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杀贼，还是下马读书
袁世凯的幼年时代，有这么两件事值得一提。
他出生之时，二爷袁甲三在剿捻前线打了个大胜仗。取名世凯，有凯旋而归之意，不仅寓意祝福，希望捷报频传，也寄托了曾祖母郭老太太对儿子的一片思念之情。
相传袁世凯幼时胆识过人。据《容庵弟子记》载，5岁那年，袁寨遭遇捻军袭击，全寨男丁全都登上城墙御敌，袁世凯趁乱溜到哨楼，像看戏一样观看战争，面无惧色，让人赞叹不已。
在袁世凯成长的道路上，袁保庆是第一个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5岁多时，袁世凯被过继给袁保庆为子。袁保庆以知府身份发往山东补用，携带家眷到济南上任。为了管束好这个宝贝儿子，袁保庆特意聘请了一位颇有名望的举人担任启蒙老师。这个人叫王志清，是个熟读经书不识麦稗的老夫子，授课全无趣味，让人昏昏欲睡。对于刚从偏僻乡村来到繁华都市的袁世凯来说，这种“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迂腐先生实在不对脾胃，加上嗣母牛氏的溺爱，他更不把王志清放在眼里。袁世凯想到的戏弄老师的办法带有浓烈的乡野气息：夜黑时分，捉了无数只萤火虫放进玻璃瓶里，埋伏在王志清下馆必经的路上。等老夫子走近，憋着嗓子弄出几声怪叫，吓得王志清魂飞魄散。搞清楚是学生的恶作剧后，王志清愤然辞馆，再也不愿意教这个刁顽的孩童了。
袁世凯小时候不爱读书，是个事实。告别袁寨来到济南，周围喧闹的一切都让这个孩子感到新奇，斗鸡、滚铁环、玩蟋蟀……这些以前从没接触过的游戏，魔法似的吸引着他，使他犹如掉进了一个疯狂任性的旋涡。嗣母牛夫人对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儿子宠爱有加，更是助长了他的玩兴。稍大一点后，又结识了一帮浪荡少年，整天混在一起斗殴打架。这个时期的袁世凯迷上了骑马、拳术和摔跤，幻想中的英雄偶像是水浒中的好汉，一套拳脚闯天下，替天行道，惬意人生。过了几年，嗣父袁保庆调任江南盐巡道，迁居南京，一个更让人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马上成了袁世凯粉墨登场演出的舞台。纵马清凉山，练拳雨花台，荡桨秦淮边，年纪轻轻也玩起了偷食禁果的出格游戏，成天出入怡红院、销金楼，学着大人模样吆喝起了“幺二长三”，沉醉于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后世人们的传说中，袁世凯俨然成了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其原因也与他在济南、南京两地的孟浪生活有关。
嗣父袁保庆去世以后，三叔袁保恒看到袁世凯无人管束得住，出于栽培袁家子弟的考虑，作出了一个决定：让袁世凯进京读书。
说到读书，四叔袁保龄对他有个评价：“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这句评语背后透露的信息是，几个叔父对袁世凯这个侄子摸得相当透彻，他们要对症下药，对侄子实行严格的家庭教育。有能力的长辈资助子侄读书，往往采取的是设立私家学堂，聘请贤能的办法。袁保恒又格外加了一条：吩咐袁保龄亲自监督，促其成才。为了抓好袁世凯的学业，袁保恒、袁保龄这两个叔叔煞费苦心，聘请了三个家庭教师，一个是讲解诗词歌赋的周文溥，一个是教习书法的张星炳，另一个是传授八股制艺的谢廷萱，并特意把他的书桌安排在几个老师的书案旁边，以管束其“嚣浮之气”。每天清晨鸡一叫就起床晨读，晚上10点钟熄灯就寝，隔三差五进行检查等等。这是他一生中读书最为用功的几年。经过严格调教和精心磨砺，袁世凯对读书的兴趣比以前浓厚了，人生志向也高远了许多。
光绪二年（1876），17岁的袁世凯第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
从牢笼般的考棚里走出来，袁世凯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初试锋芒，自我感觉还不错。据史料记载，袁世凯的这次科举考试成绩骄人，名列陈州府前十名（刘成禺《世载堂杂记》），但是一个意外，却使袁世凯落榜了。
这是一个对袁世凯影响深远的事件：湖南长沙人瞿鸿礻几考中进士之后，外放河南学政，这是个临时性的职务，官衔不大，权力不小。旧时官宦富家子弟以考取功名为正途，自然要格外巴结主考官，因此当一回学政就成为让人艳羡的发财机会，“一任学政官，十年花不完”。可见权力寻租的无穷魅力。瞿鸿礻几在山东督考期间，充分享受到了宾至如归的待遇，地方官像供奉祖宗似的招待他。到了陈州，偏偏遇到了个知府吴重憙，这是个广东人，出身望族，又在官场上混了多年，压根没把当时才是个六品编修的瞿学政放在眼里。他向手下交待，降低瞿学政的接待规格。不仅如此，还发文件通知属下各县一律按小棚规格接待。瞿鸿礻几无端受到这种侮辱，心头的忌恨不言而喻，以至于迁怒到吴重憙管辖下陈州的考生身上。过了几年，瞿鸿礻几再放河南学政，终于寻到了报复的机会，凡陈州生员一律不取。刚巧袁世凯是这一年参加的科举考试，尽管他成绩优良，瞿、吴二人在官场上玩的那一把“火”，还是殃及了袁世凯这一条“鱼”。
这个典故中出现的两个人物，后来都与袁世凯的生活有过关系。
晚清政坛上有场着名的政治风波，史称“丁未政潮”。瞿鸿礻几和袁世凯分别是双方阵营的主角，也不知道其中夹带了多少当年恩怨的痕迹。
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袁世凯初考科举失利之后，隔了三年，又考了一场，然而第二次的失利使袁世凯对考科举取功名之路彻底绝望了。一气之下他烧毁了过去的全部诗文，发誓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以至于多年以后，他当了民国大总统，提到读书人嘴里还是十分尊敬，挂在嘴边的经常有句口头禅：“这比做文章容易多了。”清朝晚期，袁世凯与张之洞联手出击，奏请朝廷停张之洞（1837～1909）字香涛，号壹公，南皮（今属河北）人，清朝大臣止科举考试，推广新式学堂，被清廷采纳，从而使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终结。晚年忆及往事时，袁世凯始终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得意的一笔。
袁世凯曾经有一段在陈州安居逗留的历史。
袁氏大家族分家以后，袁世凯自立门户，成了一家之主，娶妻于氏，生了长子袁克定。这座大宅院原是祖父袁甲三生前购买的，袁甲三忙于剿捻，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大宅院一直没派上什么用场，还得托人帮忙照看，实际上是一幢闲置资产。这份家产分到了袁世凯名下，他便动了搬出项城袁寨的念头，随家迁居的还有嗣母牛夫人，以及嗣父留下的几个姨太太。
在陈州，袁世凯过了几年诗酒文人的生活。小时候跟随嗣父袁保庆在济南、南京过的那几年好日子，养成了他行侠仗义的性情。没过多久，袁世凯身边就聚集了一批文人雅士，诗词歌赋，曲觞流杯。高雅和情趣是需要经济基础做后盾的，袁世凯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即使与那些自命清高的小知识分子们相处，也能一跃而成为领袖。不久，由他出资创办了两个文社，一名“丽泽山房”，一名“勿欺山房”，并主动承诺、承担文社所需的一切费用。从此，陈州的骚人墨客定期到这里聚会，吟诗作画，谈天说地。
人情练达即财富
在袁世凯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就有他当年在陈州结交的那批文人朋友的影子。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吴重憙，一个是徐世昌。
当时，吴重憙是陈州知府，地方父母官，又是袁世凯的“受知师”（科举考试中对自己主考官的尊称）。
由于这重特殊关系，袁世凯对他很尊敬。前边说过，吴重憙得罪了朝廷派来的学政瞿鸿礻几，袁世凯无辜遭殃。吴重憙心里隐隐还有一丝对袁世凯的歉意。因此陈州府的文社聚会，吴重憙经常光顾，兴趣来了也一起吟诗联句。知府是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居然拨冗参加闲云野鹤般的聚会，对于文社主持人来说，也是一种荣耀，袁世凯对此始终心怀感激。
后来袁世凯官场得意，出掌北洋，成为朝廷要员，没有忘记当年的“受知师”，让其担任直隶布政使。在袁世凯回乡葬母期间，吴重憙还代理了40天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此后他一直是袁世凯北洋系列中的重要一员。
吴重憙早年仕途蹉跎，在陈州十年未得升迁，在袁世凯的眷顾下，官场亮起了一路绿灯，升迁甚速。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在电报、铁路收归官办之时，乘盛宣怀（李鸿章助手）丁忧（父母丧事）守制之机，挤掉了其电报局督办职务，袁世凯向清廷推荐的驻沪会办电政大臣，就是吴重憙。
在袁世凯的提携下，吴重憙先后担任过江西巡抚、邮传部侍郎、徐世昌，天津人，清末曾两次出任军机大臣河南巡抚等职，直到清帝逊位，吴始解职，寓居于天津。即使退出了官场，袁世凯仍以公府顾问名义，每月发给他八百元补助金，由此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袁世凯在陈州结交的另一个文人朋友是徐世昌。这个人出身于河南辉县，曾祖父、祖父都是天津盐商，家境宽裕，到他父亲这一代开始败落。徐世昌7岁那年，父亲病故，寡母隐忍持家，对儿子管教甚严。徐世昌也懂事早熟，不到20岁就出外谋生。在洛阳、安阳、扶沟、淮宁等县衙充任文案，后为陈州官宦人家李觐侯看中，聘为家庭塾师。在袁世凯创办的文社中，徐世昌是一名热心的成员。
青年时的徐世昌虽然满腹经纶，却过着其一生中最为穷困潦倒的日子，一脸的穷酸相。袁世凯慧眼识金，不仅不嫌弃，还和他义结金兰。两人经常在一起秉烛夜谈，打得火热。有一天，徐世昌吞吞吐吐说出了他的心事：意欲进京赴考，无奈囊中羞涩，难以启程。袁世凯一听大笑：徐兄为何不早说？这有什么难的，金钱事小，前途事大。于是慷慨解囊，资助一笔资金，以壮行色。
这是一笔使袁世凯终生受益的投资。光绪十二年（1886），徐世昌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后来的岁月里，这名京官成了袁世凯深入官场的重要内线。再后来，随着袁世凯政治地位的上升，徐世昌又成了他仕途上的得力助手。
从袁世凯早年处理他与文友吴重憙、徐世昌的关系上看，此人虽然年纪轻轻，却已是人情练达。
官场规则众所周知，一靠关系二靠钱，没有这两个金钢钻，别揽那个瓷器活。而袁世凯恰恰对这两样甚为精通，不是刻意求之，而是性格使然。幼年时的家庭教养和成长环境使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洞察世事，许多事情做起来只需率性而为，便能水到渠成。
这么说来，嗣父袁保庆当年的努力总算有回报了。
同治九年（1870），袁保庆调江苏补用，署理盐法道。这是个让人艳羡的肥差，袁保庆能升迁到此，与他的好友马新贻有关。
马新贻是回族人，出生于山东菏泽的一个官宦世家，道光年间与李鸿章是同榜进士。担任合肥知县时，曾随钦差大臣袁甲三剿捻。在此期间，袁保庆得以同其相识，进而相知，两人结为至交。官场上有同榜李鸿章做奥援，马新贻升迁迅速，没有几年便当上了两江总督。袁保庆署理盐法道，就得力于他的推荐。
南京历来是精英荟萃之地。近代以来，江浙一带士绅得沿海地区开放风气之先，吐故纳新，更是加速了该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袁保庆携家带口来到这个金粉旧都，自然免不了踌躇满志。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加强对儿子的培养，多次带袁世凯参加官场上的逢迎酬酢，社交往来。
闲暇之余，袁保庆还写了一本书，名为《自刈琐言》，将他十几年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心得感悟归纳总结，其中全是为官之道的经验之谈。后来有人说袁世凯善于演戏，看看袁保庆书中这段话，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若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笑乎？”
官场的耳濡目染以及嗣父的耳提面命，对于幼年袁世凯的影响不可低估。在他成人后的几十年政坛生涯中，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像一头潜伏在深海中的巨鲸，无论沉下还是浮起，都会卷起一排排滔天巨浪。
袁保庆在南京做官那几年，日进斗金，大富大贵。性格古板严谨、尊崇程朱理学的他，也有在冷板凳上坐不住的时候，偶尔跟随其他官宦去逛逛妓馆，吃吃花酒。有个姓金的姨太太，就是他在南京期间续纳的。谁知此妇娶进门后，碰翻了元配牛夫人的醋罐子，两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闹得不可开交，袁保庆紧皱眉头，如坐针毡。
这道谁也插不上手的难题，却被袁世凯轻松化解了。他虽以嗣子身份夹在中间，竟能巧妙地加以调和转圜。使这场两个女人的战争化解终结，确实需要有点处理人际关系的本事。看着夫人和姨太太放下争斗围着袁世凯的笑眯眯的场面，袁保庆像吃下了一块蜜饯，他在心里说：儿子的“小考”又过关了。
类似的“小考”袁世凯经常遇到，而且每次成绩都很不错。
袁世凯轶事中的一则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其中牵涉到一桩扑朔迷离的疑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案。刺杀马新贻的凶手叫张汶祥，原是太平军将领，交战中活捉过马新贻，蒙不杀之恩，二人交好。后来太平军战败，张汶祥又被马新贻擒获，自然也不能杀，不仅不杀，两人还歃血为盟，拜成兄弟。不知道怎么鬼使神差，在马新贻乘轿去检阅士兵的途中，有人持一把匕首刺来，马新贻断骨穿心，当场毙命。
行刺后，凶手立在桥上，并不逃跑，众人睁眼看时，却是马总督结拜的兄弟张汶祥。
案子发生后众说纷纭。有人说张汶祥是为失败的太平军复仇，有人说此案与湘军有关，也有人说是因为一桩桃色事件-马总督抢占人妻，张义士打抱不平。朝廷对这件命案十分重视，命大臣张之万主持审理工作，袁保庆充承审员。在审案中，张汶祥一味闪烁，刁狡异常，没有确供。袁保庆是马新贻的好友，主张以大刑伺候，逼张汶祥开口。但是主审官张之万担心重刑之下凶犯毙命了不好向朝廷交待，力主不可。
定案后，袁保庆不肯在审理书上签字，并当场放言：此案不审理清楚，则弃官归田。
这件事在袁保庆心头萦绕，久久难以排遣。一日，袁世凯、袁世敦、袁世廉等几兄弟聚于一室。袁保庆提及此事，顺便出了个题目，命子侄们各抒己见，谈谈自己的看法。袁家几兄弟面面相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唯独袁世凯侃侃而谈，应对如流，认为嗣父袁保庆坚持不签字的气节固然可佳，但是使气说出辞官归甲之类的话，不是一个在官场上历练多年的人应该说的，即使弄丢了官帽子，也于事无补。
袁世凯的话让袁保庆喜出望外，多年的培养教育终于有了成效。
儿子袁世凯心智已开，他在“人情练达”这一关上初步成熟了，需要去经更多的风雨，见更大的世面了。
迷茫中掉进了温柔乡
袁世凯两次参加科举都铩羽而归，精神上有种挫败感。他烧了以前的全部文稿，不再梦想从青灯黄卷中博取功名。通过捐纳，得了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诗酒酬酢，歌舞相伴，在陈州过了几年悠闲的神仙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