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人间地狱中，托尔斯泰整整待了一年。他触摸到了激情、虚荣和人类的痛苦。当他从这个地狱中走出来以后，在1855年11月，他再次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界之中。但他厌恶、轻蔑这种人，他觉得这些人身上有的都是委琐和虚假。从远处望，他们好像是被一种艺术光环所笼罩的人——例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曾将自己写的《伐木》的题献给他——从近处看，他却感到悲哀失望。1856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上，托尔斯泰置身于他们中间，照片上还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等人。这些人都显得十分自然，只是托尔斯泰表现出一种悲苦、严峻的神态，而且他的形象也十分显眼：瘦削的脑袋，双颊深陷，两只胳膊僵硬地交叉抱于胸前。他身穿戎装，站在那些文学家的后面。正如苏亚雷斯风趣的描述：“他不太像这伙人中的一个，倒有些像是看押他们的看守者，正要把他们押回牢房一样。”
然而，这些文人都对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同行十分恭维，因为他是带着双重的光环加入到他们之中的：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在读塞瓦斯托波尔纪实文学时，流着泪大喊“乌拉”的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碰面时，便向他伸出友爱之手。但他俩合不来，也谈不拢。虽然他们都是用清晰的目光来观察这个世界，但他们在各自的观察中加进了敌对的心灵色彩：一个是善于嘲讽、激动、幻灭、多情的，是崇尚美的；另一个则是粗暴、自傲，常因道德观念而苦恼，心中隐藏着一个神明。
托尔斯泰最不能容忍这些文人的是，他们自信自己的文学的天才，自命为人类大军的首领。他对这些倡导着自由主义的市井阶层的憎恶还源自于他贵族的出身和军官的经历。另外，他还“本能地反对那些被普遍承认的理论”[在他写给比鲁科夫的信中说道：“我的性格有个特点，无论好坏，永远这样，就是常常不自觉地反对外界流行的影响……因为我讨厌随波逐流。”
]，当然，他承认这是他自己的性格所致。对人们的猜疑，对人类理性的蔑视，致使他随处可见欺骗和谎言。
“对于别人的真诚，他从不相信。他认为一切道德行为都是虚假的，当他与人说话时，会习惯性地用他那极其冷峻的目光，逼视他觉得说谎的人……”[出自屠格涅夫语。
“瞧他在听对方说话时的模样儿！他那深陷在眼眶里的灰色眼睛，在怎样直视着他的对手！紧抿的双唇蕴涵着多么强大的嘲讽！”[出自格里戈罗维奇语。
屠格涅夫说，他从来没有感受到比托尔斯泰更犀利的目光，再加上他那两三个犀利的言语，定会让对方暴跳如雷，让人难堪。
就在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最初的几次见面过程中，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彼此离得远了，他们才渐渐平静下来，竭力还对方公道。但是，时间长了，托尔斯泰同他这些文人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他无法接受他们的口是心非，这些艺术家们一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一面又义正词严地宣扬所谓的道德。
“我深信，他们这些人几乎都是不道德的，都是邪恶的，没有品德的，他们比我在军队里漂泊不定的生活中所遇到的那些人还要低。可他们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常常显示出沾沾自喜的神奇样儿，就像完全健康的人那样，让我感到恶心。”[出自《忏悔录》全集第十九卷。
最终，他离开了这个群体。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的心理依旧保留着那些艺术家们对艺术的功利主义[在《忏悔录》中，他这样说道：“我们同那些疯子没有丝毫区别。而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模糊地猜到了一些。但是和那些疯子一样，我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疯子，除了我自己。”
]。从中可以使他的骄傲心理获得满足。这是一种高回报的宗教；它可以让你得到“女人、金钱、荣誉……”
“曾经，我是这种宗教的高级神职人员，享受着惬意而优越的生活……”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托尔斯泰于1856年11月辞掉了军中职务。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安心闭上眼睛的。他相信进步，而且是愿意相信它。他觉得“这个词语还是有内涵的”。1857年1月29日至7月30日期间——到法国、瑞士和德国——的一趟旅行，使他的这一信念彻底推翻了。1857年4月6日，当他在巴黎看到的一次行刑，“使他了解了自己对进步的迷信和虚幻……”
“当我看到犯人身首异处，头颅落到篮子里时，我全身为之一颤，心想现存的任何有关秩序理论都无法说明这种行为是正确的。如果全世界的人根据某种理论而认可这种做法的话，我却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决定人类善或恶的标准不是他们所说的或所做的，而是我的心。”（《忏悔录》）
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瑞士某座小城。
]，他看到寓居施魏策尔霍夫的英国富翁拒绝对一个流浪歌手施恩，于是，他在《聂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中写下了他对那些在自由派眼中十分宝贵的幻想的鄙视，并且对那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随意画出几条假象界限的人”的不屑。
“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即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制是恶。然而这种梦幻般的假想摧毁了本能的、原始的、最美好的需要。谁能给诠释何为真正的自由，什么是专制，文明又是什么，野蛮如何辨别？哪里不是善与恶共存？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他就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宇宙神灵。”
回到俄罗斯，回到家乡亚斯纳亚以后，他又开始关注起农民来。这并不表示他对民众已经不抱幻想了。他这样写道：
“无论宣道者怎样说，民众或许真的都是正直的人，但他们之所以能集合一处也只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庸俗和可鄙的一面，这正好体现出人类本性中的弱点和残忍”。[出自《聂赫留多夫亲王日记》。
所以，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不是群众，而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觉悟与良知，甚至是每个儿童的觉悟。因为这才是人类光明、希望之所在。于是，托尔斯泰计划创办学校，但并不清楚要教些什么。为了学习办学经验，解决这一个问题，他于1860年7月3日到1861年4月23日，开始了第二次欧洲旅居。
他研究了许多种不同的教育理论。当然，毫无疑问他把这些理论都摒弃了。在两次暂居马赛的时间里，托尔斯泰明白了：真正的民众教育其实是在学校之外完成的，往往通过报纸、博物馆、图书馆、大街、日常生活来进行，他称之为“无意识的学校”或者说是“自发的学校”。自发性的学校与强制性学校是完全对立的，他认为后者是错误的、愚蠢的。所以当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就是开办一所自发的学校。而他遵循的原则就是自由，因此他不允许一些精英——那些“享受特权的自由阶阶”——将他们引以为豪的学识和错误理论强加给民众，因为他们对民众根本不了解。他们也没有权利。在大学里，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式，造就不出“人类所需要的人才，却可以培养出腐败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僚、官僚式的教授、文学家，以及一些毫无目的地逃离自己原有的生活环境、虚度青春年华、找不到人生方向的人——都是些病态、骄纵的自由主义者”。目前的形式应该让民众站出来说说他们有什么需要！但是，如果他们不在乎“那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学习的读写技巧的话”，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有其他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要求。我们应该试着弄清楚他们的需求，并努力帮助他们实现需求吧！
作为革命的保守派，托尔斯泰一直努力把它们在亚斯纳亚的土地上变成现实。和他的学生在一起时，他并不像是他们的老师，反而更像是他们的同学。同时，他还试图在农业经营中加入更人性化的精神。1861年，他被任命为克拉皮夫纳县的地方仲裁人，主要职责就是保护民众，反对地主和国家滥施淫威。
但是，不要认为这类的社会活动可以使他满足，并且能够占据他全部的精力。此时的托尔斯泰依旧会受到各种敌对情欲的支配。虽然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民众，但他还是那么喜爱社交，因为他需要社交。有时，他会再次萌发享乐的愿望，有时是受到了一种好动的性情的刺激。曾经有一次，他因为猎熊而差点丢了性命。他常带一大笔钱去赌博。有时，他甚至会受到他原本蔑视的彼得堡文学界的影响。当他从歧途中走出来后，又陷入了深深的烦恼之中。不幸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也被赋予了这种令人遗憾的艺术上和精神上游移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1856年）有着一种典雅、自负、浮华的艺术倾向，这让作者自己都很反感。1857年在第戎创作的《阿尔贝》就显得有些单薄、怪里怪气的，没了他那固有的深度和精度。《记数人日记》（1856年）的故事虽然很感人，但整体上显得有些仓促，仿佛反映出他对于自己的憎恶之情。他的化身——聂赫留多夫亲王，在赌场里自杀身亡：
“他拥有一切：财富、声望、才华、远大的理想；他没犯过任何罪刑，但他却做了更糟糕的事：他杀死了自己的心，自己宝贵的青春；他看不到方向，甚至并非有什么强烈的情欲，而仅仅是为了缺乏意志。”
他甚至不会受死亡的迫近而有所改变……
“同样怪诞的口是心非，同样的犹豫不决，同样轻浮的思想……”
死，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常常缠绕托尔斯泰心魂的一样东西。《三个死者》（1858—1859）已经预示了托尔斯泰在《伊万·伊里奇之死》里对于死亡的阴沉分析，也预示着死者的那份孤独和他生者的仇恨，还有他那绝望的呼号：“为什么？”这部讲述了三个死者的作品——三个死者分别是富婆、患痨病的老马车夫和一棵被砍倒的桦树——具有一定的伟大之处。人物形象刻画得细致入微、生动准确，虽然作品的整体结构有些松懈，那棵桦树的死也未能使托尔斯泰表达出在景物描写方面所具备的那种优美、惬意的诗意。总体来说，我们并不清楚他的思想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因为道德而艺术。
对于这一点，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知道。1859年2月4日，他参加了在莫斯科由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举办的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他演说的中心思想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演说的题目是：《论文学中艺术成分优于一切暂时的文学潮流》
]，但是当协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向我们这位崇尚“纯艺术的文学代表”发表致词后，提出了要捍卫社会与道德的艺术问题[他以托尔斯泰《三个死者》中的老车夫为例，对其发起反击。
]，并对他的言论加以驳斥。
一年以后，1860年9月19日，他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病死在了耶尔，这令他大受打击、备感伤痛，甚至“动摇了他对善以及一切方面的信仰”，并令他产生了放弃艺术的想法：
“事实是残酷的……当然，如果有人想知道事实真相并说出真相的话，人们便会竭尽所能地去了解它并公之于众。这已经是我道德观中留存下来的唯一东西了，这也是我即将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但并不是源自你们的艺术形式之下。艺术是一种谎言，而我不可以再喜欢这种美丽的谎言。”[出自1860年10月17日写给费特的信。
]
但是，还没到半年，他创作的《波利库什卡》，使他不经意地又回到了“美丽的谎言”之中。书中除了他对金钱以及金钱的万恶能力的诅咒外，还缺少一定的道德意味。这是一部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但无人能蔑视它的伟大和杰出，我们所提到的它的不足，只是观察过于复杂，素材过于丰富，足可以写一部鸿篇巨作，而且结尾的残酷同开头的幽默过于强烈，反差太大。[同时期，托尔斯泰还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具体说来应该是游记小说，记述个人的经历。题目为《暴风雪》。书中优美的描写极具诗情画意和音乐感。而在后来创作的《主与仆》中，托尔斯泰借用了《暴风雪》的游记背景。
现在是过渡时期，此时天才的托尔斯泰正在摸索，也在怀疑自己，他开始显得有些不耐烦，“没有十分强烈的激情，也没有主宰的意志”，就像《记数人日记》中那个聂赫留多夫亲王一样。可是，正是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创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最精粹、最纯净的作品——《家庭幸福》（1859年）。这本书可谓是爱情的奇迹。
多年来，他一直和比尔斯一家相处得十分友好。相继爱过这个家庭里的四人女性。[童年时期的托尔斯泰，因为妒忌，将一个和他一起玩耍、年仅九岁的小女孩从阳台上推了下来，导致其瘸了很久。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的贝尔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