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神啊，请不要因为我的爱而恼羞成怒，那仅仅是由于您身上的优秀品德。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应该恋上另一个人的精神。而我所企盼的是，正是从你美丽的姿容上所获得的——这绝非常人所能了解。谁若想明白它，就得先理解死亡。”
毫无疑问，这种对美的激情是没有半点虚假的。但这份炽热而疯狂[在其创作的一首十四行诗中，米开朗基罗誓言要将自己的皮盖在他所爱的人的身上，并要变成鞋子，载着爱的人去踏雪。
]、纯洁又端正的爱毕竟会让人感到不安并且头晕目眩。
幸好，一位女子的淡泊感情顶替了这种病态的友情——为了否认自己虚无的生命，试图体现他为渴求的爱而作出的绝望的努力。这个女子很善解这个孤苦伶仃，失落于世的人。她的到来给他那颗几乎苦闷欲死的心魂，注入了一丝平和、信心、理智，去接受生与死的悲苦。
1533至1534年间，米开朗基罗对坎瓦尼里的友情达到了顶峰。到了1535年，他开始结识了维多丽亚·科洛娜。
维多丽亚·科洛娜出生于1492年。父亲法布里齐奥·科洛娜不仅是帕利阿诺的一个富人，而且还是塔利亚科佐的亲王。她的母亲名叫阿涅丝·德·蒙泰费尔特罗，是乌尔班亲王费德里戈的女儿。可见，她算得上是意大利名门望族的后代，而且还是受了文艺复兴精神熏陶最深切的一族。十七岁时，她与培斯坎拉侯爵、大将军费朗特·弗朗切斯柯·德·阿瓦洛——帕维尔的征服者——结为夫妇。她很爱自己的丈夫，但阿瓦洛却一点儿也不爱她。科洛娜算不上是漂亮的女人。人们在后来的一些纪念章上看到她的像，发现她长着一张男性、有个性的、有点严厉的脸。
高额头，鼻子又长又直，上唇较短，下唇微微向前突起，嘴巴紧闭，下巴略突出。与她相识并为她写传记的菲洛尼科·阿利卡纳塞奥虽然在书中措辞委婉，但依然流露出她是一个比较丑的女人：“当她嫁给培斯坎拉侯爵时，她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天赋，由于貌不惊人，她便认真钻研文学，以获取那种不会像容貌般容易消逝的美。”——她是对富于智慧的事物抱有热情的女子。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她这样写道：“粗俗的感官，无法创造和谐从而产生高贵心灵的纯洁的爱，它们绝对无法激发欢乐与痛苦……光亮的火焰将我的心照耀得那么高，致使一些卑劣的思想令它感到难堪。”——她生来就没有吸引英俊潇洒的培斯坎拉爱上她的地方。但爱的盲目仍使她情不自禁地爱他，为他痛苦。
然而，她确实因为丈夫的不忠而痛苦万分。在家里，培斯坎拉经常欺骗她。对此，整个那不勒斯都知道。可是，在1525年培斯坎拉去世后，她仍旧感到痛苦不堪。科洛娜躲进宗教里，埋头创作诗歌。遁入空门的科洛娜先是在罗马，然后来到了那不勒斯。最初，她并没有完全与尘世隔绝：她之所以会寻求孤独，只是为了使自己沉浸在对爱的回忆之中，为了用诗词歌赋来寻求爱情。她几乎同意大利的所有大作家都有来往，例如萨多莱特、贝姆博、卡斯蒂廖内，而且卡斯蒂廖内还将自己创作的《侍臣论》的手稿托付给她，还有在《疯狂的奥兰多》中称颂她的阿里奥斯托，以及保罗·佐夫、贝尔纳多·塔索、罗多维柯·多尔斯等。自1530年起，科洛娜的十四行诗就在整个意大利流传开来，她也成为当时唯一一位获得此殊荣的女性。在平静的大海里的美丽海岛伊斯基亚岛退隐之后，科洛娜仍独自享受着孤寂，乐此不疲地歌唱着她那蜕变了的爱情。
但是自1534年起，维多丽亚·科洛娜被宗教彻底攫住了。天主教的改革思想，以及当时为了躲避分裂而倾向于复兴宗教的自由宗教精神，也完全占有了她。我们无法知晓她在那不勒斯是否认识了胡安·德·瓦尔德斯[胡安·德·瓦尔德斯，西班牙王查理五世的私人秘书的孩子。从1534年起，就成为了那不勒斯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曾多次发表演讲和著作。死于1541年，据说他的信徒有近三千余人。
]，但毫无疑问，她深深地受到了来自锡耶纳的皮尔纳迪鲁·奥基诺[皮尔纳迪鲁·奥基诺，著名宗教师。1539年和瓦尔德斯成为朋友，他也是维多利亚·科洛娜的知己。在离开意大利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决心通过一封信告诉了她。
]宣道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她与彼特罗·卡尔内塞基[彼特罗·卡尔内塞基,克雷蒙七世的秘书，同时也是瓦尔德斯的朋友和信徒。1546年被认定是异教罪人，1567年在罗马处以火刑。他与维多利亚·科洛娜关系密切。
]、基贝尔蒂、萨多莱特、高贵的雷吉纳尔德·波莱，以及改革派主教中最伟大的卡斯帕雷·孔塔里尼红衣主教等人成为了朋友。这位孔塔里尼红衣主教曾经徒劳地想同新教徒们建立一种团结统一的关系，并十分有勇气地写下了这样的词句：
“基督教的律令是一种自由的律令……任何一个以从本质上倾向于恶而且受到种种情欲驱使的人的意志为准绳的政府都称不上是政府。不！所有的主宰都是理智的主宰。他的目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正确的道路指引所有服从于他的人到达他们所认为正确的目的地：幸福。对于教皇的权威来说，也属于理智的权威。作为教皇，有一点他应该很清楚，那就是自己的权威是施加在一些自由人的身上的，所以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指挥或禁止或豁免，而只能依照正常的理智规则、神的训诫和爱——将一切引向上帝、引向共同的善的规则——的教导去行事。”
在意大利众多会聚着纯洁意识的理想主义小组中，维多丽亚·科洛娜算得上是最激越的一个。她最初同勒内·德·费拉雷、玛格丽特·德·纳瓦尔保持着通信往来。后来，变成新教徒的彼尔·保罗·韦尔杰廖把她视为“真理之光中一道最亮的光”。但是，当反改革运动——由那位冷酷无情的卡拉法[卡拉法，基耶蒂的主教，于1524年创建了阿廷教派，自1528年起，在威尼斯组织反宗教改革团体。他从红衣教主到教皇保罗四世，期间沉重地打击了新教徒，并严惩了一些改革运动的参与者。
]领导的——兴起时，她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怀疑中。她和米开朗基罗一样，都拥有一颗激烈却又脆弱的灵魂。科洛娜需要信仰，而且她也无力抵御宗教的权威。“她瘦得皮包骨，但仍然守斋、苦修。”[1566年卡尔内塞基在异教徒审判法庭上的供词。
]她的朋友，波莱红衣主教强迫她否认自己的聪颖智力，劝说她舍身向神，忘掉自我，从而使她平静了下来。她带着一种牺牲的陶醉做了所有的事情……如果她真的只牺牲了自己，也就好了！她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朋友。被她牺牲连累的朋友就是奥基诺，她将他写的东西送到了罗马判处异教徒的机关之中。与像米开朗基罗一样，她那伟大的灵魂被恐惧吓得粉碎。在她那绝望的神秘主义之中，隐藏着她的愧悔。
“您看见了我们正陷在愚昧的混沌之中，看到了我的前方那无法躲避的错误的陷阵，看到了时刻都在运动着以寻求一丝休憩的躯体，更看到了为了寻找平和而骚动不安的心灵。神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让我清楚一切都存在于基督身上。”[1543年12月22日维多丽亚·科洛娜写给莫洛内红衣主教的信。
她以召唤死神的方式来解脱自己。1547年2月25日，她去世了。
在科洛娜深受瓦尔德斯和奥基诺的自由神秘主义影响的时候，她结识了米开朗基罗。这个悲伤烦恼的女人，永远都需要有个人来让她依傍，但同时她又需要有一个比她更脆弱更不幸的人，来让她将自己心中充盈着的全部母爱施于这个人身上。在米开朗基罗面前，她竭力掩藏着自己的烦乱与惶恐。表面上，平静、矜持，有点冷漠的她却会把向别人求得的平和传递给米开朗基罗。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就在1535年左右开始了。到了1538年秋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但这却是建立在上帝之上的。维多丽亚·科洛娜四十六岁时，米开朗基罗已经六十三岁了。当时她住在罗马平奇奥山脚下的圣西尔韦斯德罗修道院里。米开朗基罗则住在卡瓦洛山附近。每周日，他俩都会在卡瓦洛山的圣西尔韦斯德罗相聚。那一天，阿姆布罗乔·卡泰里诺·波利蒂为他们诵读《圣保罗书信》，然后米开朗基罗与科洛娜就会展开一番讨论。对此，葡萄牙画家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在自己的四本《绘画谈话录》中为我们保存了当时的一些美好回忆。这是他们严肃而又温馨的友谊的真实写照。
当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第一次来到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时，就遇到了维多丽亚·科洛娜，当时科洛娜正同几个朋友一起听诵读圣书。米开朗基罗并不在那儿。就在圣书诵读完后，可爱的科洛娜微笑着对这位葡萄牙画家说：
“想必您原本更想听到米开朗基罗的谈话，而不是这个宣道的。”弗朗西斯科深感受伤，抢白道：
“怎么，难道您认为我除了画画，其他都一窍不通吗？”
“请不要多心，弗朗西斯科先生，”拉塔齐奥·托洛梅伊插话道，“夫人并不是这个意思，她想说的是画家都是样样精通的。而且我们意大利人是非常敬重绘画的！她之所以这样说，也许是想增加您听听米开朗基罗谈话的乐趣。”
弗朗西斯科有些尴尬地连声道歉。于是，科洛娜吩咐她的一名仆人：
“到米开朗基罗那里，告诉他，我和拉塔齐奥先生在仪式完毕后还留在这个小教堂里，这里凉爽宜人；如果他愿意用一点时间的话，就请他也过来，我们会非常快慰的……不过，”她很清楚米开朗基罗的倔脾气，随后补充道，“还是不要告诉他，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也在这儿吧。”
在等待仆人回来的那段时间里，他们谈论着用什么方法能够不知不觉地把米开朗基罗引到绘画这一话题上来，因为，假如被他觉察，他会马上避而不谈。
“沉默片刻之后，突然有人敲门。我们都担心这位伟大的天才不会来了，因为仆人很快就返回来了。可是，此时住在附近的米开朗基罗已经在前往圣西尔韦斯德罗的路上了。他是从埃斯基利纳街向温泉的方向走过来的，一路上都在与他的门生乌亚皮耶大谈哲学问题。而我们派去的那个仆人正巧在半路上碰到了他，于是就将他带了过来。此时，站在门外的就是他。维多丽亚·科洛娜起身，和米开朗基罗站在一边单独聊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请他在拉塔齐奥和自己之间坐下来。”
葡萄牙画家坐在米开朗基罗的身边，但是米开朗基罗并没有太注意自己身边的这个人，这令弗朗西斯科十分恼怒，面带怒气地说道：“真是的，若要人看见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直立于这个人的面前。”
米开朗基罗听到这番话，看了看身边的这个人，立即谦恭地表示歉意：“噢，真对不起，弗朗西斯科先生，我没看见您，只怪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夫人了。”
此时，维多丽亚·科洛娜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巧妙的方法同他委婉谨慎地东拉西扯，其间并没有触及绘画的话题。当时的场景就好像是有人在艰难而巧妙地建造一座坚固的城池，而米开朗基罗则是一个既警惕又多疑的围困者。这儿设了岗哨，那儿拉起了吊桥，地上不仅埋设地雷，并修建了严密地守卫各处的城门和墙垣。但是，最终，获胜者是维多丽亚·科洛娜。事实上，没有谁能够逃出她的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