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丁玲比之于娜拉的观点由来已久，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狭隘。我更愿意把丁玲比之于那个传说中那个夜奔的红拂女，她表面上奔的是爱情，实则奔于光明、真理和前途，比起娜拉的负气出走，红拂的境界不知高出几何。而丁玲的个性与气质，在这两人中也显然更偏向红拂。
发表第一篇文章
父亲英年早逝后，丁玲和母亲倍尝了世态炎凉，以前那些和丁父称兄道弟的人纷纷化身债权人上门讨债，丁父尸骨未寒，但这些人已经按耐不住要把这两个孤儿寡母榨干了。丁母在破家还债之后，携带丁玲离开了蒋家这个伤心之地，来到了武陵（今湖南常德），住在外祖父家里，从此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丁玲的外祖父是个大儒，五十二岁才科举及第，后来当上了一方的官长。据说这个外祖父是个清官，不过令丁玲纳闷的是这个“清官”当了几年官居然拥有了诺大一份家业，堪比《红楼梦》中的贾府。
不过在丁玲寄居于外祖父家时，家里掌权的人已经变成她三舅了，这个曾经和丁父一起留过洋，具有维新思想的人，自从回国之后变得比谁都保守和复辟。他的辫子在出洋的时候剪掉了，现在为了应酬不得不在帽子上接了一条假辫子，显得不伦不类。
在丁玲的叙述中，三舅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表面道貌岸然，身为一方的官绅领袖和道德楷模，暗地里却做着许多见不得人的龌龊事，比如他勾引并糟蹋了家里的一个丫头，后来还导致这个丫头上吊死了，另外他和其小姨子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关系。而这个三舅做的最令人不齿的事情是假借慈善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他管理着当地的育婴堂（孤儿院），打着慈善的旗号募捐，而这些钱最后大部分都进了他自己的口袋。这和现在某些地方红十字会领导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可以说丁玲是中国反慈善腐败的先驱。
丁玲在三舅家里尽管衣食无忧，但是这种嗟来之食却是以“失身”的代价换来了，四岁那年她就被迫和三舅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表哥许下了娃娃亲。而这门亲事后来也成为两家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十七岁那年，丁玲决定闯荡上海。三舅对此怒火朝天，坚决要丁玲留下来完婚。最后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在开明的丁母的主持下，两家解除了这个婚姻关系。三舅对丁母要解除这个口头上的婚姻无可奈何，但心里却耿耿于怀。偏偏这个时候丁玲火上浇油，在三舅于后花园宴客之际带着一帮女伴故意闯进去，在这帮满口仁义道德的绅士们面前嘻嘻哈哈地赏梅。
这成何体统！简直是反了！三舅勃然大怒，这股怒气甚至牵连到了丁母身上。丁玲维护母亲，和三舅爆发了剧烈的冲突，两人的骂战持续升温。后来丁玲哭着跑了出来，到母亲的学校里一个人住，并且把所知道的三舅罄竹难书的“罪行”一五一十写了出来，寄到当地的《民国日报》上发表。
不料常德《民国日报》竟然惧怕官绅的势力，不敢登出来。丁玲和王剑虹跑到报社，扬眉剑出鞘，豪气冲天地说：“你们这里不登，我们就拿到上海去登！”报社没有办法，只好登出了这篇杀气腾腾的文章，这也是丁玲这辈子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文章发表之后，丁玲马不停蹄地奔赴上海，只留下背后三舅气急败坏、无可奈何的叫骂声在空气里残喘。
丁玲后来回忆这件事，自豪地说：“那时我们都很冲的！”这种“很冲的”精神就是一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客精神。
是娜拉，还是红拂？
由于有过在封建大家庭抗婚和出走的经历，丁玲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娜拉”，成为女性解放的象征，而后丁玲到了陕北延安参加革命，又被一些人理解为丁玲终于找到真正的“家”了，所以，“娜拉”也就回归了。
在我看来，说丁玲是娜拉，这是对丁玲的一种误判和低估。
娜拉出走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而丁玲的离开却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娜拉完全有一种比出走更好的选择，那就是离婚，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她一定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愿望，于是只好抱着一种“惹不起，我还躲不起”的观点一走了之。而丁玲的出走却是有条不紊的，她先是通过其母解除了和表哥的婚姻关系，同时也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这才奔赴上海。丁玲这样做使自己避免了好友萧红的悲剧，萧红离家逃婚后，她的未婚夫竟然追了上来，以至于萧红被迫与其同居，而后萧红怀孕，这个负心汉因为欠旅馆钱竟然又一走了之，本想当“娜拉”的萧红差点成为白毛女。
丁玲能够成功的退掉这门婚事，其实关键不在于其母，而在于她自己。丁玲的身上有一种凛冽的侠气，她敢于和三舅针锋相对。丁玲熟知三舅靠沽名钓誉以立足于社会的软肋，她对三舅的杀手锏是：“到街上宣告天下，告诉大家你欺负孤儿寡母”，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使得三舅对她无可奈何，甚至对于丁玲登报骂他也只能一怒了之，以维护自己的绅士风度。
这种侠气是娜拉所没有的，娜拉更多的是意气。一时的出走固然痛快，但是日子长了钱花光了怎么办？这一点，鲁迅看的很清楚，他认为做梦是幸福的，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后来写了《伤逝》，这是他唯一的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小说中子君和涓生的悲剧可以说就是他对当世娜拉出走前途的一个表态。
而这时丁玲也没有和家里决裂，她开明的母亲对其远走上海抱着支持的态度，其每月二十元的经济补助更是丁玲生存的最大依靠。
所以，与其说丁玲是娜拉，不如说她是红拂。娜拉的后面是“出走”，而红拂的后面是“夜奔”，“奔”的主动性、目的性、计划性都是“走”无法相提并论的，而丁玲的气质显然也更倾向于红拂。
红拂本是权臣杨素帐下的一个侍女而已，但她慧眼识英雄，看到前来谒见杨素的李靖，心中仰慕，于是暗中记下李靖的住址，深夜前往，叩门而入，向李靖表白自己的心意。李靖看到天上掉下这样一个大美人，乐得心花怒放，差点就要感谢祖宗感谢领导感谢CCTV了。
红拂之所以看中李靖，并不在于其外表，而是因为李靖乃一只“潜力股”，“男人通过征服天下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天下”，这一点红拂心知肚明。丁玲未必想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天下（尽管她一直在征服男人），但她离家前“寻找真理，开辟人生大道”的思想准备同样是胸怀天下的，这也是她后来奔赴延安的重要原因，所以她并非“回家”，只是还没找到“家”。
故事中尽管没有说明红拂是怎样逃出来的，但是能从杨素的府中逃出，必是经过一番“越狱”般的缜密计划，而后两人还要面对杨素的追杀，这都让人对这个奇女子的智慧和胆气产生充分的佩服。从这一点来说，丁玲出走的过程也更像红拂而非娜拉。
易卜生因为《玩偶之家》而名扬天下，只能说是易卜生征服了天下。至于剧中的娜拉则不仅没有征服天下，甚至连自己的男人也没有征服。娜拉牺牲自己对丈夫委曲求全，含辛茹苦地操持着这个家，然而自私而虚伪的丈夫竟然连一点做人的可怜自尊都予其剥夺，这才有了娜拉愤而出走的一幕。
丁玲与娜拉的不同，蒋梦麟就看的很清楚，他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男女主角的易位，以女子玩弄男子，做爱情的游戏。”（《谈中国新文艺运动》）
同途殊归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用在一个人身上也照样适用。不过当我用它来考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奇女子——丁玲和庐隐时，却发现这句话得只有倒过来才适合她们。
庐隐的不幸和丁玲有惊人的相似性，她们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出身，但却因父亲的英年早逝而家道中落（丁玲三岁父亲去世，庐隐五岁父亲去世）。父亲去世后，两人都有过寄人篱下的经历，而且都是寄居在堪称豪门的舅舅家，而这一段经历对两人而言都是不堪回首的。
在舅舅家，凡有是非之事，母亲都要把丁玲拉走，告诫她：“我们孤儿寡母的，这些躲都躲不开，你还去凑什么热闹呢？”同样的，庐隐在舅舅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怕她为他们丢脸，而她的哥哥妹妹们都打扮得像小天使，穿梭在人群中……
1917年，庐隐离开北京舅舅家，到安庆一所小学任教，她带着一种脱离牢笼的兴奋写下了这段话：
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泻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庐隐自传》）
此时的庐隐意气风发，她想象中自己是一个独自出来闯荡江湖的侠女。然而，江湖的险恶很快摧毁了她美丽的梦想，半年后庐隐就因为对学校腐朽环境的不满以及受到守旧同事的排挤而愤然离职又被迫回到了北京。
其实，庐隐本比丁玲更有资格被人称为“娜拉”的，她甚至一度抱着独身主义的理想。然而，她最终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一个弱女子在乱世中太需要一副依靠的肩膀了。1923年夏，庐隐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与有妇之夫郭梦良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两年后，郭梦良因肠胃病病逝。1930年秋，庐隐又不顾一切与小她九岁的青年诗人李唯建结婚，这一场婚姻竟然间接夺走了庐隐的生命，四年后，庐隐因难产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走完了她光辉而又悲惨的三十六年人生路。
丁玲比庐隐幸运的地方在于美好的爱情和婚姻一直是她人生前进的支撑和动力，否则在苦难中她根本无法走到最后。当然，这与娜拉出走的主题也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是背离爱情和婚姻，一个则是寻求爱情和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