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强学之会，饮德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谱》）维新派虽说是书生造反，但是他们知道，变革要想成功还得抓住枪杆子。几经权衡，他们物色的是掌管新建陆军大权的袁世凯。
有个重要人物叫徐致靖，江苏宜兴人，其父徐家杰是李鸿章的同年至交。徐致靖虽说是进士，却颇有与时俱进的意识，思想上赞同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就是通过他被引进到光绪皇帝身边的。徐致靖有二子，长子湖南学政徐仁铸，次子翰林编修徐仁静，都是维新派的中坚力量。还有个侄子徐仁录，是康有为的学生，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经过一番商量，决定派徐仁录前往小站，观察新军练兵情况，这其中少不了含有进一步试探袁世凯的意思。
昔日小站“讲武堂”今日变粮仓选择徐仁录前往小站，是因为其中另有一层特殊关系。徐仁录有个姐姐，嫁给了江南才子言謇博，此人是袁世凯重要幕僚言敦源的同胞哥哥，兄弟二人都是大学者吴汝纶的得意门生。有姻亲言敦源的介绍，徐仁录在小站行动更加自如。袁世凯对维新派派来的徐仁录亦另眼相看，专程请徐世昌来天津与徐仁录见面，“聚谈半日”，又安排大公子袁克定与徐仁录长谈，同时设盛宴款待。袁世凯亲自接待时，其高级幕僚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全都在场陪坐，并请徐仁录阅兵，极尽宾主之欢。临回京之际，自然要厚赠程仪，这是袁世凯最拿手的一出戏，京城的那些维新派，该考虑的人员他全都考虑到了。
这是一桩对双方都还算公平的买卖。没过多久，袁世凯经徐致靖保举被光绪皇帝召见，其官衔也从三品按察使升到了二品候补侍郎。
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记载：“袁热衷赋性，岂能郁郁久居。
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转托某学士密保，冀可升阶，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举朝惊骇。某学士以承筐菲薄，至索巨款补酬，辇毂之下，传为笑话。”文中提到的某太史即徐世昌，某学士即徐致靖。
维新党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翁同龢。此人字声甫，江苏常熟人，时为光绪皇帝的老师，也是维新变革的主谋。为疏通与翁的关系，袁世凯真可谓煞费苦心。在记忆中搜索能与翁同龢牵上关系的花名册，唯有南通状元张謇最合适。翁师傅赏识张状元，是天下人尽知的事实，只要张謇能在翁同龢面前帮忙说几句话，不愁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可是自从在朝鲜与恩师张謇闹翻后，袁张二人多年不通音讯，靠张謇说话完全不可能。袁世凯不死心，继续在花名册中翻来覆去寻找，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言敦源，祖籍也在江苏常熟，与翁同龢是同乡。言敦源（1869～1932），人称仲远公，是孔子门生言子（言愝）的第八十一世孙。孔圣人门下七十二弟子中，七十一人皆为直鲁弟子，唯有言愝出自长江以南的江苏常熟，被称做“南方夫子”。如今江苏常熟尚存有言愝故居，称做“言子巷”，并有言子墓、洗砚池等历史遗址，皆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言敦源自幼聪慧，10岁即能诵“九经”，后以监生应顺天试录科第一，翁同龢见其文章精练得体，颇有桐城风范，特召见而嘉之，极为赏识。
袁世凯犹如搜罗到奇珍异宝一般，立马罗致入幕，将言敦源收入夹袋之中。这样一来，袁世凯与“常熟相国”之间有了一条便捷的秘密小径。言敦源果然不负厚望，诡秘行走于天津小站与京城翁府，从中穿针引线，亟欲促成袁世凯与维新派的“政治蜜月”。此后袁世凯与翁同龢往来逐渐密切，与言敦源不无关系。
袁世凯曾经上书翁同龢，洋洋万言，论及用人、理财、练兵诸事，蔚为大观。袁在上书中陈言：“中国如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切要易行之端，应当及时力求振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袁世凯亲自进京面谒翁同龢，慷慨激昂地谈论时局，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局势，必须来场大变法才能保住中国。并且拿出刚刚出版的画报给翁同龢看，上面画着有被列强瓜分之忧的地图。
遗憾的是这条关系线刚搭建好不久，翁同龢就被贬官还乡。朱谕发下那天正是翁68岁生日，按中国人的习惯也就是70岁整生，已经备好的喜庆聚会变成了悲凉的送别场面。这位鞠躬尽瘁的老臣甚至连和光绪帝说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他跪在微雨中，目送皇帝渐渐远去的身影，真有“黄粱一梦”之感。
顺便再说说言敦源的结局。此人在北洋历任文案、总办、巡警道、盐运使直至代总长。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他在唐绍仪组织的第一届内阁中出任内务部次长、代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称帝之举而辞官，由北京迁至天津寓居，协助其姻亲周学熙从事实业，成为一代儒商。着名教育家，袁世凯的老师严修提及言敦源时曾说了这么一句话：“北洋旧僚唯我和言敦源不爱官。”到了晚年，言敦源以吟诗作画自娱，经常与严修、李叔同、翁克斋等津门名士唱和往来，同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资助兴建南开女中。言敦源生前遗留的诗文集《南行纪事诗》《先先庄文存》《先先庄诗存》等，由其次子言雍陶、幼子言韦叔及挚友许克猷、郭风惠整理后已在台湾、香港出版。
在袁世凯的一把如意算盘上，类似言敦源这样的“算盘珠子”不计其数。什么时候该拨弄哪颗，他早已烂熟于心。比如杨士骧，就是袁世凯十分称心的一颗“算盘珠子”。
中国古代官场向来看重资格出身，曾国藩始创练兵，即有李鸿章、胡林翼等幕府襄佐，所以得成中兴大业。袁世凯小站练兵，进士翰林匮乏，仅罗致了徐世昌一人，难免让人轻看。于是擢升了一批科举正途出身的幕客，如杨士骧、陈昭常、朱家宝、梁士诒、荣庆等。
杨士骧兄弟8人，均有科举功名，高的是进士、翰林，低的也是秀才。最有名的是老四杨士骧和老五杨士琦，两人都是袁世凯手下的重要幕僚。杨氏兄弟在出道之前爱作艳游，日夜出入于花街柳巷，还常常使出混混伎俩，设置风流骗局让人钻。后来杨士骧迷途知返，用功读书，终于考取了进士。
李叔同（1880～1941）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祖籍浙江，客居天津。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号“弘一”
由于有过这些花天酒地的经历，杨士骧的最大特点是能“屠钱”。在一般人看来，花钱如流水断然难成优点。但是袁世凯却不这么认为，千金散尽始复来，在官场上敢于花银子、善于花银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特殊的气魄和本领。据说，当初北洋存有公款一千多万，仅仅一年间就被杨士骧挥霍一空，袁世凯知道这个事后，也只是一笑了之。不知是袁、杨之间有什么私人秘密呢，还是袁世凯格外宽宏大量？不管是相互欣赏也罢，臭味相投也罢，反正这两个人搅在一起互为援手，就能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台大戏。
袁世凯从小站练兵起家，到后来做了直隶总督，他可以支配的钱财更多了。如何充分发挥“银弹攻势”的威力来开拓政治事业，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新课题。在解这种难题方面，袁世凯历来是个高手，现在老天爷又给他送来了杨士骧这个助手。
杨士骧进入官场走的是李鸿章和奕匡的门路。庚子年间，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谈判议和，所带的侍从随员中少不了这个八面玲珑的杨士骧。议和过程中，外国人什么事都只同李鸿章交涉，把真正当家的庆亲王放在一边。外国人敢得罪奕匡，李鸿章可不敢，遇事必须与庆王商量着办。其中两边跑腿联络的人物就是杨士骧，久而久之，他与庆王府的关系便亲如一家了。
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一直体弱多病，时常请假，照病情推测，恐怕不久于人世。于是庆王将入军机领衔的消息不胫而走。最先探知这个情报的是袁世凯手下的杨士骧。袁世凯听杨士骧说了这个消息，心思大为所动，派杨士骧拿十万两银票去送给庆亲王。庆王见了一张十万两银子的银票，起初怀疑眼睛看花了，仔细一看，可不是十万两吗？就对杨士骧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骧回答得极其巧妙：“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这些微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钱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奕匡本来是个贪欲极强的人，听了这番大拍马屁的话，很是受用，银票也照数全收，心里比吃了蜂蜜还要甜。
杨士骧说的话决不含糊。奕匡入军机之后，袁世凯这边的银两源源不断地供应，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到庆亲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费用都由袁世凯买单，甚至庆王的儿子成婚、格格出嫁、孙子弥月周岁，所需开支也全都由袁世凯预先布置，不费庆王府一文钱。
袁世凯投之以桃，庆亲王则报之以李。遇有重要事件，以及简放外省总督、巡抚、藩台等官职，奕匡必定先商与袁，表面上说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不仅如此，庆王和袁世凯结成的政治联盟还经常左右晚清政局，演变成了一股无人能敌的政治力量，比如史称“丁末政潮”的那场风波，就是他们联手扳倒瞿鸿、岑春煊的一个例子。以至于在辛亥革命以后，满清权贵的后裔们认为袁世凯夺去了大清王朝的江山，是因为奕匡帮了大忙。
袁世凯与庆亲王搭上关系，杨士骧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杨士骧接替袁世凯，登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可惜没干多久，宣统元年（1909）死于任所。
敢于用财而不敛财自肥，这足以使那些志向不高的小人物充分满足，并心甘情愿为其效命奔走，更何况袁世凯看起来似乎像汉高祖一样豁达大度。英雄不问出处，唯才是用。因此，前来投奔者不计其数，袁世凯的高级幕僚张一麐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
戊戌政变中的尴尬处境
（一）维新派的保举以及光绪皇帝的两次召见
翁同龢被贬职还乡，并没有使光绪皇帝踌躇不前，相反，他加快了变革的步伐。为了推行新政，光绪下令革去阻挠上书言事的怀塔布、许应骙等人官职，又提拔维新派志士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在军机章京（官名）上行走，成为光绪身边的智囊人物。年轻皇帝的态度使维新派兴奋异常，误以为中国彻底变革的时机就在眼前。
这时候，徐仁录从天津小站考察回到京城，他带了两条情报：一是袁世凯对维新变法热心，极力称道康有为；二是袁世凯对荣禄有不满情绪，认为荣禄反对汉人掌握兵权，不肯增加小站编制。现在看来，这两条情报都含有水分，透露出太多的虚假信息。那些话或许袁世凯压根没说过，或许他说的仅仅只是为了搪塞徐仁录，可是维新党全然当了真，并为之情绪激昂：袁世凯的屁股总算坐在咱们这边来了！
维新派决定，要向光绪皇帝推荐袁世凯。这份保举的奏折以徐致靖的名义，由康有为执笔。
该折称赞袁世凯“年力正强，神勇兼备……惜可练之兵仅止七千，为数太少，为力过单，虽曾奉旨添练数营，徒以饷无所措，不敢冒昧招募。”折子中还说，“该臬司（袁世凯）尝言：
假令西兵倍我，与之战，可胜；再倍我，亦可胜；若使数十倍于我，惟有捐躯效命而已。言之慷慨泪下。”这种夸大其辞的话很像袁世凯的口吻，言大而夸，未必切合实际。然而光绪皇帝看到这里，却完全被其打动了。不久即颁布谕旨，要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就是这个袁世凯，身为二品大臣的大学士兼直隶总督荣禄曾经予以保荐，但光绪皇帝并未召对，亦未破格提拔，只是将荣禄的奏折作“留中”处理。而现在经过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推举，光绪皇帝即匆匆召见，并颁谕称赞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顿戎行之至意”。光绪皇帝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使守旧派感到震惊，使慈禧太后起了疑心，也为他后来被囚禁瀛台埋下了伏笔。
关于光绪皇帝两次召见的情况，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九日，袁世凯奉召由天津乘坐火车抵达北京，租寓法华寺。此时光绪住在颐和园，袁即托付友人代办请安折膳，定于八月朔请安。八月初一，袁世凯天未亮即起，四鼓时赴宫门伺候，光绪在毓兰堂召见，问了他军事方面的一些情况，袁均据实奏答。退下后回到住所，忽有苏拉（清廷内府中担任勤务的跑差）来报，皇帝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得知消息的友人纷纷祝贺，袁世凯“自知非分，汗流浃背”，认为暴得大名则不祥，准备力辞，被友人劝阻，遂托友人代办谢恩折。次日再次面见皇帝，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惶恐不安。光绪皇帝笑着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好，办的学堂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就是在明确暗示袁世凯，以后不要受荣禄节制。
维新派的推举和光绪皇帝的破格重用，实际上是将袁世凯推到了漩涡中心，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要想逃避已无可能。
（二）后党的反扑·衣带诏·包围颐和园
早在荣禄赴天津出任北洋大臣时，后党势力就积极着手安排一场秋季大阅兵仪式，要恭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驾临检阅新建陆军。据说，检阅过程中有个政变暗号，慈禧走到荣禄的军营中，立即宣布废黜光绪皇帝。显然这是一个谣传，慈禧虽说已退居二线，却仍然是晚清大局的总舵手，要废黜光绪，根本用不着搞得那么复杂。但是光绪却听信了这个谣传，情绪激动地对庆亲王奕匡说：“朕誓死不往天津！”于是外间传闻又起，说天津阅兵之仪式取消，光绪的情绪这才稳定下来。不过到了七月底，遭到光绪皇帝革职的怀塔布等七位守旧派大臣联袂到天津去看荣禄。几天后，御史杨崇伊等人又到天津，这些守旧派大臣如此密集地穿梭于京津之间，究竟同荣禄商谈了些什么？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大为疑惑。之后不久，荣禄忽然调派聂士成军五千士兵驻扎天津，又命董福祥军移驻距离北京彰德门40里的长辛店，军事调遣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使光绪皇帝寝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