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10年间，中日关系逐步显露出了新的调整期和转折期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以这一时期中日关系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也正日益深入地把握到这些特点和规律。中国的对日政策，也正随着现实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而逐步调整得更加到位。
与中国的其他双边关系相比较，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以下一段话来进行概括。“21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是一对具有地缘同一性、国力竞争性、利益重叠性、感情对立性的海陆复合型大国关系。”
这一定义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内涵：
第一，地缘同一性。中日两国是同处于西太平洋地区——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这一特点决定了，中日关系和中国与非东亚国家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内涵。
与中俄、中美关系相比，中日关系在经贸交往、安全博弈和国际竞争等方面都更以同一个东亚区域为重点。就地理位置而言，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西太平洋国家。然而，俄罗斯毕竟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双头鹰”国家，其政治重心和文化认同主要在其欧洲一侧，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目前也处在一个收缩、低潮期。因而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中俄关系和日俄关系都无法与中日关系相提并论。就地缘政治影响而言，美国是这一地区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然而，美国毕竟是一个位于太平洋东岸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目标不在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确立和维护一个以其为主导的地区秩序。
与中韩、中国——东盟等东亚区域内双边关系相比，中日关系的不同点在于，它属于同一地缘政治区域内的大国关系范畴。
第二，国力竞争性。二战后的前40年，中国的政治崛起和日本的经济崛起曾是两国发展的基本态势。最近20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崛起又成为两国发展的重要特征。目前，双方都在强势崛起、综合国力的发展方面呈现出双向、交叉、均衡化的趋势。因而双方共同面临着如何对待“对方崛起”的课题，但又都难以用实力压服对方，或以语言说服对方，出现了竞争与合作同步增长的局面。
第三，利益重叠性。在中日同时崛起过程中，主要是由于日本急于突破中日关系已有双边框架，使两国利益的接合部呈现出了重叠性、排斥性和对抗性。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把改写侵华历史、摘掉“战败国”、“侵略国”的帽子作为“重振日本精神”、“成为普通国家”的前提。在现实利益问题上，日本加大了“挟美制华”、干预台湾问题的力度，并在钓鱼岛主权、东海划界等问题上采取了改变现状、步步紧逼的强硬姿态。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日本处处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力图阻止中国国际地位上升趋势。在日本挑起的这一部分“零和”竞争中，有了日本的利益，就没有中国的利益，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多少可退让的回旋余地。
第四，感情对立性。中日都曾有过在东亚占据最强国地位的辉煌和曾被边缘化的屈辱，双方都有由优越感和自卑感交织而成的双重历史记忆。因此，中日关系中的民族感情对立色彩比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关系都浓重得多。由于日本侵华造成的灾难过于深重，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动向势必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应。而日本右翼势力又以渲染“中国对日本‘打历史牌来诱导其国内舆论和民众情绪，力图把中国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对立扩大化为“中国对日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两大民族对立。
第五，海陆复合型。中国有着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和1.8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从其地理条件和潜在能力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海陆复合型大国。只是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立足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防范北方的安全格局、“华夷秩序”的中心地位、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主要是作为大陆国家而得到发展。600年前郑和七下西洋，充分显示了中国作为和平海洋大国的巨大潜能；但其后自我放弃向海洋发展，又显示了上述陆上大国的特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海陆复合型大国的潜能开始释放出来，其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对陆地和海洋的依赖程度同时增大，后者的增长尤为迅速。
日本四面环海，海岸线总长约3万公里，在地理上是一个海洋国家。自古以来，日本一直试图向西边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扩张，以致在20世纪上半叶发动了旨在侵占他国国土和掠夺财富的侵略战争，最终惨遭失败。战后，日本在发展和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通过海外贸易实现了和平发展。21世纪初期，日本在发展上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正日益加深，但在安全上不但依然严重依赖美国，而且其依赖程度还在继续加深。日本消极地吸取了向东亚地区武力扩张而失败的教训，对融入东亚心存疑虑，对中国的发展怀有戒心，欲配合美国限制中国走向海洋。在这一条件下，中日关系出现了在经济上日趋相互依赖、在安全上日益相互防范的矛盾结构。
中日关系的上述几方面特点，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首次同时、全面地表现出来的。在这一新的现实下，把握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发展规律，仅靠迄今已有的分析框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中日关系研究本身的进展和积累，也已到了必须而且可以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具体层次，进入从宏观和微观层次上把握中日关系总体发展规律的阶段。
为此，对21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必须而且可以从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过去与现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双边与多边等各种侧面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
基于这一前提，以下各节旨在提出分析和研究中日关系的总体框架，以此为本书的其他各章把握中日关系各领域的现状，并为中国的对日政策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提供一个理论平台。
（第一节）文明史及现代化论视角——国际环境层次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从各种不同的学科、方法和视角对中日关系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从中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在（第一节）里，笔者拟在学界已有的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更能全面、立体地把握中日关系的分析框架——四维视角。那就是：（1)文明史及现代化论的视角；（2)中日关系史的视角；（3)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视角；(4)全球化的视角。
在由这四维视角的有机结合构成的总体分析框架中，每一种视角都既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又都各自具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四维视角的整体，可以投射出一幅中日关系的总体构图。
一“西力东渐”与中日关系
一部中日关系史证明，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不仅取决于双边因素的影响，而且取决于国际环境因素的强烈影响。在漫长的古代历史进程中，以中国占据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日本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位置，西欧等其他地区势力的影响尚未能对东亚秩序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前提，国际环境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尚停留在最低限度的水平。
然而，自从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逐渐“东渐”到东亚地区，从而挑战并最终否定原有东亚国际秩序形成原理，国际环境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大。
19世纪中叶，当西欧型国际体系以船坚炮利为后盾，以近代工业品为开路先锋，向东亚地区延伸时，东亚各国纷纷视之为“来自西方的冲击”。在这一冲击下，在那之前在这一地区长期存在的国际秩序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开始走向崩溃。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开始置身于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在不同于古代“华夷秩序”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一新发展范式下得到了“重新定义”。
在现代化的“初期形态”——“西化”阶段，日本成为在亚洲成功实现发展范式(developmentparadigm)转型的唯一国家。与日本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作为农业文明古国的中国，为了准备现代化所需的完成政治统一、形成民族和统一市场等基本条件，竟然花费了整整100年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初的中国至今依然处在其最终完成阶段。
现代化的内涵是什么？迄今为止，各国学者就此提出了种类繁多的定义。有的就其一般含义表述为：“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有的侧重指出了其内涵现代化是突破原有农业大生产力形态转向工业大生产力形态引起的社会巨变有的侧重概括了其外延：“现代化是指300年前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以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历史《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8页。
嗔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运动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生产方式和社会上层建筑发生转型，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上层建筑又不断解放和推动生产力发展这样一个由低级向高级进步的过程和结果。二战以后，人们开始广泛使用“现代化”概念。该概念则是特指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变，其基本内涵包括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先进科技、以此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形态。
毋庸赘言，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欧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自中世纪末期以来，西欧社会通过宗教改革、市民革命、科技创新、确立主权、开拓市场等发展步骤为现代化准备了一系列基础条件，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则使西欧各国率先走上了“内源性”现代化——由其社会的内在因素启动的现代化轨道。其后，世界各地区在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运动的裹胁下，或相对主动，或被动地相继被卷入了“外源性”现代化——由外在因素的触发而启动的现代化道路。
作为这一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成就，西欧产生出了这一时代人类最辉煌的思想结晶——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自由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
20世纪末期，随着人类社会开始由工业文明时代向后工业文明时代发展现代化的特征和认定标准也迎来了新的飞跃，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第一次现代化”时代正在向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第二次现代化”时代过渡。
冷德熙主编：《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嚷有的专家指出：人类正迎来的是继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形态——“新工业文明”。参见韩民青：《文明的演进与新工业革命》，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11日；韩民青：《论新工业革命——从工业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变》，《光明日报》2002年5月11日。
这参见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迄今为止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均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为前提条件，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一个民族和国家现代化的程度与速度，取决于其内部条件和国际环境两方面因素：前者是现代化的内因，后者构成现代化的外因。而“外源性”的现代化，特别是“延误了的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往往出现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现象，其中最突出一点就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发挥重大作用。
现代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国际性的和世界性的发展进程。各民族、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脱离国际经济与政治体系的孤立过程，而是从一开始就必定与近现代国际关系结下不解之缘，始终受到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及国际关系格局的强烈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具有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国际关系发展的一面；另一方面，其启动过程却包含着残酷竞争、“优胜劣汰”的血腥一面，表现为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之间乃至民族与种族之间相互排斥的“零和”性质。
在近代的起点上，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列强利用其经济、军事与体制的优势，对亚、豸、拉地区的大部分民族实行了野蛮的殖民统治，打断了这些地区的自然发展过程，也阻碍了其正常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就每一个在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上落后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是否遇到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及能否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是其现代化能否实现或能否加快实现的关键。由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种种差异，各地区和各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速度及成败上不会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各国的I见代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等属于民族与国家的自强与相互竞争的概念紧密相连。
U；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嗔关于现代化道路的差异，参见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陈峰君：《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世纪中叶，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加紧向中国南部地区渗透。1853年，随着培理海军司令率领的美国舰队，即“黑船”来到日本浦贺港炫耀武力，西方列强接踵来到东北亚这一“远东”地区。在“西方的冲击”下，中日两国几乎在同一时期被置于被殖民化的民族危机之中，并以这种受外部力量强制的方式开始被强行拖入世界性的现代化初期浪潮之中。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相互交往的历史超过2000年，直至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一直在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圈内长期共存、交流和发展可以肯定，如果没有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袭来的“西方的冲击”，中日两国的传统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进程还将维持一定的历史时期，两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时机和方式极有可能与后来实际发生、如今人们熟悉的历史进程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