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引入导弹防御系统，深化日美军事合作。日美关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共同研制计划是1998年12月达成的。其第一阶段——共同技术研究阶段——从1999年开始，研究时间5-6年，研究经费200亿-300亿日元。2006年之后将进入其第二阶段——共同开发研制阶段。2003年5月，日本政府确定了从美国购买导弹防御系统的方针，争取最终构筑的导弹防御系统由PAC-3“爱国者”导弹和宙斯盾驱逐舰装备的海基导弹拦截系统组成。在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日本政府以往的态度一直是“另外考虑开发与部署问题”，如今这一态度却已发生了重大转变，日本着眼点不仅仅是要防御朝鲜的弹道导弹，而且还想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构筑军事防范和威慑体制，并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日本在本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
2.确保高质量的军事力量
日本认为，军事力量作为解决各种争端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最终手段”，不可能为其他任何手段所取代；军事力量也是扩大国际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和综合国力的具体展现；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日本实现其21世纪安全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年来，日本对外活动中的军事成分明显增加，要求建立一支强大防卫力量的呼声在其国内颇有市场。日本当局确定的21世纪初期军事力量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低于美国的“中等国家”，即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其具体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赋予军队对外职能，加速向军事大国迈进。冷战后，日本防务政策的外向型特点日趋凸显。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向四个国家派出了后勤保障部队，初步叩开了“海外派兵”的大门。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其相关法出台后，通过对日美军事合作范围与内容的拓宽和细化，日本事实上已在摈弃“专守防卫”方针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为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第二，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未来日本自卫队建设的基本构想是，追求合理化、高效化、精干化，重点发展海空力量。为此，日本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1)调整编制体制，包括落实人员定额、淘汰部分陈旧装备等，增设“情报本部”等组织机构。(2)修改预备役fG度，组建以1.5万人为核心的应急预备役部队，提高预备役军官的平转战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3)调整陆、海、空自卫队武器装备发展重点，着眼发展高技术装备。其中，陆上自卫队以增加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动能力为主，海上和航空自卫队则以提高远程作战、支援、补给、监视能力为主。（4)重视加强陆、海、空协同作战能力，提高情报、指挥、通信能力，充实运输等后勤保障机制能力。
第三，增大防务人员在国家安全决策上的发言权，解除束缚军事力量发展和运用的各种制约。近年来，防务人员在国家安全决策上的发言权不断增大，在拟定《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及其相关文件以及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过程中，其参与的比重较以前大大增加。以防卫当局为主而展开的军事外交亦呈现日趋活跃的势头，如积极参加各种与安全有关的国际会议、主办各类安全问题研讨会，以及与亚太和欧洲各有关国家举行防务首脑会谈和双边安全对话等。在防务政策上，日本采取了“外松内紧”的策略，即在对外宣传上始终强调将遵守“和平宪法”、贯彻“专守防卫”方针、不做军事大国等，而在具体政策实施上则往往另搞一套。
3．推动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
日本政府认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未来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之一，它在开展预防性外交与建立信任机制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多边安全机制分为两种（1)行动型，其目的是在世界或地区采取某种具体行动；（2)为了在国际社会中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社会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则属于此类。除此之外，还有大国主导型的多边安全机制等。但是，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有其固有的弱点，一般来讲它比较脆弱。例如，在历史上，主要的战争一结束，多边合作机制就开始瓦解，所以通常它只能起一种辅助作用。日本认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不可能像日美同盟和“北约”那样能从根本上进行联合军事遏制或军事行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两者并不矛盾，亦非二者择一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
日本认为在参与亚太地区合作的过程中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进一步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的区域合作，深化相互依存关系；（2)综合利用地区内各种层次的对话和合作框架，增进整体意识，实现整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3)利用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框架，加强与区域外国家的开放型合作，以补充和加强区域合作体制。
在这一基本原则下，日本将在下述领域加强亚太地区的合作。
第一，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基于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判断，日本感到必须在加强双边安全对话的同时，在多边安全领域做出努力：（1)积极倡导建立多边安全机制，曾先后提出成立“亚太安全会议”、设立联合国下属的“亚太安保委员会”、建立“东匕亚地区安全论坛”以及“俄美中韩日五国安全体系”等倡议；（2)积极参与目前在亚太地区业已展开的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多边安全合作，如“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b亚合作对话会议”和“亚太安全保障合作会议”等；（3)主办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如防卫厅的“亚太地区防卫官员论坛”、防卫研究所的“亚太各国安全保障研讨会”、防卫大学的“国际防卫学研讨会”等；此外，日本政府还积极与亚洲有关国家协商，力争在日本设立联合国亚太维和中心。
第二，力图扩大在亚太裁军、军控及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发言权。
近年来，日本在不断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在亚太地区裁军、军控及核不扩散等问题上态度积极。日本采取的措施包括通过各种途径的安全对话，促进各国在国防政策上增加透明度，以便遏制所谓“威胁国家及潜在威胁国家”的军备发展；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与美、韩积极协调，参与“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2004年以来，日本又积极参与了关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以全球唯一核爆炸受害国的身份，加大了对核不扩散问题的参与力度。
近年来，日本对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但是，日本在这方面尚存在两个致命的弱点：尚未完全抛弃冷战思维；缺乏平等互信、共同发展的理念。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日本在这一领域将难有大的作为。
（第三节）中曰安全合作的前景
一、地区安全机制的发展前景
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结构有两大特点：（1)多种安全机制并存；（2)两种安全观相对立。
就其基本形态和性质而言，目前在亚太安全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安全机制有“合作”、“霸权”、“均势”三种类型。
首先，近年来，亚太地区多边主义的潮流方兴未艾，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个积极的多边合作圈。在中亚地区，上海合作组织日臻完善、壮大；在东北亚地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正向机制化方向发展；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东盟诸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向新层面发展。此外，中俄印之间也在酝酿发展更高层次的三边战略合作，各个次区域和跨区域合作都还在继续提高。
其次，冷战结束之后，以美日军事同盟为代表的霸权机制，在新形势下正在得到进一步调整与加强。
再次，亚太地区是中、美、日、俄和东盟等大国及国家集团的利益交汇处，有关国家以各种要素和不同方式对地区安全施加影响，均势原理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在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秩序观、同盟安全观和以中、俄、东盟等所倡导的合作安全观尖锐对立。美国的同盟安全观是冷战的产物，它主张通过强化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来遏制地区安全隐患。与此相比，近年来合作安全观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其宗旨是通过促进一个地区或全球所有国家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使各国安全得到共同保障。两种安全观的区别在于追求的目标与手段完全不同：前者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或某一集团的绝对安全，后者追求的是所有国家或一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共同安全；前者主张主要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实现安全目标，后者则强调通过相关国家的协商、协调缩小分歧、化解矛盾达到实现共同安全的目的。目前，日本在总体上采取了以霸权秩序观和同盟安全观为主的安全观。
中国、俄罗斯所倡导的合作安全观主张区域内所有国家应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安全对话与合作，逐渐加深了解，增进信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地区安全机制。这种安全机制不规定具体的敌对目标，主要是通过对机制内成员的军事装备、军事行动加以限制，实现相互间安全领域的透明化以及建立保证措施来维护地区安全。该安全观还特别强调获得和维护安全的非军事手段，在合作机制内部，有关成员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不利用安全合作强迫别国服从自己，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互利合作，谋求所有成员的共同安全。
东盟成员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所确定的若干原则为行动准则，即“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民族特征”，“每个国家有权保持其民族生存，不受外来干涉、颠覆和压力”，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
鉴于亚太地区内主要成员之间在安全观上严重对立，在安全诉求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亚太地区近期内将难于形成全体成员普遍接受的单一安全机制，多种安全机制并存的局面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亚太安全局势的推移将取决于几种安全机制所产生的合力。美国推行的同盟安全战略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与时代精神相悖，也不为广大亚太国家所欢迎；但由于美国具有超强的国家实力，霸权机制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力仍不可忽视，从长远看，它可能将日渐式微，影响力会逐步下降。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趋势不断发展，区域共同体认同感逐渐增强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亚太地区，发展多边合作的呼声日渐升高，即使是在美日同盟战略中，也包含着发展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内容。美国作为超强的国家，也将难以完全解决其霸权目标的无限性与其战略本身的脆弱性以及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亚太安全形势的演变也表明，美国及其盟国无法主导地区的热点问题的解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启动与发展进程就是一个例证。今后，地区安全合作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合作安全机制在地区安全框架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会上升。
目前本地区各国关注的一个重要焦点，在于新世纪亚太地区将选择何种安全模式、走什么样的道路。各种设想、思路和方案，可以概括为理想模式、现实模式、未来可能模式三种。
(一)理想模式
这是指一种多边共同安全模式，即建立一种可使本地区所有国家共同享受和平的安全模式。所有成员国都不坚持冷战思维，不以第三国为假想敌，不使用武力解决矛盾、争端，也不以武力相威胁，所有成员国坚持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双边及区域内的安全纠纷。建立这种安全模式的条件目前在亚太地区尚未成熟，障碍在于有的国家至今不愿抛弃冷战思维，超出自身的安全需要而一味扩充军备，加强军事同盟，追求绝对安全，甚至将自己及其盟国的安全置于他国的不安全之上。这一局面致使本地区军备竞赛难以降温，邻国间安全互信难以增进，影响了地区安全合作的步伐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根本好转。
(二)现实模式
其实，目前亚太地区并不存在一种特定的安全模式，而是存在着“军事同盟加多边合作”的混合模式，即一方面是美国与其盟国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另一方面是在区域、次区域内存在和发展着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安全合作机构。各种机制均以不同的方式对地区安全产生着影响，但又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任何一种机制都没有被本地区所有成员所普遍接受，难于成为公认的地区安全模式。
(三)未来可能的模式
当今，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发展迅猛，特别是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日趋崛起，一极霸权主义将日渐式微，美日同盟主导亚太安全事务的局面也不会出现。在近期内地区安全模式从表面上看，依然将是“军事同盟加多边合作”的模式，但其成分将逐步发生变化，军事同盟的作用和影响力将逐步削弱下降，合作安全的作用和影响力将逐步上升，大国协调下的若干次区域安全合作框架将会逐渐增多和得以完善。
二、中日间的安全困境
在传统安全领域，大国关系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地区安全局势的基本走向。其中，作为东亚地区两个大国，中日两国安全政策的选择以及两国能否开展有效的安全合作，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及安全合作趋势。
在对地区安全问题的看法上，中国与日本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1)两国都希望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2)两国都承认为此必须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安全合作。因此，中日在双边和地区层次上共同推动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中日两国的安全观具有很大差异，其国家战略目标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存在一些严重矛盾与对立之处。
中国信奉合作安全观，主张通过有关国家平等协商、共同努力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日本坚持霸权安全观，认为迄今为止亚太地区之所以能够保持和平局面，主要得益于日美安保体制，主张今后也要主要靠调整、加强日美安保体制来建立地区安全秩序，这些主张是中国所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可以断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在地区安全合作领域的关系将是一种合作与纠纷并存，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
安全是所有主权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作为一种国际资源，安全因素并非是无限的，因而难以满足所有国家的全部要求。因此，各国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冲突乃至战争，这一点已为国际关系中无数实践所证明。这就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