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没有今天所谓的传媒，想要看一个人，除了画画之外，只好看活的。不过，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喜欢看的，往往是美女和美男，跟名气关系不大。西晋时的著名美男潘岳（即后世所谓的潘安）出行，必有大批女人围观，摸索追吻，无所不为，就跟韩日世界杯期间，贝克汉姆在日本的遭遇一样。一次，他去看著名诗人左思，当地的女人们，也如法炮制了一回，让左思好生羡慕。左思虽然诗才独步，但相貌却不怎么样，可诗人总免不了有点自负，他认为潘岳的女人缘，不是由于人家的相貌，而是潘的打扮和表现。于是，他也按照潘的装束，乘坐潘的车，甚至按照潘的姿势挥手，招招摇摇就出来了。结果，原本意气飞扬的诗人，遭到了女人唾沫、土块（还好没有臭鸡蛋）加奚落臭骂的迎接，灰头土脸地落荒而返。美男如此，美女的待遇也是一样，西施出行，必有大批追随者随行，之东，则西巷为之空，之西，则东巷为之空。从东施效颦这个典故看，追随者中不仅有男，还有女（今天也是如此，女明星的追捧者中，男女一样多）。
然而，看名人也存在着安全问题（最令警察头痛），不仅看客自相践踏，容易出人命，就是被看的名人，也有风险。西方的女影星遭到追星者绑架、甚至刺杀的消息，已经不算新闻了。英国前王妃戴安娜的死亡，跟狗仔队的追踪有着直接的关系，属于一个跟“看”有关的名人伤亡案件。前些天法国著名影星苏菲?玛索来中国，为了防范众人“看”的过激，接待方准备了60个保镖护驾，可是，现场激动的看客依然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能摸（包括抓）就摸一把。当然，古人也是人，这种事情古代也有。跟潘岳同时代的卫ND325，也是出名的美男子，晋室南渡，卫ND325也到了南方。江南的女人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美男，未免过分激动，在大热天里，活活把个卫美男像看熊猫似的围观了大半天，至于身体接触，当然也在所难免。可悲的是卫ND325身体一向不好，经过这么一“看”，回去就大病一场，死了。当时就传出一个典故，叫做：“看杀卫ND325”。
看名人以至于看杀，是名人和大众付出的代价。任何人，只要变成大众眼里的名人，那么，他（她）的一切，特别是他的身体，就已经不属于他了，已经成了大众娱乐的一部分，必须为大众的狂欢做点贡献。古今中外都一样，公众的东西容易损坏。在这方面，古代的美女美男们肯定要比今天的明星悲惨，今天的明星被看，标志着巨大的票房，也就是个人的收益，而古人，除了让人嚼舌头，个别美男多几个投怀送抱者之外（今人这方面收获更多），什么好处也没有。
茶壶茶杯和牙刷
辜鸿铭有句名言，男人和女人，就像茶壶和茶杯，一个茶壶可以有几个茶杯，一个茶杯不能有几个茶壶。意思是说，男人纳妾，享齐人之福，是天经地义的。辜鸿铭“学在西洋”，是西方文化熏出来的人，西方文化的要点之一，就是一夫一妻制，比照亚当夏娃，严格执行。即使贵为国王，也得遵行不二，拈花惹草偷腥可以，但跟中国皇帝一样三宫六院的，则不行。西方世界千余年来，除了极少数的化外之地存在个别的例外，比如美国的摩门教，还真是一体遵行。可是，为什么偏偏一肚子洋墨水，中国字都写不好的辜老先生回到中国，在欧风劲吹的当口，硬是公开鼓吹纳妾？到底是跟他的保皇政见一样，不过是借题反潮流，还是为了使他那“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豪言壮语名副其实（他纳了一个日本的妾）？现在委实是弄不太明白了，但我估计跟这两条都有点关系。
辜鸿铭说了这句很是冒犯时髦女士的话，摇着脑袋后面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辫子，依旧我行我素去了，根本不理会背后先进的男女们的叫骂。这些人叫骂得越凶，他老人家越是高兴。不过，先进的人们在批判的同时，往往在私下里不得不承认这句名言比喻的高明（尤其是男士），时间一长，大家未免有点中毒。大诗人徐志摩追上美女陆小曼，尽管有许多曲折和不快（尤其是对于小曼的原配王赓而言），毕竟是一段文人佳话。徐志摩圈子里的人，多半还是替他高兴。当时很有名的画家，也是徐志摩好友的邵洵美，特地为他们画了一幅画：一个茶壶，一个茶杯。题曰：志摩是茶壶，小曼是茶杯。大大地幽了好朋友一默。
小曼笑纳了邵洵美的礼物，但却发表了自己关于男女问题的见解，她说，男人和女人，不应该是茶壶和茶杯，而应该是口腔和牙刷，每个人应该有自己专用的牙刷。
陆小曼顺应时代的潮流，维护了女人的权利，其比喻可以跟辜老先生媲美，不愧为一代美女加才女。只是她在日后的实践中，却只顾了女权而忽视了男权，虽然有客观原因，毕竟寻下了情人，并且开支巨大，让丈夫在徒呼奈何的同时，还要两地奔波讲课挣钱，最后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让喜爱他诗歌的人，少了不少享受和激动。
自古以来，男女之事，神鬼难言之，说不清道不白的。时间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不仅纳妾的依然我故（据女士们说，现在的包二奶，还不如纳妾，因为没有名分，男人也不太负责），婚姻关系中，乱用牙刷的事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了眼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性和婚姻关系的紊乱，大大超过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美国。是好事还是坏事，说不清，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的观念有点乱了，实在不知道是该守旧还是应该迎新，抱着茶壶还是拿稳了牙刷。
关公、汉室与火羊阵
已经有些年了，历史学家总是忧心忡忡，说是历史被写小说编本子的弄坏了，很是担心以后的人们，可能会按照这些弄文学的人所说的理解历史。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自从宋朝说话人（说书）讲史以来，从来历史的叙述，都敌不过文学的夸张，普通人记忆中的历史，不可能是史家的历史。只是这种文学性的历史，时不时地会借某些人的身段，冒出来，在后来的历史中留下痕迹。
闹义和团的时候，团民围攻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这时冒出来一个和尚，涂红了脸，手里捧着一本《春秋》，按青龙偃月刀，骑着马来到阵前，团民们声势大振，说是关公再世，洋人的末日到了。大家拥着再世的关公，一起上前，只听一声枪响，“关公”坠落马下，大家一哄而散，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小小的西什库教堂巍然不动。
辛亥年十月，云南新军起义前夕，蔡锷、唐继尧等人在刘存厚家，刘摒去妻子，大家歃血为盟，书“同心协力，恢复汉室，有逾此盟，天人共殛”16个字，火化调于酒中，滴上各自的血，一起喝掉。当时鼓吹排满的人，要光大汉之天声，恢复汉家衣冠，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恢复“汉室”是什么意思呢？在汉语里，“汉室”的意指是固定的，无非是刘家的朝廷。大概事情紧急，这些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武人，一时以为自己是奉了衣带诏的刘备、马腾和董承了。
最富创意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张之江，1925年他跟奉系李景林部在天津附近开战，张之江攻，李景林守，双方僵持不下。张之江想起了《东周列国志》上田单的火牛阵，打算如法炮制，可是急切之间，找不到那么多牛，京津附近，羊倒有的是。于是，张将军临时修正了古人，改打火羊阵——抓羊、买羊，在羊尾巴上浇上煤油，羊角上束好火把，拉到阵前，一齐放出去。没想到，被弄得疯掉的羊并不听从指挥向前冲，而是四面八方乱跑。火羊阵没有改变双方的阵地格局，不过，其结局，两边阵地上的士兵倒很满意，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大嚼其羊肉。
跟义和团运动期间，北方遍地的拳坛上，一“上法”（进入某种状态）就宣称自己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相比，跟成千上万唱着“三国战将勇，要属赵子龙”走向战场的军阀士兵相比，上面提到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些小说观念改变世界的小案例。但是这些告诉我们，不真实的历史，也许比史家叙述的比较真实的历史，更能创造新的历史。因为它有更多人乐意相信，也有更多的人乐意模仿，历史也许从来就是这样将错就错地演进着。跟上述故事类似，比如辫帅张勋，对关羽崇拜到了骨头里，他不知道《三国演义》里关羽所谓的忠臣不事二主，降汉不降曹的鬼话，都是罗贯中编出来的。当然，如果张勋仅仅止于崇拜，跟历史的变化关系不大，可是他在清亡后还抱着清室的大腿不放，上演了一场清室复辟的闹剧，让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得不记上他一笔。从某种意义上，小说的历史虚构，就有了真实的历史意义，参与创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有关人头像章的一点考据
中国一度有过纪念章的盛世，在那个盛世，伟大领袖的像章，成了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除了特别的穷乡僻壤，谁家没几个乃至上百个像章呢？记得那个年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们，经常被人挂满了像章，有时甚至几层。——在衣服上挂上布片，再往上别像章。有的像章有脸盆大，有的是金子或者稀有金属做的。至于把像章生生别在肉上，弄得鲜血淋漓，也不算是什么稀罕事。
劳动佛祖，让他来为自家护身保驾，挂个佛像在胸前或者腰间，这是国人古已有之的老习惯。这些佛像如果是金属做的，而且又足够的扁平，也就跟像章相差无几了。不过，为世俗世界的人做纪念章的事，还是一种舶来货，是洋人先弄起来的，中国人后来一直在学。清朝覆灭之后，别的现代化好像没什么起色，但在这方面，倒是进步神速；在山西和江西的旧货摊上，我淘到过孙文、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甚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的像章，都蛮精致的，个个人头硕大，端庄可敬。但是翻遍历史并名人日记和回忆，却没有人人戴像章的记录，甚至军政人士好像也没什么人佩戴这种看起来很美观的东西。如果非要佩戴点什么的话，大家显然对勋章更感兴趣，在老照片上，顶多能看到人们挂上若干或者若干排勋章的形象。
显然，这些曾经威风过的伟人（用广东话来说叫猛人），不是自身个人魅力不够，就是手下抬轿子的人太蠢，造出了像章，却没有办法或者干脆没有想到让大家都佩戴。袁世凯手下的梁士诒等人，想出了组织妓女和乞丐请愿团拥护老袁当皇帝的招数，大太子袁克定甚至连报纸都伪造出来，以示舆论一致，居然就是没想到让老百姓人人都戴有袁头的纪念章（哪怕让军政人员戴也行啊）。如果人人胸前都佩戴老袁的像章，别说做皇帝，就是直接做神仙，都准保没人敢反对，蔡锷之辈就是想捣乱，也没有人会响应。
不过，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上面提到过的大人物这样蠢，造出像章只拿它做纪念品，不充分发挥其政治效用。有两个不大的军阀，造了有自己头像的纪念章，然后强令自己的部下，每人一个，佩戴在胸前，如果有人不遵，军法处治。这两个人，一个在胶东，叫刘珍年，一个在关中，叫管金聚。
相比较起来，刘珍年推行个人崇拜的力度要大一点，不仅发像章，据说还编了自己的语录，发给手下的军政人员，人手一册，某些警句据说也是要求背诵的。可惜的是，现在刘珍年语录已经找不到了，我搜寻多年都没有结果。如果有一天刘语录能出土问世，肯定是件让收藏旧文物的人们高兴的事情。
更可惜的是，刘、管两位的队伍毕竟太小，不过几万人枪，崇拜所形成的战斗力又不足够大，所以没有显示出像章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巨大精神威力，先后都让更大的军阀吃掉了。管金聚的遭遇更具戏剧性，打败了仗，本来他是可以化装逃走的，可是，即使变了装，他的士兵人人胸前都有他的像章，等于到处张贴了通缉令。——于是管大人没有跑成，落到了对手手里，而对手又是个六亲不认的家伙，结果管大人胸前吃了花生米，翘辫子了。
时间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了，没有人为我们的刘大人和管大人总结过经验教训，为什么他们的个人崇拜不够有威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二人开创了利用像章推行个人崇拜的先河，拥有货真价实的首创性。仅凭这一点，他们就有资格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因为这两个小老鼠，后来居然拖出了那么大的木锨。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伦理革命、思想解放，还有科玄论战、教育救国、乡村建设。可是，当时发生的并不仅仅是这些事情，不仅大学生和教授在忙活，很多让后来的人们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人，也在忙。对历史发生作用，甚至影响到后人行为的，其实并不都是那些很光鲜的思想和行为，思想家和先进时髦的学生在创造历史，军阀、马贼们也在创造历史。有讲唯物论的就有装神弄鬼的，有拜佛传戒的就有用水龙头给部队洗礼的，有主张教育救国的就有扶乩打卦的，比较起来，利用像章搞个人崇拜，还多少有点创造性。只不过，大家乱忙一场，流芳百世也罢，遗臭万年也罢，究竟哪个影响更大，还真说不清。
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
由于近些年清宫戏的流行，估计全国的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清朝的男人是要留辫子的了。在美国，很有些人到现在还以为中国男人脑后有辫子，因为国人给他们最早的印象就是如此，祖祖辈辈传下来，形成刻板印象了。其实，当年中国男人的辫子，之所以最终被剪了下来，主要是这些西方人外加东方的日本人闹的。首先是西洋人少见多怪，心怀种族歧视之见，说国人的辫子pigtail（猪尾巴），后来一心要脱亚入欧的日本人也跟着起哄，猪尾巴长猪尾巴短地叫，日本小孩还成群结队地跟在清国留学生的后面，一边嚷着，一边伸着手，试图揪一下。清朝最后的十几年，国人到日本留学的最多，慢慢地对这种起哄招架不了，有些人在境外某些势力的策动下，居然想起了原来这辫子其实是满族人逼我们留的。一来二去，明末清初的笔记，《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什么的都出来了，大家一看，原来我们的祖先，为了脑后的这根辫子，死了那么多人。辫子，不仅给了洋人骂自家的由头，还是奴隶的标志。
大家想通了之后，有勇敢的人就把辫子铰了，不长不短的头发，披散在脑后，前面还因为经常剃的缘故是光光的，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种发式。不过这样一来，中国使馆的留学监督不干了，总是找这些人的麻烦。因为留学生中很多是公费，即使不是公费，父母家人也在国内，虽然那个时候朝廷在搞新政，整个社会，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人心不稳，控制也不那么严了，但如果真要较真，追究起来，总是有点不妥。于是，没了辫子的诸公就亟思有所反制。经过侦查，他们发现监督大人姚某，跟某女留学生关系暧昧，于是决定设伏捉奸。俗语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惦记着，总能找到机会下手。某天，机会终于来了，姚某被抓了个“现行”，三个好汉一拥而上，邹容抱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只听咔嚓一声，监督大人的辫子就被剪了下来。结果姚监督丢了官，而三位好汉也不能再继续求学，自然也就逼上梁山，做了大名鼎鼎的革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