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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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卿本佳人(2)

不过,此公跟红军打仗却运气很差,第一仗就被歼灭(师部并两个旅),自己做了俘虏。幸好由他小舅子朱耀华率领的一个旅,见机得早,开溜及时,不然后来为他修坟的人都没有了。被俘之后,据红军的叛将龚楚说,张被带到了朱德那里,朱德表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来做教授。张辉瓒还见到了同乡毛泽东,张口便称润之先生,彼此还叙了旧,他们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曾经相识,毛还到湘军做过演讲。张辉瓒表示,可以给红军捐献药品和弹药。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当时显然没有要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可是,毛泽东见过之后,不知怎的,张辉瓒就被拉去开公审大会了,会后,张辉瓒的头被割了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顺赣江放了下去。这颗头,后来被葬在岳麓山,蒋介石送了一副“呜呼石侯魂兮归来(张辉瓒字石侯)”的挽联。坟就安在跟黄兴和蔡锷的坟很近的地方,规模也差不多,当然,这坟,现在的人们是看不到了。

小时候,我中学有个很好的朋友,父亲是朱耀华的后人,跟张辉瓒有亲戚关系,由于不满于现实,而倾向革命,后来却被发配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他和父亲,一直都在为张辉瓒背黑锅,混都混不过去,因为那是领袖诗里提到的反面人物。在文革期间,革命小将见了他家的人,就会背诵:“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记得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在历史上,凡是跟共产党作对的人,不管你出身有多么的高贵,身份多么高雅,下场都很惨。这话不一定全对,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千真万确。张辉瓒,就是这样一个很惨的人,很不幸参与了第一次“围剿”,很不幸碰上了毛泽东,碰上了毛泽东又不赶紧逃,还逞能孤军深入,更不幸的是大名被毛泽东的诗记录了下来,想不遗臭万年,难!

卢作孚之死

人们都知道,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侯德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而这个中国人不能忘的卢作孚,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自杀,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个字。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他以一条百吨的小轮船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民生公司的客船,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尘不染,服务生彬彬有礼,一副学生模样,客人上船,无论贵贱,一律有舱位,有饭吃,有水喝,但是却没有其他客运船上常见的黄、赌、毒。民生一出,当时横行于中国江河湖海的外国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都为之黯然失色。

尽管卢作孚一手打造出民生公司这个航运巨子,但他却并不认为公司是自己的。解放以后,在全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给了国家,实现了公私合营。卢作孚一家,过着最简朴的生活,布衣素食,连自己办公的桌椅都是公司的。按道理,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在一个以反贪污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但是局势的发展,却出人意料。我们知道,在共和国历史上,“三反”、“五反”属于一个运动,“三反”在前,主要针对国家干部,“五反”在后,主要对付的是私营资本家。在“三反”阶段,卢作孚就陷入运动漩涡里,成了某些运动员的猎物。查账的人来了,动员大会开了,面对面、背靠背的揭发开始了,或明或暗的,都瞄着卢作孚。一天,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有人揭发,卢作孚在某次上北京开会期间,收买公司的公方代表。揭发者不是别人,恰是卢作孚的通讯员,一个从小被卢收养的孤儿,一直被卢视为自己儿子一样的人。

卢作孚死了,很是经过些大风大浪的他,对于这种群众运动的压力,完全不能适应,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留下遗言,要家人把借用公司的桌椅还掉。后来很快就查明,所谓的收买公方代表事件,不过是卢作孚和公方代表一起上京开会期间,他个人掏腰包一起吃了一顿饭。除此以外,在卢作孚身上,查不出任何一个哪怕细微的问题。

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企业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成长起两代人来。在与外国资本角力中杀出来的第二代,不仅学养、素质堪为社会精英,就是经营方式,也中西贯通,令西人叹为观止。只是,这两代人尤其是后一代人,在进入新中国之后,基本上没有发挥多少作用,过急过快的改造,“猪没养肥就杀了”,使得这些人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拿定息的食利者。当中国人再次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价值时,这些企业家大多已经人去灯熄,不死的也已垂垂老矣,国人不得不再一次从头再来,重新培育自己的企业家。又过了几年,人们发现,跟当年企业家多由社会精英、书香门第出之不同,新生代的企业家鱼龙混杂,就是那些最优秀的分子,所作所为,也经常令人头痛。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首领,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做“大亨”,上海滩够得上“闻人”的只有有数的几个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帮会头子,走私贩毒、包娼包赌,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脉极广,全国的军政要人、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只要杜老板肯帮忙,不管丢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杜老板进到哪个舞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当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那么他就担不起“闻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于,他经常能做点好事,上海几乎所有大学,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认捐的头几名,肯定有他的名字。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养着,给房给钱,而且给得相当巧妙,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杨度,都吃过他的饭,而且,就是在吃杜老板供养期间,杨度变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

杜月笙之有名,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上海,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还是四马路的流莺,受了欺负,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会管,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有帮会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维权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维权”的行为所致。事实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还热衷于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必须借助杜老板的力量,早期上海总工会的会长汪寿华还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只是后来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受到各方的压力与诱惑,杜月笙又出卖了他。这件事,后来成了杜月笙一生悔之不尽的憾事。1949年以后,当他逃到香港,和在京剧界有“冬皇”之称的孟小冬一起生活的时候,还不断地提及此事。

一个国家,当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不能维护秩序,不能还下层百姓一个起码的公道的时候,下层百姓就会去求助黑社会。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尽管他们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坏者和下层百姓的压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种秩序,都有人在寻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职,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旧中国的种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佛见喜”李莲英

在晚清,李莲英可是个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名头比那些王公大人甚至中兴名臣还要响,说起晚清掌故,想不提李总管的大名都难。种种传闻,说好的有,说坏的更多。在很多遗老遗少眼里,大清国之所以完了,多少跟这个没把的茶壶(阉人)有点关系,西太后做的孽,大概有一半得算在他的头上。

说起来,李莲英,甚至他的主子西太后,都有点生不逢时。如果放在别的朝代,像他这样的宦官和这样的太后,说不上流芳百世吧,也断不可能留下骂名。可是晚清赶上的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已经进入现代的西方,用武力胁迫东方进入他们世界体系的时代。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领导中国实现转型,显然不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所能胜任的,所有的处置失当,作为一个女主来说,身边的宦官,自然而然地要背些黑锅。

从朱一新、安维峻这种铁面御史的弹章,到街谈巷议的群众舆论,李莲英的所作所为,大体上跟他的前辈们,从东汉的中常侍到明朝的刘谨、魏忠贤们差不多,无非是惑乱朝政,买官鬻爵这些事。比起西太后第一个宠信的太监安德海来,李莲英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还没有人说他走运是因为没有骟干净。

虽然李莲英在西太后跟前一直得宠,甚至破例得封四品顶戴,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表明,他曾经(哪怕一次也行!)对朝政插过嘴,臧否过哪怕一介小官。虽然走李莲英门路升官的人倒是不少,估计银子也拿了不少,但是,实在找不出证据,说有哪个人的得官,是李莲英背后在老佛爷那里递了话。李莲英的发财,更多的可能是人们把他想像成那种一言九鼎的人物,想像成可以弄权搞名堂的宠臣。也就是说,人们按照从前得宠宦官的面目,来比照李莲英,比照来比照去,送银子走门路成了常态,而不送倒成了心病,为了保险起见,大家还是送的好,所以就都送了。其实,在西太后眼里,李莲英是个特别低调,行事谨慎,而且极其干练富有指挥调度才能的人(宫里的许多大规模的仪式活动,都是李莲英一手操办,无不井然有序)。这个一直自比乾隆的当朝太后,根本不可能允许太监,哪怕是最亲信的太监,对朝政插半句的嘴。对这个清朝祖制上根本没有根据的女主来说,只有更加严格地讲究祖宗规矩,才能够堵住别人的嘴,所以,尽管她用这些人,但也只是当使唤的下人,决不会让他们染指朝政。在其他的宦官和宫女眼里,李总管虽然位高权重,却是一个善解人意,从不作威作福的人,只要有机会,他总会给人以方便。所以,宫里虽然派系复杂,但没有人背后坏他。

所以,当朱一新他们指名道姓地弹劾李莲英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让老佛爷相信的,最后丢官的只能是这些不怕死的都老爷(御史),只是成全了他们的刚直之名。按朝中的规矩,李莲英惟一做得不太好的事情,是经常把西太后的日常起居状况通报给跟他关系好的大臣,比如庆亲王奕劻、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以便这些人随时掌握西太后的动向,上朝的时候好有个准备。但是这种事情,显然是大臣方面更加主动一些。

一位伺候过老佛爷的宫女说过,李莲英就像一种俗名叫“佛见喜”的梨,看着黑黑的,很不起眼,可吃起来又甜、又酥、又细、又嫩。李莲英外表看着不怎么样,可当差当得滴水不漏,你刚刚想到,他已经做到了,让西太后舒服而且放心。这样的人,哪个位高权重的会不喜欢呢?

偏不说自己是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