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FTA”的缔结实际上意味着建立起一个新的区域经济圈。任何经济圈的建立都必以若干个“核心国家”的存在为前提，这些国家的团结一致是这种经济圈建立的基本保证。如果没有德、法两国的和解，欧盟的建立就难以想象，而“东亚经济圈”的建立也必将以中日两国为核心、以中日携手共建为条件，而这又以中日两国实现真正和解为基本前提；反过来说，“东亚FTA”和“东亚共同体”理念的确立本身，就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走向真正和解。过去一段时期，日本曾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独领风骚，而如今中国和日本已同时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在不断地上升，日本应当冷静地接受这一事实。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而只会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已被最近“中国特需”推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事实所证实，而时日本的经济复苏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从现实意义来看，“东亚FTA”和“东亚共同体”理念的确立有助于中日两国共同跨越历史问题的沟壑，构筑互相信赖和向前看的新型关系。具体而言，“东亚FTA”和“东亚共同体”理念的确立可望带来下列图示的变化：中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一加强经济合作一相互依赖感增加一相互信赖感增强一克服历史问题一达到真正和解一推动“东亚FTA”和“东亚共同体”进程。
三“东亚FTA”的可能性
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各异、宗教繁多、情况比较复杂，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如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文化、历史及风俗上的相近性等方面的共同点。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同属一个地区，存在着诸多走向统合的有利条件。因篇幅所限，本文拟只限于探讨走向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一)区域内的经济互补性
中国、ASEAN各国劳动力和资源丰富，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则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各国和地区主要产品的特化系数差异见表6-20。特化系数（特化系数=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额)是表示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特化系数越高，表示竞争力就越高。如表6-20所示，中国产品中，以服装为中心的轻工产品的竞争力最强，而化工产品最弱，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简单机械类产品居中，和具有相同产业竞争力结构的泰国、印尼等国家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而日本主要产品的特化系数与中国恰恰相反。这说明中日两国存在着很强的互补关系。中国同ASEAN等国家存在若干的竞争关系，但总体来看，中国、ASEAN各国与日本存在着互补关系。
尽管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失去的10年”，但其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第一金融大国、债权大国的地位并未发生变化；而且，日本拥有从应用技术到高端技术各种层次的先进技术，制造业技术在世界上仍遥遥领先。而其他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拥有相对丰富的资源，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人工费低廉。从国际分工来看，日本与东亚域内其他经济体之间除个别领域处于水平分工状态以外，绝大多数领域基本处于垂直分工状态。在这种互补关系下的合作，各自的优势均将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更容易趋于统合；而日本与美国和欧洲之间基本处于水平分工状态，竞争大于合作。
(二)区域内的经济依存关系
1.区域内贸易
2003年底，东亚地区内贸易已达本地区贸易总额的52.4%，低于欧盟(58.7%)，但远远高于NAFTA(44.6%)。从日本对东亚地区的依存度来看，出口和进口分别为39.2%和42.3%(2001年），与1990年相比，分别增长了十几个百分点。这虽然不及德国对EU的56.4%和54.1%(1998年），但却远远高于美国对NAFTA的35.0%和30.0%(1998年）。目前的问题是，东亚地区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出口仅为8.9%，进口仅为12.3%(2001年），仍处于低水平状态(见表6——21)。但这也意味着今后本区域内贸易结构进一步得到改善的余地还很大。
2.外国直接投资(FDI)
迄今为止，东亚经济在“后发型利益”、“后发关联效应”、“多层次追赶结构”等的特殊条件下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东亚地区的工业化与其说是“内发性”的，倒不如说是以不断扩大、不断吸引外资的形式而形成的“外向型”工业化。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几乎都是通过扩大吸引国外的直接投资来带动生产发展，通过扩第大出口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在东亚的直接投资中，日本所占比重章最大。在高峰期的1993年，在东亚地区直接投资余额中，日本的投中资达到650亿美元，远远高于美国的380亿美元和欧盟的230亿美日元。1997年，东亚九个经济体（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泰贸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从日本吸引的直接投资，合计为1096亿美元，远远高于居第二位的美国的645亿美元-，此后开始沾下降。另外，从投资产业来看，日本向欧美的直接投资主要是投向展非制造业，而向东亚地区的投资中，以制造业为主，比例超过了势60%。这种投资结构对正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但日本对东亚的投资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以下三点：（1)东亚地区吸收的外资中，日本的投资份额在下降。过去，东亚地区的投资主要来自于日本，例如1990年日本的投资达26%。但最近欧美的投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1999年对东亚的直接投资额中，来自日本的投资下降为8%。(2)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近年波动较大。如图6——6所示，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从1994-1997年一直保持在20%以上。此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一路下降，1999年下降到11%，2001年虽然恢复到20.1%，但2002年又下降到15.3%，2003年又恢复到17.7%，2004年度又猛升到26.4%。（3)日本对东亚的证券投资（间接投资)很少，这是今后亟需解决的课题。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国内经济萧条加剧、日本实行金融体制改革、东亚地区投资环境等，但从中也可窥视到日本经济战略已从“脱亚入美”向“欧美亚并重”转换。迄今为止，东亚地区的资本合作及直接投资的轨迹，依据“雁行模式”原理，先是由日本投向亚洲“四小龙”，接下来是投向东盟和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内直接投资开始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日本的投资量虽然仍居首位，但“四小龙”向东盟和中国的投资急剧增加，特别是近两三年内，港台向内地投资和韩国向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日本。
(三)区域内经济关系良性循环机制
东亚经济合作虽然面临各种问题，但因经济互补性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存在，其发展基本上是顺利的，而且形成了直接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状态。
日本扩大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动机在于：“广场协议”以后，日元不断升值使国内出现大量过剩资金。由于“后发效应”的终结，其国内投资空间变小，剩余资本在国内“自我繁殖功能的丧失”，迫使日企将目光转向海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处于饱和和激烈竞争状态的家电资本，还是卷入世界经济竞争浪潮的IT和半导体资本，都陷入难以增值的困境。因此，这些资本不时地以某一生产工序或整个生产过程的形式转入东亚地区，跨越工资和汇率的壁垒以达到自我保护，或谋求跨国公司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扩大的推力要因是先进国家的过剩资本存在，而与此相对应的拉力要因是本地区各经济体相继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和开放等一系列的外向型工业化政策。随着吸引外资的扩大，资金接受方的各国，特别是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成为颇具魅力的存在。从发达国家引进的直接投资、ODA和对外贸易相互促进联动，在本地区形成了良性循环局面。
(四)其他有利因素
除上述有利条件以外，最近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有利因素。由于过去遭受过日本的侵略，而日本又没有像德国那样对侵略战争进行认真悔过，加之战前“大东亚共荣圈”阴影的负面影响，东亚各国长期以来对日本始终抱有怀疑和警惕，特别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进入“鼎盛”时期后，东亚各国更担心日本的经济扩张会影响到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正是东亚各国对日本的不信任和戒备，才使得日本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亚洲经济合作的计划接连受挫。而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东亚各国对日本的作用从过去的抵抗、警惕转为某种期待；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衰退，也使各国对日本经济扩张的忧虑减轻；另外，日本经济的萧条也严重制约了亚洲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东亚各国反而都转而企盼日本经济的复苏，以利于扩大本地区内贸易总量。东亚各国对日姿态的转变为“东亚FTA”和“东亚共同体”的构筑带来了新的机遇。
过去曾处于竞争状态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预计今后在东盟范围内很难再出现像李光耀、马哈蒂尔、苏哈托那样的强有力人物，东盟的凝聚力和经济实力相对减弱，政治和经济同时繁荣的局面将很难重现。东盟由于政局不稳、经济徘徊，发展速度趋缓，其单独发展为一个强大地区势力的可能性较小，其与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关系只能由对立转向联合。而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事实上也正向这种方向发展。
另外，近年来东亚金融合作进展也很迅速。1998年8月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由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反对而未能得以实现。但后来情况已经发生明显逆转。2000年5月，“东盟+中日韩财长会议”达成了货币互换协定。这标志着东亚金融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亚洲金融合作进入了实质性发展阶段X2003年10月，东盟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厘宣言》，使各成员国一致同意在2020年完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并在政治、安全等广泛领域实施统合。
四、中日FTA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艰巨性
目前，中日两国在签订FTA问题上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按理说，中日贸易和直接投资数额巨大，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已很高，签订双边FTA或EPA(经济伙伴协定）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中方已向日方多次提议尽快进行相关谈判。尽管日本企业界对签订中日FTA十分积极，但至今未能得到其政府的积极回应。
日方以如下几点作为其态度消极的理由。经济因素为：（1)中日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2)农业问题；（3)劳动力流动问题，即唯恐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涌入日本市场。非经济因素为：（1)中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由此导致互信度下降、国民感情恶化等；（2)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问题，也就是谁当“头”的问题；（3)美国因素，即美国决不希望在东亚出现一个“排美”或“冷美”的区域经济合作集团，日本作为“以日美关系为外交基轴”的国家，其对华政策受到美国因素的牵制。
尽管存在各种困难，但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没有中日两国的积极参与，东亚合作不可能得到顺利进展。
日本有人认为，中国加强同东盟的经济合作，扩大自身的影响会对日本与东盟的传统关系产生威胁；也有人认为，日本在中国之后决定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在与中国“叫板”。而事实并非如此。既然日本目前还不愿意与中国就FTA问题进行谈判，那么中国与日本首先分别同东盟缔结FTA，既是一个自然发展进程和现实选择，同时也是一种经由东盟的间接合作方式，最终将促进包括2001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历次“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上曾多次提出相关倡议。2005年以来，中国驻日大使王毅也在多次讲演中呼吁进行中日FTA谈判。
中日在内的东亚FTA的实现。这一进程可能米取如下方式：先易后难，从双边走向多边，从能源、货币等专业性领域走向综合性的东亚FTA、东亚共同体(EAC)，乃至亚盟(AU)。据日本经济新闻社于2004年6月对200家中日大企业所作的调查表明，有90%以上的日本企业和86%的中国企业赞成缔结中日FTA。另据日本有关部门最近测算，如果中日缔结FTA，将使日本GDP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高于日本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缔结FTA对GDP的贡献率。从这些迹象看，今后中日FTA问题有可能出现峰回路转的突破性进展。
综上所述，东亚FTA以及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又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缔结东亚FTA，东亚各经济体都面临着一些困难，例如主导权问题、日本农业问题、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民族产业保护问题、日本与其邻国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以及美国因素的干扰等经济外因素。克服这些困难既需要时间，更需要智慧。欧洲走向合作和统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艰苦历程，东亚地区情况远比欧洲更为复杂，实现东亚FTA和东亚共同体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中日两国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在东亚合作方面应加强协调。走向区域合作的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作理念的确立、走向合作的积极姿态和不断向前走的过程。东亚各国应就走向统合达成共识，并将其作为本国地区战略的基础。在这一前提下，中日之间以及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都会容易得到缓解。可见，走向东亚经济合作，不仅仅是本地区各国实现共同繁荣的需要，而且也是在双边政治与安全关系以及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实现共赢的需要。
2006年10月以来，中日政治关系出现了“回暖”趋势。这一局面无疑给中日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