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and Good are seldom the same man.
美德与伟大不能兼得。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一只蝎子和一只青蛙坐在河岸边，它们都需要过河到对岸去。
“您好，青蛙先生！”蝎子在芦苇丛中喊道，“您愿意行行好，让我骑在您背上过河吗？我到河那边有要事要办。河水太急了，我没法游过去。”
青蛙立刻警觉起来。
“噢，蝎子先生，”它回答说，“您有要事要过河到对岸去，对此我深表理解。不过您的要求就需要斟酌了。您是蝎子，您的尾巴上有一根大毒刺，一旦您骑到我背上，您就会本能地蜇我。”
蝎子早就料到青蛙会拒绝，于是反驳说：“亲爱的青蛙先生，您有顾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很显然，蜇您对我也没有好处啊。我真的需要到对岸去。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会伤害您的。”
青蛙勉强地相信了蝎子，它让这只巧舌如簧的节肢动物爬到了自己背上，然后一跃而起，跳进了水中。
开始，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可是游到河中央，青蛙突然感觉背上一阵刺痛，余光一瞥，它看到蝎子缩回了毒刺，怕被它看见，继而一阵麻木的感觉瞬间蔓延到它的四肢。
“你这个蠢货！”青蛙呱呱大叫，“你说过你要到河对岸去，有要事要办。现在我们都完了！”
蝎子耸了耸肩，在青蛙背上抖了抖，与青蛙一起慢慢下沉。
“青蛙先生，”它无所谓地说，“您自己说过的，我是蝎子，蜇您是我的本能。”
话音未落，蝎子和青蛙一起消失在浑浊的急流中。
“我不过是无照经营墓地”
1980年，美国著名连环杀手约翰？韦恩·加斯（John Wayne Gacy）在法庭的受审席上。一声叹息后，他说：“我不过是无执照经营墓地。”
他经营的确实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墓地。从1972年到1978年的六年间，加斯至少虐待和谋杀了33位青年男性，这些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大约是18岁，加斯把他们的尸体放在了他住所的供电管道下。其中一个受害者罗伯特·唐纳利（Robert Donnelly）起初逃脱了，后来又被加斯抓了回去，被他折磨得生不如死，最后这个受害者乞求加斯：“你就结果了我吧。”
加斯困惑了一下，说：“我考虑考虑吧。”
我曾亲手拿过加斯的头颅。他于1994年被执行注射处决，之后他审判时的被告证人、世界顶尖连环杀手研究专家海伦·莫里森（Helen Morrison）博士在芝加哥医院协助对其验尸并取走了他的大脑。开车回家的路上，加斯的头颅在莫里森车椅上的一个小玻璃缸里摇来晃去。她想弄明白这个头颅与一般人的大脑究竟有什么不同，是受了损伤、长了肿瘤，还是患有疾病，导致加斯如此与众不同。
研究结果显示，这颗头颅不存在任何异常。
几年以后，我到莫里森在芝加哥的办公室跟她喝咖啡，聊起这件事，问她后来有什么重大发现没有，研究的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异常。
“没有任何异常是不是意味着，”我问她，“我们实际上都是精神病态者？我们每个人都潜藏着强奸、杀人和施虐的倾向？如果我的大脑与加斯的大脑没有任何不同，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莫里森迟疑了一会儿，然后道出了神经科学领域最基本的真理之一。
“死亡的大脑和活着的大脑是完全不同的，”她说，“从表面上看，人和人的大脑没什么不同，而事实上不同人的大脑，功能完全不同。就是在开灯和关灯的瞬间，大脑的功能机制也是不一样的，如此才能维持大脑整体功能的平衡。加斯是个极端的例子，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影响了他的行为，比如大脑受到损伤，或者其他什么异常，但是没有，一切正常。问题复杂，让人难以理解，其中必定隐藏着奥妙。比如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可能有偶然性的经历使得他的大脑回路和化学物质产生了细微变化，从而使他以后的行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那天莫里森的话点醒了我，“行为上的结构性变化”使我想起曾经听过的一个关于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的故事。黑尔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心理学教授，世界精神病态研究的顶尖权威。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向一家学术期刊提交了一份研究论文，其中就包括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在辨识词汇时的脑电图成像。黑尔让他的实验对象看了一系列的字符串，让他们尽快判断这些字符串里是否包含某个单词。
结果令人惊讶。非精神病态者对带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比如cancer（癌症）或rape（强奸）的识别速度远远快于中性词，比如tree（树）和plate（盘子），然而这一现象并不存在于精神病态者身上。于他们而言，情感未参与其中。
那家学术期刊拒绝刊登这篇论文。据审稿人说，拒绝的原因并不在于论文的结论，而是一些脑电图成像很反常，不可能来自于真实的人。然而，它们确实是真实的人的脑电图成像。和莫里森的谈话激发了我对精神病态者谜一样的大脑的兴趣，我又去曼哈顿访问了黑尔。我问他那个传言是真的吗，如果论文真的被打回来了，那后来发生了什么？
“大脑一共有四种波段，”他对我说，“β波是高警戒状态，从α波到δ波是深度睡眠状态，其间不同的波段显示了大脑在不同时间脑电波的波动水平。我们正常人处于昏昏欲睡或者思考和睡着的状态中，大脑处于θ波段，而精神病态者则是在清醒状态甚至亢奋激动的时候也会出现θ波……
“对于精神病态者来说，语言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没有感情参与其中。一个精神病态者也许会说‘我爱你’，可实际上对他而言，这句话与‘我想要一杯咖啡’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精神病态者也能保持冷静和镇定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追逐报酬和敢于冒险的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大脑‘开启’得比我们少。”
我又想到了加斯，还有与莫里森博士的谈话。“见鬼去吧！”每次加斯进入他杀了人的房间时都会这样说。
加斯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他是当地社区的重要人物，甚至与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合过影。他将蛇蝎般阴暗的一面用招人喜爱的外表掩盖起来，蜇人才是他的本性，而他还是会说服你，让你相信他不会蜇你。
精神病都尾随哪些人？
法布里齐奥·罗西35岁，曾经是一名门窗清洁工。但他喜欢研究谋杀案，并最终选择以此为主要职业。
一个和煦的春晨，我坐在沙发上，罗西心神不宁地在约翰·韦恩·加斯的卧室附近走来走去。我问他精神病态者身上到底有什么不可抗拒的魅力如此吸引我们。
很显然，他不是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想，精神病态者最重要的是，”罗西说，“一方面他们很正常，与其他人毫无二致，而另一方面，他们与我们截然不同。加斯过去经常打扮成小丑的样子，在儿童聚会上表演节目……精神病态者就是这样。表面上看，他们很平常，而透过表象看本质，窥探一下他供电管道下的世界，你就会大感震惊。”
我们并不在加斯真正的卧室里，而是在一个卧室实体模型里，这里展出的物品完全可以使之参选世界上最恐怖博物馆，这就是位于佛罗伦萨的连环杀手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坐落于加富尔街（Via Cavour）一条繁华的小巷里，距离大教堂并不太远。法布里齐奥？罗西任馆长。
这家博物馆运营状况良好。怎么会不好呢？从开膛手杰克到杰弗里？达莫，还有特德？邦迪 ，都陈列在那里。
我告诉罗西，邦迪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这种可怕的征兆背后隐藏着精神病态者的惊人力量。其中的暗示很有趣，如果你努力观察，你会发现，地板坟地里隐藏的秘密远远不只坟地本身。
对此，他很惊讶。
“邦迪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杀人恶魔之一，”他说，“他也是博物馆最大的看点之一。除了坟地以外，还有什么秘密？”
当然还有。当邦迪被绑在佛罗里达州立监狱的电椅上准备执行死刑的时候，当地电台呼吁听众关闭家用电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电力供应。20年后，也就是2009年，心理学家安杰拉？布克（Angela Book）和她加拿大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的同事们才开始相信这个冷酷的杀人恶魔所说的话。在20世纪70年代的4年时间里，邦迪敲碎了35名女性的头盖骨，他在接受采访时还带着美国式颇具孩子气的微笑，声称仅仅通过女性走路的方式，他就可以判断出她是不是个“完美”的受害者。
“我是你见过的最残忍的杂种。”邦迪一字一顿地说，他的供词几乎无懈可击，他是最精明的精神病态者吗？
为了证实这一点，布克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首先，她向47名男大学生分发了《精神病态自测表》（Self-Report Psychopathy Scale），这是一份专门用来评估一般人精神病态特征的问卷调查表，与监狱和医院的不同。布克根据他们的作答结果将这些男大学生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接着，她让另外12名志愿者沿着走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并录下他们的步态，再让他们填写标准的人口统计调查表。这份调查表包括两项：（1）你过去受到过伤害吗（有还是没有）？（2）如果有，这类伤害发生过几次？
最后，布克让最初的47名志愿者看录制的12段录像，并要求他们按照从1到10的等级对每个目标的易受伤害程度进行评级。这个实验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布克推测，如果邦迪说的是真的，他确实能够通过受害者走路的姿势发现他们的弱点，那么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高的人会比得分低的人更擅长判断另外12名志愿者的弱点。
结果与她的推测完全相符。此外，当布克将这一实验过程重复应用于被囚禁在一家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中的精神病态者身上时，她得到了新的发现。第一个研究中“精神病态”得分高的大学生可能很擅长识别他人的弱点，然而这些临床上的精神病人却更胜一筹。他们明确地说他们的判断依据是人们走路的姿势。他们跟邦迪一样，清楚地知道他们要寻找的对象。
做个精神病态者的好处
安杰拉？布克的研究并不是个案，这只是近年来从更复杂而全新的角度对精神病态者展开研究的诸多例子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研究呈现出的精神病态者的形象与新闻标题和好莱坞的编剧们给我们留下的骇人听闻的印象完全不同。这也许让人难以理解。
“你的意思是，”罗西满腹怀疑地问，“有时候，做个精神病态者并不一定就是件坏事？”
“不仅如此，”我点头表示同意，“有时候还是件好事，精神病态者实际上比正常人有更多优点。”
看得出来，罗西并不相信这一点。看看现实中的例子，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不相信。邦迪和加斯的例子就让人难以接受这个论调。现实中，如果你周围真的有几十个这样的精神病态者，你也很难接受精神病态者身上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一事实。不过连环杀手博物馆反映的事实也未必能完全还原事情的真相。海伦？莫里森曾意味深长地说过，精神病态者的命运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包括基因、家庭背景、教育经历、智力水平和机遇。
美国国家警察局局长协会（the U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副会长吉姆·库里（Jim Kouri）对此持类似的观点。库里认为，有精神病态的连环杀手有一些共同特征：自我过度膨胀、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外表迷人、冷酷无情、从不自责、喜欢控制别人，而这些特征也是政治家和世界领袖所共有的，只是他们不是在逃避警察的追捕，而是在参加公职竞选。库里强调说，拥有这些特质的人往往为所欲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少顾及自己的行为带来的社会、道德或法律后果。
举例来说，如果你刚好出生在幸运的星座，拥有如月亮掌控潮汐起落一样的能力，能操纵他人的生死，你可能会下令实行种族灭绝，屠杀10万库尔德人 。而当你从容迈向绞刑架时，那些曾猛烈抨击你的人也会对你心生一种莫名的、有悖常理的敬畏。
“医生，别害怕，”萨达姆·侯赛因被执行绞刑前，站在绞刑台上说道，“我们是男人。”
如果你暴力而又狡猾，一如现实版“食人者汉尼拔”罗伯特·莫兹利（Robert Maudsley）——英国人，据称此人因杀人罪服刑，在狱中又连杀三人，并食人脑浆——你可能会引诱一位朋友进入你的房间，敲碎他的头骨，然后用勺子舀出他的脑浆来品尝，镇定从容得犹如在品尝一个煮得很嫩的鸡蛋。顺便说一下，过去30年来莫兹利一直被单独监禁在英国韦克菲尔德监狱地下室的一个防弹囚笼里。
或者，你是一位出色的神经外科医师，能在巨大压力下保持冷静专注，那么恭喜你，你和杰拉蒂大夫（Dr. Geraghty）一样，可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展示才华。站在21世纪的医学前沿，就像身处暴风眼一样，压力巨大，险象环生，要保持镇定实在太难了。“我对接受手术的患者生不出任何感情，”杰拉蒂对我说，“于我而言，感情是一种享受不起的奢侈品。一上手术台我就像变了个人，成了一部冷漠无情的机器，同手术刀、钻头、锯片等融为一体。当你手中的手术刀游走于脑组织和纤细的神经之间时，感情用事只会帮倒忙。感情好比是熵，对事业来说绝对有害。多年来我已经把它彻底驱逐掉了。”
杰拉蒂是英国最杰出的神经外科医师之一。虽然他的话让我们感到脊背发凉，但从另一个层次上来说又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与这些杰出人士极为相近的精神病态者则常常被看作孤僻残忍的食人恶魔，喜欢独处，外表迷人，极度危险。一听到精神病态者这个词，我们的脑海中就会立刻浮现出连环杀手、强奸犯以及潜伏的恐怖分子的形象。
换一个思路吧。如果我告诉你，烧掉你家房子的那个纵火犯可能摇身一变在另一个场合中成为英雄，他奋勇冲进熊熊燃烧着的即将倒塌的房屋，搜寻并救出你的亲人，你会怎么想？而那个怀里揣着刀子、躲在电影院后排阴暗角落里窥伺机会的小混混，在若干年后是不是也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合摆弄另一把完全不同的刀呢？
人们很难接受这类说法，但事实的确如此。精神病态者具有无畏、自信、魅力非凡、冷酷、专注等特质。与普通大众的看法相反，精神病态者并不一定有暴力倾向。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态者可不是一眼就能辨别出来的，事情并不是“要么有精神病，要么是正常人”那么简单，而是像地铁地图上的收费区段那样，存在着内区、外区等不同情况。精神病态的程度，可以用一个连续的“精神病态图”来表示，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对应于图上的某一点，只有极少数人属于这个特殊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