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世时，曾经骂这个老三是“土匪”，心底认定他成不了什么大器。和袁家其他儿女比较起来，老三袁克良似乎真是个“莽夫”。曾经在大哥袁克定手下跑过腿，干点侦缉队之类的活，抓个人绑个票，派他去最为合适。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怒砸三希堂法帖碑。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派副官唐中寅清点物品。有一天，唐中寅正在巡逻，忽然发现一队小工抬着几块石碑往外走。唐副官上前追问，此时袁克良叫小工继续搬运，唐副官自然要阻拦。脾气火爆的袁三公子搬起一块石碑，狠狠朝地上一砸，石碑顿时碎成了几块，袁克良仍不解气，又朝地上狠狠砸了几块，方才罢休，挥了挥手，带着一干人马扬长而去。只是可惜了那些三希堂法帖石碑，价值连城的宝物“玉碎”了。
袁克良一家住在北京八面槽锡拉胡同-这是他父亲袁世凯留下的一笔遗产。娶了张家小姐过了几年，他又娶了个小妾，是个唱戏的，叫孙宜卿。再过了两年，袁克良忽然疯了，不是那种满街撒泼发癫的“武疯子”，而是挺文静地躺在床上，默默看着漆黑的屋顶度日。袁克良一家后来搬到了天津大营门，他有二子三女，二子是家增、家霖。三女是家潜、家佶、家芷。
陆宝忠（1850～1908），字伯葵，江苏太仓人，光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担任湖南学政时，闱场考风狼藉，有童生公然买通监考官帮忙作弊。陆宝忠留心访查，惩办数起，弊情有所减轻。有一年，陆宝忠到湖南衡阳监考，有个童生进考场大概是没听招呼，被当地县官狠狠训斥，童生顶撞了几句，又挨了县官的一顿板子。这事把当地老百姓惹毛了，围攻了县衙门，捣毁了签押房，还扬言要放火烧房子，县官吓得不敢出面。事情平息之后，县官感到自己受了辱，提出要对那个童生处以极刑。陆宝忠经过一番调查后，认为这是个冤案，童生其实并无大错，错的反倒是县官。经陆宝忠保全，结果未戮一人，陆宝忠在衡阳当地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爱才如命”四个字，送给陆宝忠也是很贴切的。
陆宝忠晚年有吸食鸦片的嗜好，朝廷下令严饬戒断，他立即执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他向朝廷报告戒掉了鸦片，结果到了四月就死掉了。
袁世凯的五女儿季祯嫁到陆家两年不到，就病故了。第十三女经祯续嫁陆家，成了填房夫人。说到袁家先后嫁到陆家的这两个女儿，两家还有一段恩怨。五女季祯出嫁前，身体就很虚弱，对父亲做主的婚事也不满意。嫁到陆家后不久，就与夫君闹别扭，郁郁寡欢，病倒在床上又不肯吃药，结果年纪轻轻命丧黄泉。季祯去世后，陆家对袁家耿耿于怀，认为把这个身体不好又不大情愿的女儿许配到陆家，是搞“假冒伪劣”。袁世凯为了表明心迹，又把十三女经祯许配给了陆家。袁经祯嫁到陆家后，夫妻俩感情不错。
黎家有女初长成
辛亥革命枪响之后革命党才发现，由于起事仓促，参加人员中官衔都不高，声望不足以服众，因此急需找一名高官加入。据革命党人回忆，当时清廷官员听到起义的消息纷纷躲避逃命，协统黎元洪也换了便衣，在执事官王安澜引领下躲到了参谋刘文吉家中避难。当革命军寻踪至此，黎元洪躲在蚊帐后不出来，有个叫马荣的士兵拉了几下枪栓，又把子弹推上膛，大声喝令“狗官出来”，黎元洪才从蚊帐后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出来。也有另一种说法，黎元洪当时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是被班长虞长庚用枪逼着出来的。黎元洪被革命军带到省咨议局（即今天的武昌阅马场红楼），将其关押在楼上，黎元洪像尊泥菩萨，不管革命军说什么，他都是一声不吭。
有人说黎元洪的总统是别人硬塞给他的，话不中听，却有几分道理。革命军起初推举他当湖北都督，黎元洪用浓浓的黄陂口音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有人愤懑地骂道：“不识抬举，干脆给他一颗花生米算了！”有个叫李翊东的革命军扣动扳机，威胁他说：
“我枪毙你，另选都督。”黎元洪只好在心里对大清朝说声抱歉，接受了革命军都督一职。1911年10月17日，湖北军政府前祭坛高筑，香火缭绕。祭坛上供着黄帝轩辕氏的灵牌，旗杆上飘荡着十八星旗，鞭炮齐鸣，鼓乐喧天。黎元洪跪地诵读祝祷文，三军鸣枪，全体跪拜，山呼万岁。黎元洪从此踏入仕途，后来还当上了民国大总统。
很多人瞧不起这尊“泥（黎）菩萨”，袁世凯却不这么认为。在清廷的旧官僚中，黎元洪清廉朴素，两袖清风，也算难得。尤其是此人期望中国走改良渐变之路，不主张暴力革命，这一点更是与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民国初年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这尊菩萨像个不倒翁似的立在政坛上，自有其不同寻常之处。何况，袁世凯想在总统位置上坐得更稳当，还确实得争取黎元洪这股政治势力。
袁世凯是个权术高手，对黎元洪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方式，既拉拢利用，又百般防范，偶尔还使个暗绊子，在黎府安插个间谍什么的。民国政府成立以后，黎元洪被老袁请到北京，做了个木偶似的民国副总统，成天哪里也不能去，实际上等于是个政治囚徒。黎元洪的左右秘书郭泰祺、瞿瀛和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等人暗中策划，试图让黎元洪逃离北京，到南方去重新组织政府。袁世凯似乎预料到了黎元洪会有这一手，事先打通关节，略施小计，花了两万元，就把最核心的机密情报搞到了手。
担任“间谍”角色的是黎元洪的小妾黎本危。此人原名危红宝，是个倚门卖笑的妓女，晚清时有大臣铁良来湖北视察政务，文武官员依次设宴款待。这天同僚在汉口南城一家妓馆征花侑酒，黎元洪多喝了几杯，半醉半睡中独占花魁，竟夜宿在危红宝室中。黎元洪是个生活作风严谨的人，怕担心落个嫖妓的恶名，遂迎娶危红宝为小妾。危红宝此后改名黎本危，成为民国政坛上着名的一枝交际花。
黎本危跟随副总统老公来到京城之后，本以为能享受人间荣华富贵，殊不知却被关进了政治牢笼，心情有点郁闷。她擅长交际，京城却人生地不熟，只能和一些湖北老乡来往。在她交往的好友中有个“手帕姊妹”
（意思是连手帕也能交换着用），黎本危与她无话不谈。哪知这个“手帕姊妹”是个女特务，她的老公是湖北交涉员胡朝栋，而胡朝栋又与老袁的铁杆幕僚杨士琦关系密切，一来二去，结交上了袁克定。有一天，“手帕姊妹”将价值两万元的一串珍珠项链送给黎本危，直接说明是袁府大公子袁克定的一点心意，黎本危警觉地问：“袁跛子有什么想法？”“手帕姊妹”抢白道：“人家能有什么想法？他是关心你们黎家呢。”姊妹俩相视浅浅一笑，底下的话不言自明。
此事过了不久，就逢黎元洪收拾细软准备出逃，黎本危一来不想离开京城，二来也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只想着收了人家的厚礼无以报答，就将老黎要出逃的消息告诉了“手帕姊妹”。情清末，铁良，清襄办报很快到了袁世凯那儿，迅速派军警包围了黎副总统的府邸，进出人员一律严密盘查。黎元洪见此情景，显然已经走漏风声，出逃的计划无奈破产。
民国三年（1914）春节刚过不久，袁世凯请黎元洪一家到袁府做客。几句寒暄过后，袁世凯把家中儿女一个个叫出来见这位黎叔叔。
当着儿女们的面，老袁说出了换亲的想法：“我们两家要交换，你给我一个女儿做儿媳妇，我也给你一个女儿。”事出意外，黎元洪脸上有点变色，略一沉吟后，回答道：“我先给你一个吧。我有两个女儿，你要哪一个？”袁世凯说：“不管哪一个，只要是你黎元洪的女儿就行。”说罢，两人相视而笑，气氛轻松了许多。就在此次袁、黎两家的家庭会议上，定下了将黎家次女黎绍芳许配给袁家九公子袁克久的一门婚事，那年黎绍芳8岁，袁克久11岁。
可是回到家里，老婆吴敬君却满脸不高兴，她的理由也正当：二女儿黎绍芳是自己亲生的，百分之百正宗嫡出。可是袁家九公子听说是五姨太所生，是偏房所出，这不明摆着让黎家吃亏吗？黎元洪劝慰说：“没办法，这是政治婚姻，不然老袁不会和我合作。”吴敬君是个传统的妇道人家，很难理解这种政治婚姻的意义，对黎元洪大发河东狮吼：“不管什么政治不政治，我女儿不能吃亏！”黎元洪没办法，只得苦着脸解释，袁世凯正室夫人只生了一个儿子，叫袁克定，不仅已有老婆，姨太太也是一长串，莫非叫女儿排队去做姨太太？再说如今老袁是中国顶尖的大红人，连慈禧太后都想过要同他结亲家呢，何况这次又是老袁主动提出来的婚姻。如此这般，说了一大堆理由，吴敬君听不懂，也不想听。
黎元洪毕竟是一家之主，既然答应了这门亲事，肯定不能反悔，即使老婆和他闹别扭，夫妻间一个多月没说话，老黎仍然坚持不能退婚。他选中袁克久，是因为此九公子生得面重耳长，有这种面相的人将来能成大事。过了不久，袁家派言敦源送来袁克久的生辰八字，并索要黎绍芳的八字。黎元洪生平难得过问家务，只好去问妻子。吴敬君一听怒火又上来了，指着黎元洪的鼻子又骂了起来。老黎没有办法，四处打听女儿的生辰八字，最后终于在黎绍芳的一个婶母嘴里问到了，不免喜出望外，将这个好不容易弄到手的生辰八字交给了袁世凯的高级幕僚言敦源。
正式订婚的仪式中，袁家送来了聘礼，吃的东西居多，也有几匹绸缎，有一些银首饰。但是，像翡翠、珍珠、钻石之类贵重的聘礼几乎没有。这又惹得吴敬君发了一通脾气，亲朋好友全都到齐了，女方主妇却不愿意出面。后经许多人好言好语劝说，吴敬君才以大局为重，勉强出来应付了一下场面。
对于男女双方来说，这桩婚姻从头到尾始终是一个悲剧。订婚时黎绍芳8岁，对爱情之类的东西一概不懂。听说父亲要把她许配给别人，吓得躲在被子里哭了大半夜。稍微长大一些后，黎元洪夫妇把她送到天津南开学校上学，可是只读了一年就退学了。此时，黎绍芳已有轻微的神经衰弱症，很难继续完成学业。远在美国留学的姐姐黎绍芬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凡事想开点，闲暇时也可以到美国去走走，散散心。黎绍芳把信撕掉，没有放在心上。她向父亲提出要解除婚约，这辈子谁也不嫁。黎元洪狠狠把她骂了几句，还砸碎了一个茶杯。一来二去，黎绍芳更加郁郁寡欢，病情加重，精神开始失常了。
袁世凯、黎元洪先后去世后，袁家曾派人来催嫁。1930年2月，黎元洪的妻子吴敬君病故，黎家长子黎绍基请黎元洪的秘书刘钟秀向袁家讲明情况：“绍芳精神已经不正常，是否还准备迎娶？”袁家那边很快就回话了：“婚约是先父定下的，不能有变，婚后老九陪她玩玩就会好的。”袁克久自己也对黎家长女黎绍芬明确表态：“我是为了父亲牺牲自己，才答应和令妹结婚的。”筹办婚礼时，袁家老六克桓请黎元洪的秘书刘钟秀给黎家带话：“我嫁个妹妹花了20万，叫他们黎家千万别小气啊！”到了举办婚礼时，黎家也已经败落，陪嫁的嫁妆并不丰厚。五姨太杨氏（克久生母）打开箱子过目，脸上呈不悦之色。
袁克久（1903～1973），字铸厚，幼时与其他几个袁家子女一起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呆了10年。1930年回国后，在天津耀华玻璃总厂担任英文秘书，后来又协助六哥袁克桓在启新洋灰公司办实业，出任过公司营业部主任。此人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喜欢泡在史书堆里钻研，在昔日帝王的荣耀中去寻找一些精神上的慰藉。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过得太不如意了。婚后一年余，黎绍芳病情加重，被送进了北京疯人院，于1949年病故。袁克久后来又娶了一个妻子，生活过得比较平淡，无儿无女，两位老人相依为命，直到1973年袁克久病逝。
树倒“猢狲”仍未散
袁叔祯是袁世凯的三女儿，后改名袁静雪，20世纪60年代写过一篇五万字左右的回忆录，题为《我的父亲袁世凯》，发表在全国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上，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提供了许多袁世凯家庭生活的细节，给研究袁氏及其家族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但是关于袁叔祯个人的情况，一般读者却了解得不多。
筹备洪宪帝制期间，袁世凯一直住在居仁堂内，了解外界的消息主要依赖日本人办的一份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哪知道他所看的《顺天时报》全是袁克定串通袁乃宽等人伪造的假版报纸，这个秘密最先是被袁叔祯捅破的。有一天，叔祯的一个丫头要回家看她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女儿，是自由身，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间回家探望一次），叔祯喜欢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便让她顺便买一些回府。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
包着带回袁府的。叔祯吃蚕豆时，无意中看到这张报纸和她平时看的《顺天时报》论调不一样，赶紧把同一天的报纸找来核对，结果，日期相同，内容不同，显然有人造假。当天晚上，她把这张真版的《顺天时报》拿给袁世凯看了，袁皱着眉头，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你去玩吧”。第二天一大早，叔祯被一阵叫骂声吵醒了，起床一看，在大哥的跪地求饶声中，袁世凯正提着皮鞭教训人，一边打，一边骂袁克定“欺父误国”。
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的时候，大概是出于缓解与清皇族矛盾的考虑，想把袁家的一个女儿嫁给末代皇帝溥仪，挑来挑去选的是三女儿叔祯。有一天，袁克定向叔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透露了这个消息：
“三妹，把你送到宫里去当娘娘好不好？”袁叔祯立马哭闹起来，闹到父亲袁世凯面前。老袁也很有意思，恐吓她说：“再哭，非把你送礼了不可。”叔祯听了更是不依，顶撞道：“我又不是家里的鼻烟壶，爱送给谁就送给谁。”老袁听了哈哈大笑，连声夸道：“我们家三女儿有个性，理智高，斗志强，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一旁的五姨太见老袁如此开心，酸意十足地说了句：“你看她这样不听话，将来谁娶了谁倒霉。”老袁笑着反驳说：“那也不见得。”这件婚事后来没能成功，大概是清皇室不肯“屈就”的缘故。
袁叔祯后来嫁给了伪山东省长杨毓珣，此人是安徽泗州杨氏家族的后裔。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杨毓珣是杨士琦之子。台湾着名作家，历史学者高阳在《粉墨春秋》中写到杨毓珣时，也持这个说法。关于袁世凯的“智囊”杨士琦，晚年寓居沪上，在亚尔培路和巨籁达路交叉处买了幢房屋，时人称做“杨五爷公馆”。精神空虚，生活便随之放纵，到了夕阳红的岁数，仍然娶了两个小老婆，一个叫“小白菜”，一个叫“小菠菜”。这两盘菜新鲜可口，却是大众化的“快餐”。有一天，杨士琦回家后，发现小白菜和小菠菜正与其子同榻作乐，当场气极而晕，僵坐在沙发上说胡话，要把儿子和两个小妾统统处死。小白菜和小菠菜吓得脸色发白，还是小白菜胆大，从抽屉里找出一瓶毒药水，滴入茶中，送到杨老爷子嘴里吞下，片刻而死。这桩轰动上海滩的“毒死杨氏家主”案，后来成了众多小报炒作的花边新闻（参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