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除去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外，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对党员领导干部也有明确的要求。如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就从六个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进行了规范：一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二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严防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活动。三是党员领导干部要遵守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禁止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四是党员领导干部要遵守组织人事纪律，严格按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制度办事。禁止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谋取私利。五是党员领导干部对涉及与配偶、子女、其他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有利害关系的事项，应当奉公守法。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六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并明确详细规定了30种禁止行为。
仔细分析《廉洁从政准则》，我们会感到，它的规定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许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首先是从这30种禁止的行为开始走向犯罪深渊的。南方一经济发达城市，曾对近几年来35个党政“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进行了分析，这些案件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相互交织。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使社会经济生活日益活跃，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也沉渣泛起，有些干部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考验和灯红酒绿的诱惑，以权谋私，贪恋女色，由此走向堕落。被查处的35名党政“一把手”中，有16人涉嫌受贿问题，主要是利用手中的行政审批权等各种权力，直接插手、干预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等热点领域的经济活动，通过为他人谋取私利而收受贿赂；有7人经济犯罪和生活作风腐化相互交织，集权钱、权色交易等多种违纪违法行为于一身。这些人从思想、道德蜕变开始，发展为搞权钱交易，大量敛财，又用权谋色，财色并贪，从经济腐败走向生活作风腐败。有的既收受贿赂，又接受女色贿赂；有的利用职权大量敛财，又包情妇、养“二奶”；还有的利用职务影响或金钱诱惑与属下女职员长期通奸等。有的通过大量收受贿赂，又用不义之财养情妇，花在情妇身上就达30多万元。
二是利用职权和地位影响，为配偶、子女、亲属谋取私利，进行“曲线敛财”。有的单位党政“一把手”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封妻荫子”等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根深蒂固，往往利用职权或地位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亲属谋取不当利益，“曲线敛财”特征明显。35件“一把手”案件中，有8人涉及此类问题。有的挪用公款给子女经商办企业，有的为子女谋取工程项目，有的利用职权要属下单位购买其子女开发的商品房，有的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后由亲属收受贿赂等。如某财政局局长利用职权挪用公款1000万元给儿子经商办企业；还有一位则利用职务之便，为包工头谋取利益后，由其妻子接受包工头的贿赂。
三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单位、部门或离退休前以及岗位转换期间出问题的几率较高。大量事实表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在当前权力运行透明度不高，监督制约乏力的情况下，“一把手”权力越集中越容易产生腐败。特别是有的“一把手”在离退休前或岗位转换的时间内，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思想的驱使，临近退休或离岗前想捞一把就走，导致“五九”失节现象时有发生。35件“一把手”案件中，属市党政机关且审批权力较集中单位的有14人，党、政主要领导职务一肩挑的有13人，55岁以上的有19人，分别占40%、37%和54%。
（第二节公务意识与公务道德）
社会公德是一个社会风气的标志，良好的社会公德是培养一个社会公务人员公务意识的基础。公务意识的好坏对一个社会的风气产生重要的影响，好的公务意识必将带动建立好的社会公德。培养公务员的良好公务意识，意义十分重大。
一、社会公德与公民意识
（一）社会公德是一个社会共同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
社会公德是人类社会由原始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是维系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纽带。社会公德体现在社会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规范着每一个人的行为和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意识，存在于日常生活习惯意识中。比如说，尊老爱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自然环境，等等。社会公德不是通过强制力作用于社会成员的，而是通过每一位成员自觉自愿的行为而表现出来，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因此，社会公德具有简单易行、明确易懂、便于操作、相对稳定的特点。
社会公德调节着三个关系层面：一是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人际关系中，它主要表现为个体的文明，自尊自重，尊重他人的权利，履行应尽的义务，诚实守信等等。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遵守社会秩序，对法律、法规和约定俗成的公共秩序、社会习惯充满了敬重感。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社会公德最重要的内容。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便利、进步的同时，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工业文明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全球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物种的消失，成为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所有人类的家园。没有了地球，也就没有了人类的繁衍与生存的机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社会公德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公德直接影响着社会秩序和社会文明，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它是社会对每一个社会公民提出的基本要求。良好的社会公德也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它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有利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好转，是公民自我完善、培养健康人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在建立阶段，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原有的价值体系失去了规范的作用，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坑蒙拐骗的不良行为、股市里的虚假信息、大股东欺骗小股民等等。让人产生了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印象。在这样一个时刻，倡导良好的社会公德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社会风气的好坏，是评价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即使高度发达，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社会风气，这个国家依然不可能是一个大国、一个强国。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如此，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物质生活丰富，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这正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
（二）社会公德与公务员
公务员是基于公民身份而产生的、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社会成员。他首先是一个社会的公民，其次才是一个社会的管理者。一般说来，公务员首先应当是一个社会中具有优秀品德的社会公民，是社会公德的优秀践行者。中国历代王朝无不强调“为政以德”，“为政在人”，“礼贤崇德，惟邦之要道”，强调人才品德的重要性。西汉时期实行的察举制的主要内容就是：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等。诸葛亮在选拔贤才时，曾经提出了七条标准：问之以是非以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七条标准中，除去处理和应变问题的能力外，更多的是考察其是否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勇气胆略，是否廉洁奉公，是否诚实守信。这些都是个人品德的范畴，也是是否遵守社会公德的表现。
当代社会，公务员的形象就是政府形象的体现。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主要是依赖于对公务员的评价。因此，一个公务员如果不注重自身形象，所损害的就是政府的形象。必须承认，当前，我们个别公务员道德沦丧、毫无廉耻、形象极差。有的公务员精神消沉、萎靡不振；有的作风不正，好大喜功，只唯上不唯实际；有的沉迷于灯红酒绿的生活，不思进取；有的则丧失了国格人格，这些现象已经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重振公务员的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意识，已经成为我们亟须解决的课题。
二、公务员的公务意识
（一）公务意识的内涵公务意识就是公务员在进行公共决策、处理社会问题、管理社会秩序时所应具备的品质，它是与私人意识相对应的意识范畴。它具有以下几个特性：一是公共性，公务意识所面对的关系必须是社会的、公共的。不能因为某一问题涉及自己的利害而拒绝处理。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提出的合法要求，都是法定职务的公务员所应当处理的问题。二是法纪性，公务意识的核心是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律规章制度办事。不能带有个人的情绪。三是公平性，公务员在处理社会问题时，不能从中谋取任何私利。必须公平、公正地处理问题。公务意识的主要价值就是维护社会的健康发展，保证社会的稳定。公务意识是现代社会公务员必备的素质，是防止公务员违法违纪的重要条件。守法守纪是公务意识的内在要求。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必须让公务员树立严格的公务意识。虽然公务意识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概念，但公务意识的内容和要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尚书·周官》讲：“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礼记》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荀子>讲：“公生明，偏生暗”，欧阳修讲：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则不正。“当然，这种公务意识还没有上升到规范的、理性的程度，对公务意识的表述和要求，也更多地停留在价值判断的层次。但即使如此，对今天我们现代社会的公务员来讲，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二）公务意识与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的工具和准则。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是公务员和执政党。公共政策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好的政策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确保社会稳定。不好的政策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自2001年底开始的拉美金融危机就是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开始了国企的私有化的进程，降低了进口关税，放开了对利率、价格和汇率等方面的控制。但除智利以外，其他拉美国家，在解放劳动力、提高出口工业生产力以及使经济现代化等方面，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更为糟糕的是，相比10年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依赖于外部资本，在金融体制、教育、公共管理等方面没有进行必需的改革。改革的不成功或者说不到位，导致了今天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区域内的失业率甚至攀升到了30年来的最高点，这就是拉美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公务员的基本公务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容易出现腐败行为。俄罗斯政府前政要人物、被人称为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利用制定和执行私有化政策的职权，在国有财产拍卖中，让今日报业集团老板波塔宁低价购得大量股份，波塔宁便投桃报李，给丘拜斯等人所写的《俄罗斯私有化史》付出巨额的稿费，平均每行字高达72美元，被称为“不折不扣的金书”。在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公共服务教授AlanDoig所写的《关于良好的政府与可持续反腐败策略的不同观点》一文中，有一段关于政策腐败的详细描述：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尽管是要发挥马来西亚本国人在经济中的作用，但许多人利用这种政策直接服务于个人利益。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措施增加了腐败的机会。例如，官员和企业运用自身的市场机制来绕过进口限制、价格管制以及国营企业为了私人部门的剥削而对食品和其他商品的销售。在经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政府需要处理经济问题的政策、措施更为繁多、更为具体，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更多更频繁。
（三）公务员的私人活动
公务员私人活动，属于私人行为，但是由于公务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公务员必须在私人活动中严格要求自己。一些公务员利用私人活动从事违反职权规定的活动。
某省对领导干部在私人活动中违反廉洁从政规范的主要问题进行过调查分析。认为，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上分析，80%以上的违纪违法行为是发生在私人活动中，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收礼受贿，仗权敛财。这是少数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是贿赂问题严重。腐败分子或亲自出面，向有关部门发号施令，以为他人承揽工程、征用土地、转让项目、协调贷款、安排工作等所求之机，背地里接受和索要好处，获得非法经济利益；或指使其配偶、子女、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向权力寻租对象公开索要所谓的“好处费”。“求人办事、金钱开道”仿佛已成为人人心照不宣的社会“公理”。
如，山东省商河县“敛财县长”张世福短短几年时间就收受贿赂297次，总金额201万元，其中有126次是其妻子收下后转告张的。某省近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贿赂案件也证明，90%以上的行贿受贿行为均在领导干部的“八小时之外”进行，住宅里、餐桌上、出差地等是行贿受贿的经常性场所。二是收礼问题突出。调查表明，收受礼金、礼物已成为某些领导干部“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少数领导干部坠入金钱拜物教泥沼而难以自拔的腐蚀剂。据统计，涉及经济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中，收过礼金、礼物的高达90%以上。其“八小时之外”收礼渠道广泛，名目繁多，主要有逢年过节的“贡品”；向领导贡献的年终奖金；名义或具体负责某项或多项工作的劳务费；参加各种庆典活动或到基层工作接受的馈赠；利用职权或影响为他人或单位谋取经济利益收受的“回扣”；为谋取某一实权要职的跑官费用等等。送者百般虔诚，受者毫不愧色，双方在“礼尚往来”外衣的掩饰下，完成权钱交易的过程。由于送礼现象大多表现为“公有性”和“集体性”，使行为人明目张胆，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不送白不送、送了真管用”的心态和谋取政治、经济利益动机的驱动，使之出手大方，所送礼金少则上千，多则数万。三是敛财问题普遍。巧立名目，借机敛财是一些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违反廉洁从政行为规范的重要表现。有些领导干部借岗位变动、职务提升、婚丧嫁娶、子女升学、老人祝寿、乔迁新居之机，广发请帖，大宴宾客，借机敛财。为了逃避检查，往往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期分批“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