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尽量减少中日间因政治摩擦造成的损失，努力做到不使最高层次的政治问题影响两国相互交往的全局。对这一姿态，日本并没有给予积极响应，而是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采取了似乎“不怕政治摩擦”的强硬姿态。日本甚至存在着“中国怕给对日经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的看法，误以为只要再硬挺一下，就可以在诸如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样最敏感的“历史问题”上也能迫使中国让步。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持续呈现出以经济领域的积极因素弥补政治领域的消极因素的微妙局面。然而，这种方式对民间投资和贸易可能有效，但一些需要由最高层做出政治决断的国家级大型建设项目的决定，却需要有两国间良好的政治氛围，否则很难达成合作协议。这一点，已在中日围绕京沪高速铁路项目的国际投标问题而展开的交往中得到了证明。
21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正在由历史记忆、现实利益、未来展望这三个主要因素构成的总体框架中向前推移。受着这些因素的影响，现阶段的中日关系呈现出了迄今为止所没有的新的特征。其中，尤其是对称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最为突出。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历来处在一个互为条件、复杂交错的双边框架之中。21世纪初期，中日双方继续相互构成对方实现安全与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的防范中国政策，采取“挟美制华”政策；同时正试图利用美国的纵容政策一举突破战后和平宪法体制，实现“借船出海”，为重获“向海外派兵”的手段铺平道路。这些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平势力和曾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邻国中引发了警惕和疑虑。
日本正谋求最终摆脱战败国的阴影，其主要课题包括调整对美关系和对亚关系这两个方面。就目前日本的姿态看，这两方面的方向和前景都充满不确定性，因而其调整进程将需要一段较长时期。
21世纪初的几年间，中日两国围绕历史、台湾、安全、领土以及经贸等问题接连发生着政治摩擦。中日两国的政治高层、政府部门、各界人士以及传播媒体，宜共同回顾和总结中日及东亚各国在19世纪中期遭受“西方的冲击”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避免重蹈近代的覆辙，排除阻碍势力的干扰，找出一条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双赢之路，在21世纪实现“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中展开友好合作和良性竞争。
（第三节）东亚区域一体化视角-区域合作层次
一、区域合作视角的缘起
近年来，随着现实与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日围绕历史、台湾、领土与海域等问题的矛盾与摩擦，在近期内的双边关系范围内将难以得到圆满解决，而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则为中日两国共同融入区域合作之中，从而在多边架构中缓解双边问题展示了新的途径。
在东亚区域合作领域，日本显然是一个先行者。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在东亚最先实现了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继而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在70-80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四小龙”指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
嚷“四小虎”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国经济又在90年代以来紧随其后。通过这一阶梯似递进的发展链条，东亚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在内在动力和外部刺激的推动下，逐步走上了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轨道。然而，与其具有的潜力相比，迄今为止东亚经济合作的进展还远不够理想。可以说，对东亚而言，“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并存。
作为20世纪后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区域，东亚也早已产生出了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动机和潮流。这一趋势从萌芽期的20世纪60-70年代就蕴涵着两种不同潜流：一是由日本提倡的环太平洋发达工业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潮流；二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合作潮流。而1989年启动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机制则是对这两者兼容并蓄的第三种潮流。
所幸的是，近年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按其内在逻辑得到进展。多年来，在东亚地区，任何排除美国在外的多边机制皆因日本作梗而难以启动。然而，经过成功启动“亚欧会议”(ASEM)的铺垫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痛定思痛，东盟加中日韩(“10+3”)对话与合作终于启动。1997年12月，东盟倡导的首次“10+3”领导人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此后，一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加上多个部长会议机制，使这一机制成为东亚各国开展对话与合作的主渠道。2001年，东亚13国的26位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报告，为东亚地区合作提出了发展蓝图。“10+3”其实就是除朝鲜以外其他东亚主要国家均已参加的机制，它的启动是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第一步历史性突破。2005年12月14日，以“10+3”为基础再吸收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首次“10+6”或“10+3+3”的“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
二、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
目前，“10+3”和“10+6”都是仅仅开了个好头，往下的关键就是这些合作机制能否得以深入发展。近年来，在东亚框架之下的区域合作呈现出两种势头并行发展、复杂交错的局面。如以A、B两个代码表述，A进程指以地缘范围划分的两个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即东南亚(东盟)和东匕亚(中日韩)各自的对话与合作机制；B进程则指以经济水平划分的两种合作进程的发展，其一是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其二是日本分别与新加坡和韩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
近年来，上述A、B两个进程出现了复杂交错的局面。在2001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1”)上，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步重大突破。仅隔一个月，日本首相便匆匆巡访了东盟五国，提出了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中日领导人先后访问东盟的时间上的“巧合”，引发了世人对这两个大国是否在进行“东亚主导权之争”的猜测。
随着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发展“雁行模式”的结束和“后‘雁行模式’”时代的到来，世人确实在纷纷议论：在未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谁主沉浮M其实，A、B两类合作进程是东亚两个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合作进程，是基于经济合理性之上的阶段性成果，这两类合作间的相互交错同样是走向东亚区域合作的必经阶段。这两种自由贸易机制的形成，不是东亚区域经济的分裂，而将是东亚最终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步骤和必经阶段。
在东亚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下，由哪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都将是难以胜任的。美俄是两个外围国家，自然难以负起主导重任。中日作为东亚两个主要大国，在历史上曾先后占据本地小泉首相于2002年1月8-14日对东盟五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巡访，提出了“全面经济合作构想”。日本在强调与东盟伙伴关系的同时，希望使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也能成为该共同体的核心成员。
区最强国的地位，近年来又开始出现国力均衡化趋势，且其历史积怨和竞争心理根深蒂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都将难以接受对方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际环境下，东盟曾以平衡策略发挥了“小国领导大国”的作用，成功主导了东亚经济与安全合作进程。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的实力和凝聚力大为削弱，但它对中日任何一方，乃至中日携手主导东亚区域合作依然抱有警惕。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也给任何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大大加深了难度。因此，未来10-15年期间，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主导力量将由东盟为中心，但因时因事由各国和地区交替或联手登场来担任。
然而，中日毕竟是东亚两个大国和潜在的区域经济“双火车头”，如果双方能够就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达成共识，则将能在这一进程中共同发挥更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日两国就东亚区域合作形成实质性携手局面之前，东盟对“10+3”框架以及韩国对东北亚合作的推动作用将显得格外突出。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毕竟只是整个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一个领域，但它也是其十分重要而且最为现实的第一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是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其主要环节包括“自由化”和“制度化”，其具体体现将是“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从长远的眼光看，东亚最终要走向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区域合作，其实质是走向一个“东亚共同体(EastAsianCommunity=EAC)。
如何界定和对待东亚区域合作？这是21世纪初中日两国面对的共同课题。目前，中日双方的基本思路既有共性，也有差异，甚至包括严重分歧。中日能否扩大共识，加强协调与合作，已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中日关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