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以大来佐武郎为首的“日本太平洋盆地合作研究小组”成立。这是日本首相太平正芳的一个私人咨询机构，该组织提出了题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报告。同年，澳大利亚和美国学者也联合提出题为《建立亚太地区经济组织》的报告。在此基础上，1980年9月，由官、商、学三方人士组成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宣告成立。目前，其成员包括了亚太地区23个经济体，以及“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和“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两个机构会员，各成员国(地区)内部设有“PECC全国委员会”，由所在国（地区)政府部门主管。因此这是一个半官方机构。中国于1980年加入PECC。
PECC由日本和澳大利亚发起是事出有因的。日本选择了澳大利亚而非美国作为推动区域合作的主要伙伴。其目的是（1)避免造成日美同盟主宰亚太合作的不良印象；用澳大利亚来冲淡在二战中遭受日本侵略的东亚国家对日本主导亚太合作的戒心。此外，日澳两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展了双边合作，澳大利亚也是“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的主要发起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1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举行会谈时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的五项原则（1)以经济和文化合作为中心，不搞政治和军事合作；（2)保持松散的联合，不搞固定的机构；（3)实行开放性合作，避免排他性；（4)合作的主要成员应包括日、美、加、澳、新(西兰)与东盟；(5)主要由民间机构来推动区域合作。澳方对此表示赞同。这五项主张对其后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4.官方区域合作机构的登台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亚太区域合作速度加快，除日澳继续积极推动以外，美国、东盟、韩国与中国也先后加入亚太区域合作推动者行列。
早在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就表明：“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它在亚洲有切身利益，需要一个反映这一地区各国人民愿望的经济合作机构。之后，美国学界和财界也参与了“太平洋共同体构想”的研究。1979年，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委员会就“太平洋共同体”举行听证会，主席沃尔夫公开表示，他对“别的国家”领导太平洋合作进程“感到不安”。1980年1月，沃尔夫在日本演讲时又提出由美日共同发挥推动太平洋共同体进程的“领导作用”、同年3月，美驻日大使曼斯菲尔德发表题为《太平洋地区是一个共同体》的报告。1983年，美国国会“环太平洋设想研究小组”提出报告，主张以欧共体模式建立包括贸易、投资、技术及政治、安全等方面在内的太平洋共同体，以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设立“太平洋盆地”大使职位，任命费尔班克斯为首任大使。此外，美国为冲淡日本的作用，还提出把东盟、韩国和中国纳入亚太合作框架，并强调“美、日、东盟和中国”应是太平洋共同体的主要对象。
东盟起初对“太平洋共同体”并无好感。1980年1月，印尼外长穆塔尔指出，东盟的独立发展比加入“太平洋共同体”更重要，认为美日拉东盟的目的无非是看中了东盟的廉价劳动力、原料和市场。但是不久，东盟的立场就发生了转变。1981年，印尼学者开会讨论太平洋共同体构想，督促东盟各国对亚太合作采取积极态度，并成立“东盟与太平洋共同体研究小组”，提出东盟的主张。1983年，印尼在巴厘岛主办了PECC第三次年会。1984年，印尼外长穆塔尔在东盟外交会议上首次提出东盟关于太平洋区域合作的建议，主张要求与美、日、加、澳、新(西兰)五个对话伙伴商讨太平洋区域合作。东盟的立场是，太平洋地区需要合作，但这种合作应当是松散的，以经济为主，不带政治和军事色彩；同时应当是非制度性的，即不搞共同体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东盟加入亚太区域合作的反应异乎寻常的热烈。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太平洋合作四项原则”（中曾根主义），其中第一项就是“尊重东盟的主导权”；他还提出，太平洋合作计划“应以东盟为先导”来推进。而其背后的因素，则是用东盟来平衡和削弱美国对亚太合作进程的主导作用。
韩国、中国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卷入亚太合作进程的，但韩国要早于中国。1980年PECC成立时，韩国便是其创始成员；1981年，韩国成立“太平洋合作委员会”；1982年，韩国总统全斗焕提出召开太平洋地区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区域合作问题；1985年，韩国主办了PECC第四次年会。中国加入亚太区域合作进程时间较晚，直到1986年才成为PECC正式成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困难重重，多边主义受挫，区域主义浪潮再度席卷全球。在此背景下，在亚太地区加强区域合作的呼声再度高涨。1989年1月，在澳大利总理霍克的建议下，首届APEC会议在堪培拉召开，当时与会的有美、日、加、澳、新(西兰）、东盟六国和韩国共12国的26名主管外交和经济的部长，并决定今后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作为亚太地区首个由政府组织的论坛，APEC就这样诞生了。APEC的宗旨是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加强经济技术合作。1993年起，APEC设立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成为全球瞩目的大事。1991年，中国及中国台湾省（台湾以“中国台北”名义）和中国香港地区同时加入APEC。APEC如今已有21个成员，其产值约占全球60%，贸易占全球47%，人口约占世界34%。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区域合作思想萌芽，到80年代末APEC的诞生，亚太地区区域合作从设想到付诸实现，整整用了30个年头。而东亚区域合作直至90年代初才开始起步。
三、东亚区域合作框架的建立
(一)东亚区域合作起步晚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前，东亚地区只有东盟（ASEAN)这一个次区域合作组织，而就整个东亚地区而言，一直没有任何区域合作组织。东亚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产业阶梯”，各经济体之间在资源、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禀赋上互补性很强，该地区进行合作的经济条件很好，为何区域合作起步反而较晚呢？是否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和多样性有关呢？东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显然超过了欧洲。有人断言，东亚地区“在相当时期内不具备条件建立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机制化的一体化组织其实，多样性和差异性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互补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未必一定成为区域合作的绊脚石。东亚区域合作起步较晚另有原因是（1)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东亚合作始终依托于亚太区域合作，没有形成独立的合作机制。东亚合作一直是亚太合作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从经济上看，是因为东亚的最大出口市场是在亚太，主要是在美国。东亚经济与美国紧密相连。与美国的这种高关联度，使得东亚很难脱离亚太，东亚的区域合作也很难独立进行。(2)美国也不能容忍在太平洋沿岸出现一个独立的“东亚经济圈”。二战后东亚一直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和进口市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贸易重心进一步向东亚倾斜，美国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显然不会支持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合作。(3)日本虽然一直谋求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但日本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不敢得罪美国；“四小龙”及东盟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也很高，在区域合作的态度上也不得不受制于美国；东亚内部在区域一体化合作方面缺乏共识，也没有核心推动力。例如，韩国为了减少对美日的依赖，提出了以韩国为中心的“黄海经济圈”，中国对建立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华经济圈”很有兴趣；东盟则忙于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另外，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各国对日本提出的“东亚经济圈”构想也怀有警觉。这些因素都使东亚区域一体化举步艰难。
(二)“东亚经济集团”(EAEG)和“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的提出
事实上，对东亚区域合作态度最积极的并不是提出“东亚经济圈”构想的日本，而是东盟。东盟是东亚地区最早出现的次区域合作组织。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东盟加快了自身的一体化进程。作为一个区域组织，东盟对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发展非常敏感。欧洲和北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东盟的刺激很大。1990年，泰国率先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倡议，1992年，东盟首脑会议正式宣布AFTA的建设将于1993年初正式启动。东盟在推动自身一体化的同时，也积极主张把东亚一体化提上日程。1990年12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倡议，其主要内容为：（1)该集团由东亚地区的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组成，不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2)目的是加强东亚各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与其他国家集团的抗衡力量。(3)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建立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东亚协调组织，以加强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力量；第二个阶段再建立经济贸易集团。
EAEG倡议反映出东盟对美国主导以APEC为标志的亚太区域合作的担忧，东盟也担心APEC会削弱东盟的影响，故想借用东亚的整体力量来抗衡APEC。此倡议出台后，立即招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强烈不满，它们极不愿意看到东亚出现一个全部由黄种人组成的经济集团；日本态度十分暧昧；只有中国和东盟多数国家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东盟国家担心此举会对东盟和APEC的活动产生不利影响。1991年10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决定把“东亚经济集团”更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并作为“东盟国家的共同倡议”，但强调EAEC、不是一个制度化的实体或贸易集团，而仅是为了在必要时协调立场的一个论坛”。此外，东盟还强调EAEC要在APEC框架内建立，对APEC起补充和促进作用。EAEC虽然在成员范围上仍与EAEG-样，但其功能已大大弱化了，这显然是为了打消外界对东亚组建“集团”的疑虑。但即便如此，美国仍然持反对态度，日韩则小心谨慎，加上当时以APEC为标志的亚太区域合作的势头较猛，EAEC的倡议实际上被束之高阁了。
EAEC虽然没有能最终建立实现，但它却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开始作了舆论准备。它向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东亚将对区域主义做出回应，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三)“10+3”合作框架的形成
从1990年EAEG的提出起，到1997年底前，东亚的区域合作并无大的起色。但在这一期间，东盟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成员不断扩大，合作加强，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建设加速进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盟正处于其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在东亚和亚太事务中，东盟用“一个声音”的团结姿态加强了其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东盟想把东南亚的区域合作扩大到整个东亚。1995年12月，在曼谷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提出与中、日、韩三国首脑举行会晤的建议。这是继EAEC遭冷落四年后，东盟再度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一次尝试。但此倡议并没有立即实现，原因之一是日本另有图谋，日本希望单独与东盟举行双边首脑会晤，这一企图在1997年1月桥本龙太郎首相访问东盟时彻底暴露。但东盟出于“平衡外交”的战略考虑，坚持同时与中、日、韩首脑会晤的立场，并于1997年底首次实现这一愿望。
1997年7月，东亚爆发了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五国成为重灾区。这场危机使东亚经济遭受重创，但它同时也成为一个契机，大大加快了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促使“10+3”框架的建立。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缺少本地区的合作机制，遭受危机的上述东亚国家(除马来西亚外)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而IMF则开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使求助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复苏进程；而另一方面，APEC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无所作为，使东亚成员深感失望。日本虽然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但旋即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受美国控制的IMF和世界银行也表示反对。这种情况使东亚国家痛切感到加强彼此间合作的必要性，达成一个共识：东亚各国只有团结自救，加强合作，才能战胜危机。
1997年12月15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了首次“9+3”领导人会议，除柬埔寨以外的东盟9国与中、日、韩3国共12国领导人会聚一堂虽然这次会晤在1997年3月已经确定，但7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这次会晤显得更加不同寻常。这是东亚各国首脑首次举行全体会议来商讨本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次会议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地区金融危机促成了这次会议；但从实质上看，它体现了东亚地区顺应时代潮流走向一体化的一种必然趋势。
从现有的世界各地的区域合作实践来看，区域合作在形态上大致可分为三种（见表4-1)。
当时柬埔寨尚未加入东盟。1999年柬埔寨正式加入东盟后，“9+3”会议便成为“10+3”会议。
在东亚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期便出现了次区域经济合作，这就是围绕着图们江流域开发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但至今仍停留在功能性合作形态上。而“10+3”合作最早也是以功能性合作形态出现的。1997年的首次会议，主要议题便是如何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燃眉之急。“10+3”合作的首项成果是《清迈倡议》，这是2000年5月在财长会议上达成的一项货币交换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