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结束，吴长庆回到营中，听说袁世凯处死四人的消息，心中不悦，把袁世凯叫来训斥。多亏老师张謇在旁边坦言，要不是袁世凯处理果断，恐怕会有哗变之忧，现在军营中早已是血流成河了。
听张謇这么一说，吴长庆才幡然觉悟，当面对袁世凯给予嘉奖，三天后官升一级，委任为劳务处提调。为此，袁世凯在给妻子的家书中感叹道：余与姓张的人为何如此有缘！在天津时得一张佩纶热心襄助，现在又得一张謇鼎力相助。
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处心积虑，心机太重，先是设法削弱吴长庆的兵权，取得李鸿章的信任，尔后取而代之。据说，因为这个原因，吴长庆的后代提到袁世凯，一直怨恨不已。
袁世凯在“庆”字营中整束军纪，操练新法，老弱者裁汰之，顽固者革除之，使得暮气沉沉的“庆”字营的气象焕然一新，深为吴长庆所赏识。但是正如他的四叔袁保龄在家书中所指出的，“你以少年得重名，不患不富贵，但患不稳重。”果然过了不久，有谣言传来，说袁世凯心怀叵测，意欲取吴长庆职位而代之。哪知事情也真凑巧，中法战争打响，朝廷派遣了刘永福前往抗御，仍嫌兵力单薄，在张佩纶的建议下，李鸿章决定派吴长庆率兵驰援广东。这么一来，正好印证了谣言所传不虚，袁世凯百口莫辩。就连吴长庆临行之前，也神情悻然，朝袁世凯投来了愤懑怨恨的目光。
其实这实在怨不得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官职五品，位卑言轻，根本不可能在掌控北洋大权的李鸿章面前说得上话，即使托人说上话了，李鸿章又怎么可能听其安排？清朝的兵力虚弱是有名的，中法战争爆发之时，纵观清朝能够领兵打仗的将领，也还真的只有吴长庆是最合适的人选。看来袁世凯这次无辜背了一口黑锅。
再说一说袁世凯与张謇的关系。
进入“庆”字营以后，袁世凯处处得力于恩师张謇，两人感情融洽，目标一致，都是在吴长庆手下讨碗饭，一心辅佐吴长庆治军打仗，度过了一段“政治蜜月”。随着袁世凯地位的不断升迁，两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到朝鲜以后，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一跃而成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与之对照的是吴长庆政治上的失势。张謇认为，袁世凯一定在其中做了手脚，加上袁世凯对他前恭后倨的态度变化，更是让张謇对自己以前荐袁的举动而懊悔。他写了一封长达千言的信给袁世凯，措词尖刻，指责袁的狂妄无行（袁先前称张为“老师”，后来改口叫“仁兄”），调侃道：“足下之地位越高，则鄙人之称谓越小。”袁世凯看完这封信十分气恼，两人断绝了往来，这一断就是十年。
辛亥革命前夜，这一对师生重新聚在到了一起，不过彼此间关系有了极大变化。
张謇是清末状元，一生致力于实力救国，工厂办了一个又一个，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资本集团。上世纪初，这个人是中国知识界的精神领袖，自视颇高的胡适也称他为“很伟大的失败英雄”。在政治上张謇主张君主立宪，这与清末袁世凯的政治观点相吻合。宣统三年（1911）五月，张謇北上赴京途中，专门到彰德拜访了被清廷斥黜的袁世凯，两人订立了政治上的攻守同盟。当时的三种政治势力（旧官僚、立宪派和革命党）既相互缠绕，又激烈争斗。而在这三种势力中，张謇放弃孙中山，选择了袁世凯，他希望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来完成政权的更迭，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务实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
透过清末这两个大人物的恩恩怨怨，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现实异常复杂的一面，让人扼腕叹息。
一场兵变带来的机遇
光绪八年（1882）清朝藩属国朝鲜发生了一场兵变，史称“壬午事变”。朝廷派吴长庆率兵前往弹压，历史将一次机会摆在了袁世凯面前。
事情得从朝鲜王哲宗去世说起。哲宗无子，立12岁的李熙为王，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监国摄政。李昰应是个守旧派人物，对一切变革都看不顺眼，对日本维新尤为不满，仅仅因为日本大使在拜见他时穿了一套西服，就下令断绝朝日两国通商，韩国人与日本人交往者处死。日本人以为受辱，遂有“征韩论”。
李昰应有个内侄女叫闵慈英，美丽异常，且又知书达礼，在高墙深锁的王宫后院里，这一朵娇艳的花分外引人注目，于是被李昰应收为儿媳妇，成为王妃。
谁知道事与愿违，闵氏成为王妃后，并不是按照预定的治国方略行事，摄政王的指挥棒不灵了，这让李昰应大为光火。事情还在进一步发展，这个王妃闵氏，上帝在赐予她漂亮外表的同时，也赐予了她智慧和才干，她利用太后赵氏厌恶大院君专擅的心理，怂恿闵奎镐、赵宁夏以及李昰应的长子载冕等人，逼迫李昰应让开位置，让国王李煕亲政-李熙性格软弱，闵氏是铁腕女人，实际上是闵氏自己当政。
掌握政权后的闵氏开始了一系列改革，由“仇日”变为“亲日”，聘请日本军官训练“别枝军”，以代替李昰应的“亲军营”。
在改革军队的过程中，大批士兵被裁汰，留下来的士兵又经常领不到军饷，矛盾日积月累，终于酿成了一场兵变。驻扎在朝鲜京城的五千士兵因军饷拖欠太久，多次向政府恳求发饷，政府迫于压力发了一个月的军饷，可发下的粮食里面居然掺杂了沙石。愤怒的士兵再也忍不住了，一哄而起，杀死了日本军官。大院君李昰应乘机煽动，七月初，士兵包围了王宫，欲杀闵氏。闵氏见势不妙，赶紧换了套衣服仓皇出逃，带着幼小的儿子跑到族人闵应植家中避难。
遭遇兵变后的王妃闵氏向清政府求援。这时李鸿章回籍办丧事，署理北洋的是张树声，经请示清朝廷后，派庆军入朝鲜援助国王李熙和王妃闵氏。
随后上演了一场惊险生动的“鸿门宴”，袁世凯在戏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庆字军抵达汉城南郊，驻师屯子山，吴长庆轻车简从，只带了几个贴身侍卫造访李昰应。宾主相见，略作寒暄，李昰应愉快地答应第二天到庆字营回访。
次日，李昰应如约前来，他的扈从侍卫却被挡在了军帐之外。
二人坐下没谈几句，李昰应似乎感到情况有异，意欲起身。吴长庆使了个眼色，久候一旁的袁世凯立即上前，半扶半挟，没等李昰应反应过来，就将他塞进了一个事先预备好的二人小轿，星夜上路，在马山浦登上兵船，经天津塘沽港，转道送往保定软禁。
之后，清军又找到了因兵变流落民间的王妃闵氏，由袁世凯护送回了王宫。
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明显可以看出清廷当权者思维逻辑的混乱。
王妃闵氏有排华亲日倾向，却被清廷当做了帮扶对象。大院君李昰应亲华仇日，却遭到清廷的软禁。政治和外交上的糊涂举动，使朝鲜后来的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过在朝鲜的这次兵变中，袁世凯是最直接的受惠者。事后论功行赏，吴长庆称袁“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经回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奏请，袁世凯以同知补用，赏戴花翎。
这一时期袁世凯声名鹊起，另一个因素是他的严格治军。
清末的军队，腐朽是有名的，无论八旗还是绿营都不堪一击。庆营的兵丁基本是临时征募而来，军纪松弛，作风败坏，医治这样一个重症病人，非得下重药方能有效。
由于袁世凯被定性为千古历史罪人，关于他的正面史料十分鲜见，即便偶尔有零星细节，也被淹没在唾骂之中。《容庵弟子记》是袁世凯的弟子早年写的一本书，其中记录了袁世凯在朝鲜的一些事迹，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刚踏上朝鲜这块土地时，袁世凯听到一条举报：有人奸淫了朝鲜妇女。他严令追查，很快抓获了那个人，毫不留情地斩首示众。最让人吃惊的是，有一次吴长庆巡视军营，见城墙前有无数人在那里围观，趋前一看，城墙上挂着七颗血淋淋的人头。吴长庆感到纳闷，回到营中，忽听袁世凯来禀报，城墙上七颗人头是他所为，为严肃军纪先斩后奏。
袁世凯手下有个武弁，平时打仗卖力，很受赏识。一次行军中，从他身上掉下了块红绸巾，众人觉得奇怪，袁世凯追问他也不答。结果第二天有个朝鲜富绅来告状，家中美妾遭人奸污，经指认正是那个勇敢的武弁。许多人来为武弁求情，袁世凯心情也很矛盾，踌躇再三，还是得斩首示众。准备行刑之前，吴长庆也来替那人说情，“乞贷一死，坐久不去。”袁世凯久久没有说话，忽然起身，手捂着肚子要去上厕所，顺手从桌上翻出一本书让吴长庆阅读。不一会儿，袁世凯回来时朝吴长庆拱手请罪：“武弁已杀，大人宽恕。”吴长庆面部表情瞬息万变，终于大笑：执法应该如此。
袁世凯的声名日益渐增，潜伏的危机也就越逼越近。光绪十年（1884）四月，李鸿章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吴大澂在朝鲜时赠给袁世凯的对联奉天金州，加强东北防务，其余三营仍留汉城。以与吴长庆相商，任命记名提督吴兆有为三营统领，袁世凯提拔到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两人之间的种种矛盾找到了一个喷泄口，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吴兆有是二品总兵，又是驻朝鲜清军的最高统领，袁世凯只是个五品同知衔，照规矩该是吴兆有的副手。但是袁世凯颐指气使，专横跋扈，大有凌驾于最高统领之上的态势，连朝鲜国王李煕和王妃闵氏都分不清他们究竟谁指挥谁，哪个人的官大。
袁世凯素来与朝鲜官员过从甚密，为了抚慰战争中的殉国牺牲者，他曾经从军饷中拨出部分经费作为烈士家属的抚恤金。吴兆有借此大做文章，一封状纸将事情捅到了李鸿章那儿。更加让人气闷的是，李鸿章居然听信谗言，叫他自己掏腰包赔偿。
内忧加上外患，一直将袁世凯视做一大心病的日本人乘势作乱，向清廷狠狠告了一状，指责袁世凯挑衅，威胁说中日冲突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弱国无外交，清朝末年，凡有外交上的纠纷，清政府必定吓得屁滚尿流。经军机处几个大臣紧急磋商，奏报朝廷，决定派吴大澂、续昌前往朝鲜调查。
出兵朝鲜对于袁世凯来说本来是个机会，现在机会忽然变成了一连串烦恼，更有人落井下石。看到袁世凯失势，纷纷告状，控告他贪污军饷，蓄养官妓，贩卖烟土。面对一系列打击，袁世凯伤心极了。在给妻子的一封家书上，他愤懑地写到：“官运恶极”，“当时拟拔剑自刎，幸被幕僚所劝阻”。在极度倒霉的时候，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在最倒霉的时候，命运之神为袁世凯派来了一颗福星。
这颗福星是吴大澂。
在清廷派出的调查人员中，吴大澂担任组长角色，因此调查刚一开始，他还能与袁世凯保持一定距离。随着调查的深入，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吴大澂慢慢感到，面前这个矮胖的男人真的是受委屈了。
出生于江南的吴大澂是个清流健将，在他担任陕西学政的时候，就曾大胆上疏请求停止议修圆明园。对同治皇帝奢华的大婚，他也敢于疏请裁减庆典费用。这样的举动，无论放到哪个时代都需要勇气。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愙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官吏，金石学家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员儒将对社会抱着一种务实的态度，对勇于任事的袁世凯尤其欣赏。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吴大澂不仅没有责备袁世凯，反而认为他劳苦功高，百般安抚，这让袁世凯大受感动。
在异国他乡的酒楼上，这两个情投意合的官场中人喝得酩酊大醉。
他们谈论人生经验，讲述官场趣闻，抒发生活感悟，发千古之幽思，叹世间之炎凉，成了一对契合的挚友。吴大澂曾给袁世凯赠有一联：
“凡秀才，当以天下重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即吴大澂将女儿许配给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妻。关于这门婚事，后边的章节还会细说。
回到天津后，钦差大臣吴大澂找到李鸿章，将袁世凯着实赞美了一番，称之为“天下奇才”。回到京城复命，又说了一番袁世凯的好话。在吴大澂的大力斡旋帮助下，袁世凯的处境渐渐好转，像一艘穿过惊涛骇浪归来的船只，重新赢得了人们赞赏的目光。
“捉放李”与“小钦差”
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眼里，此前的袁世凯只是他棋盘上一枚微不足道的棋子，甚至不记得那人长得什么样，印象中似乎见过面，但这种五品官他一生中不知见过多少。吴大澂从朝鲜归来后的重点推荐，让李鸿章对袁世凯发生了兴趣。而另一个人在特殊场合下的特殊提醒，则使李鸿章对袁世凯开始刮目相看。
这个人叫伊藤博文，日本内阁总理，着名的改革派首领。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伊藤来华访问，重点谈到了双方都很敏感的朝鲜问题。席间伊藤谈到要惩办袁世凯，言语中隐含试探。李鸿章的表情却很木然，他对袁世凯的情况并不熟悉，随口支吾应付了几句。这让伊藤大为惊讶，不禁说道：
“放着这样的人居然不惩办，看来贵国人才真多啊。”李鸿章尴尬地笑了笑，当场不便说什么，心里却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惩办当然不可能，口头应诺却是外交场合必要的灵活手段，李鸿章答应伊藤，以私人名义对袁世凯警告。
送走吴大澂和伊藤博文后，李鸿章一道命令发到朝鲜，要召见袁世凯。
针对朝鲜局势，袁世凯侃侃而谈：从中日双方在朝鲜的势力优劣这个角度看，以前朝鲜是清廷藩属，百依百顺。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国王李熙性格懦弱，被亲日派王妃闵氏控制，形成了中日在朝鲜势力的均衡。北方的俄国又要从中插一杠子，争夺势力范围。打个形象的比方，朝鲜就像是一头人人眼馋的羚羊，中、日、俄三方为争夺这头羚羊急红了眼，而羚羊却狡猾地在其中周旋，拼命要逃脱任人宰割的命运。谈完了局势，再说人物的关系：国王李熙徒有虚名，不必多说。王妃闵氏颇有心计，不得不防。在中、日、俄三国的利益中她谁也不想得罪，经常还玩弄一下以一方制约另一方的小把戏，像杂技中的走钢丝。根据实际情况，非得由朝廷派遣一位大臣坐镇汉城，亲临监督，防止出现变故。袁世凯还帮李鸿章出了个主意：闵氏看样子靠不住了，不如放回软禁在保定的大院君李昰应，此人固然保守，但他忠实于清朝，又能制约李熙和闵氏，放这只虎归山，对中国、朝鲜两国都有好处。
后来，李鸿章果然是依照袁世凯的办法实施的。
这次召见结束后李鸿章仍命袁世凯回朝鲜供职。袁世凯恳求说：
“不是我不听从中堂大人的安排，实在是家中老母亲病重多日，一再来信催促我回家探视……”袁世凯演技高超，说着眼泪哗哗流淌下来。李鸿章刚经历了丧母变故，袁世凯的泪水触动了他的心头之痛，一时间看得眼眶湿了，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还半开玩笑地说了句：“王八肚里一杆枪-你真是归心似箭哪！”
过了不久，李鸿章派人把李昰应接到天津，要对朝鲜以前的摄政王进行考察。亲自交谈一番后，他感觉到正像袁世凯所说的，李昰应其人虽说保守，但是忠于清朝，于是决定放虎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