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6年1月4日日本《日刊工业新闻》预测，整个东亚2006年的GDP增长率将维持在7%左右，亚洲作为“世界增长中心”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据日本贸易振兴会预测，中国2006年GDP增长率为9%，外资对华投资将进一步加速。2006年，亚洲“四小龙”的GDP增长率将从2005年的4.3%上升到4.9%；韩国和新加坡的投资和出口增长水平将超过2005年，分别实现5.0%和5.7%的增长；台湾的出口将逐渐恢复，但投资增长会停滞在4.1%。2006年，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的GDP增长率将达5.4%。其中，越南的增长率仅次于中国，保持在8%以上。2004年印度的GDP增长率为6.9%，2005年、2006年可以保持相同的增长水平。
二、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东亚区域合作对这一地区国际格局的影响日益增大。中日关系也越来越受到区域合作的影响；反过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对区域合作的正负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地区纷纷建立起了区域合作组织，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从国际经济的观点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防卫性反应，也是对经济全球化的补充。从国际政治的观点看，区域合作是地区内各国以国家联合的形式形成国际关系中新的力量来源或权力中心，进而改变着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权力结构，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
区域化的程度主要由以下指标来衡量：（1)物质层面的指标，包括区域内的生产分工、经贸、投资和旅游等；（2)制度层面的指标，包括区域内国家所建立的各种制度组织以及这些制度组织的层次、活动的范围和频率等；（3)观念层面的指标，这可以通过区域意识、区域认同、区域觉悟这些概念反映出来区域主义产生的动因，一是各国寻求通过联合来维护和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二是区域内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增强的结果。
像任何区域合作一样，东亚合作也有着明确的政治内涵。东亚合作进程从经济合作开始，现阶段仍以经济合作为重点，但迟早并已经开始逐步向政治对话及社会文化合作发展。东亚各国将通过合作寻求增进相互信任，同时发展制度性机制，从而确保地区和平与发展。东亚国际关系中合作与冲突的各种因素交织，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尽管如此，东亚合作已经走上轨道，东亚型的区域主义正在形成，东亚合作已有了具体的运作原则和较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如东盟加中日韩的“10+3”合作机制，以及围绕朝核问题而启动的“六方会谈”机制等等。
另一方面，东亚区域合作也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环境的制约。冷战后，尤其是“9·11”以后，东亚地区的大国关系显示出“等差式的力量结构与复合式多边均衡结构并存的局面”。大国关系中存在着两种路线的对立：一种是坚持新保守主义理念和强权政治手法的单边主义路线；另一种是提倡多边合作和参与的区域主义路线。东亚区域合作的未来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条路线的较量和兴衰。
中、日、韩三国是东亚地区最有经济实力的三个国家，三者合作的顺利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东亚地区合作的快慢。三国间的优势互补性很强，日本和韩国的技术和资金优势较为明显，中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方面的具有优势。三国间的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中日韩研究机构共同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三国间建成自由贸易区，将提供中国GDP的1.1-2.9个百分点、日本GDP的0.1-0.5个百分点、韩国GDP的2.5-3.1个百分点。但长期以来，三国间经济合作一直滞后，直到近年，中日韩合作才开始走上正轨。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东亚合作将超越经济合作而转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全方位制度性安排的合作体制，即“东亚共同体”。但由于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差异很大，走向“东亚共同体”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是以东盟主导的方式进行的。在此框架下，东盟与中日韩的制度性区域经济合作均已展开。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东盟与日本、韩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从而促进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003年，日本在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展的触动下改变了一度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对东亚合作重新积极起来。日本与东盟发表了旨在推进双边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把构筑“东亚共同体”作为目标。
日本是东盟各国的主要贸易对象之一和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密切的经贸关系使日本在东盟各国拥有很强的影响力。然而，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严重限制了日本与东盟发展制度性经济合作关系，在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进程方面也落在中国的后面。2003年，日本提出全面提升与东盟的关系，是为了急起直追，抢占制度性区域经济合作的制高点，确保日本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主导地位。从整体上看，日本与东盟合作的新飞跃既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东亚合作，给东亚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日两国对东亚合作的走向和前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东亚合作取得进展的关键，中日两国都有推进东亚合作的意愿。但中国对区域合作的参与经历了一个渐进发展过程。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陆续实现关系正常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促使中国转向区域主义，如今已成为积极推动东亚合作的重要动力：（1)东亚地区集中了中国最主要的一些经贸合作伙伴；（2)东亚是中国最主要的周边环境，同时也是中国发挥国际作用的最主要地区；（3)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对东亚各国有着相近的认同感。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2002年，中国和东盟各国领导人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一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中国作为第一个非东南亚大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以战略伙伴关系为目标的文件，东盟成为第一个宣布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地区组织。中国除了发展与东盟的合作关系以外，还着眼于加强中日韩三国合作，并积极参与和推动“10+3”合作进程。2003年巴厘岛会议期间，在中国的倡议下，中日韩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是三国领导人发表的首份三方合作文件，确立了三国合作的基本框架和前进方向。目前，“10+3”框架内已陆续建立了外交、财政、经贸、农林、劳动和旅游共六个部长级会议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各领域合作的开展。
中国与东亚的关系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反过来，东亚合作的发展趋势也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日本在19世纪末期形成了“脱亚入欧”的思维定式，战后又形成了以“脱亚入美”为特征的对外意识。作为地处东亚的经济大国，日本从未放弃参与和主导东亚经济合作的目标，但日本有着“西方一员”的自我定位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其在推进东亚经济合作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早在1988年5月，竹下首相的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就曾建议由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5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10国建立“东亚经济圈”，通过贸易、投资与货币“三位一体”的合作，组成以日本为领导的经贸集团。当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成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时，日本起初表示积极支持，但后来又因美国的压力而公开表示反对。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的姿态时冷时热，特别是一直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使其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大打折扣，同时也对区域合作进程带来了负面影响。
近年来，日本逐渐改变了以往的观望态度，其对区域合作的态度日益积极，并谋求掌握主导权。2003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历访东盟五国时，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从小泉首相的演讲内容看，日本设想的“东亚共同体”由三个层次组成：（1)以日本和东盟之间的合作构成东亚共同体的基础；（2)发挥“10+3”框架的作用；（3)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东亚经济合作。日本设想的“东亚共同体”不仅是个经济合作组织，而且要开展安全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加快了与东亚各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步伐，进一步推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2003年12月1日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一东盟峰会上，双方签署了《面向新千年日本一东盟合作伙伴关系东京声明》。根据该声明，日本和东盟将建立“东亚共同体”，双方将在具有共同原则、共同价值观以及共同战略利益的各方面进行合作。这标志着日本参与东亚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5月18日，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的成立，标志着其东亚合作政策的重大转机。
21世纪初期，日本将继续致力于同东盟建立有效的制度合作；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国内的阻力、对侵略历史的错误立场以及对美国的外交依赖，日本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将带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将经历历史性的变化。在从传统型双边关系向地区性的双边关系转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的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问题在于能否把这种转折中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并避免较大的危机和震荡。如何看待中国的迅速发展，是日本必须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越来越多的日本各界精英承认，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目前，日本和韩国正在加紧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日本和中国已经分别与东盟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韩国和东盟也已展开了自由贸易谈判。中日之间尽快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能否取得突破的重要标志。面对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现状，有必要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角度认真加以思考，探索从两国互补性较强的经济关系和区域合作中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途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东亚合作发育不良是导致这一危机及其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此次危机起到了加速东亚合作进程的作用。然而，由于日本的姿态消极，中日两国至今未能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国家间合作除了“制度性”安排以外，还有一种没有任何正式协议的“实际上的经济融合”(de-factoeconomicintegration)模式。据统计，2000年，日本对华出口为300亿美元，而2003年就已上升到570亿美元，其对华出口规模在短短三年间扩大了近一倍，这在全球国际贸易史上也是罕见的；同样，中国对日出口也在快速增长，2004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1680亿美元，如果加上日本与香港贸易则达2050亿美元，日中贸易首次超过日美贸易（1890亿美兀)。
东亚地区大国关系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美日三边关系。稳定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是目前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稳定三边关系，需要中美、中日以及中日美之间进行战略对话，建立战略互信，逐步发展战略合作。美日同盟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防范和抑制中国在东亚地区中的作用。因此，迄今为止，中国与美日之间仍严重缺乏战略互信和战略对话，更谈不上共同推动区域合作。
目前，中国各界人士对美国在东亚的作用及日美同盟具有较为理性和现实的认识，认为美国力量在东亚的存在和利益主张既有历史背景，也有客观依据。中国在参与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时，奉行的是开放的区域主义，注重与美国加强对话与协调，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不断寻求和扩大新的利益汇合点
21世纪初，日本把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视为其外交的最大挑战，把强化日美同盟作为最主要课题，其战略用意是在于借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护其在与中国关系中的有利地位。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因素对国际的影响也日益凸现。引起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现在中国的一举一动几乎都能激发其他国家的波动与反应。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召开，美国舆论认为，中国企图通过这一机制，把美国势力排挤出亚太地区。可见，中国的国际行为影响到了美日等国的战略意图。随着国际影响和作用的不断扩大，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提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因素对世界的影响正在同步增大，呈现为一个互动的进程。可见，提高执政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和国际应变能力，越来越成为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鉴于各方面的差异，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将是介于美国主导的北美区域一体化和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区域一体化之间的新的形式。其中，中日关系的走向以及两国决策层做出何种设计和定位，将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景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日关系的首要课题在于如何对待和处理两国都力争崛起所引起的矛盾。而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既是区域一体化得到进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缓解两国共同矛盾的有效途径。
王毅：《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载《人民日报》2004年4月30日。
2007年，中日两国决策者都面临着机遇。在相互间“政冷”局面已被打开的情况下，以共建“东亚共同体”的合作意识作为构建中日关系的新基础，这将是中日两国继续走出“历史阴影”，携手走向未来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