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丁玲的湖南同乡，官至国民党陆军中将，亦是赫赫有名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四大护法之一，深得戴笠之器重。沈醉任军统（复兴社）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时曾经跟踪和监视过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丁玲，但在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时被中统抢了先。几十年后，这对“冤家”终于重新聚首，而这时他们都已经是饱受磨难的老人了。他们的重逢又将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顾顺章“救”了丁玲
“文革”时，沈醉由于其特务生涯成为了“四人帮”眼中的香饽饽，大量的所谓“专案组”纷纷找他外调让他写证明材料。1967年，特赦七年后的沈醉被毫无理由地抓入秦城监狱，直到1972年在周总理的过问下被释放。期间，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曾下令要枪决沈醉，但鉴于他的利用价值暂缓执行，写材料竟然使沈醉能够逃过一死。但沈醉从来不把自己的生建立在别人亡的基础上，5年间，“四人帮”的爪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屡次要求沈醉制造虚假材料，从而构成某人通敌卖国的证据，沈醉基于道义都予以严词拒绝。其中，沈醉义不出卖丁玲的故事更是让两人晚年的相聚成为一场佳话。
1983年秋天，全国政协的一次讨论会上，沈醉和丁玲“狭路相逢”。这次会议之后，沈醉提笔给丁玲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一个事实：
在秦城监狱期间，“四人帮”的爪牙多次派人追逼沈醉，要他承认丁玲被捕后没有被送到雨花台去是因为丁玲叛变了。沈醉当场拒绝了他们这种卑鄙的伎俩。这让谢静宜等“左”字号头头怒不可遏，但是对沈醉的不合作她们又无可奈何，离开之时这些人狂笑着对沈醉说：“你们过去横行不法，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瞧！我们连什么主席、元帅……等都不在话下。”
面对如此狂妄自大之人，沈醉不由得啼笑皆非。
作为军统的骨干，沈醉了解的内幕非一般人可比，从沈醉嘴里说出来的话也成了证明丁玲清白的最有力证据。沈醉把丁玲被捕后没有被送上断头台的原因归结为八个字：社会舆论、国际影响。他认为由于丁玲当时名气很大，她的被捕激起了公愤，再加上蔡元培、宋庆龄、鲁迅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以及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的声援，国民党当局迫于种种压力只好放下屠刀。
丁玲去世后，她的秘书王增如和陈明一起去拜访沈醉。在交谈中，善于爆料的沈醉告诉他们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竟然是号称“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救了丁玲。沈醉说：
在抓到顾顺章之前，国民党对共产党是抓一个杀一个，那时抓到向警予，她在共产党内的地位那么高，都让国民党反动派给杀了。抓到顾顺章后，他说，别杀我，我可以帮你们抓到成百成千的共产党，他们的地址姓名我都知道。后来按照他提供的名单，果然抓到不少共产党。这之后我们就开始利用叛徒。叛徒的作用比特务大，比如刘国定，就是《红岩》里边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他一叛变，对重庆地下党破坏很大，抓了很多人。本来江姐已经到了万县，又被抓到了。
顾顺章救了丁玲的命，看似可笑，而它并不是伪命题。而“文革”中比这可笑的事情比比皆是。前面我们提到“红色间谍”关露的悲剧命运，而实际上，比起其老上级潘汉年，关露已经算命好的了。作为我党谍报界的元老，潘汉年为党的地下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建国后他很快陷入“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中二十余年不可自拔。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在没有等到平反的情况下含冤而逝。遗体解剖后，发现他的肝脏已经烂的像豆腐渣一样了。
“潘杨反革命集团案”另一主角杨帆曾经在30年代向党中央报告蓝苹（江青）被中统逮捕后叛变的情况，并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真正的叛徒竟成为主席夫人。这份被康生扣下的电报也成为后来杨帆牢狱之灾的源头。而在沈醉的《我这三十年》中也提到“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曾经化名狄克在报上写文章攻击鲁迅，并与军统特务崔万秋勾结在一起。这让沈醉感到非常滑稽，想不到，“四人帮”的两大头目一个是叛徒，一个是军统特务！
其实还不止如此，姚文元的义父竟然是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当年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脱党之后，徐恩曾对他颇为重视，经常来看望他。有一次，徐的小老婆跟着来，看到了可爱的小姚文元，非常喜欢，非要认为义子不可，徐恩曾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干儿子。沈醉如果知道这桩事，估计更要兴奋。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于是，“文革”便就这样成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滑稽剧。
相逢一笑泯恩仇
让我们再回到沈醉和丁玲1983年秋天这一次富于戏剧性的相逢上。
北京西城，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文化组的政协委员们热烈地讨论着。轮到文化组的组长丁玲发言时，她说道：“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这本书写得好，写得真实，特别是把思想改造的过程写得很具体，很生动，让人看到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党的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水平。”
丁玲提到沈醉的名字时，众人不禁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一侧，角落里一位身材魁梧、腰板挺直的老人，双手拄着一根拐杖，聚精会神地谛听丁玲的发言。此人正是沈醉！
丁玲和沈醉的目光交接了一下，她笑道：“过去我恨你们这些人，把你们看作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现在看到你们改造得这么好，我很受触动，也改变了我对你们的看法。我也很羡慕你们，在你们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有那么多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给你们温暖。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应该像太阳一样，给人以温暖……”
会议结束后，众人陆陆续续走出了会议室，沈醉和丁玲却呆在位子上岿然不动。最后，整个屋子里就剩下了他们两个人。沈醉方才站了起来，拄着拐杖慢慢走向丁玲，对她深深地施了一个礼，说：“书出来以后，我一直想送您一本，但又怕您不原谅我，没想到您先看到书了，……过去我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也对您犯下了罪……”
丁玲连连摆手道：“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一切都要向前看，我们不是已经走到一起来了吗？我希望你多写，把你的经历都写出来，也欢迎你到我家里来作客。”
鲁迅有诗曰：“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位历经磨难涅槃重生的老人以实际行动验证了他们光风霁月的胸怀，没有怨气和戾气，只有一种上善若水的平静与坦然。
1980年底，沈醉偕同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成为当时海峡两岸关注的一件大事。沈醉在美国、加拿大及港台等地的许多亲朋故旧和学生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沈醉对他们说：“大陆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
沈醉的父亲早逝，他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的。沈醉之母是清末最著名的诗社——南社的成员，以擅长诗词而著称。沈醉的名字就是母亲根据李清照《如梦令》词中“沈（古汉语中‘沈’通‘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而取。正如李敖说的“沈醉不复沈醉，沈醉醒矣”，历尽人世沧桑，沈醉早已不再沉醉，他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归路。
沈醉到香港的第二年，丁玲去了美国访问。访美期间，美国作家安格尔听了丁玲的“牛棚”生活后感叹道：“我真不懂，受了罪，挨了打，坐了牢，没有半点怨言！还笑得那么开心，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中国人，中国人，我永远没有办法了解。”
丁玲的《访美散记》出版后，特地送给了沈醉一本。
花花公子的晚节
据说沈醉有一身高超的武艺。他凭一根拐杖就可以撂倒七八个劫道的硬汉。直到七十多岁，他吃核桃时从来都不用锤子，用手一捏就解决了。
而最让我感慨的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的侠风。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沈醉都能以侠义之道待之。当年戴笠撞山失踪后，军统没有人敢去救他，唯有沈醉愿意冒险跳伞去营救，以至于毛人凤握住沈醉的手泪汪汪地说：“不愧戴老板栽培你一场。”也正是这个原因，军统局改制为保密局后，八个处长只有沈醉一人没有被撤。后来新的上司毛人凤一直排挤和陷害沈醉，这让沈醉十分不满，一直想除掉毛人凤。在云南期间，沈醉有两次毒死毛人凤的机会，但是都因为毛人凤在最后对沈醉说了“肺腑之言”让他十分感动而功亏一篑。
沈醉写过一本书，名叫《花花公子的晚节》，讲述了国民党元老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从一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到转变成坚定的爱国志士的故事，晚年的唐生明身上表现出来的崇高气节更是为人称道。
其实，“花花公子的晚节”这样的标题用在沈醉自己身上又何尝不可。年轻时的沈醉是个情场高手，他追求情人的手段甚至要比他追踪敌人的手段更加高明。沈醉前半生的情人不计其数，在战犯管理所他常以对人讲述他的情史为快。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风流放荡的情场浪子竟然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对党和国家极度忠诚的人。相比于另外一个被俘“魔头”康泽的身在“毛”营心在“蒋”，沈醉可谓对党的改造心悦诚服。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经常看到被俘之将有感于对方的不杀之恩和以礼相待，而后舍身以报，人们一般不会责怪其“变节”，而更多有感于他们的侠义之心。
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是侠义之人，我想这就是丁玲和沈醉能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