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母：
戴笠死后，蒋介石去看望了戴母并与她合影。人们故意向她隐瞒了戴笠坠机身亡的消息，不过，据旁人观察，她很可能已经觉察到自己的儿子发生了不测。戴母于1949年病逝于大陆，享年80岁。
戴春榜：
戴笠的弟弟戴春榜，生性贪色好赌，早年当过学徒、店员、澡堂听差。1936年，戴笠把他带到西安，介绍给警察局长马志超，马志超任命他为当地的税务局局长。任职期间，戴春榜经常玩弄年轻女性。西安事变之后，戴春榜逃到了甘肃，当了三个月的景泰县县长，后来被造反农民赶下了台。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家乡，当上了“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少校，后来当上家乡的警察局长，还征用了500亩地建造“雨农农场”。因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华春荣等罪行，解放后被政府镇压。
戴藏宜：
戴笠的儿子戴藏宜，是一个出名的赌棍、好色之徒和花花公子，其性格上的毛病酷似其父，所以父子关系相处得非常糟糕。后来，在戴藏宜婚事上，父子二人发生严重分歧。戴笠本希望儿子与自己手下王天木的女儿结婚，戴藏宜拒绝后，戴笠把他软禁在南京。后经戴母出面调解，戴藏宜回到保安老家，与当地一位年轻女子郑锡英结了婚。他慑于父亲的脾气，不敢离开保安，便在保安开办了一所“树德小学”，自任校长。抗战爆发后，戴藏宜挂名江山县参议员、江山县银行董事长、交通总局少将专员等职位。
戴笠死后，戴藏宜卷入了家中对父亲财产的纠纷。他非常想得到两辆派克牌和别克牌汽车，以及戴笠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座花园洋房。不过，派克牌轿车落到了军统南京站站长手里，戴藏宜只得到了别克牌汽车的钥匙和那座别墅。后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梅乐斯送给戴藏宜1万美元，准备在衢州建立一个雨农中学来纪念戴笠。戴藏宜自任校务主任，还利用该职位从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又榨取了5万元。
人民解放军进入江山时，戴藏宜企图逃向福建未能成功，于1949年9月被抓获。江山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1月，在保安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并枪决了戴藏宜。
戴笠儿媳郑锡英，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取名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戴眉曼，解放后母子们回衢州娘家，不久隐居上海。1953年末，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遣军统特务黄铎装扮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策划接郑锡英母子去台湾。经过一番密谋后，他们偷开了公安局证明，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带着戴以宽、戴以昶与特务黄铎一行4人，在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去台湾。
而戴以宏则因户口被黄铎冒名顶替迁出，无法出境，被留在上海。而戴眉曼自小托交给戴笠家的厨师汤好珠收养，也一直留在大陆。
毛人凤：
解放前夕，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而后赶赴台湾。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和毛人凤由台湾飞回重庆，由毛人凤主持会议，执行蒋介石交代的大屠杀、潜伏、游击、破坏四大任务。
1952年10月10日，毛人凤在台湾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委候补委员。1953年3月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1955年，周恩来总理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毛人凤组织了一个暗杀计划，但未能得逞。1957年10月14日，毛人凤病故于台北。
唐纵：
唐纵于1949年去台湾，历任“内政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常委、台湾驻韩国“大使”、大民银行董事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81年，唐纵在台北病逝，享年76岁。
郑介民：
1949年1月，郑介民飞赴北平，企图阻挠傅作义和平起义未能成功。1950年初郑介民去了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54年10月，成为台湾“国家安全局”首任局长。
此后，郑介民身体日渐衰弱，先后去美国、西德就医。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心脏病复发去世，终年62岁，蒋介石曾两次到殡仪馆吊唁，并亲临祭奠，还追晋郑介民为陆军一级上将。
陈恭澍：
1949年，平津解放前期，陈恭澍亲自挑选了几十名特务潜伏在大陆，他本人则去了台湾，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
陈恭澍晚年隐居家中，写了不少揭露军统内幕的图书，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畅销作品。其中《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已在大陆出版。不过，陈恭澍依然保持着“职业杀手”不能见光的生活习性，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知其生死，至今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
姜毅英：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姜毅英由上海逃往台湾，并脱离了军统，任台北国立雨农小学校长。这所学校是为纪念戴笠而成立的，所以用“雨农”命名。2006年，姜毅英以98岁高龄辞世。
周伟龙：
戴笠死后，周伟龙被任命为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1947年，他又担任交通警察第一总局局长。他因自己与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同乡关系，为程潜竞选副总统卖力。程潜竞选失败，回长沙后，在全省停止征兵，实行二五减租，准备起义。而周伟龙追随程潜、唐生智等人，积极争取湖南和平解放。
然而，此事被保密局查知，1949年以2月6日，周伟龙以“图谋不轨，叛党投敌”罪被逮捕，1950年被杀害于台湾新竹。
余乐醒：
抗战胜利后，余乐醒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当处长，1949年，毛人凤企图强迫其前往台湾，后又试图以“通共”罪将其逮捕，均未果。解放后，余乐醒在上海一工厂任工程师，“三反五反”时因其“历史问题”入狱，后因心脏病死于狱中。
沈醉：
沈醉于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卢汉把沈醉等当作要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1957年年底，沈醉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1960年11月，沈醉被人民政府特赦，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在这期间，他先后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保密局内幕》等十几篇材料。
特赦后，沈醉多方查询其妻粟燕萍的情况。原来粟燕萍领着六个孩子和沈母到香港后，由于人生地不熟，钱也被人骗去一大半，只得将婆婆送往台湾沈家大哥处，并让其弟带着大女儿沈小燕、五女儿沈美娟回大陆。
1953年，台湾中央社宣称，沈醉已被共产党枪决，沈醉的牌位也已列入“忠烈祠”。为了将孩子抚养成人，粟燕萍只得改嫁给一个流落香港的原国民党团长。而毛人凤则硬将她和四个孩子强行接到台湾。
沈醉出狱后，想方设法与粟燕萍取得联系，粟燕萍也决定返回大陆与沈醉团圆。然而，此时却祸从天降。沈醉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被香港报纸转载，台湾当局大为恼怒，首先将沈醉在海关工作的三女儿撤职，还威胁粟燕萍，禁止其回大陆。后来，沈醉将在长沙的孩子沈美娟接到北京上高中。1965年秋，他和医院护士杜雪洁女士结婚，又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文革期间，沈醉再次被捕，1972年11月获释，重新回到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室。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陆惟一的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一件大事。很多亲朋故旧和学生，他们都劝沈醉留在国外生活。可沈醉婉言谢绝了，还劝亲友们回大陆看看大陆的变化，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
文强：
戴笠坠机身亡后，文强一心想离开军统这个“是非之地”，谋取一个正规军职。1948年8月，他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是年9月中旬，又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剿总”副参谋长。
1949年1月10日，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来被押解到了北京功德林监狱，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文强生性倔强，拒绝写悔过书，还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部下，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教育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不过，文强其他方面表现都很好的，还当上了学习组长、劳动组长。建国十周年国庆时，功德林监狱组织战犯们参加了国庆观礼。当晚，文强激动得夜不能寐，写下了“形势逼人焉再误，喜情如醉耳边驰”的诗句。
195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对杜聿明等10名战犯予以特赦。虽然首批特赦没有文强的名字，但他从中看到了希望。然而，此后6批特赦，都没有文强。而“文化大革命”之后，特赦战犯的工作就搁置起来了。不过，这对文强来说，却是不幸中的大幸，文强在监狱这个“保险箱”里平安度过了文革时期。
后来，监狱生活和医疗条件恶化，许多国民党的重要战犯在监狱里病逝。为此毛泽东批示：一个不留，全部释放。1975年，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特赦之后的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师生二人见了最后一面。而病床上的周恩来，还责怪文强，“为什么不肯早写悔过书？”
出狱后，文强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后，他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与包括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取得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2001年10月，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周镐：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华东军区政委陈丕显，电令周镐争取孙良诚部起义。于是，周镐带人火速追赶向徐州方向奔逃的孙部，冒着生命危险，将孙良诚带到解放军指挥部，接着，孙部5000余人放下武器。19日，陈丕显转告周镐，希望他与孙良诚再策动国民党第一绥靖司令刘汝明起义。
然而，由于孙良诚反水，1949年1月5日，当周镐等人进入刘汝明防区，被早已埋伏好的特务武装扣押。第二天，周镐被解往南京，关押在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蒋介石下令对周镐就地枪决，时年39岁，后被新中国追认为革命烈士。
池步洲：
抗战结束，池步洲因厌恶官场，反对内战，便于1946年秋，带着妻儿回到家乡福建闽清乡下，一心侍奉老母。1948年6月，池步洲带着妻儿老小来到上海，经同学介绍，在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担任总库专员。
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随国民党撤退台湾，以“留用人员”身份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任办事员。1951年4月，在全国镇反运动中，池步洲因“抗拒反动党团分子登记”罪被捕入狱十二年。十年动乱中，他再度受到冲击。
直到1983年3月，池步洲在上海巧遇当年在“军技室”的上司李直峰和霍实子。这两位八旬老人都为池步洲作证，证明他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霍实子还特别指出他曾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那份密电，不但无罪，而且有功。1983年4月1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池步洲作了彻底平反。
池步洲后来陪伴妻子去日本神户定居，但他始终保持着中国国籍。2003年2月4日，池步洲在神户辞世，享年96岁。根据他本人的遗愿，他的骨灰被送回中国安葬。
邓葆光：
抗战胜利后，邓葆光任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接收了日本人及汉奸的几十万册书籍和档案资料，其中有七万册善本。为此，保密局在1947年成立了“东方经济图书馆”，邓葆光任所长。
解放前，毛人凤下令邓葆光把这批珍贵善本抢运到台湾，不过邓葆光觉得，国宝理应留在祖国。于是，他悄悄地与中共上海地下负责人潘汉年取得联系。又把这些珍贵古籍装成100余只大木箱，请示毛人凤同意后，先转运到香港招商局仓库。而后邓葆光全家人也一同来到香港，并设法将古书运回大陆。
然而，台湾保密局查知了此事。1950年9月12日，四名特务在香港街头围住了邓葆光，对他连刺九刀。经医院抢救脱险后，邓葆光在香港警察的协助下，坐“灵车”出境回到广州。
接着好消息传来，这100多箱宝书安全运回内地，分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这使身负重伤尚未痊愈的邓葆光更感欣慰。此后，邓葆光定居上海，享受优厚的待遇，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然而，1955年，因潘汉年等人被定为“内奸”，邓葆光也受到株连，被指控为“投诚不诚”，判刑七年，送进劳改农场。然而，因为种种原因，邓葆光刑期竟长达25年，1980年才出狱，并获得彻底平反。1983年，邓葆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春，人民政府对邓葆光等5位保护珍贵图书的有功人员给予表彰。