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他长久的打“小报告”，蒋介石终于被说得“耳根子”发软了。他下令把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而戴笠终于如愿以偿，便大刀阔斧地对邮检处进行改组，把CC系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去，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马。从此，在特务工作方面，CC系总是稍逊戴笠一筹。
最怕碰上共产党
这个时期，戴笠手下的特工们，仍然是鱼龙混杂。他们中有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学生，还有无业流氓，甚至有帮会头目们。
还有一些人，参加特工组织，完全是因为亲戚的介绍。比如沈醉，就是通过他的姐夫、上海站成员余乐醒的介绍，加入复兴社的特务处。
当时，特务处的经费完全不能和后来的“军统”相比，特务们的收入也很低，对此，戴笠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艰苦一点”。自然，低工资也容易导致贪污。对很多年轻特务来说，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有一个公职，不管是当幌子还是正规工作都行，这样便可以有额外收入，并且有机会来敲诈勒索。
那时的复兴社成员，多半是些幼稚的年轻人，而他们的对手却老练而机智。可以这么说，尽管戴笠的特务们制造了白色恐怖，但他们往往非常拙劣。他们的经费和设施也有限，完全不像谍战影视剧中那样：特务们整天开着高级轿车到处跑。其实，当时的上海大街上，到是会不时出现这样滑稽的场面：一群小特务，坐着破旧的汽车，慌慌张张追捕“颠覆分子”，可他们的对手却总是很轻易地就脱逃了。
从沈醉的回忆中可以得知，当时特务们都把逮捕共产党人，看作十分危险的活动。
193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沈醉带领十几个特务去江湾地区逮捕一组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接近开会地点时被发现了，这组共产党员立刻分散开来，只剩一个人抵挡在最后，向这些秘密警察射击。一阵枪战后，沈醉的胸部被这个共产党员射中，虽然枪伤不致命，但沈醉从此终身带着这个伤疤。
沈醉痊愈后，当年冬天又带领两名特工，去曹家渡逮捕一名有共产党嫌疑的作家。因为嫌疑分子是个文人，特务们便以为没有什么威胁。抓捕之前，这位作家突然请他们允许自己穿上衣服，然后他趁特务们不备，从一顶帽子里面掏出一个手雷，拔掉上面的保险栓。
这时沈醉一行人谁也不敢掏枪，而这位作家同时向门口靠近并突然关上了灯。接着是砰的一声，特工们都以为是他扔下了手雷，便趴下躲避。过了一会儿，特务们发现并没有爆炸，才打开电灯，但那个作家却早已经不见了，而沈醉一行人却被锁在房里。等沈醉和他的特工们终于破门而出时，正赶上附近的工厂换班，人群中根本无法再找到这个人了。
对上海站的特工们来说，最经常、最麻烦的任务是全面监视。戴笠对这种任务特别重视，因为它既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又是对蒋介石的敌人的惩罚手段。如果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惹火了蒋介石，委员长会吼叫着命令：“把他监视起来！”
这命令会通过戴笠下达，于是，上海站下面的某个组就会组织起一个专门针对那个人的监视活动。但那时每个组只有十几个外勤特工，而且尽管每个特工会把他的亲友们拉进来作帮手，也还是人手不够。
大多数的监视都是断断续续的，但组长们尽量对戴笠隐瞒这一事实，让戴笠以为某个人是在持续的监视下。其实，监视只是阶段性的，其记录和报告也是假造的。事与愿违的是，由于特工们人力有限，散布全城，无法有效地监视国民党政权那么多的嫌疑敌人，反而产生了秘密警察戒备森严的气氛，给公众造成秘密特工的活动无处不在的印象。
但一般说来，上海站的特工越跟共产党地下特工打交道，就越怕接近或逮捕他们。这些特工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曾经是共产党员的特工们有时会发现，当他们企图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人结交的时候，他们有被当作叛徒挨打或被杀的危险。上海站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有一次在浦东工厂区碰到两个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为了说服他们跟他一起加入特务处，王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僻静处，想劝说他们，结果被他们用自己的枪打得半死，直到巡逻的警察来到把那两人吓走为止。从此以后，王克全像其他许多“叛徒”一样，为保全自己再也不敢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员接触了。
特务处也试图打进共产党内部，但这方面收效甚微。据沈醉说，他在上海的6年中，不知道有任何渗透到共产党组织成功的例子。
在“反共”方面总不是不敌CC系，这样戴笠很恼火。一次他发脾气说：“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
戴笠的“黑帮手法”
不过，“特务处”自有别的专长，比如绑架、暗杀、刑讯等“黑帮手法”。特别是在上海站，由赵理君负责秘密逮捕工作，他们被劫持和杀害的人可谓数不胜数。
在特务处没有装备汽车之前，他们通常使用的抓捕方法是：一个特工穿一件自制的黑外衣，携一条装有铁砂等物的橡皮管，装作强盗的样子，把受害者击昏。然后，另一个在附近的特工，会从人群里冲过来，装成是他的亲戚的样子把被击倒的受害者从强盗那儿拖开，然后拦一辆黄包车，大声叫着去医院。
一旦他们有了足够的汽车，戴笠的人就开始用起了典型的“黑社会手段”。他们会用枪顶在受害者背后，把受害者抓进一辆等在一边的车里。
特务们也发明了一些“软”办法，避免在光天化日之下抓人，引起群众的不满。比如，为了避免亮出武器，上海站的外勤特工们学会了点穴，使受害者暂时瘫软。
这种方法，往往需要两人一起配合。两个特务先是在靠近人行道一边走路，等他们看见了受害者，会开个朋友的玩笑，好像他们是熟人一样。一个特务从后面用双手蒙住受害者的眼睛，再用大拇指用力掐耳根下的“命门”穴道使之无力喊叫。另一个特务便走上来用力抓住“肉票”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于是这两个特工就连拉带推地把这个晕头转向的受害者拽进车里，让旁人以为是看见了旧友重逢呢。
这些精心设计的抓捕，往往在租界进行，而且往往是在夜间。戴笠最烦外国警察的干涉，因为这使记者有时间来调查案件，还会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的确，戴笠最厌恶的就是媒体报纸了。比如，1933年5月14日，特务突然袭击了作家丁玲在昆山路上的寓所，在众目睽睽之下逮走了她和她的丈夫冯达及他们的一个共产党朋友。这次事件受到人权保护联盟秘书长杨杏佛的抗议，而杨杏佛本人不久就遭到杀害。
除了著名案件以外，被特务们暗杀、逮捕的，大都为无名的学生和工人。他们被捕之后，往往在刑讯者手中倍受折磨，而刑讯者并不知道他们的真正身份。
不过，戴笠也深知，只靠“黑帮手段”，是无法达成蒋介石对他的“期望”的，更不能打垮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以，戴笠也积极学习“现代化”的特工专业技术。
戴笠一生中并没有进过任何特工学校。他早期所有的特工理论和经验，主要来自于他的实践以及留俄学生翻译出版的苏联“格伯乌”、“契卡”组织的几本小书。他根据多年亲身搞特工的经验，认为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最为严密，也最有力量。因此，他首先向共产党学习。
在早期创建特务处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要“以组织对组织”，仿效苏联政治保卫局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套办法建立特工体制，与中共进行斗争，打击反蒋势力。
据此，戴笠从一开始就严格规定特务处的一切活动均处于地下状态。特务处的对外联络站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这里既不挂任何牌子，也不设任何岗哨。行人亦可以从门前经过，所不同的是门内有带枪的便衣人员把守，进出都要严格检查证件。出入证每年更换一次，封面只有号码数字，里面有照片、姓名、工作科室、职级等，却没有工作机关名称。一些特务常常私下自嘲：“我们都是一些榜上无名的黑货”，戴笠听到后，却鼓励大家说，这就是“无名英雄”。
随着特务处的创建和发展，戴笠逐渐感到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特务组织的一套办法更适应他的需要。于是，他又把眼光转向德、意特务组织的经验和办法。
戴笠向蒋介石建议，把自己手下干将唐纵派到德国，任中国驻德大使馆副武官，目的是要他学习德国法西斯特工组织的经验。
唐纵没有辜负戴笠，他在德期间，专心调查掌握德国特工活动的办法，定期向戴笠汇报，他特别建议戴笠要掌握警察、交通、检查、邮电等公开部门，并渗入工厂、机关、军队、团体、监测无线电台和收音机以及干扰广播，以便配合特工活动。
为了能更好地仿效苏联“格伯乌”和“契卡”，戴笠曾征得中统头目徐恩曾同意，并报请蒋介石批准，把中共叛徒、中统的特工训练专家顾顺章借调过来，担任特务处南京特训班的顾问和教官。
戴笠发现，顾顺章训练特务的方法中溶入了中共地下斗争的经验，确有一套，大为赞赏，就用尽种种方法，想把顾顺章拉进特务处。而顾顺章本人，也有心投靠戴笠。徐恩曾察觉后，就借故把顾顺章除掉，以绝后患。
而唐纵回国之后，虽然被蒋介石调到自己的侍从室。但他把这些德国纳粹特务的工作经验带回中国，让戴笠和他的手下特务们大开了眼界。
当时使特务们非常感兴趣的另一些事，是德国如何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来为特务们服务的问题，如秘密照相机，检查书信的紫光灯、电器窃听装置以及不伤皮肉只刺激神经的电刑器具、先进的痕迹学、指纹学等等不胜枚举。这对于当时一贯用“土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们，听了这些“珍闻秘诀”，莫不如获至宝，视唐纵为特工高手。
特务处还将西方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运用在对付共产党的工作中。戴笠和他的手下们，摸索出一套办法，去判断一个“犯人”的心态，继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比如，有的共产党员，遭受酷刑之后，回到牢房，样子泰然自若，既便流着鲜血的伤口落满苍蝇，都毫无知觉，只是两眼望牢房顶棚，沉浸在深思之中。这样的人，特务们认为是不容易对付的。而有的人受刑回到牢房后，立即忙着护理伤口，或者找到较为舒适的地方躺下。特务们就明白，他还想活下去，那就让他受更厉害的刑，或者满足他的要求，软化他。总而言之，针对观察到的各种行为进行心理分析，然后想办法威胁利诱，迫使“犯人”就范。
戴笠为蒋介石工作，不仅是不择手段，不辞劳苦，而且虚心好学，注重细节，不放过每个能学到新东西的机会。于是，他在特工工作方面的才能，也就日臻炉火纯青了。他在少年时代学会的黑帮手法的基础上，加上苏俄的特工经验，又加上德国纳粹的那套“绝招”。可想而知，他的特务处，又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制造多少死不瞑目的冤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