薛三”(《薛包认母》第一折)这三个例子，因而确定了“所”字不单只是表示被动语气，而且还由于语气上的必要，加在单音的动词上面，有音而无义的。此是阐明语法的一例。
关于句法的，从第三折“斗鹌鹑”曲中的“我则索勉强勉强的到口”一句，注意到迭句的特殊用法，而举出《来生债》第二折的“你则待将火院火院来做主”；《伍员吹箫》的第三折的“吓良民吓良民的泼皮”；《昊天塔》第二折的“□在□在地下”；《竹坞听琴》第二折的《屈高屈高就下》。又由于第二折“哪吒令”曲的“各剌刺雕轮碾落花……扑腾腾金鞭袅落花……虚飘飘青旗□落花……”的三个“花”字的连用，而举出《神奴儿》中的“你哥哥劝你，休烦天恼地，大嫂你靠这壁，休推天抢地，孩儿这里耍哩，休啼天哭地。”的“地”字的连用；《范张鸡黍》中的“国子监里助教的，尚书是他故人，秘书监里著作的，参政是他丈人，翰林院应举的，是左丞相的舍人。”的“人”字的连用。这一切都能收左右逢源之功，若非积学如吉川先生及研究室诸学者，是决不能办到的。
杂剧家常用的典故的考究，也是费了很大的工夫的，虽则“韩王殿”等典还“不得要领”，但大部分都已给了明确的解释和精到的考证。至于俗语方面，我以为还可以作一番更深的考究。本节中对于“包弹”、“玉纳”、“骨都”、“大古来”、“话欛”、“异粪”、“承头”、“调罨子”、“脱稍儿”、“缘房”、“粧么”等词，所给与的解释；或失之过简，或考究欠精，不能满足语学研究者的进一步的研究。例如三五页释“每”宇，仅云：“家人每”之“每”，表示复数，即今之“们”。这是很不够的。至于“警迹人”一辞能从《元典章》中找出它来源和解释(页一三六)，却是值得赞扬的。
此外，第三折“净”所念的“上古天子重英豪，好把文章教尔曹”等语，吉川幸次郎先生从Daniel Jones所著的《广东语之发音》中找寻来源，也是我们觉得欠精到的。这两句诗的来源是在一本名叫《神童诗》的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同样古老、同样普及的童蒙书中，开端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两首，第七首是“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亦善其身。”第三折末王府尹云：“莫言一世儒冠误，方显文章可立身”，也是取源于此的。我们不要小觑了这四十余首《神童诗》，其中包涵着不少元曲的典实呢。
关于作者乔梦符，吉川先生的叙述是详尽的了，可是对校订者臧晋叔的事迹，却没有多下工夫。《明诗综》卷五十三中的小传是极简单的，《列朝诗集》丁集卷七中虽则画出了他的风流姿态，说他“每出必以棋局蹴毬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吏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中”等等，但对于他的平生到底也没有详细的记载。要知道他的生平，必须从他自己和他同时代人的集子中去找。《负苞堂诗选》在我杭州的老家里原是有一部的，现在早已散失了，他同代人的集子找起来也不是容易的事，幸喜在战前叫上海家中寄来了《湖州府志》，我把志中的传抄在下面：
卷七十五人物传文学二：
臧懋循，字晋叔，长兴人，居顾渚之阳，因号顾渚。继芳子。万历八年进士，授荆州府教授，擢南国子监博士。懋循生而敏颖，读书数行下，博闻强记，畋渔百代，高才逸韵，不屑屑一官。既祭酒南中，时与名人隽士览六朝遗迹，命题分赋，或至两夜。被劾归，慕黄山白狱之胜，策杖往游，徜徉云壑，赋诗满志。已而念金陵旧游地，挈家居焉。自三百篇讫唐中晚，搜遗诠譌，厘别体类，为《古诗所》，《唐诗所》，选元人杂剧一百种，并为骚坛大观。工书，楷法《麻姑坛》，《九成宫》，行草出《圣教序》诸帖，而尤耽孙过庭。且精晓音律，于南北九宫盘陟诸调，移宫入赚，乐句之节，喇喇能指诸掌，先辈风流，于斯未墜。
关于他的著作，府志卷五十八艺文略二记录如下：
《负苞堂稿》九卷、《古诗所》五十六卷、《唐诗所》四十七卷、《古逸词》二十四卷、《金陵社集》八卷、《元曲选》一百卷。又：删改《玉茗堂四梦》、改定《曇花记》、校正《荆钗记》。
此外《静志居诗话》还说他刊刻杨廉夫的《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弹词，则已不在他的著述范围中了。至于《元曲选》底本的来历，孙楷第先生的《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一书中已有详考，不更赘。
崔怀宝、薛琼琼的故事
关于“崔怀宝”、“薛琼琼”以及“月夜闻筝”故事的，金院本有《月夜闻筝》(目见《辍耕录》卷二十五)、元南戏有《崔怀宝》(逸曲见《九宫正始》)、元杂剧有白朴《薛琼月夜银筝怨》(目见《录鬼簿》)，郑德辉《崔怀宝月夜闻筝》（目见《录鬼簿》，逸曲见《北词广正谱》）。
郑德辉的《崔怀宝月夜闻筝》已由赵景深先生辑出越调送远行等四曲，见所著《元人杂剧辑逸》；南戏《崔怀宝》也由冯沅君先生辑出十一曲，见所著《南戏拾遗》。其余金院本和白朴的杂剧，都仅存有其目而已。
关于本事的考究，冯先生曾费了极大的苦心，在《南戏拾遗》中，她依据了元人杂剧、散曲、《诗余广选》及《情史》等，考出了这几点：一，薛琼是狭邪女；二，她与崔怀宝在花园中成匹配；三，她曾入宫供奉。沅君先生在《南戏拾遗补》中对于《崔怀宝》也有论及，可是对于本事仍无新的发现，反而据《曲海总目提要》《玉马珮》条，提出了黄损的故事，把本事弄得更不明了。
能够提供我们正确的本事的，我想应该是现存日本的那部《绿窗新语》，在此书的《崔怀宝羡薛琼弹筝》这一目下，我们是一定可以找到崔怀宝、薛琼琼和月夜闻筝的故事详情的。可是此书中土既不易见，不得不放开它了(此篇该书注出《丽情集》，据董康云，我国刘氏嘉业堂有藏本)。
然而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事，却也是常年有的。偶翻陈元靓《岁时广记》，在卷十七《赐宫娥》条下，不意发现了这薛琼琼崔怀宝的故事，注明出《丽情集》。兹将原文录在下面：”
明皇时，乐供奉杨羔以贵妃同姓，宠悻殊常，或谓之羔舅。天宝十三载，节届清明，敕诸宫娥□【左女右监】出东门，恣游赏踏青。有狂生崔怀宝，佯以避道不及，隐身树下，覩车一宫嫔，敛容端坐，流眄于生。忽见一人，重戴，黄绿衫，乃羔舅也，斥生曰：“何人在此！生惶骇，告以窃窥之罪。羔笑曰：“尔是大憨汉，识此女否?乃教坊第一筝手。尔实有心，当为尔作狂计。今晚可来永康坊东，问杨将军宅。”生拜谢而去。晚诣之，羔曰：“君能作小词，方得相见。”生吟曰：“平生无所愿，愿作乐中筝，得近玉人织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光荣。
”羔喜，俄而遣美人相见，曰：“美人姓薛，名琼琼，本良家女，选人宫为筝长，今与崔郎永奉箕箒。”因各赐蕉肌酒一杯，曰：“此酒千岁蘽所造，饮之白发变黑，致长生之道。”是日，宫中失筝手，敕诸道寻求之不得。后旬日，崔因调补荆南司录，即事行李。羔曰：“琼琼好事崔郎，勿更为本艺，恐惊人闻听也。”遂感咽叙别。自是常以唱和为乐。琼有诗云：“黄鸟翻红树，青牛卧绿苔，诸宫歌舞地，轻雾锁楼台。”后因中秋赏月，琼琼理筝弹之，声韵不常，吏辈异之，曰：“近来索筝手甚切，官人又自京来……”遂闻监军，即牧崔赴阙。事属内侍司，生状云“杨羔所赐”。羔求救贵妃。妃告云：“是杨二舅与他，乞陛下留恩。”上赦之，下制赐琼琼与崔怀宝为妻。
本事既显，—切枝节均可迎刃而解了。虽则德辉杂剧中把杨羔改成了高力士，但对于大体情节上，想不致有巨大的变动吧。
释“盆吊”
尝读《永乐大典》戏文《小孙屠》，在这四句“题目”中就逢到了一个疑难的问题：
李琼梅设计丽春园，孙必贵相会成夫妇，朱邦杰知法明犯法，遭盆吊没兴小孙屠。
这“盆吊”是什么刑罚呢?本文中没有说明；字典辞书中不载，那是更不用说的了，宋、元《刑法志》上没有说起，小说笔记里也没有谈到。这种问题，只得不求甚解了罢。可是忽然想起，似乎《水浒传》中有说到这二字的，便拿起《水浒传》来一翻，果然在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镇平安寨，施恩义夺快活林》中找到了。那是讲武松杀了潘金莲之后，被刺配到东平府平安寨时的事。武松被解到了牢城中，得罪了差拨，可是管营相公却不但没有给他吃杀威棒，反而好好地管待他。众囚徒疑心这不是好意，说晚间必然来结果他。武松道：
他还是怎地来结果我？
于是众囚徒就说出“盆吊”来：
他到晚，把两碗黄仓米饭，和些臭鮝鱼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去土牢里去，把索子綑翻着，一床干藁荐，把你卷了，塞住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
原来这什么地方也不得其解的“盆吊”，却在这部《水浒传》中说得清清楚楚。
释“棚扒”
《小孙屠》中还有这几句：
谁知命运遭乖蹇，今朝受刑宪。免教受棚扒，感恩即非浅。
以及
分明是你把妻儿骗，今日怎胡言！拷打更拼扒，如今怎軃免?
这“棚扒”或“拼扒”是什么呢?(再说，在金元戏曲中，这两个字眼也是常见到的。随便举两个例罢：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卷四：
有刑罚，徒流，绞斩，吊拷，拼把。
在杨梓的《豫让吞炭》第三折：
既待舍死忘生，怕甚么吊拷，棚扒。
在别的书中也是不得其解，又还是在《水浒传》中找到了的。
那是在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插翅虎雷横在勾栏里打了唱诸宫调的白秀英的父亲白玉乔，给白秀英在知县那里使了枕边灵；知县就把雷横枷起来押出去号令示众，那婆娘要逞好手，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原文说：
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场。知县却教把雷横号令在勾栏斗首。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如何肯□【左纟右并】扒他！这婆娘寻思一会：“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勾栏门，去茶坊里坐下，叫禁子过去，发话道：“你们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县相公叫你们□【左纟右并】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发怒，我们自去拼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时，我自将钱赏你。”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兄长，没奈何，且胡乱拼一拼。”把雷横拼扒在街上。
这里的“□【左纟右并】扒”就是《小孙屠》中的“堋扒”和“拼扒”，因为是俗语，所以字无定形。读了《水浒传》的这一节，这两个字的意思，便瞭如指掌了。
释“设法”
《永乐大典》所存戏文三种，其一为《小孙屠》，梗概如下：
开封孙氏兄弟二人，兄名必达，读书伴母，弟名必贵，业屠养家，人呼小孙屠。兄于丽春园见卖酒妓李琼梅爱之，为落籍迎归。李有旧好小吏朱邦杰，因孙媚后常饮酒不返，乘机来温旧情。一日必贵伴母进香，其兄送至中途。李乘夫出，与朱密谋斩婢梅香首级，农以己衣，与朱偕遁。必达返，以为妻为人害，诉之官，反遭朱罗织成罪。时孙母途中急病而亡，必贵负尸而还，闻兄将判死罪，急以身代，盆吊而死。幸东岳神悯而活之。时兄往葬弟，见其复生，忻然偕归，途遇李氏，奸情大白，乃扭朱邦杰投诉包龙图，奸夫淫妇，遂皆正法。
然此剧“题目”则云：
李琼梅设计丽春园，孙必贵相会成夫妇，朱邦杰识法明犯法，遭盆吊没兴小孙屠。
“设计”二字实不可解，盖李琼梅与朱邦杰虽为旧好，然当其卖酒丽春园与孙必达结识之时，双方怜才爱貌，并无设计之事，而李琼梅与朱邦杰之重续旧欢，亦因孙必达婚后每日饮酒不归，李孤帏难守之故，决无预谋在先之理。因疑“设计”一词，必为“设法”之误。
按宋代官家酒库，多设置妓女，凡酒客往饮，可呼妓为伴。此项设施，始自景定(一二六○年顷)，名曰“设法卖酒”。吴自牧《梦粱录》记之颇详，卷十：《点检所酒库》条云：
……其诸库皆有官名角妓，就库设法卖酒。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啗之可也。
同书卷二十《妓乐》条云：
……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
官府既倡导在先，民间亦起而效之，酒肆茶坊，无不有妓女供应，酒肆无论，茶坊竟有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者。流风所及，以妇女当圹卖酒，勾引顾客，称为“设法”乃自然之趋势，固不必官家酒库始有此称也。“设法”一词，因而成为一种市语，传至元代，犹流行不绝。及至明初，其意渐亡。《永乐大典》编纂人不知“设法”之意，以为法者计也，擅将“设祛”改为“设计”，其意遂不可通矣。据此“设计”实为“设法”之误。
释“纥逻”、“掉罨子”、“脱稍儿”
白居易《新乐府》《阴山道》云：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
世多不解“纥逻敦肥”之意，有注白诗者，以为系回鹘地名，然未言究在何处，盖出之想象，未有根据也。愚按：此四字中，除“肥”字为中国文字外，余皆为突厥文普通名词之音译，“纥逻”系khara之对译，意为“青色”，亦通作“黑色”解，“敦”系Tuna之对译，意为“草”或“草原”，均见W．Adlofe所著《突厥方言辞典》。故“纥逻敦肥水泉好”者，即“青草肥，水泉好”之意，下文“草尽泉枯马病羸”句，可以为证。白诗亦自不易读，老妪都解，非信言也。
吉川幸次郎注乔梦符《金钱记》，于第三折《满庭芳》曲中“掉罨子”、“脱稍儿”二辞未得确解。忆吾杭俗语，指吃亏受愚之人为“眼子”，(“眼”字仅记其音，盖俗语字无定形也)或与“罨子”不无关系，果如是者，则“掉罨子”一辞，亦犹弄乔妆么之谓。至“脱稍儿”一辞，则较易解。“脱”意为“失落”，“稍儿”意为“收稍结果”；盖即“没收稍”、“无下场”、“无好结果”之意。暇当考其来历，以明其说。
释“葫芦提”、“酩子旦”
在《西厢五本解证》中，说到“颠不刺”一辞的时候，这样说道：
“颠不剌”词中用之不少，如“颠不刺情理是难甘”，“颠不剌乔症候”等语，岂以颠为轻狂而反起可喜耶?绎其意似言没头脑、没正经之意，如“葫芦提”、“酩子里”之类，可解不可解之间云云。
“颠不刺”是蒙古语Tein bolai的音译，谊为“如此样的”。可是我不想在这里多说，我想来谈谈的，是那所谓“可解不可解”的“葫芦提”和“酩子里”。
“葫芦提”和“酩子里”均见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葫芦提”一辞见下：
卷一：一夜葫芦提闹到晓。
卷二：葫芦提把寺院荧烧。
“酩子里”(或作“瞑子里”)一辞见下：
卷二：瞑子里归去。
卷二：酩子里忍饿。
卷二：诵笃笃地酩子里骂。
现在先说“葫芦提”。《西厢记》诸宫调上的汤显祖的批注是对的。他说：“葫芦提，方言，糊涂也。”①（①按“葫芦提”或作“葫芦蹄”、“胡卢提”、“鹘露蹄”。是一句宋朝的俗语。）宋张耒《明道杂志》云：
钱穆内相，本以文翰风流著称，而尹京为近时第一。余尝见其剖决，甚闲暇，杂以谈笑浑语，而胥吏每一顾问，皆股憟不能对。一日，因决—大滞狱，内外称之。会朝处，苏长公誉之曰：“所谓霹雳手也。”钱曰：“安能霹雳手，仅冤葫芦蹄也。”葫音鹘。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上也说：
张右史《明道杂志》云：“钱内翰穆公知开封府，断一大事，或语之曰：可谓霹雳手。钱答曰：仅免葫芦提。”盖俗语也。然余见王乐道记轻薄者改张邓公《罢政诗》云：“赭案当衙并命时，与君两个没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鹘露蹄。”乃作鹘露蹄，何耶?更俟识者。
因为是俗语，所以字无定形，这是无足怪的。而意思却是很明白，作糊涂不辨是非解。可是，这“葫芦提”的来源是怎样的呢?那是从“糊涂”二字变化出来的。同是那位不明白为什么“葫芦提”又作“鹘露蹄”的吴曾，在同书的卷二中说：
“鹘突”二字，当用“糊涂”，盖以糊涂之义，取其不分晓也。案吕原明《家塾记》云：太宗欲相吕正惠公，左右或曰：“吕端之为人糊涂。”(自注云：读为鹘突)帝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相之。……
这样，“葫芦提”这三个字的来历是很分明的了：它们是“鹘突”二字的转音，而“鹘突”就是“糊涂”。这样，这三十字并不是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的。
“酩子里”或“瞑子里”，也是宋代的俗语。汤显祖的批注说：“瞑子，调侃暗地也。”“暗地”是对的，却没有调侃的成分。就在前面引用过的《明道杂志》中，还有这样一则：
掌禹锡学士厚德老儒，而性涉迂滞，尝言一生读书，但得佳赋题数个，每遇差考试，辄用之，用亦几尽。尝试监生，试砥柱勒铭赋。此铭今具在，乃唐太宗铭禹功，而掌公误记为太宗自铭其功．宋涣中第一，其赋悉是太宗自铭．韩玉女时为御史，因章劾之。有无名子作一阕嘲之云：“砥柱勒铭赋，本赞禹功勋，试官亲处分，赞唐文；秀才冥子里，銮驾幸并汾，恰似郑州云，出曹门。”“冥子里”，俗谓昏也。
昏，日冥也；冥，幽暗也，夜也；瞑，闭目也。意义都是可以相通的，总之是“暗地里”的意思。这也并不是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的。
元曲中这一类的宋代俗语，是大量地保存着，比蒙古语还多。我这里提出这两个辞来谈谈，无非是想提起人们的注意，对元曲中的宋元俗语不要随便放过，不求甚解，而应加以更深的研究、探讨而已。
谈元曲的蒙古方言
近来研究元曲的风气越来越盛了，可是研究的范围，大概总限于作者的考证，戏曲本事的源流和影响，脚色的考据，曲调的溯源等等。对于元曲语言的研究，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寥若晨星。前辈吴梅先生在他的《元曲研究ABC》上册中，曾经说他将在下册中谈到元曲的方言。可是直到吴先生逝世为止，这个预约还是没有实现。贺昌群先生在他的《元曲概论》中曾有“元曲的渊源及其与蒙古语的关系”一章，但是到底也没有说出什么大关系来；近闻李家瑞先生着手编一部《元曲词释》，内容分为字、句、词、语、谚、谜六部，可是后来又听说李先生病了，不知这部稿子到底写定了没有?
对于元曲语言的研究，在日本反而较早地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在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主持下的经学文学研究室，就在集合众力从事元曲研究，已有五年多的历史，—部《元曲辞典》亦在编纂中。在元曲语言研究一方面，单就已在《东方学报》发表的《读元曲选记》和吉川先生译注的《元曲金钱记》而言，就已经很可观了。
的确，如果没有先把元曲中的方言俗语研究清楚，那么我们读元曲总还是等于囫囵吞枣一样，鉴赏元曲文章便更谈不到了。研究元曲中的方言俗语，愚意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宋元人笔记、语录等书中研究宋元的方言市语，尤其是宋代的俗语，因为在元曲中，宋代的俗语是大量地保留着；二是研究蒙古语。
所谓蒙古语，并不是现在也还被蒙古族说着的那一种，而是当时流行的旧蒙古语，即所谓“八思巴文”。为要理解元曲中的蒙古语而要求人们去研究八思巴文，这未免过分一点。再说，八思巴文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界也还只是开端，没有完全的系统整理出来呢。
可是我们也有着偷懒的办法，我们应该知道那些元曲的作者，虽有少数几位别的族的人，但大都仍为汉人。他们的蒙古语知识，原是极有限的，尤其是因为戏曲的对象是民众，所用的蒙古语当然是范围狭而更窄，只是寻常耳闻目见的几个。我想当时—定有什么《蒙汉字汇》一类的书流行在民间，可惜我们不能见到。可是和此类似的书，却并不是没有，那就是在明初出版的《华夷译语》。
《华夷译语》是明洪武十二年翰林侍讲火源洁所著，现有《涵芬楼秘笈》影印本。火源洁是蒙古语学家，仕于元，有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迟罗、鞑靼、畏兀儿、西蕃、回回、满刺伽、女直、百夷等十三国译语，元时有汇刻本，亦名《华夷译语》，惜未见。此书则专讲蒙古文的，是他元亡仕明时所作，分为两部。上部是—般通用字的字汇，分为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角、衣服、饮食、珍宝、人物、人事、声色、数目、身体、方隅、通用等十七门，以汉文为主，而注以蒙古的读音；下半部则载阿札失里等诏勅书状十二首。对于查检最方便，研究元曲蒙古语最有用的，就是这小书的前半部，仅有二十八叶，所包涵的辞仅八百四十四个，都是一些通用常见的字，虽则为数不多，但对于我们已有极大的帮助了。现在，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看看它所能给我们的是怎样的帮助吧。
在最近商务印书馆排印出来的《孤本元明杂剧》中，有一本关汉卿的《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在头折最初几行，我们看到这样的句子：
(冲末净李存信同康君立上)(李存信云：)
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骑，弩门并速门，弓箭怎的射?撒因答刺孙，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塔八，跌倒就是睡。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剌孩，都是狗养的。
这“米罕”、“扶邻”、“弩门”、“速门”、“撒因”、“答剌孙”、“莎黑塔八”、“忽刺孩”，这些字眼，是作什么解释呢?
《华夷译语》这部小书都把这些字眼的意义告诉了我们。在饮食门，你找到“酒”字，下注“答刺孙”；“肉”字，下注“米罕”。在鸟兽部，你找到“马”字，下注“抹邻”。在器用门，你找到“弓”字，下注“弩门”；“箭”字，下注“速门”。在人物门，你找到“贼”字，下注“忽刺孩”。在通用门，你找到“好”字，下注“撒因”。在人事门，你找到“醉”宇，下注“莎黑塔八”。这样上文的意思完全明白了，那就是说：
肉整斤吞，马不会骑，弓箭也不会射，好酒见了就抢着吃。喝的醉了，跌倒就睡。若说我姓名，家将也不能记。我们是一对贼，都是狗养的。
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其余元曲中的蒙古语，有许多都可以从这本小书找出来，在八思巴文研究还没有—个完整系统前，我们尽量利用这部小书来研究元曲的蒙古字汇吧。
此外，《四部丛刊》三编本的《元朝秘史》也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可是如要利用这部书，我们必先把这里面的汉语和蒙古拼音，作一次编排。而这种工作，又非一时可以完成的。苏联的保兹澳耶夫和法国人伯希和，都曾做过这番由音译汉字把八思巴文还原的工作，可惜我们都没有机会看见，现在只得把这部书搁起了。
关于刘延伯
臧晋叔《元曲选》序云：
予家藏杂剧多秘本。顷过黄州，从刘延伯借得二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因为参伍校订，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
可见有元一代杂剧之渊薮，传者虽为臧氏，然溯本求源，刘延伯之功是不可没的。沈德符《野获编》云：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覩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未几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可见中国小说“四大奇书”之一，其流传之渊源也是刘延伯。
据此，刘延伯实是中国文艺界一大功臣，我们现在能够欣赏元人杂剧名篇，明人小说钜制，饮水思源，当不忘刘延伯其人，那么刘延伯是什么人呢?这是我们不可不知道的。按《野获编》言，刘居麻城，臧序亦言在黄州向刘延伯借曲，则刘之为湖北黄州麻城人甚明。查明代麻城刘氏，称奕叶丰华，为邑之王谢。延伯曾祖天和，有边功，加太保，官至兵部尚书；祖灿，嘉靖十—年进士，官刑部郎中；父守有，字思云，万历四十—年武进士，官锦衣卫指挥。延伯名承禧，万历三十八年庚辰武进士，会试第—，殿试第二，其成武进士于其父一科，与其父同为锦衣卫指挥，延伯虽典亲军掌诏狱，然并不滥施威权，妄加横暴，士大夫狱急时，颇赖其力，得以保全。身居武职，而崇尚风雅，文人墨客，皆乐与往还，奸古玩书画，蓄秘籍奇器，摩娑不倦。
据康熙《麻城县志》、光绪《黄州志》、光绪《麻城县志》考得刘延伯承禧身世如前，聊供我国治小说戏曲史者参考。
凌濛初的剧本
以《拍案惊奇》及《二刻拍案惊奇》闻名的即空观主人凌初成濛初，也是—位著名的戏曲家。其杂剧之传世者，有《虬髯翁》，见《盛明杂剧二集》，有《宋公明闹元宵》见《二刻拍案惊奇》附镌，有叫《北红拂》，近影印。此外，有目而作品不传者，有《颠倒姻缘》，见《曹栋亭书目》(王国维《曲录》引)。
但是凌氏所作，不止此也。《盛明杂剧》的编者洗泰，在《虬髯翁》一剧的眉批上说：
初成诸剧，真堪伯仲周藩，非复近时词家可此。余搜之数载，始得值。此集已告成，先梓其一，余俟三集，奉为冠冕。
从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凌氏戏曲评价之高，一方面也可以见到他的剧本在当时已流传得很少了。
凌氏红拂一事有三记，尤侗题荔轩《北红拂记》已言及之(焦循《剧说》引)，然犹有置疑者，及近凌氏《北红拂》影印本出，事始大白，今所缺者，仅以李靖为主角之末本耳。
《曲海总目》中，尚有杂剧《蓦忽姻缘》一本，云系“空观主人”著。这“空观主人”疑系“即空观主人”之误，而《蓦忽姻缘》又是和《颠倒姻缘》类似的题目。因而我疑心这也是凌濛初的作品。
《太霞新奏》卷六《惜别》—套附记云：
初成天资高朗，下笔便俊，词曲其一斑也。曾改《玉簪记》为《衫襟记》，一字不仍其旧。
这里的这本《衫襟记》，大约是南曲。
综合所说，凌氏戏曲之见诸记录者，共有七种：；
一，杂剧《宋公明闹元宵》，存。
二，杂剧《虬髯翁》，存。
三，杂剧《北红拂》，存。
四，杂剧《北红拂》末本，佚。
五，杂剧《颠倒姻缘》，佚。
六，杂剧《蓦忽姻缘》，佚。
七，南曲《衫襟记》，佚。
凌氏散曲，《吴骚合编》收有南吕香遍满、梁州新郎各—套，南北间调新水令一套。在凌氏自己所编的《南音三籁》中，想必还有他的作品，可惜这里是没有办法看得到。
关于“合生”
“合生”是宋代“说话”之一家，耐得翁在他的《都城纪胜》，孟元老在他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在他的《梦梁录》，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都说到“合生”，只是《武林旧事》作“合笙”，是其小异耳。
然而“合生”这名称，在唐朝已经存在了。在《新唐书》卷一百十九《武平一传》，我们看到：
伏见胡乐施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
这是唐代的“合生”，以歌咏为主，兼以蹈舞，与宋代的“合生”虽则同其名称，但实际上却是两种不同的技艺，因为宋代的“合生”，据耐得翁所叙述的，是“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虽则没有更详尽的解释，但是和“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的唐朝的“合生”，是显然地互相并无渊源纠葛关系的。
另一个证实了唐代“合生”和宋代“合生”之各不相关的，就是它们在宋朝同时存在着。唐代的“合生”到了宋代尚未成绝响，只是名称已有了变更，不称“合生”而称“唱题目”了。宋朝高承在他的《事物记原》卷九“合生”条中，考证“合生”的来源，就引《唐书》《武平一传》作证，末曰：“今人亦谓之唱题目”。这就是唐代“合生”到宋代已称为“唱题目”的明证。也就是说，唐朝的“合生”变做了“唱题目”和新兴的宋代“合生”并存着，而把它旧有的名称让给了那新兴的技艺了。
那么这宋代的“合生”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耐得翁的叙述太简单了一点，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而且仅仅一家之言，也难保没有说错。我们必须寻求其他的记录，综合起来加以阐明。
在宋初张齐贤的《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一条中，我们看到这样说：
有谈歌妇人杨苧罗，善合生杂嘲，辨慧有才思，当时罕与比者。少师以侄女呼之，每令谌讴唱，言词捷给，声韵清楚，真秦青韩娥之俦也。少师以侄女呼之，盖念其聪俊也。时僧云辨能俗讲，有文章，敏于应对，若祀祝之辞，随其名位高下对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搆，少师尤重之。云辨于长寿寺五月讲，少师诣讲院，与云辨对坐，歌者在侧，忽有大蜘蛛于檐前垂丝而下，正对少师与僧前。云辨笑谓歌者曰：试嘲此蜘蛛，如嘲得着，奉绢两匹。歌者更不待思虑，应声嘲之，意全不离蜘蛛，而嘲戏之辞，正讽云辨。少师闻之绝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绢五匹来。云辨且笑，遂以绢五匹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吃得肚罂撑，寻丝绕寺行，空中投罗网，只待杀众生。(盖讥云辨体肥而肚大故也)。……
这是关于“合生”的较详细的叙述，与耐得翁所谓“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相符。
但是，也许有人说，在《洛阳搢绅旧闻记》中的这一则中，“合生”和“杂嘲”并提，歌者咏蜘蛛嘲和尚，正是“杂嘲”而非“合生”。提出这样的疑问来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当我们一读洪景庐的《夷坚志》，那么这个疑问就可以立刻迎刃而解了。在洪氏的《夷坚支志》乙集卷六《合生诗词》条中，我们见到这一段话：
江浙间，路歧伶女，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张安国守临川，王宜子解庐陵郡印归，次抚，安国置酒邯斋，招郡士陈汉卿参会。适散乐一妓，言学作诗，汉卿语之曰：太守呼五马，今日两州使君对席，遂成十马，汝体此意，做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边侍从臣，江头相遇转情亲，莹如临汝无瑕玉，暖作庐陵有脚春，五马今朝成十马，两人前日压千人，便看飞诏催归去，共坐中书秉化钧。”安国为之嗟赏竞日，赏以万钱。……
从这—段叙述看来，不特“合生”之例已显，就是它的定义也很明白了。《都城纪胜》、《洛阳搢绅旧闻记》和《夷坚志》三书所记的“合生”都没有互相矛盾，反之，它们却互相补充着，使“合生”的定义格外明显起来。
现在，我们综合这三部书的叙述，来给“合生”画一个比较明显的轮廓吧：
“合生”是宋代“说话”之一家，众伎之一种。技艺人男女都有，皆辨慧有才思，言词捷给者为之。在作场的时候，先由一个人指物为题(出题者大概是观众)，艺人应命即席咏诗，或者是五言，或者是七言。诗意往往是双关的，或致颂祝，或含讥讽，其含玩讽者，则叫做“乔合生”。(洪景庐所记的是“合生”，张齐贤所记的却是“乔合生”了。)吟咏之时，未必有音乐伴奏，然而在瓦合作场的时候，则是颇有合乐的可能的。
“合生”的定义既已明显之后，再想谈一谈的就是“合生”是否是说话人之一家的问题。因为近人颇有把“合生”摈于“说话”之外的。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十分简单的。在宋代作者的记录中，“合生”都是列在说话一类，因为他们所谓“说话”者，或称“舌辨”，凡技艺人逞口舌便捷而不赖“声音”谋衣食的，皆得称为“说话人”。近人囿于成见，以为“说话”者就是讲故事的意思，而把“说话”的范围缩小了，至于不能容纳“合生”。(反之，他们都把当时所谓“小说”的范围放大了)如果这个成见能被放弃了，那么“合生”之为“说话”之一家，自然就无问题了。
释“门事”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
即今之弹词也。当时亦称为“门事”，则见赵琦美《酉阳杂俎序》云：
吴中尘市闹处，辄有书籍列人檐蔀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所谓门事，皆闺中儿女子之所唱说也。
“门事”一称，仅见于此，然二字意义，与陶真同为不可解，其亦俗音无正字者欤。(粤人称弹词为木鱼书，亦不知何所取义，愿博雅之士有以教我。)
张山人小考
明冯梦龙著《广笑府》，其第八卷有《无事寻烦恼》一则，云：
一儒生姓潘，赴京应举，沽酒市肆，酒姬陆姓者，作十七字诗赠之曰：“秀才本姓潘，应选赴长安，一举登高第，做官。”潘答云：“佳人本姓陆，美质无瑕玉，念我客窗寒，同宿。”姬怒其狎戏，走讼于官。道遇一耆老，诘问其故，亦作十七字诗，劝其息讼，可省忧烦，诗曰：“潘郎与陆嫂，无事寻烦恼，若还到官衙，不好。”
此十七字诗例之一，意仅在滑稽嘲笑。
明郎瑛著《七修类稿》，其卷四十九有《十七字诗》一则，云：
正德间，徽郡天旱，府守祈雨欠诚，而神无感应。无赖子作十七字诗嘲云：“太守出祷雨，万民皆喜悦，昨夜推窗看，见月。”守知，令人捕至，责过十八，止，曰：“汝善作嘲诗耶?”其人不应守，以诗非己出，根追作者，又不应，守立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诗，则恕之，否则罪至重刑。”无赖应声曰：“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守亦哂而逐之。此世之所少，无赖亦可谓勇也。
此十七字诗例之二，滑稽而外，又兼讥刺矣。
十七字诗为俳谐体诗，以五言三句及二言一句组成，其传神妙处，即在最后二言，盖亦颇合于西欧修辞家所谓长起短结，收文字之滑稽效果者也。
此体始于宋代，起于至和年间，嘉祐以后，流传渐广，至元祐、绍圣间，则已盛极一时矣。此体何人所倡，尚待查考，然公认以此体独步擅场，至于家传户晓者，则张山人也。
宋人何遥著《春渚纪闻》卷五《张山人谑》：
绍圣间，朝廷贬责元祐大臣及禁毁元祐学术文字，有言《司马温公神道碑》乃苏轼撰述，合行除毁。于是州牒巡尉毁拆碑楼及碎碑。张山人闻之曰：“不须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带一个玉册官，去碑额上添铸两个不合字，便了也。”碑额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宋洪迈《夷坚乙志》卷十八《张山人诗》条云：
张山人，自山东入京师，以十七字作诗，著名于元祐、绍圣间，至今人能道之。其词虽俚，然多颖脱，含讥讽，所至皆畏其口，争以酒食钱币遗之。……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亦言及张山人，云以诙谐独步京师，虽未指明作十七字诗，然以时代考之，此固十七字诗张山人无疑也。原文云：
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嘉祐之前，犹末盛也。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
一谓“张山人，自山东入京师”，一谓“衮州张山人”；一谓“著名于元祐、绍圣间”，一谓“熙、丰、元祐间……以诙谐独步京师”俱皆符合，可知两者同一人也。
又，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亦有“张山人说诨话”之纪载。《梦华录》所记为崇宁至宣和间汴京繁华旧事，其时代与洪迈所谓“元祐、绍圣间”，王灼所谓“熙、丰、元祐间”不相上下；则此“说诨话”之张山人，必系“以十七字作诗”及“作滑稽无赖语……以诙谐独步京师”之张山人无疑。
综合上文观之，张山人事之已可考者如下：
张山人，山东衮州人，自乡里入汴京，在瓦舍说诨话为生，善以十七字作诗，颖脱含讥讽；人多畏其口，著名于熙宁(一○六八)至崇宁(一一○三)间。
然“山人”仅为别号，其名犹未显也。其名为何，始见于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曰“寿”。原文云：
往岁有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子嘲之，时出厚赏购捕造谤。或疑张山人寿为之，捕送府。府尹诘之，寿云：“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餬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能如此著题?”府尹大笑遣去。
上记逸闻，《王直方诗话》所载更详(据宋胡仔编《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八所引》：
禹玉既亡，有无名子作诗嘲之云：“太师因铍子孙煎，身后无名只有钱，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杀宋昭宣，常言井口难为戏，独坐中书不计年，东府自来无土地，便应正授不须权。”其家经府，指言是张山人作。府中追张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诗嘲他大臣?”张山人曰：“某自来多作十七、十六字诗，著题诗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据上引二条观之，关于张山人事可以补订者为：一，张山人名寿；二，作十七字诗外，亦以十六字作诗，然不作著题诗。其次，吾人得从而考出张寿山人自山东兖州至汴京之年代，以及十七字诗体确系张寿所首创，盖王灼《碧鸡漫志》词意之间，似谓张山人虽以诙谐独步京师，然作滑稽无赖语，在至和已有之，未必始于张山人也。
今考在至和年间已以十七字作诗者，正是张山人寿。按王禹玉珪殁于元丰八年(一○八五年)，张山人于是年称云“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自元丰八年上推三十年，可知张山人于至和三年(一○五六年)左右来汴京，并为十七字诗也。王灼所谓“起于至和”者，正是张山人初蒞京师之时，名未大显之日，王灼或仅闻其诗，未闻其名耳。
张寿之名震京师，盛极一时，一如洪迈、王灼所记，当在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四朝(一○六七——一○九七年)，为期三十余年之久。(其能以一瓦舍技艺人，耸动朝野，上下咸知者，则嘲王禹玉诗嫌疑一案盖有以致之，)然此三十余年，仅为张山人寿之黄金时代，而非其鬻诗餬口之全部生涯，盖张寿至汴京，系在至和三年(一○五六)左右，而于崇宁癸未年(——○三)到京之孟元老犹及见之，则张山人之瓦舍生涯，至少亦当有四十七年也。
张寿至汴京谋生，逞舌辩周旋于瓦舍间，其年至少当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即张寿生于天圣五年至十年，西历一○二七至一○三二年间)，至崇宁癸末，山人当已届七十二至七十七之年，皤然老矣。以一独步京师，享名约五十年之艺人，当可起家立业，儿孙绕膝，面团团作富家翁矣。然张山人不事节蓄，仅足餬口，既无妻妾，自鲜子孙，及至耄耋之年，心力交瘁，无以再继，遂不得不返故里。吴自牧《梦梁录》释“瓦舍”曰：“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张山人之瓦舍生涯，虽盛极一时，然终不免于瓦解也。前引洪迈《夷坚乙志》卷十八《张山人诗》条记张山人之死云：
……(张山人)年益老，颇厌倦，乃还乡里，未至而死于道。道旁人亦旧识，怜其无子，为买苇席，束而葬诸原，揭木书其上。久之，一轻薄子弟至店侧，闻有语及此者，奋然曰：张翁平生豪于诗，今死矣，不可无记述。即命笔题于揭曰：“此是山人坟，过者尽惆怅，两片芦席包：勑葬。”人以为口业报云。
一代艺人，其身后萧条有如此者，可胜叹哉!
张山人去世时期，必在孟元老抵汴京不久。设吾人置此时期于崇宁三年至政和三年间(——○四至——一一三年)，则相差当或不致过远。据此推算，张寿生卒年代大约为：生于一○二七至—○三二年顷，卒于一一○四至—一一三年顷，享年约八十岁。虽身后萧条，然其寿不可谓不高也。
吾人所知强山人事止于此，虽未能详尽，然轮廓固已略具。所引为憾事者，乃至今未见张山人之十七字诗原作耳。宋袁文《瓮牖闲谈》卷六，论博家以骰子—二三四五六顺列为“浮图”，曾引张山人诗二句，曰：
浮图好浮图，上头细了下头蛊。
此张山人或即张寿，诗亦为俳谐体，惜非十七字或十六字诗耳；此虽亦非著题诗，然设捕送官府，张山人仍可力辩为非己作者也。
附记：世人往往将张山人与“张打油”混为一人，因两者皆以滑稽诗知名，且真姓名均隐而不显著。然张山人寿乃宋人，为十七字诗之祖；而张打油为唐人，与胡钉锭齐名，为打油诗之祖，其最著者为《雪》诗：
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见杨慎《升菴诗话》卷十一)
又，李开先《词谑》云：
《中原音韵》作词十法：“造语不可作张打油语。”士夫不知所谓，多有问予者。乃汴之行省掾，一参知政事，厅后作一粉壁，雪中陞厅，见有题诗于壁上者：“六出飘飘降九霄，街前街后尽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鉴的使鉴。”参政大怒曰：“何人大胆，敢污吾壁?”左右以张打油对。簇拥至前，答以：“某虽不才，素颇知持，岂至如此乱道，如不信，试别命一题如何?”时南阳被围，请禁兵出救，即以为题。打油应声曰：“天兵百万下南阳……”参政曰：“有气概，壁上定非汝作。”急令放下三句。云：“也无援捄也无粮，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爷的哭爷，哭娘的哭娘。”依然前作腔范，参政大笑而合之，以是远迩闻名。诗词但涉鄙俗者，谓之张打油语，用以垂戒。
按中麓所说非是，周德清《中原音韵》所云，盖指唐人张打油，中麓不免附会耳。
附记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二云：
宋制，车驾飨景灵宫，太学武学宗学诸生，俱在礼部前迎驾。临安府有人作十七字诗讥之曰：“驾幸景灵宫，诸生尽鞠躬，头乌衣上白：米虫。”盖讥其幞头襕服，岁縻廪禄，不得出身，年年迎驾耳。
同书卷六云：
虞伯生际遇文宗，置奎章阁为学士；顺帝为明宗子，女宗忌之，远鼠海南，诏书有曰，“明宗在北之时，自以为非其子。”伯生笔也。文宗宴驾，宁宗立，八月崩，国人迎顺帝立之。帝入太庙，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毁弃菖诏书。伯生时在江西，诏以皮绳缚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嫉之者为十七字诗曰：“自谓非其子，如今作天子，传语老蛮子，请死。”
此南宋人及元人仿张山人体作十七字诗之例。汝成此则，当亦采自前人笔记，第一时不及查得出处耳。
附记三：近人独逸窝退士辑《笑笑录》，卷末有《十七字诗》一则云：
有士子号西坡，善作十七字诗，值旱求雨，赋诗曰：“太守祈雨泽，万民多感德，昨夜推窗看：见月。”太守怒，使自嘲，应曰：“古人号东坡，今人号西坡，若将两人比：差多。”后将发遣，其舅送之，舅眇一目，又赋诗曰：“发配到云阳，见舅如见娘，两人齐下泪：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