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直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说法：“我作为人大常委会主任，有义务按照组织上的意图组织好这次市长选举工作，代表们推举雷佑胤为市长候选人，省委也同意雷佑胤参加市长竞选，是导致这次天野市市长选举失败的直接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李直没有任何责任，我也没有为谁拉过一张选票，如果查出我有拉选票的行为，我情愿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因为我身为人大常委会主任，还知道如何遵守原则，也绝不会丧失原则。
在选举过程中我也听到有人反映郑清源、买万通、左绣以及文史远他们为雷佑胤拉选票的事情，曾经想找他们谈一谈组织原则问题，又因为当时我没有掌握什么确凿的证据，就不好捕风捉影地找人家谈，我的失误就是没有在听到小道消息后及时向乔织虹同志通报，向省委汇报，后来也没有及时采取果断的措施，导致欧阳颂同志在天野落选。”李直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有恃无恐的，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在政界混迹多年，精于为官之道和自保之术，人代会议期间，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别人在下边为雷佑胤活动，没有采取过任何阻止措施。他不直接出面，而是授意人大秘书长和梅秀外大胆地为雷佑胤拉选票，并没有跟第三个人说过这事，他敢保证人大秘书长和梅秀外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把这个事情抖搂出来，在其他人那里李直根本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双规”天野这些巨头之初，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落实清楚，李直的这番话确实让老钱无法反驳。目前老钱他们掌握的情况只是有人反映李直为雷佑胤拉了选票，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这个事情确实有待于进一步落实。
老钱又问了第三个问题：“老李，你小儿子李曲伸与雷佑胤的女儿雷雁结婚的时候一共摆了多少桌酒席？”
“大致有八十到一百桌吧？”
“为什么有人反映你一共摆了五百桌宴席？”
“嘴巴长别人身上，他们要这么说我有什么办法？”
“都有哪些人参加？”
“这我就记不清了，我在天野工作这么多年，熟人很多，朋友也很多。别人要来我实在无法拒绝朋友们的好意，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是违背了有关规定的，但是我没有发过一张请柬。”
李直为什么敢于这样说，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他选择吴维真的酒店就是为了不留把柄，他摆宴席一共分了五次，并且交代不能记礼单，他知道来的人都不会空手，他站在酒店门口，只要见到某某人来就行了，没有必要记下谁送了多少礼。这样一来一共摆了多少桌酒席，只有他和吴维真知道。他事先已经交代过吴维真，如果有人问起摆酒席的事情，就说摆了八十到一百桌，具体数目记不清了，并特别交代酒店的账目上也不要记录得那么具体。当初吴维真与李直是正副职配合最好的典范，至于李直如何算计吴维真，吴维真至今也不知道。李直当上市委书记后对吴维真照顾有加，吴维真一直很感激他，愿意为他保守这个秘密。
省调查组的老钱看天色已经暗下来，今天也不可能问出什么结果了，就说：“李主任，你好好再回忆一下，有什么问题要主动地详细地向组织上交代，要争取主动。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吧。你好好休息一下。”那个工作人员把问讯笔录递给李直，他看了看就签了自己的名字。李直听到“争取主动”这四个字就想笑，他过去也曾经无数次用这四个字去劝别人，他知道这四个字的奥妙所在。再说老钱仍然称他为李主任，这就足以说明组织上把他的问题和雷佑胤的问题没有画上等号，至少他目前还不是罪犯。
老钱离开人大办公室时，李直还很礼貌地送他到门口，然后回身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门口有公安干警把守，他知道自己暂时失去自由了。但是只要人大秘书长和梅秀外那里不出什么问题，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获得自由。在人大代表选举市长之前，李直已经预测了自己的结果：只要雷佑胤参与竞选，不论选上与否，他这个人大主任都有可能被撤掉，因为雷佑胤参加竞选的事情是他打电话向省委争取的。现在雷佑胤出了问题，这个责任毕竟是要由他李直来负的，这种结局只是早与晚的问题。因此，在召开人大会议之前他就把平时的积蓄转移到弟弟和两个儿子手里，他没有什么大罪，根本连累不到弟弟和儿子，市纪委也不会无端地去搜查与他有关系的人，只要能够闯过这一关，凭他在天野多年的根基，仍然能够衣食无忧，怡养天年。他的任期也只剩一年了，他并不在乎多干一年和少干一年。
夜深了，残缺不全的月亮挂在东天上，人大办公室里的灯光如同白昼，窗外是天野市的夜景，霓虹灯在流光溢彩，星星在天空中闪烁着与月亮争辉。天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毕竟含有他李直的心血和汗水，他爱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使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地位和财富。
已是午夜了，那个不圆满的月亮悬在中天。李直仍然没有一点儿睡意，他翻一下身子把目光移向反射着日光灯影子的铝合金窗户上，窗户开着一条小缝，外边是坚固的防盗窗，有一只早早渡过冬眠期的飞蛾在扣着窗子想往里边钻。这时突然从窗户缝里钻进来一个纸团，他向门口望了望，见没有人注意，才急忙拾起纸团打开看，见上边只有三个字：“梅已死”。这三个字是打印出来的，他一边把纸团放在嘴里咀嚼着，一边佩服送纸条人的精明，打印出来的东西即使被人发现也查不出笔迹。当他把嚼碎的纸糊儿咽下去的时候，才觉得味道有些苦涩，这时他的心彻底放下了，不由自主地望着窗外那边弟弟李爽的房子，他坚信自己会很快获得自由。
李直还是睡不着，就猜想这纸团会是谁扔进来的。意念之中出现了三个人的身影：弟弟李爽、大儿子李平稳和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纸团是谁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梅已死”这三个字，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使他顷刻间清除了后顾之忧，心中那块巨石终于搬开了，就像对着他脑袋的枪突然被人下了。飞蛾仍在扣窗，他这时很有雅兴地去欣赏着飞蛾和窗外的夜景。
也就在这天夜晚，呼延霞给调查组的老钱打了电话，说李直的问题应该与雷佑胤的问题区别对待，雷佑胤是代表们推举上去的，李直不应该对此事负责。老钱和呼延霞是大学里的同学，对呼延霞的话他会有所考虑的。省政协主席文景明也明确指示，文史远没有参与拉选票，不要捕风捉影，混淆是非，如果文史远有问题就查处，没有问题就立即放人。
20
雷佑胤也是在走出人大选举会场时被“请”上面包车的，面包车一起步他就明显感觉出与他平时坐的皇冠车大不一样，车况太差了。面包车一直开到西郊湖才停了下来，他被公安干警带进了西郊宾馆。
雷佑胤在西郊宾馆205房间里傻坐着，整整一个下午没有任何人来问他一句话，门口那两个干警像树桩一样挺立着，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现在他心里挺烦闷，平时忙惯了，尽管是为了自己取得更大的权力，聚敛更多的钱财而忙碌，那也是忙，而且忙碌中还伴随着前呼后拥，微笑和恭维……现在突然让他闲下来，而且是从天堂跌入地狱的第一步，他有些难以适应，有些迷茫和失落。他漫无目的地在屋内踱来踱去，就像一头犟驴拉着石磨子，让它停它偏要走，让它走它偏想停，只有等着挨上一鞭子才肯听话。
雷佑胤在官场上混迹多年，他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重用亲信和聚敛钱财。别看他整天团结协作，努力奋斗的口号不离口，其实他做人有个宗旨，就是从来不与人交朋友，更别说与身边的人交心了。因此他在官场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也没有刻骨铭心的敌人，只有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只有上下级之间的奉迎和金钱上的收受，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关系。算来算去，也就他那几个战友平时和他关系好，也都是冲着他的权力而来，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就拿董伸铎来说，在部队上时是个副团长，从部队转业后在北远县法院当了个副院长。后来院长因受贿问题被撤职，董伸铎给雷佑胤送了十万块钱，就被提了院长，两年后又调到天野市法院当了副院长，雷佑胤的儿子雷轰结婚时，董伸铎一次就给雷佑胤送了十万元。第二年老院长退休，雷佑胤就极力推荐董伸铎出任院长，当时市委书记李直不同意，准备让另一个副院长当院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董伸铎抓住了那个副院长嫖娼的证据，一直反映到省高院，那个副院长被免职，董伸铎才如愿以偿地当了法院的院长。也就是从那时起李直与雷佑胤有了矛盾，直到后来结为亲家，才化干戈为玉帛。
年光景与雷佑胤也是战友，年光景在部队上时是雷佑胤这个团长手下的营长，转业后虽然进了公安局的交警大队，因为没有关系一直很不得志，被安排在天野市南郊的收费站当了个专管抬起杆子让车过，放下杆子车就不能过的一名交通警察。有一天年光景喝醉了酒，大骂组织上用人不公，怨恨自己不得志，竟发起酒疯来，放下杆子一辆车也不让通行，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堵车事件，年光景也因此被停职。
他是个胆大妄为的人，被停职之后闲着没事，就串联了几十名军转干部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去哭灵，这件事影响很大，上边责令天野市妥善安排军转干部，年光景又把他那点儿转业费全部送给雷佑胤，还在雷佑胤家里哭着不走，雷佑胤无奈只好答应给他调整工作。没过几天年光景就出人意料地被提升为西城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并且把这个事说成是响应上级领导批示，妥善安置军转干部具体有效的措施。之后年光景又勾结市面上的地痞流氓们专跟局长过不去，没过多久就把局长逼走，年光景顺利当上了西城区公安分局的局长。年光景没有被捕前还一心要通过雷佑胤当天野市公安局的局长。他之所以唯雷佑胤之命是听其中还有个原因，他当交警时有人反映他与人合伙贪污收费站的过路费，眼看着就要被有关立案查处，是雷佑胤出面说情，有关部门才免予追究他的刑事职责。
木成林转业时没有安排工作，回到老家天北县当了村支部书记，他以弟弟的名义承包了村里的机砖厂，干了几年发了点儿财。为求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木成林一次就给雷佑胤送了十万元，雷佑胤答应给他弄个乡党委书记，后来木成林在村里欺男霸女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对，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到天野市委来告状，李直一怒之下责令天北县县委书记撤了木成林的支部书记职务。木成林在村里待不下去了就来找雷佑胤，还带了十万元见面礼。雷佑胤就把他安排在天道宾馆当了个副经理，后来经理到其他地方任职，木成林才接任天道宾馆的经理，一干就是三年。
雷佑胤当年转业时能够进市委工作，也是走了上层路线的，那时的一名省委副书记的儿子在雷佑胤手下当兵，经过他的“精心”培养，从一个一般战士一步步一直提升到营长。雷佑胤转业的时候又给那位省委副书记送了一份厚礼，他就被安排到天野地委组织部当了科长，一年之后提了副部长，又过了两年地市合并时雷佑胤出任市委组织部部长，再后来就提拔为市委副书记了。在他当上市委副书记的时候那位省委副书记退到省人大常委会，并把雷佑胤介绍给原常务副省长，雷佑胤以金钱开路，很快就成为原常务副省长的心腹。
雷佑胤尽管与他的几个战友关系不错，为他们办过事，但也收了他们的钱，如果不是金钱开路，这些人也不一定能升上去。其中只有一个人是没有花钱升了官的，那就是城建委主任，但他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雷佑胤的儿子才换来了城建委主任这顶乌纱帽。雷佑胤的儿子雷轰又黑又矮，还是个二百五性子，而城建委主任的女儿则聪明漂亮，两个人很不般配。当初是城建委主任主动提出要和雷佑胤攀亲的，女儿并不同意，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女儿哭得死去活来，说啥也不答应。城建委主任面对女儿的哭求丝毫不为所动，铁了心要让女儿成为换取乌纱帽的交易品。
他对女儿晓以厉害，最终见说不动女儿还打了她。女儿在父亲的威逼下屈从了，脸上挂着泪花儿嫁给了雷佑胤的儿子雷轰，但她根本就不爱雷轰，小两口自然没有感情可言，生活得也很不幸福。可是她父亲过得很幸福，用女儿的青春为自己铺就了升官之路，天天小酒喝着，好烟抽着，还从城建委的科长升到副主任，又升到主任。他在部队时也是团级干部，到地方上以后一直不得志，尽管他的哥哥是副市长，可是没有人事安排权，就给他提了一条联姻之路。最终算是以女儿为砝码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他对官场也存在着报复心理，他既行贿也受贿，曲折的升官之路，也扭曲了他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